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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昌五先生(1925-2001)病逝近八年了,我早就想写一点回忆他的文字,记述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事情。因为从我1964年认识他,到他2001年10月去世,在这38年中,有28年我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先是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后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同辈人中他属于成就卓著者之列;作为性情中人,他又属于喜怒形于色的个性特别鲜明的有棱角的人物,许多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他的学术成就该作如何评价,有他数百万字的论著在,学人和读者自可自由评判。至于他平日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笑一颦所展示的思想倾向和性格特点,则只有经常同他接触的家人、同事、朋友和学生才能了解。这篇文章只记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片断,或许可以使人们对学术之外的田昌五先生多一点认识。
(一)
田是河南漯河人,生于1925年。抗日战争后期,在他于开封一中读高中的时候,蒋介石发出了建立青年军的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参军报国,抵抗日寇侵略。他提出的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江山一寸血。”在当时,这个口号曾激励了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流血牺牲。当时大量的高中生,还有部分大学生,甚至殷海光这样的研究生都参加了青年军。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身军旅的。参军后,即被从驼峰航线空运至印度阿萨姆邦的中国远征军的训练营地,编入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的汽车团学习驾驶技术。1943年10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田随汽车团驾车运输军用物资进入缅甸。此役中国的远征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经过10个月的拼死搏战,全歼日军王牌部队第18师团3万余人。田同我闲聊时,多次谈起这段经历。每次,他都是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有时还不由自主站起来,手舞足蹈。他说缅甸人看见中国军队就竖起大拇指,口中叫着“卡亦那”(中国),同时学着中国军人持枪英勇冲锋的样子。他们也鄙视在第一次印缅战争中溃逃的英国军队,举起小拇指,口中叫着“英格里希”,同时学着英国军人落荒而逃的样子。他还告诉我,缅甸的姑娘都很漂亮,他真想在那里娶个缅甸姑娘安家落户(在“文革”中每个人“斗私批修”的时候,他也讲过这件事,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显然,田对他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抗战胜利后,青年军的大部分人都退出军旅,重新回学校继续学业。田在读了一年高中后,于194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不久即参加地下党。那时全国有个“青年军人联谊会”,对参加过青年军的人予以特殊照顾。田就凭着地下党暗中掌控的这个联谊会的支持,竞选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成功。后来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北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历史系党支部书记。有一次他同我谈起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经历,说:“你不知道,当年北大竞选学生会主席,学的是美国竞选总统的那一套,组织竞选班子,我被竞选班子中的一帮铁杆拥戴者簇拥着四处发表竞选演说,承诺当选后为同学们办多少好事。竞选班子中人也不时登台演说,为我吹嘘。因为有地下党的支持,我竞选成功了。”在他任北大团委书记时,后来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做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
(二)
田昌五后来调入历史所工作,长期担任所秘书室(后来的科研处)主任,是与林甘泉、郦家驹齐名的尹达手下的“三驾马车”之一。1964年9月初,我们18位新入所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入所教育工作,主要就是由他来承担的。记得他第一次同我们见面是在历史所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那一年他39岁,正是风华正茂、神采飞扬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短袖上衣,手持一支烟,介绍历史所和史学界的情况,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由于此时我们国家极“左”的政治路线已经影响到方方面面,田的话语中也明显表现出了这一倾向。他讲了一通之后,就问我们每个人毕业的学校和授业的教授,不时对那些名教授品评一番。例如对着来自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评论冯友兰,猛烈抨击冯的“抽象继承法”是资产阶级观点。当知道冯佐哲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商鸿逵时,他不屑一顾地说:“商鸿逵就凭一本《赛金花本事考》当上了副教授,实在太可笑了。”在向祥海说他在川大的指导教师是蒙文通时,他评论说:“蒙文通,今文学家,他那一套学问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读研究生的几个人问他做研究生应该怎样学习时,他说:“这个问题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要解决怎么研究你们才能‘升’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有些导师是资产阶级专家,你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他们学习,那样你们最后就被资产阶级俘虏了。不是有的研究生越学越像自己的导师,最后成了导师的女婿么!”在这次见面会上,我们中的不少人都检讨自己在大学学习时走“白专道路”,今后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田听了,有点惊讶,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多人走‘白专道路’?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挑来的,业务水平还不错。以后的路可得走正。”过了几天,田又一次召集我们这批人开会,对我们说:“我看你们这些人就不要按部就班地读书了,一律参加大批判,写文章批判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他指着我说:“小孟,你不是跟外老(当时所内同志对侯外庐先生的尊称)学习思想史吗?你就去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他那个‘抽象继承法’就是想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招魂。