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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在新课标试行后，这一理念的接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再好的教学理念终归要在课堂上见成效。在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中间地带”，必须找到合适的“渡船”。如何充分发挥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下面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教师要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根据学生的求知需求、情感需求和发展要求适当补充教材内容，克服把教材等同于教学内容的错误认识。
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作品和作家的理解，讲与课文有关的而又有趣味的作家和小故事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教学庄子的《庖丁解牛》时，教材说：“他(指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消极的唯心主义的，但也包涵着朴素的辩证思想。”这对学生来说不好理解。我给学生讲《庄子·山木》篇。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在祸福无常、吉凶难料的乱世，人们无所适从的境况和庄子企图在人生夹缝中求生存的圆滑处世态度。用这个小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对庄子哲学思想的评价，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教材要为学生服务。新的语文教学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可以根据学生已有的认识水平，对教材要求作适当的拓展延伸。
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与白朴的[越调·天净沙]《秋》相比，情趣有什么不同?对于这道课后练习题，我作了延伸：为什么马致远的《秋思》情趣不像白朴的《秋》开朗平和，而显得凄苦低沉。我让学生查找资料，自主学习，在课堂展开讨论。之后，我做了如下的归纳：
首先，这与元代的知识分子生活道路有关。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是骇人听闻的。元代统治者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歧视、限制和迫害也是前所少有，元代废弃传统的科举考试达七十年之久，知识分子的晋升之阶被堵，大多数的汉族知识分子沦落于社会的下层，当时就有所谓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
其次，这与马致远的个人遭遇有关。马致远早年热衷于功名，但未得志，在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以后才进入仕途，做过江浙行省务官。官场的黑暗及元代统治集团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使他不满，并接受了道教思想的影响，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五十岁时就离开了官场。
第三，做教材的主人，教师在处理教材上完全可以超越，把自己“高”出学生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要显山露水，以自己对教材的深层次把握。扩展学生的视野。
在教学《祝福》时，我对教材确定的教学要求作了调整，把“我”和柳妈的作用及意义作为教学的重点。关于“我”，我想至少有三点需要加以明确讲授：
1 在《祝福》里，正当“我”决定要走时，却出人意料地与祥林嫂相遇。接下来，作品一方面展示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方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在这里，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
2 作者为什么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因为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封建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实质及其社会意义。
3 之所以将“我”推進故事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心地已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定离开鲁镇。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人民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同样，柳妈这个人物常常被忽视，人们习惯于关注作品中主要人物祥林嫂和鲁四爷的冲突，对于所谓次要人物常不放在重点分析的位置。其实，柳妈这个人物形象是颇耐人寻味的，她也是一个助纣为虐者。她认定祥林嫂只有像替身门槛那样经过千人踩、万人跨，才能洗净“罪过”。参与“祝福”。结果，她听说的那个“神话”破产了，祥林嫂终于绝望，而她却未必就从中吸取什么有益的教训；如果有机会碰上一个与祥林嫂有同样遭遇的妇女，她可能故伎重演，依然是以受害者的“同情者”和“帮助者”的面孔出现。另外，柳妈不像阿Q、孔乙己和闰土那样容易就看清其生存状态和可悲性，她存在的普遍性和隐蔽性，比明显的麻木和愚昧状态更难于认识，但是她的深刻的启蒙意义并不低于阿Q等艺术形象。如果说祥林嫂让读者更多地想到那个吃人社会的罪恶，那么，柳妈则更多地让人们想到被人吃者帮助吃人者的愚蠢和可怕。在促进人对自我生存状态觉悟方面：柳妈有更能惊醒人的东西在。
总之，只有把教材当作例子来使用，还教材本来的面目，语文教师才可能进行灵活开放的教学，语文课堂也才有可能变得海阔天空；同时，只有充分发挥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才能达到素质教育对语文教学的最终要求。
第一，教师要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根据学生的求知需求、情感需求和发展要求适当补充教材内容，克服把教材等同于教学内容的错误认识。
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作品和作家的理解，讲与课文有关的而又有趣味的作家和小故事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教学庄子的《庖丁解牛》时，教材说：“他(指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消极的唯心主义的，但也包涵着朴素的辩证思想。”这对学生来说不好理解。我给学生讲《庄子·山木》篇。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在祸福无常、吉凶难料的乱世，人们无所适从的境况和庄子企图在人生夹缝中求生存的圆滑处世态度。用这个小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对庄子哲学思想的评价，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教材要为学生服务。新的语文教学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可以根据学生已有的认识水平，对教材要求作适当的拓展延伸。
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与白朴的[越调·天净沙]《秋》相比，情趣有什么不同?对于这道课后练习题，我作了延伸：为什么马致远的《秋思》情趣不像白朴的《秋》开朗平和，而显得凄苦低沉。我让学生查找资料，自主学习，在课堂展开讨论。之后，我做了如下的归纳：
首先，这与元代的知识分子生活道路有关。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是骇人听闻的。元代统治者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歧视、限制和迫害也是前所少有，元代废弃传统的科举考试达七十年之久，知识分子的晋升之阶被堵，大多数的汉族知识分子沦落于社会的下层，当时就有所谓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
其次，这与马致远的个人遭遇有关。马致远早年热衷于功名，但未得志，在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以后才进入仕途，做过江浙行省务官。官场的黑暗及元代统治集团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使他不满，并接受了道教思想的影响，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五十岁时就离开了官场。
第三，做教材的主人，教师在处理教材上完全可以超越，把自己“高”出学生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要显山露水，以自己对教材的深层次把握。扩展学生的视野。
在教学《祝福》时，我对教材确定的教学要求作了调整，把“我”和柳妈的作用及意义作为教学的重点。关于“我”，我想至少有三点需要加以明确讲授：
1 在《祝福》里，正当“我”决定要走时，却出人意料地与祥林嫂相遇。接下来，作品一方面展示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方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在这里，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
2 作者为什么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因为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封建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实质及其社会意义。
3 之所以将“我”推進故事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心地已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定离开鲁镇。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人民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同样，柳妈这个人物常常被忽视，人们习惯于关注作品中主要人物祥林嫂和鲁四爷的冲突，对于所谓次要人物常不放在重点分析的位置。其实，柳妈这个人物形象是颇耐人寻味的，她也是一个助纣为虐者。她认定祥林嫂只有像替身门槛那样经过千人踩、万人跨，才能洗净“罪过”。参与“祝福”。结果，她听说的那个“神话”破产了，祥林嫂终于绝望，而她却未必就从中吸取什么有益的教训；如果有机会碰上一个与祥林嫂有同样遭遇的妇女，她可能故伎重演，依然是以受害者的“同情者”和“帮助者”的面孔出现。另外，柳妈不像阿Q、孔乙己和闰土那样容易就看清其生存状态和可悲性，她存在的普遍性和隐蔽性，比明显的麻木和愚昧状态更难于认识，但是她的深刻的启蒙意义并不低于阿Q等艺术形象。如果说祥林嫂让读者更多地想到那个吃人社会的罪恶，那么，柳妈则更多地让人们想到被人吃者帮助吃人者的愚蠢和可怕。在促进人对自我生存状态觉悟方面：柳妈有更能惊醒人的东西在。
总之，只有把教材当作例子来使用，还教材本来的面目，语文教师才可能进行灵活开放的教学，语文课堂也才有可能变得海阔天空；同时，只有充分发挥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才能达到素质教育对语文教学的最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