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围绕着性伦理建立的社会道德关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表现。从艺术视角中的性伦理可以看出，由男性话语创造的生殖错置文本建立了女性身体的政治模式、不公正的模式和压迫模式。所谓的生殖错置的文本，是指男性话语利用物理现象的生殖特征，建立一种与自身不同的文化身体结构的视觉文本。与男性话语不同的是，由女性话语创造的身体错置文本，建立了女性身体的反抗模式，而这种反抗模式形成的身体错置文本，为女性话语利用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不确定的文化身体结构的视觉文本。无论是男性话语创造的生殖错置文本，还是女性话语创造的身体错置文本，在艺术视觉的性伦理中，建立的政治模式、不公正的模式、压迫模式和反抗模式，均可纳入一种社会的道德关系，使性成为女性生存方式的一种悖论。
　　一、女性身体的政治模式
　　如果说政治和权力之间可以互相言说，那么由男性权力创造的生殖错置的文本，就是一种带有强权色彩的政治模式。以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特（维纳斯）为例，她是天神乌拉诺斯被斩断的阳具流淌到大海中的精液变成的。那么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阿佛洛狄特是“男人”。但是，可以变化的是阿佛洛狄特的性伦理，即给她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品质：美丽、端庄；给她一个被男权社会认定的女性气质：性感、温柔。同样，智慧女神雅典娜是宙斯吞下生殖女神梅蒂斯的身体从自己的头颅中诞生的。除了赋予雅典娜女性慈悲而柔美的目光之外，同时给她了一身战士的盔甲，她是战斗中英勇精神的象征，并成为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道德的象征。同样在《圣经》中，由亚当身上的一个肋条变成了的女人夏娃，也是一个男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有缺陷的男性”。显然，从雅典娜到阿佛洛狄特再到夏娃， 她们都是男性身体生产出来的女性文化的符号，同时也成为了一个“男人”文化的代言人。
　　女性身体的政治学模式是建立在男性权力话语基础上的一种魔咒。在这种魔咒中，女性是多变的，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在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女神，吞了一个鸟蛋或者踩一下巨人的脚印，便能完成由男性制造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神话。由此可见，无论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特、《圣经》中的夏娃还是中国神性的女性，都是男性生产的女性身体政治模式的样板，作为中西方文化启蒙时期的艺术想象，她是男性文化的产物，而不属于女性文化的范畴。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万物的主宰，生产并制造芸芸众生的世界，它不仅成为了一种强权政治话语统治的模式，而且成为了的强权政治话语实践的模式，并且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体地位丧失的古典历史的政治话语的模式。
　　二、女性身体的不公正模式和压迫模式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以一种自由的享乐主义精神代替以往的神权和禁欲主义，倡导人性的复苏，那么文艺复兴的艺术中女性身体的肉感与性感则再度成为男性权力话语下的欲望的对象。即使在中西方现当代艺术中，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身体的生产，同样存在着一种不公正模式和压迫模式。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提香的作品《抹大拉的玛利亚》，取材于《圣经》故事中的妓女形象。在提香笔下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近乎赤裸，用大胆放荡的女性身体挑战宗教的禁欲主义。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鲁本斯的作品《三女神》，其中的女性形象，层层叠叠的赘肉隐藏着男性窥视的淫欲。洛可可宫廷艺术家布歇的作品《黑发宫女》把具有感官刺激的女性身体——臀部作为画面的主体。在奥地利现代派艺术家席勒的作品《衣着深蓝躺着的裸女》中，唯一敞开的是女性的生殖器的会阴部。粉红色的会阴部充满着浓厚的色情意味。席勒的作品以一种超写实的手法，把一个处在中心位置女性的性角色所凸显裸露出来的女性生殖器描绘得直截了当，似乎是等待嫖客的妓女。消费女性身体的不公正模式与压迫模式，在当代的中国艺术中也十分流行。中国男艺术家创作的雕塑作品《幸福生活》通过把女性与动物融为一体的塑造，将其指代为物欲膨胀的消费主义的拜金女。其作品中的“猪小姐”，有着血红的嘴唇，袒露的胸脯，时尚的坤包，特别是有一对猪手猪脚，时时在提醒着这是一个已经女人化了的猪身体。作为动物的猪身份，在中国的文化遭遇也是比较奇特，它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被鄙视的动物。一个女人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穿行，并构成了男权话语下的视奸论的话语方式。
