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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探讨了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反复评述的民族性和边缘性问题,论述了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的来源。
关键词:文化的定位;第三空间;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16—0038—02
霍米·巴巴1949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受到的是印度学校的教育,据说他的血统中还有波斯人的成分。这种“混杂”的身份以及少数族裔方面切身的经历,使得巴巴对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发言权。
《文化的定位》这本论文集收录了霍米·巴巴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3年近十年内发表的所有重要论文。该书反复评论了民族、边缘性、地域和居间的疆界等问题。霍米·巴巴认为,语言及文化在殖民地社会中作为重要的社会及历史统治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定位》讨论的出发点是文学文本,或更确切的说是一些具有后殖民特征的英语文学文本,所涉及的作家和艺术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约瑟夫·康拉德、拉什迪等。通过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细读和分析,巴巴试图发现居于那些主导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边缘的、“挥之不去的”和“无家可归的”空间中文化究竟是如何定位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时代里,我们要将文化定位于何处呢?巴巴认为,在当今民族和人种极度混杂的世界上,纯洁的民族观念和纯真的民族文化观念都受到致命打击,不再拥有原先的稳固状态。当今的文化就定位在这种罅隙性的、居间性的混杂地带。
在这部论文集中,巴巴借助了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他既对前人有所继承,又对传统和成规有所消解和批判性的扬弃。
弗朗兹·法农可谓是殖民主义研究的先驱,巴巴在自己的著作中总是要征引法农的思想和理论。法农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不仅深刻的揭示了其作为一个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所遭受到的歧视,还揭露了黑人对白种人文化那种痛苦纠结的心理状态。黑人和白人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建构。当白人女孩突然间看到他的时候,女孩受到了惊吓,随后向自己的母亲寻求安慰。而黑人又很无辜,因为即使是在白人社会中,他的黑皮肤也没有办法变成白色。所以说,这种伤害是彼此都有的。黑人在白人的社会中得不到认同,有的只是歧视和排挤。巴巴正是借鉴了法农在书中这种含混不清的、矛盾的心理现象描写,发展了自己“混杂”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剥削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骗局,赛义德则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为西方殖民者与东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在东方话语中,西方是进步的、文明的、自由的、开化的,而东方则是倒退的、野蛮的、专治的、愚昧的。赛义德将殖民权利当做铁板一块的东西,巴巴则认为他并没有注意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又爱又恨,他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对抗的存在,而是相互刻写,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的状态中。拉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学的出发点就是主体性问题,对拉康来说,主体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拉康看来,主体总是与被身外之物的关系所规定。这一观点,被霍米·巴巴挪用来说明殖民语境中主体的构成。霍米·巴巴完全摒弃了主体身份具有固定单一和不变本质的观念,转而大力倡导一种在于他者相互规定与制约的境况下动态的建构主体身份的主张。此外,巴巴借用了拉康的主体概念来阐发文化差异的观念。在拉康那里,言说主体能在说话中涉及任何事物,言说者的主体性既通过说话行为体现出来,又通过说话内容构成的被言说主体所显现。言说主体是话语的发出者,而被言说主体则是在话语行为中被建构的。巴巴认为,殖民主体是包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在内的。两者之间并不纯然是对抗性的存在,他们之间是相互刻写的。由此,之前界限分明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大阵营就遭到了瓦解。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文化的定位》这部论文集中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葛兰西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传播中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就是文化霸权理论。他提出要夺取政权,首先要在市民社会进行一场文化和精神上的革命,获取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而且,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获得不是通过简单的强制和压迫手段来进行的。霸权的形成需要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依赖于达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世界观和社会准则。并且,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斗争、冲突、平衡、妥协的复杂过程。葛兰西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颠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鉴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巴巴把葛兰西“一国之内”的文化霸权,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问的霸权与反霸權,并将其反抗情绪指向了国际社会文化变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文化霸权。在赛义德看来,西方的文化霸权是已经存在的,难以改变的,东西方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在《文化的定位》中,通过搅扰已经建立的殖民话语,巴巴则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
此外,相对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比较善于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第三空间”、“殖民主体”、“杂糅”、“居间”等等。霍米·巴巴不认为殖民文化等同于主人文化,而是尊重被殖民者那些异质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历史、身份和习俗。附属文化对主导文化的政治关系并非是单纯对抗的,彼此在某些方面都需要对方。
在《文化的定位》中,巴巴创立了一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征的范畴,文化的改造与提高就是在这一空间之中。根据巴巴的说法,“第三空间”就是一种描述阈限的方法,是一个模糊混杂的地带。今日的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更不来自原来的殖民主义强势体制或当今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中心,真正的新文化居于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混杂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在我们日益跨国的、全球化的、后现代的时代中,边缘越来越趋近于中心,也日益建构着中心。