你批判他,就是论证继承都是具体的,没有什么抽象继承。”说实话,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就没有弄清冯关于道德“抽象继承”的本意,就按照田的指示写了一篇批判冯的文章。中心论点是:一、所有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历史上不存在没有阶级内容的道德,更不存在各阶级共同的道德。二、所有的道德继承都是具体的,即劳动人民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剥削阶级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二者之间不可能抽象继承。其实我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时期的道德不仅有阶级内容,也有各阶级共同认可的社会内容,人类的有些美好的道德不仅是超阶级的,也是超时空的。我的文章写好后,送给田看。几天后他碰到我,对我说:“小孟你的文笔不错,生动流畅。就是论证还浅,理论上不够深入。以后多练,就会越写越好。”大概田认为我这篇文章水平太差,没有推荐出去。因为之后不久我就去山东海阳搞“四清”了,田也没有再让我修改。田对我们的“训话”后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谈资”,历史所的大多数人都知道。1985年田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一次他与他的几个研究生闲聊,我也在场。他还谈起20多年前他对我们的“训话”,说:“你们孟老师这批人,就是当年我到各高校挑选的。当时虽然强调‘红专’,但我还是看业务水平,没有按‘红专’的标准选。现在看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他们这一年进所的人中出的人才最多。”接着,他点着一些人的外号说:“白(钢)瘸子、王(宇信)小二、周(绍泉)骗子、杨(升南)大哈,不都成了人物吗!我当时狠训他们,到底还是被我训出来了。”
田在历史所有一个雅号叫“田克思”,因为他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写文章经常大段引述马、恩、列、斯的话。1964年他在历史所办的刊物《历史论丛》上写了一篇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口气很大,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不够全面,他要加以补充。当时没有人敢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问题,田的文章实在有点“胆大包天”了。但他也由此获得了“田克思”的雅号,对此,他可能有几分得意。
1964年10月,学部大队人马到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田随当时的历史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到了朱吴公社的上院口大队,担任“四清”工作队的副队长。本来“四清”运动就是一场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的整人运动,尹达和田当然执行这一路线,对农村干部搞逼、供、信,伤了他们的感情。运动后期落实政策,逼、供、信的恶果立即显现出来,被整的干部怨气冲天,重新组织班子遇到了困难。尹达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田昌五,解除了他副队长的职务。回所后,将他调离学术秘书室,并在党内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还给了他一个处分。田对处分他意见很大,几次表示接受,又几次反悔,拒绝接受。“文革”中,谈到此事,田在全所大会上,非常激动地说:“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当年搞‘四清’,极‘左’路线是刘少奇、刘导生(当时的学部副主任)他们搞的,凭什么算到我的头上?”这大概成为他对尹达的“积怨”之一。
(三)
“文革”开始,历史所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造了尹达的反,在我们因此遭到批判的时候,可能出于对尹达的积怨,田没有出来坚决保卫尹达,对我们的批判也是轻描淡写。1966年8月我们平反后,对尹达进行批判,田似乎也没有抵触情绪。不料批到《中国史稿》一书时,田不干了。因为他是该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认为该书没有什么问题。当时他随先秦室一起活动,对他跳出来为《中国史稿》辩护,该室的人很气愤,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其他人也支持先秦室批判田,于是在一次全所组织的“牛鬼蛇神”于学部大院游街的时候,田也被戴上纸帽子,跟着大队人马游了一次。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游街。为此,后来我们一派的头头傅崇兰还说让田游街是一个失策,否则,田会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1967年春天,我们所文革小组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对尹达的批判。田几次发言批判尹达。一次,尹达在会上说他同吴晗、翦伯赞有矛盾和分歧,这时,田站出来质问道:“尹达,你说,某年某月某日,你让我找吴晗干什么来着?”尹达没有料到田会来这一手,嗫嚅着回答不上来。田说:“让我告诉你,你那次对我说:‘你去找吴晗,看他兜里还有什么蝴蝶,都让他掏出来。’”还有一次,他揭发尹达说:“你老说你同翦伯赞有矛盾,可翦伯赞有一次送给你东西,还写了一封信给你,有没有这回事?”尹达可能想不起来了,瞪眼看着田,回答不上来。田说:“那次翦送了一袋辣椒面给你,在给你的信上说了‘分而食之’的话,你们之间那有什么矛盾和斗争?”由于田对尹达的揭发不留情面,尹达对他一直不予谅解,还对他圈内的某个人说:“无论如何不能让田昌五卷土重来!”
“文革”中,我们一派同戚本禹的联系比较紧密。在戚的心目中,尹达和林甘泉、田昌五等都是史学界的“左派”,是同史学界的“右派”作斗争的代表人物。因而有时在讲话时顺便说林甘泉的几句好话,但没有提到田。对此,田很不高兴。一次他对几个人讲:“戚本禹这小子真不够朋友,也不给我说几句好话。”
1968年初,我们一派随着戚本禹的被隔离审查而垮台。在批判我们一派的“罪行”时,田的表现是比较积极的,不仅写大字报,而且在大小会上踊跃发言,特别对一度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原副所长东光和熊德基毫不留情,讽刺挖苦,言辞尖刻,搞得两人很难看,下不来台。
1968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按军队编制将每个所编为一个连,所内打破研究室界限,将所有人员编为几个排。田所在的先秦史研究室和我所在的思想史研究室都编在一排。因为要求生活军事化,所有人员都吃住在所里,我与田就有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全所实现“大联合”后,工军宣队要求过去对立两派的人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结对子”,彼此交心,“一帮一,一对红”。这时,田找到我说:“小孟,咱们结个对子吧。”我知道田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地下党的老革命,业务水平在同辈中又是佼佼者,他主动同我“结对子”,我自然求之不得。那时所谓的“交心”,就是彼此向对方袒露胸怀,将自己的经历和优缺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争取对方的帮助。记得在我们彼此同意“结对子”并得到工军宣队的认可后不久的一天下午,田邀我出去走走,我明白他是要同我“交心”了。当时正是1969年的暮春时节,我们一起到建国门外的树林中(其时在建国门与使馆区之间有大片树林),边散步边谈心。我先向他“交心”。