　　可以看出，女性身体作为男艺术家生产的欲望对象，她是一种政治模式和不公正模式、压迫模式的产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政治模式、不公正模式和压迫模式的生产者称为视奸论的制造者。在中外美术史中，视奸论的制造者似乎是一条铁的定律，他们共同制造了中外美术的色情史。男性艺术家们色情艺术生产的直接与直率，一语道破了艺术家与艺术欲望对象的女性身体的关系。这种最简洁的艺术生产仪式，是由视奸论的制造者一手缔造的美术史建构机制的基础，即男性权力话语的的主动性与赤裸的女性的被动性形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就是美术史的微观建制到宏观建制的核心形式。
　　三、女性身体的反抗模式
　　马尔库塞说过，艺术是一种反抗。既然性是作为女性生存方式的一种悖论，那么性也为女性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即反抗模式。由男画家生殖错置的文本身体中，女性身体的生产历经政治模式、不公正模式、压迫模式的演绎，并且形成了艺术视奸论中的艺术史，女性似乎就是视奸论中的一个“妓女”。在中国民间，妓女也被俗称为“鸡”。女艺术家段建宇的影像装置作品《艺术鸡》，在大型的书架上放置了不少母鸡，但是同时也指代为艺术的“鸡”。艺术的“鸡”不仅本身就是一个色情的寓言，而且与其它书籍共同构成了暧昧的文化关系，构成了虚伪的文明史。作品《艺术鸡》被作为美术史的寓言文本，蛴类的文明史中，成为冠冕堂皇的书籍文本。它将男权话语色欲逻辑中的人格分裂与人性堕落巧妙的包装，使之堂而皇之成为知识的绅士，与历史不同功能的文化叙事者混在一起，建立起令人怀疑的文明史。在段建宇的作品中，由女性与鸡的两种符号形成的身体错置的文本，具有着强烈的文化质疑性与艺术立场的鲜明性，践行了艺术作为与权力抗衡的人文情怀。同样具有人文情怀的女艺术家雷燕也创作出了具有强烈文化批判性的作品。如《如果女人是书写出来的》通过纸质媒体——无数杂志封面中女性大头像合成的影像，跳出了一个鲜明的英文单词WMIAN（女人）。作品揭示了女性作为时尚与色情的符号在欲望消费的视觉性欲中尴尬的处境。进入工业文明的信息时代，欲望消费主义的一个特征，是网络、电视、纸质等媒体合围下的吊诡。各种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诡谲地担当起了管理女性生命的职责。比如隆胸整容的性工业、瘦身减肥的性医学和视频选美大赛的性经济，都是喜欢在媒体上喋喋不休制造性谎言的机器怪物。而媒体的媒介功能则产生了性工业与性医学和性经济作为管理女性生命的机制。对无数个封面女性的性消费的质疑，总能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
　　由女艺术家制造的身体错置的文本，把性别表演的文化通过视觉传达，再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的特征。女艺术家肖鲁在自己的行为艺术作品《婚》中，让自己的身体同时承担了新娘和新郎的角色表演。在婚姻仪式上，肖鲁自己嫁给自己时的誓言，不仅成为了行为艺术作品《婚》的核心，也成为了颠覆性体制中异性恋性契约唯一性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宣言。肖鲁导演的这场自己嫁自己的艺术行为，旨在建立一种另类的女性生存方式，即新型的社会性伦理的身体错置的性文本。这种身体的错置淡化了男性权力话语中女性身体的物质性，把两性特质看成是两性关系政治仪式的各自一方身体，并由一人担当，重新整合两性特质文化。
　　如果说段建宇的作品《艺术鸡》和雷燕的作品《如果女人是书写出来的》表现出了文化的质疑性与批判性，那么肖鲁的作品《婚》，则制造了一个肉身融入社会化的身体的快乐感。由此可以看出，女艺术家在建立的身体错置的文本中，以女性身体的反抗模式体现出了强烈人文特征，即文化质疑性的艺术生产和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
　　从以上的艺术案例来看，在艺术视角的性伦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由男性话语建立的生殖倒置的性文本中的女性，要么是神化中的圣女、要么是欲望化中的妓女的政治模式、不公正模式和受压迫模式，也看到了有女性艺术家把人的属性与人的尊严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她们在反思历史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尴尬地位的同时，也制造了身体错置的反抗模式，即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化质疑性与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模式。此时，性作为女性生存方式的悖论，在成为男女两性文化博弈的焦点的同时，建立女性权力话语方式的性伦理则显得十分重要。
　　（佟玉洁，西安美术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