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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虽然今天的文学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但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甚至你在《北京文学》发表的《中国科技忧思录》都可以看成《北京文学》上个世纪末“忧思”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我6万字的报告文学《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憂思录》刊发在《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当然也属于《北京文学》那段时间“忧思”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何平：熟悉《北京文学》的人都知道《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从1987年第1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89年第2期的《往事与刑罚》，余华在《北京文学》还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重要作品。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从文学的总体格局和发展需要看，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进步，一个健康的文学的生态，作家的风格和创作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唯其如此，文学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也才能得以真正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某一个刊物，不可能包罗万象、众声喧哗，办成大杂烩，而应该选择其中的一种风格，让刊物内容和风格相对稳定，进而促进读者的相对稳定。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余华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文学》的视野的，他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先锋色彩，同时也显露出创作的才华，但即便不是主编的趣味使然，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所以余华被《北京文学》发现并推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何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这时候作出此种选择，首先是出于自己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我看来，低潮意味着机会与重生，文学独特的魅力决定了文学期刊在琳琅满目的文化市场中必定会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以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此一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唯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诤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诤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杨晓升：正如我上述所言，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这当中包括对传统文学期刊普遍按文体划分栏目的打破，但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介入。中国有众多的文学期刊，但千刊一面的面貌多年不变，所以打破以文学体裁划分栏目，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之前的多个栏目当然对我也有启发。但同时，我以为，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要求编辑，也是这样做的。 何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历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和“真情写作”“新人自荐”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我也注意到改版之后《北京文学》第4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北京文学》改版备受关注，并且把关注的原因归结为“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比如《湖南文学》改版的《母语》，还有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友》。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杨晓升：哈，这可能是我没有离开《北京文学》、一直主政《北京文学》的缘故吧（笑），我热爱这个杂志、没有离开这个杂志（纵然有多次离开和晋升的机会），没离开当然就能一直坚持做到现在（笑）。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我以为，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外界干扰，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革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换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由时任社长章德宁策划创办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
杨晓升：您在《北京文学》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您采取了哪些措施？办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杨晓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为《北京文学》确定的工作标高，是我们编辑每一期杂志的努力方向。我以为，只有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们才能有压力和动力。为了达到这个标高，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员工，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规定本社员工一律不准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作品（工作需要的评论除外）;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内容包括审读来稿数量、稿件刊发后的反响等）;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优秀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总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很多环节，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个环节。只要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标高就不是空话。事实证明，目前的《北京文学》每期都有看点有亮点，内容丰富且都有高质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杂志，建议尽可能多看几期，并且不妨与其他文学杂志作比较，我相信《北京文学》不会让大家失望。办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确的理念与有效的行动。
杨晓升：在眾多的文学刊物中，《北京文学》好像更接地气、更重视读者，也能让作家更能体会到尊重。您认为《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办刊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杨晓升：我始终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杂志，就具备了文化产品的属性。而产品是否受到欢迎，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我们最主要的阅读对象——读者是否喜欢。换句话说，文学杂志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是否需要你、欢迎你，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就是上帝。无论哪位作家、何种作品，你发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将作品展示给读者的（那些声称不在乎读者的作家为何还要将稿子投给杂志发表？我对此始终存疑），所以在不降低杂志和作品文学品位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尊重更多的读者。《北京文学》改版的时候，我提出杂志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近二十年来也一直按照这个大方向全心全意为读者办刊，无论杂志的封面、装帧设计、栏目的设置、作品的内容、类型和质量，都是围绕“读者”这个轴心来进行的。当然，确立刊物的办刊方向之后，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构建一个从组稿、编辑、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主编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严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一期接一期地编辑、制作出对读者有吸引力、让读者有阅读期待的高质量产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学新人，这也是办好一本杂志的必由之道。
说到《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还是借用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吧。《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的时候，时任河北作协主席的铁凝为《北京文学》的题词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今年，中国作协铁凝主席为《北京文学》70周年的题词是：“淳厚的文化积淀，鲜活的时代生机，常新的艺术样态。团结作家，亲近读者。样貌从容亦有朝气。”我以为，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两次概括，会比我们自己的概括更权威，也更有说服力。我以为，办刊的最理想状态是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宽松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办刊氛围;地利，就是要拥有一支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优秀编辑队伍;人和则是指刊物必须建立良好的人缘（即作家、读者、上级主管部门等方面的厚爱与支持）。
杨晓升：新媒体时代，《北京文学》如何应对或者融合多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杨晓升：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文学杂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和读者发展要求，努力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杂志的影响与传播。其实，《北京文学》是比较早开通网页、博客和微博的文学杂志。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销售，2017年始，我社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们都调动编辑在本社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官方网站等常规运营的基础上，《北京文学》在2019年进行了多平台的运营尝试，一方面开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面，在简书、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设相应账号，针对不同平台用户需求，发布相应内容，构建新媒体矩阵，初步探索了新形势下文学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
杨晓升：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70年间《北京文学》的发展历经曲折，是不是也有坚守不变的方面？如果有，这种定力来自什么？
杨晓升：《北京文学》之所以能70年红旗不倒，是因为一代代文学编辑执着地坚守文学理想，始终沿着文学的航向前赴后继奋勇前行。尽管期间经历过曲折，遭遇过激流险滩、暴风骤雨，内部也有过不同观念的交锋与碰撞，杂志有过低潮和高潮，但始终没有偏离文学的航向。高扬的文学理想，成为《北京文学》70年间一代代文学编辑唯一的定力。