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我存在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在读大学时是“白专典型”。他听了我的讲述,没提出什么疑问,只说在研究单位的人容易重业务轻政治,告诫我必须走又红又专的路。这次“交心”主要是他谈自己的经历,我就是通过这次交谈了解了他参加青年军和地下党的光荣历史。交谈中我问他:“有人说你有个外号‘田老三’,是因为你三次参加‘三青团’,是真的吗?”他笑笑说:“是真的,我入党的时候都交代清楚了。所谓三次参加‘三青团’,一次是在开封读高中的时候,两次是在青年军,都是半夜三更将我们拉到一个礼堂集体宣誓,事先我们都不知道。国民党发展‘三青团’就是这样如同儿戏。”我又问:“你还有个外号‘田猴子’,是怎么叫起来的?”他回答说:“解放前我们搞地下工作,每个人都有个代号,我的代号是‘孙大圣’,后来有人叫我‘田猴子’,这个绰号也就叫开了。”接着,他十分感慨地说:“解放前我们地下党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搞得国民党不得安生。北京解放后不久,全市地下党员一起开见面会,也就是几百人,连一个不大的礼堂也没有坐满。由于当时党内不少人都是单线联系,我们彼此很熟的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从建外回来的路上,田对我说:“小孟,这段运动忙过去,我们一起写一部批判刘少奇的书怎么样?你的文笔不错,我掌握的资料比你丰富,咱们合作,肯定能成功!”我痛快地答应了。但由于以后形势不断变化,这事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四)
1969年秋天学部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田开始也很积极,会上会下,他都是慷慨激昂,对“五一六”的斗争不遗余力。1970年夏天下干校前,我作为“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已经从单人监禁状态下回到群众中。一次全所开会,布置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事情。田本来不是连一级领导,也没有安排他在全所大会上发言。可在宣传队领导讲话后,他突然站出来讲了一通,其中说:“你们知道,咱们干校本来是要去黑龙江省选点的,后来为什么不去黑龙江而去河南呢?就是因为黑龙江与苏修只有一江之隔,‘五一六’分子们很容易就能钻进原始森林,逃到苏修那边去。河南就不同了,‘五一六’朝那里逃,都是中国的地方。所以我们换地方,主要是为了安全。”田的这段话,引得会场上的清查积极分子一阵哄笑。他讲这番话,肯定没有宣传队的授权,纯粹是想当然的临场发挥,其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下到干校后,由于田是河南人,对这里的风俗人情比较熟悉,宣传队就让他负责对外联系和采买一些物资。我看他经常忙里忙外,接待送来各种建筑材料的司机和农民。他在研究历史问题之余,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有时给历史所一些人号脉,提一点治疗方面的意见。下干校后,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就给附近一些农民看病开药方,有时还真的治好了病。就这样在干校周围的农村有了点名气,经常有一些农民找他看病,因此又得了一个“田半仙”的雅号。在我的印象中,他在干校期间,从来就没有干过一天农活,算是宣传队信任的管理人员吧。
1971年春天,学部五七干校奉命停办,全体人员集中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里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期间田又是积极分子之一,台上台下,揭发批判所谓“五一六”分子,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九一三”事件后,清查运动基本停了下来,清查积极分子和排除在“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之外的人,即当时认定的“革命群众”,都转入学习马列、批判林彪罪行的活动。因为我与周绍泉、白钢等七八个人是“重点审查对象”,不属于“革命群众”之列,由宣传队指定的清查积极分子单独监禁管理,田是我与周绍泉、白钢三人的监护人之一,每天陪着我们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学习毛选和闲聊。1972年夏天学部全体回北京后,田逐渐发现,所谓“五一六”是冤案一桩。自己此前那些卖力的表现,通通都是无用功。他批判的那些所谓“五一六”分子们一个也打不倒。这时,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向那些不久前他声嘶力竭批判的“五一六”分子们表示亲近,与我们这些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他的行动自然引起一些铁杆清查积极分子的不满,攻击田“与‘五一六’穿了一条裤子”。不过,这时田对自己立场的转变毫不隐讳,甚至还有点得意。他曾几次对我说:“他们那帮人说我同你们穿了一条裤子!就穿了,怎么样?”1973年夏季的某一天,刚发工资。下午四时左右,王宇信对我说:“今天发工资,刘(重日)二混抓住了田昌五,咱们敲他一顿,到前门吃烧卖去。你先去大院门口等着,我随后同二混和田一起出来,咱们再一起去前门。”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前门外的一个烧卖馆,由田做东吃了一顿烧卖,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吃这种食品,味道有点像我们家乡的油煎包子。吃饭中间,田还对我们说:“找个时间我请你们吃白斩鸡,那个味道也挺美的。”要知道,这时我还是出学部大院要打报告的“重点审查对象”,王宇信也还是“五一六”嫌疑犯,田居然敢请我们吃饭,这一方面说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田对所谓“五一六”案的看法已经彻底转变了。
(五)
1975年底,“五一六”问题平反。历史所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所与研究室的两级班子重新组建。这时,田自忖,凭他的资格和业务水平,在恢复研究室的编制后,他进入所一级领导班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当宣传队领导同他谈话时,他才知道问题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平心而论,依田的业务水平,当个管科研的副所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历史所一直干到退休也没有能够进入所一级领导班子。对此,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76年5月我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第二年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回历史所看望老朋友。他见到我很热情,立即拿出刚出版的《中国农民革命史》签名送给我。1980年秋,我带历史系77级学生到北京考察文物古迹,住在北京大学,离他在中关村的住所很近。我就去请他给学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那时做学术报告,完全是奉献,没有一点报酬,连一顿饭也没请,田毫不介意。做完报告,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议论到所里的领导班子安排,他气愤地说:“组班子的时候,宣传队找我谈话,要我先干一段研究室主任,说是台阶要一个一个地上。你看,这哪里是让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分明是让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么!我‘文革’前就是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现在仍然是这一级的干部,根本就没有上么!”