关键词:文化的定位;第三空间;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16—0038—02
霍米·巴巴1949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受到的是印度学校的教育,据说他的血统中还有波斯人的成分。这种“混杂”的身份以及少数族裔方面切身的经历,使得巴巴对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发言权。
《文化的定位》这本论文集收录了霍米·巴巴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3年近十年内发表的所有重要论文。该书反复评论了民族、边缘性、地域和居间的疆界等问题。霍米·巴巴认为,语言及文化在殖民地社会中作为重要的社会及历史统治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定位》讨论的出发点是文学文本,或更确切的说是一些具有后殖民特征的英语文学文本,所涉及的作家和艺术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约瑟夫·康拉德、拉什迪等。通过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细读和分析,巴巴试图发现居于那些主导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边缘的、“挥之不去的”和“无家可归的”空间中文化究竟是如何定位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时代里,我们要将文化定位于何处呢?巴巴认为,在当今民族和人种极度混杂的世界上,纯洁的民族观念和纯真的民族文化观念都受到致命打击,不再拥有原先的稳固状态。当今的文化就定位在这种罅隙性的、居间性的混杂地带。
在这部论文集中,巴巴借助了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他既对前人有所继承,又对传统和成规有所消解和批判性的扬弃。
弗朗兹·法农可谓是殖民主义研究的先驱,巴巴在自己的著作中总是要征引法农的思想和理论。法农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不仅深刻的揭示了其作为一个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所遭受到的歧视,还揭露了黑人对白种人文化那种痛苦纠结的心理状态。黑人和白人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建构。当白人女孩突然间看到他的时候,女孩受到了惊吓,随后向自己的母亲寻求安慰。而黑人又很无辜,因为即使是在白人社会中,他的黑皮肤也没有办法变成白色。所以说,这种伤害是彼此都有的。黑人在白人的社会中得不到认同,有的只是歧视和排挤。巴巴正是借鉴了法农在书中这种含混不清的、矛盾的心理现象描写,发展了自己“混杂”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剥削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骗局,赛义德则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为西方殖民者与东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在东方话语中,西方是进步的、文明的、自由的、开化的,而东方则是倒退的、野蛮的、专治的、愚昧的。赛义德将殖民权利当做铁板一块的东西,巴巴则认为他并没有注意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又爱又恨,他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对抗的存在,而是相互刻写,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的状态中。拉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学的出发点就是主体性问题,对拉康来说,主体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拉康看来,主体总是与被身外之物的关系所规定。这一观点,被霍米·巴巴挪用来说明殖民语境中主体的构成。霍米·巴巴完全摒弃了主体身份具有固定单一和不变本质的观念,转而大力倡导一种在于他者相互规定与制约的境况下动态的建构主体身份的主张。此外,巴巴借用了拉康的主体概念来阐发文化差异的观念。在拉康那里,言说主体能在说话中涉及任何事物,言说者的主体性既通过说话行为体现出来,又通过说话内容构成的被言说主体所显现。言说主体是话语的发出者,而被言说主体则是在话语行为中被建构的。巴巴认为,殖民主体是包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在内的。两者之间并不纯然是对抗性的存在,他们之间是相互刻写的。由此,之前界限分明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大阵营就遭到了瓦解。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文化的定位》这部论文集中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葛兰西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传播中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就是文化霸权理论。他提出要夺取政权,首先要在市民社会进行一场文化和精神上的革命,获取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而且,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获得不是通过简单的强制和压迫手段来进行的。霸权的形成需要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依赖于达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世界观和社会准则。并且,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斗争、冲突、平衡、妥协的复杂过程。葛兰西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颠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鉴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巴巴把葛兰西“一国之内”的文化霸权,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问的霸权与反霸權,并将其反抗情绪指向了国际社会文化变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文化霸权。在赛义德看来,西方的文化霸权是已经存在的,难以改变的,东西方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在《文化的定位》中,通过搅扰已经建立的殖民话语,巴巴则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
此外,相对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比较善于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第三空间”、“殖民主体”、“杂糅”、“居间”等等。霍米·巴巴不认为殖民文化等同于主人文化,而是尊重被殖民者那些异质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历史、身份和习俗。附属文化对主导文化的政治关系并非是单纯对抗的,彼此在某些方面都需要对方。
在《文化的定位》中,巴巴创立了一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征的范畴,文化的改造与提高就是在这一空间之中。根据巴巴的说法,“第三空间”就是一种描述阈限的方法,是一个模糊混杂的地带。今日的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更不来自原来的殖民主义强势体制或当今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中心,真正的新文化居于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混杂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在我们日益跨国的、全球化的、后现代的时代中,边缘越来越趋近于中心,也日益建构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