【说明：本文内容分别摘录自何平和舒晋瑜对杨晓升的两篇专访：《刊物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见2020年2月17日《文艺报》）和《报告文学不是“惹是生非”的文学》（见2020年6月26日《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张琳琳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我6万字的报告文学《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憂思录》刊发在《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当然也属于《北京文学》那段时间“忧思”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何平：熟悉《北京文学》的人都知道《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从1987年第1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89年第2期的《往事与刑罚》，余华在《北京文学》还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重要作品。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从文学的总体格局和发展需要看，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进步，一个健康的文学的生态，作家的风格和创作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唯其如此，文学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也才能得以真正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某一个刊物，不可能包罗万象、众声喧哗，办成大杂烩，而应该选择其中的一种风格，让刊物内容和风格相对稳定，进而促进读者的相对稳定。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余华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文学》的视野的，他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先锋色彩，同时也显露出创作的才华，但即便不是主编的趣味使然，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所以余华被《北京文学》发现并推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何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这时候作出此种选择，首先是出于自己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我看来，低潮意味着机会与重生，文学独特的魅力决定了文学期刊在琳琅满目的文化市场中必定会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以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此一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唯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诤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诤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杨晓升：正如我上述所言，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这当中包括对传统文学期刊普遍按文体划分栏目的打破，但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介入。中国有众多的文学期刊，但千刊一面的面貌多年不变，所以打破以文学体裁划分栏目，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之前的多个栏目当然对我也有启发。但同时，我以为，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要求编辑，也是这样做的。 何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历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和“真情写作”“新人自荐”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我也注意到改版之后《北京文学》第4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北京文学》改版备受关注，并且把关注的原因归结为“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比如《湖南文学》改版的《母语》，还有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友》。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杨晓升：哈，这可能是我没有离开《北京文学》、一直主政《北京文学》的缘故吧（笑），我热爱这个杂志、没有离开这个杂志（纵然有多次离开和晋升的机会），没离开当然就能一直坚持做到现在（笑）。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我以为，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外界干扰，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革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换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由时任社长章德宁策划创办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
杨晓升：您在《北京文学》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您采取了哪些措施？办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杨晓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为《北京文学》确定的工作标高，是我们编辑每一期杂志的努力方向。我以为，只有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们才能有压力和动力。为了达到这个标高，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员工，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规定本社员工一律不准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作品（工作需要的评论除外）;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内容包括审读来稿数量、稿件刊发后的反响等）;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优秀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总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很多环节，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个环节。只要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标高就不是空话。事实证明，目前的《北京文学》每期都有看点有亮点，内容丰富且都有高质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杂志，建议尽可能多看几期，并且不妨与其他文学杂志作比较，我相信《北京文学》不会让大家失望。办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确的理念与有效的行动。
杨晓升：在眾多的文学刊物中，《北京文学》好像更接地气、更重视读者，也能让作家更能体会到尊重。您认为《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办刊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杨晓升：我始终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杂志，就具备了文化产品的属性。而产品是否受到欢迎，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我们最主要的阅读对象——读者是否喜欢。换句话说，文学杂志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是否需要你、欢迎你，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就是上帝。无论哪位作家、何种作品，你发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将作品展示给读者的（那些声称不在乎读者的作家为何还要将稿子投给杂志发表？我对此始终存疑），所以在不降低杂志和作品文学品位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尊重更多的读者。《北京文学》改版的时候，我提出杂志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近二十年来也一直按照这个大方向全心全意为读者办刊，无论杂志的封面、装帧设计、栏目的设置、作品的内容、类型和质量，都是围绕“读者”这个轴心来进行的。当然，确立刊物的办刊方向之后，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构建一个从组稿、编辑、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主编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严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一期接一期地编辑、制作出对读者有吸引力、让读者有阅读期待的高质量产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学新人，这也是办好一本杂志的必由之道。
说到《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还是借用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吧。《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的时候，时任河北作协主席的铁凝为《北京文学》的题词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今年，中国作协铁凝主席为《北京文学》70周年的题词是：“淳厚的文化积淀，鲜活的时代生机，常新的艺术样态。团结作家，亲近读者。样貌从容亦有朝气。”我以为，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两次概括，会比我们自己的概括更权威，也更有说服力。我以为，办刊的最理想状态是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宽松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办刊氛围;地利，就是要拥有一支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优秀编辑队伍;人和则是指刊物必须建立良好的人缘（即作家、读者、上级主管部门等方面的厚爱与支持）。
杨晓升：新媒体时代，《北京文学》如何应对或者融合多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杨晓升：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文学杂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和读者发展要求，努力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杂志的影响与传播。其实，《北京文学》是比较早开通网页、博客和微博的文学杂志。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销售，2017年始，我社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们都调动编辑在本社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官方网站等常规运营的基础上，《北京文学》在2019年进行了多平台的运营尝试，一方面开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面，在简书、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设相应账号，针对不同平台用户需求，发布相应内容，构建新媒体矩阵，初步探索了新形势下文学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
杨晓升：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70年间《北京文学》的发展历经曲折，是不是也有坚守不变的方面？如果有，这种定力来自什么？
杨晓升：《北京文学》之所以能70年红旗不倒，是因为一代代文学编辑执着地坚守文学理想，始终沿着文学的航向前赴后继奋勇前行。尽管期间经历过曲折，遭遇过激流险滩、暴风骤雨，内部也有过不同观念的交锋与碰撞，杂志有过低潮和高潮，但始终没有偏离文学的航向。高扬的文学理想，成为《北京文学》70年间一代代文学编辑唯一的定力。
【说明：本文内容分别摘录自何平和舒晋瑜对杨晓升的两篇专访：《刊物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见2020年2月17日《文艺报》）和《报告文学不是“惹是生非”的文学》（见2020年6月26日《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