1978年秋天,山东大学在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召开了很大规模的文科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全国文、史、哲、经等学科的不少著名学者与会。田与历史所的几个人一起赴会了。会议期间,我在自己那个非常简陋的家里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送他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我要求田为历史系77、78两级学生做一次学术报告,他痛快地答应了。这时,全国还没有启动职称评定,田的职称还是助理研究员。请他做学术报告,自然要出海报。我觉得在海报上写上“助理研究员”这样一个头衔与他的学问不太相称,就问他是否将他的头衔写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他说:“不要这样写。你就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高级助理研究员田昌五。”我知道他杜撰的这个头衔不规范,分明是一种调侃,如果真这样写,知情者可就要看笑话了。所以,我在海报上依然写上了他研究室主任的头衔。学术报告展示了他的学识和风采,很受学生欢迎。报告结束后,在我们一起走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对我说:“历史所不让我干副所长,好么!咱们就在业务上来个比赛吧。我一定争取成为‘男子单写第一名’!最近我算了一下,三年以后我就能出到八本书。到那时,你就得喊我‘八部大人’了!咱老师侯先生创建了一个‘侯氏学派’,我一定要超过老师,创立一个‘田氏学派’!”
(六)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予以破格提拔。陈景润等一下子由助理研究员提到三级正研究员的待遇,每月23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对科学技术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历史所也有两位研究人员获此殊荣,田昌五却没有份,这使他感到憋气、窝囊。说实在话,田的学术水平与历史所那两位获此殊荣的研究人员不相上下,不让田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对他是不公道的。不久,到了1985年,这一年田60岁。此前不久,田评上了博士生导师,按一般规定,他可以干到65岁退休。谁知他在接近60岁时,接到了历史所人事部门的通知,让他准备办理退休手续。这使田哑巴吃黄连,难受极了。不过巧的是,也是在此前不久,山大历史系唯一的博士生导师王仲荦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第二年,山大上报到教育部的新增博士生导师又没有评上,这就使山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点遇到了生存危机。我当时了解田的情况,就向当时的山大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建议,请田来山大填补王仲荦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深感危机的葛主任对我的建议欣然接受,马上写了一份《备忘录》让我去找田谈判。我去北京找到田,田自然是求之不得,当下便表示同意,只提了一个条件:将他的待遇提到三级教授。就这样,田很快调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学校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所。田来山大后,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生。他因此受到了学校、尤其是历史系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重。他也迎来了自己学术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岁月,出版了诸如《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等一批论著,主编了《秦汉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精品。他自己也雄心勃勃,发誓要将山大历史系建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
(七)
8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界比较活跃。当时播放的一部政论片《河殇》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山大也组织了一次文科教授的座谈会,由乔幼梅副校长主持,我也参加了。不久,上面将这部片子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大张挞伐。田此时对这部政论片来了兴趣,于是抓紧时间写文章批判这部片子。这时已经到了1988年底,学校也放了寒假。他不回北京的家,依然在自己的小屋里夜以继日地写作。可能由于太过劳累,他突然虚脱,我知道后,即刻与历史系当时的总支干事孙海燕一起将他送到校医院。医生连忙给他输氧输液,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不能太劳累了,您这是用脑过度,休息几天就没事了。”田说:“不写不行啊,这可是关系中国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问题!”文章写好后,田就寄给了四川的出版社,希望能在那里出版。不过,他写的这篇大文章最后没有出版,因为当时人们对此类批判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转过年来,中国的舆论界一时显得比较宽松,报纸杂志不时出现一些当时看起来有点“出格”的言论。山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张大同在《山东社会科学》做编辑,他大概想活跃一下山东的学术气氛,就请田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田在这篇答记者问中最精彩的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骑上资本主义的马才能前进。”意思是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和借助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不久发生了“六四”事件,据说这篇答记者问被有些人认定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张大同还因此受到批评。
(八)
1996年,田已经年过七十岁,学校规定超过70岁的博士生导师除有院士头衔者外,不再招生。学校人事处的负责人为此专门找他谈了话。田对此十分不满,因为他感到自己还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他的“余热”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不久他对我说:“人事处的人找我说,学校规定年过70岁的教授如果没有院士头衔就不能招生,所以停止我招生的权利。我对他们说:‘文科不是没评院士吗?如果评院士,焉知我不是院士?’他们也没有话说。像我这样学术水平的人,精力也比较旺盛,不让招生,不是人才浪费吗?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多么难过!”但无论怎么说,学校下令不再准许70岁以上的文科教授招生。这样“一刀切”的办法肯定不合适,但鉴于中国的国情,这又可能是解决矛盾的所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了。1998年春天,在博士生招生前夕,学校忽然通知各院系的学术委员会,让大家讨论是否允许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重新招收博士生。我听了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知道是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给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写了一封信,要求继续发挥余热,培养博士生。吴将信批给了山大领导,山大领导于是让各院系决定他们是否招生。我当时任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当然也不会阻挡70岁以上的教授继续招生,就在院学术委员会上明确表态:同意田和安作璋两位教授招生。田和安听了很高兴,但因为报名时间已过,最后他们都没有招到学生。第二年,再没有人提起这事。不过,田虽然1996年后不再招生,但他培养学生的热情丝毫不减。对别人名下招收的博士生主动悉心指导,院里也有意识地为他安排一些博士生的课程。这样,他一直到住进医院的前夕,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而每次给学生上课,他总能进入亢奋状态,慷慨激昂,热情奔放,妙语如珠,活脱脱一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情状,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0年,田已经75岁。人事处通知他办理离休手续,他很不高兴,坚决加以拒绝。事后他对我说:“我这样的水平,应该是终身教授,根本就不应该离休。”这年冬天,学校组织教授到齐鲁医院查体,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回来的车上,我问他查的结果如何?他高兴地说:“所有机件都在正常运转,没有什么毛病。”田对自己的身体一贯充满自信,他多次对我说:“我活一百岁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的父亲活了88岁,因癌症去世。我的母亲活了103岁,前几年刚去世。我现在吃得饱睡得着,肯定长寿。”我的研究生赵沛去他那里上课,回来告诉我:“田先生经常给我们讲,他活120岁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从他家的长寿基因,到他的精神状态,我都相信他是长寿型的人物。2001年,他已是76岁高龄,但仍不见老态,饮食起居都像中年人,一次给学生讲课三小时,依然神采飞扬,不露疲倦之态。每天读书写文章过子时,依然精力充沛。谁知这一年的4月份,他自己先是有了异常感觉:对以前不离口的烟酒没有了兴趣。接着他的学生发现他的眼睛和皮肤都发黄,就劝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到齐鲁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胆管癌”,就留下他住院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暗自思忖,田虽然具有长寿基因,但他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使其长寿基因受到了损害。他爱吸烟,每天早饭后,点上一支烟,就一支接一支地吸下去。他太贪杯,午饭、晚饭必以酒佐餐,夜里12时临睡觉前还必须喝上两杯。在北京时,他消费的烟酒都须自己花钱,调山大后,他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后来这批人中有不少做了厅局级的官,最差的也是教授。这些人都知道老师的嗜好,每次去他那里,必送烟酒,他乐得毫无节制地享用。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昌老,现在吸烟喝酒都是靠送了吧?”他不无得意地回答:“酒是不用自己买了,就是烟有时还要自己买点补充补充。”显然是过量的烟酒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身上具备的长寿基因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住院不久,我赶到医院看他。他对我说:“有点小感冒,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5月份,医院为他进行手术治疗,计划将胆管中的瘤子取出来。由于手术过程中他的血压突然降低,就没有为他取出瘤子,仅在胆管上安了一个绕过瘤子的导管,使胆汁能够顺利地排出,他皮肤的黄色消失了。但这次手术使他昏迷了一个多月,医院还两次下了病危通知。大家都担心他可能醒不过来了。可是他的生命力实在顽强,一个多月后,他居然醒过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正巧曲阜文管会的彭庆涛赶来看望他,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这时的他浑身插着管子,神志还不太清醒。护士问他是否认得我们?他点了点头。十多天后,我再去医院,看到他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天南海北,谈锋甚健。他问我:“小孟,听说在我昏迷的时候,你们连我的悼词都写好了?”我说没有这事。其实历史文化学院是不是为他的后事做了准备,我并不知道。田不相信我的回答,哈哈大笑说:“怎么样?我还不是活过来了!我告诉你,我这次活过来,就不是90岁的问题了!”我向他汇报准备秋天在曲阜召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的筹备情况,因为他是该学会的理事长,希望他届时能够出席。他意气昂扬地说:“到时候我一定去。农民问题,老马(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老恩(恩格斯)没有讲清楚,老列(列宁)没有讲清楚,老毛(毛主席)也没有讲清楚。这次我去,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身上的瘤子没有切除,而且有随时扩散的可能,他能否去会上把“农民问题”讲清楚,不取决于他的主观意志,而是决定于届时他的身体状况。
8月初,我听说他的病况出现逆转,就赶忙去医院探视。他见到我,依然是谈笑风生,意气昂扬。他问我:“小孟,你说学校让我离休不是太荒唐了吗?你说我退了对学校有利,还是不退对学校有利?”我说不退有利,只要你在历史系的岗位上,就能增加它的学术分量。他听了我拍马屁的话很高兴。其实这时他的夫人已经背着他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在职人员住院报销费用是90%,而离休者却报销100%。我从医院出来时,正碰上历史文化学院的书记于海广,他对我说:“田先生近日闹着要出院,希望给研究生上课。但医生说他的病况近日有恶化的倾向,我只好敷衍他说,等他进一步好转,让研究生来医院听他讲课。”
9月份,白钢先生应邀到济南为山东的干部讲“入世”(WTO)问题,电话告诉我准备去看望田。我去医院将这一消息告诉田,这次距我上次看他不到一个月,田的身体状况显著逆转。他听到白钢来济南讲“入世”问题,笑着对我说:“你说白钢这小子懂得什么‘入世’?现在居然以专家的身份讲‘入世’了,这不是笑话吗?”我说白钢这个人有很大的优点,对什么东西都领悟得快。现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懂得“入世”,他口才好,上台摆划一通,肯定能把听众唬得一愣一愣的。白钢上午到济南,下午二时至五时在贵和大酒店讲课,我四时半即在贵和一楼的大厅里等候。不到五时,白下楼,我们一起去医院,白买了一个花篮送给田。这次看到的田精神委顿,只能躺在病床上同我们谈话了。我说下月就在曲阜召开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学术会议,请他参加。这次田不再说参加的事了,只问了北京的几件事。我们安慰了他几句就退了出来。出了病房,我问照顾田的护工他饮食如何,护工说一天不如一天。我与白钢估计,田的生命能延续到2002年就不错了。谁知10月中旬,田就去世了,终年76岁。
田的追悼会在他去世后三天于栗山殡仪馆举行,此前我向张岂之和白钢这两位田的老朋友通报了他去世的噩耗,他们嘱我在挽联上为之签名。我就以我们三人的名义拟就了一副悼念田的挽联:
少年驾长车,印缅战场驱倭寇,壮志撼山岳,功在国家民族;
壮岁治史学,首都泉城设杏坛,声名震四方,灌溉桃李春风。
显然,田自己没有料到如此年纪弃世,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去的。
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也没有想到他如此早地离世,都希望他在学术上有新的开拓。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田的早逝是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在学术上有不少优长,——比较熟悉马列主义理论,先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有较丰厚的积累,并且思维敏捷,善于构造体系,写作能力强,出手快,笔端饱含激情,不少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不用修改第二遍就送出去发表了,所以留下了不少学术成果。如果天假以年,相信他还会有更多的论著问世。不过,田的性格缺陷也比较明显。他自信太强,每每将自己的学术成就看成最后的也是最正确的结论。90年代初,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论“井田”的文章,十分得意,对我说:“小孟,我那篇文章你看了吗?‘井田’这个东西,自从你老祖宗(孟子)杜撰出来以后,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讲清楚,这次算是让我讲清楚了。”他多次对我和其他一些人说过:“在我国史学界,懂考古的不懂文献,懂文献的不懂考古,所以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学术水平不高。我既懂文献又懂考古,所以比他们都厉害!”他还曾对许多人讲自己一定创立一个“田氏学派”,超过侯外庐。一次他当着黄宣民的面讲类似的话,黄不客气地对他说:“田公,我看你超不过侯先生,咱们这些人谁也超不过侯先生。”田虽然没有当面反驳黄的话,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超过侯先生。对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他也不屑一顾。对健在的一些前辈或同辈学者,他往往率意臧否。这虽然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自信和睥睨一切的豪气,但却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他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心里藏不住话,有时为一件看起来并不值得激动的事儿拍案而起,不经意就得罪一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主观上要求自己时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所以他有时说一些带有极“左”倾向的话,写一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文章,其中当然不乏主观的真诚。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中又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真理,写出一些充满智慧之光的文章。如此一来,在他的身上,就不时出现一些“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矛盾现象。这一切似乎不能苛求于他,只能“时代因里寻”了。总起来看,尽管田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但应该承认,他留下的那些极具个性特征的学术成果是史林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才是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丰碑。
(一)
田是河南漯河人,生于1925年。抗日战争后期,在他于开封一中读高中的时候,蒋介石发出了建立青年军的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参军报国,抵抗日寇侵略。他提出的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江山一寸血。”在当时,这个口号曾激励了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流血牺牲。当时大量的高中生,还有部分大学生,甚至殷海光这样的研究生都参加了青年军。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身军旅的。参军后,即被从驼峰航线空运至印度阿萨姆邦的中国远征军的训练营地,编入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的汽车团学习驾驶技术。1943年10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田随汽车团驾车运输军用物资进入缅甸。此役中国的远征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经过10个月的拼死搏战,全歼日军王牌部队第18师团3万余人。田同我闲聊时,多次谈起这段经历。每次,他都是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有时还不由自主站起来,手舞足蹈。他说缅甸人看见中国军队就竖起大拇指,口中叫着“卡亦那”(中国),同时学着中国军人持枪英勇冲锋的样子。他们也鄙视在第一次印缅战争中溃逃的英国军队,举起小拇指,口中叫着“英格里希”,同时学着英国军人落荒而逃的样子。他还告诉我,缅甸的姑娘都很漂亮,他真想在那里娶个缅甸姑娘安家落户(在“文革”中每个人“斗私批修”的时候,他也讲过这件事,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显然,田对他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抗战胜利后,青年军的大部分人都退出军旅,重新回学校继续学业。田在读了一年高中后,于194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不久即参加地下党。那时全国有个“青年军人联谊会”,对参加过青年军的人予以特殊照顾。田就凭着地下党暗中掌控的这个联谊会的支持,竞选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成功。后来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北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历史系党支部书记。有一次他同我谈起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经历,说:“你不知道,当年北大竞选学生会主席,学的是美国竞选总统的那一套,组织竞选班子,我被竞选班子中的一帮铁杆拥戴者簇拥着四处发表竞选演说,承诺当选后为同学们办多少好事。竞选班子中人也不时登台演说,为我吹嘘。因为有地下党的支持,我竞选成功了。”在他任北大团委书记时,后来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做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
(二)
田昌五后来调入历史所工作,长期担任所秘书室(后来的科研处)主任,是与林甘泉、郦家驹齐名的尹达手下的“三驾马车”之一。1964年9月初,我们18位新入所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入所教育工作,主要就是由他来承担的。记得他第一次同我们见面是在历史所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那一年他39岁,正是风华正茂、神采飞扬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短袖上衣,手持一支烟,介绍历史所和史学界的情况,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由于此时我们国家极“左”的政治路线已经影响到方方面面,田的话语中也明显表现出了这一倾向。他讲了一通之后,就问我们每个人毕业的学校和授业的教授,不时对那些名教授品评一番。例如对着来自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评论冯友兰,猛烈抨击冯的“抽象继承法”是资产阶级观点。当知道冯佐哲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商鸿逵时,他不屑一顾地说:“商鸿逵就凭一本《赛金花本事考》当上了副教授,实在太可笑了。”在向祥海说他在川大的指导教师是蒙文通时,他评论说:“蒙文通,今文学家,他那一套学问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读研究生的几个人问他做研究生应该怎样学习时,他说:“这个问题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要解决怎么研究你们才能‘升’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有些导师是资产阶级专家,你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他们学习,那样你们最后就被资产阶级俘虏了。不是有的研究生越学越像自己的导师,最后成了导师的女婿么!”在这次见面会上,我们中的不少人都检讨自己在大学学习时走“白专道路”,今后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田听了,有点惊讶,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多人走‘白专道路’?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挑来的,业务水平还不错。以后的路可得走正。”过了几天,田又一次召集我们这批人开会,对我们说:“我看你们这些人就不要按部就班地读书了,一律参加大批判,写文章批判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他指着我说:“小孟,你不是跟外老(当时所内同志对侯外庐先生的尊称)学习思想史吗?你就去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他那个‘抽象继承法’就是想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招魂。你批判他,就是论证继承都是具体的,没有什么抽象继承。”说实话,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就没有弄清冯关于道德“抽象继承”的本意,就按照田的指示写了一篇批判冯的文章。中心论点是:一、所有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历史上不存在没有阶级内容的道德,更不存在各阶级共同的道德。二、所有的道德继承都是具体的,即劳动人民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剥削阶级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二者之间不可能抽象继承。其实我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时期的道德不仅有阶级内容,也有各阶级共同认可的社会内容,人类的有些美好的道德不仅是超阶级的,也是超时空的。我的文章写好后,送给田看。几天后他碰到我,对我说:“小孟你的文笔不错,生动流畅。就是论证还浅,理论上不够深入。以后多练,就会越写越好。”大概田认为我这篇文章水平太差,没有推荐出去。因为之后不久我就去山东海阳搞“四清”了,田也没有再让我修改。田对我们的“训话”后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谈资”,历史所的大多数人都知道。1985年田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一次他与他的几个研究生闲聊,我也在场。他还谈起20多年前他对我们的“训话”,说:“你们孟老师这批人,就是当年我到各高校挑选的。当时虽然强调‘红专’,但我还是看业务水平,没有按‘红专’的标准选。现在看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他们这一年进所的人中出的人才最多。”接着,他点着一些人的外号说:“白(钢)瘸子、王(宇信)小二、周(绍泉)骗子、杨(升南)大哈,不都成了人物吗!我当时狠训他们,到底还是被我训出来了。”
田在历史所有一个雅号叫“田克思”,因为他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写文章经常大段引述马、恩、列、斯的话。1964年他在历史所办的刊物《历史论丛》上写了一篇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口气很大,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不够全面,他要加以补充。当时没有人敢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问题,田的文章实在有点“胆大包天”了。但他也由此获得了“田克思”的雅号,对此,他可能有几分得意。
1964年10月,学部大队人马到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田随当时的历史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到了朱吴公社的上院口大队,担任“四清”工作队的副队长。本来“四清”运动就是一场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的整人运动,尹达和田当然执行这一路线,对农村干部搞逼、供、信,伤了他们的感情。运动后期落实政策,逼、供、信的恶果立即显现出来,被整的干部怨气冲天,重新组织班子遇到了困难。尹达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田昌五,解除了他副队长的职务。回所后,将他调离学术秘书室,并在党内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还给了他一个处分。田对处分他意见很大,几次表示接受,又几次反悔,拒绝接受。“文革”中,谈到此事,田在全所大会上,非常激动地说:“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当年搞‘四清’,极‘左’路线是刘少奇、刘导生(当时的学部副主任)他们搞的,凭什么算到我的头上?”这大概成为他对尹达的“积怨”之一。
(三)
“文革”开始,历史所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造了尹达的反,在我们因此遭到批判的时候,可能出于对尹达的积怨,田没有出来坚决保卫尹达,对我们的批判也是轻描淡写。1966年8月我们平反后,对尹达进行批判,田似乎也没有抵触情绪。不料批到《中国史稿》一书时,田不干了。因为他是该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认为该书没有什么问题。当时他随先秦室一起活动,对他跳出来为《中国史稿》辩护,该室的人很气愤,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其他人也支持先秦室批判田,于是在一次全所组织的“牛鬼蛇神”于学部大院游街的时候,田也被戴上纸帽子,跟着大队人马游了一次。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游街。为此,后来我们一派的头头傅崇兰还说让田游街是一个失策,否则,田会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1967年春天,我们所文革小组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对尹达的批判。田几次发言批判尹达。一次,尹达在会上说他同吴晗、翦伯赞有矛盾和分歧,这时,田站出来质问道:“尹达,你说,某年某月某日,你让我找吴晗干什么来着?”尹达没有料到田会来这一手,嗫嚅着回答不上来。田说:“让我告诉你,你那次对我说:‘你去找吴晗,看他兜里还有什么蝴蝶,都让他掏出来。’”还有一次,他揭发尹达说:“你老说你同翦伯赞有矛盾,可翦伯赞有一次送给你东西,还写了一封信给你,有没有这回事?”尹达可能想不起来了,瞪眼看着田,回答不上来。田说:“那次翦送了一袋辣椒面给你,在给你的信上说了‘分而食之’的话,你们之间那有什么矛盾和斗争?”由于田对尹达的揭发不留情面,尹达对他一直不予谅解,还对他圈内的某个人说:“无论如何不能让田昌五卷土重来!”
“文革”中,我们一派同戚本禹的联系比较紧密。在戚的心目中,尹达和林甘泉、田昌五等都是史学界的“左派”,是同史学界的“右派”作斗争的代表人物。因而有时在讲话时顺便说林甘泉的几句好话,但没有提到田。对此,田很不高兴。一次他对几个人讲:“戚本禹这小子真不够朋友,也不给我说几句好话。”
1968年初,我们一派随着戚本禹的被隔离审查而垮台。在批判我们一派的“罪行”时,田的表现是比较积极的,不仅写大字报,而且在大小会上踊跃发言,特别对一度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原副所长东光和熊德基毫不留情,讽刺挖苦,言辞尖刻,搞得两人很难看,下不来台。
1968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按军队编制将每个所编为一个连,所内打破研究室界限,将所有人员编为几个排。田所在的先秦史研究室和我所在的思想史研究室都编在一排。因为要求生活军事化,所有人员都吃住在所里,我与田就有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全所实现“大联合”后,工军宣队要求过去对立两派的人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结对子”,彼此交心,“一帮一,一对红”。这时,田找到我说:“小孟,咱们结个对子吧。”我知道田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地下党的老革命,业务水平在同辈中又是佼佼者,他主动同我“结对子”,我自然求之不得。那时所谓的“交心”,就是彼此向对方袒露胸怀,将自己的经历和优缺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争取对方的帮助。记得在我们彼此同意“结对子”并得到工军宣队的认可后不久的一天下午,田邀我出去走走,我明白他是要同我“交心”了。当时正是1969年的暮春时节,我们一起到建国门外的树林中(其时在建国门与使馆区之间有大片树林),边散步边谈心。我先向他“交心”。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我存在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在读大学时是“白专典型”。他听了我的讲述,没提出什么疑问,只说在研究单位的人容易重业务轻政治,告诫我必须走又红又专的路。这次“交心”主要是他谈自己的经历,我就是通过这次交谈了解了他参加青年军和地下党的光荣历史。交谈中我问他:“有人说你有个外号‘田老三’,是因为你三次参加‘三青团’,是真的吗?”他笑笑说:“是真的,我入党的时候都交代清楚了。所谓三次参加‘三青团’,一次是在开封读高中的时候,两次是在青年军,都是半夜三更将我们拉到一个礼堂集体宣誓,事先我们都不知道。国民党发展‘三青团’就是这样如同儿戏。”我又问:“你还有个外号‘田猴子’,是怎么叫起来的?”他回答说:“解放前我们搞地下工作,每个人都有个代号,我的代号是‘孙大圣’,后来有人叫我‘田猴子’,这个绰号也就叫开了。”接着,他十分感慨地说:“解放前我们地下党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搞得国民党不得安生。北京解放后不久,全市地下党员一起开见面会,也就是几百人,连一个不大的礼堂也没有坐满。由于当时党内不少人都是单线联系,我们彼此很熟的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从建外回来的路上,田对我说:“小孟,这段运动忙过去,我们一起写一部批判刘少奇的书怎么样?你的文笔不错,我掌握的资料比你丰富,咱们合作,肯定能成功!”我痛快地答应了。但由于以后形势不断变化,这事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四)
1969年秋天学部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田开始也很积极,会上会下,他都是慷慨激昂,对“五一六”的斗争不遗余力。1970年夏天下干校前,我作为“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已经从单人监禁状态下回到群众中。一次全所开会,布置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事情。田本来不是连一级领导,也没有安排他在全所大会上发言。可在宣传队领导讲话后,他突然站出来讲了一通,其中说:“你们知道,咱们干校本来是要去黑龙江省选点的,后来为什么不去黑龙江而去河南呢?就是因为黑龙江与苏修只有一江之隔,‘五一六’分子们很容易就能钻进原始森林,逃到苏修那边去。河南就不同了,‘五一六’朝那里逃,都是中国的地方。所以我们换地方,主要是为了安全。”田的这段话,引得会场上的清查积极分子一阵哄笑。他讲这番话,肯定没有宣传队的授权,纯粹是想当然的临场发挥,其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下到干校后,由于田是河南人,对这里的风俗人情比较熟悉,宣传队就让他负责对外联系和采买一些物资。我看他经常忙里忙外,接待送来各种建筑材料的司机和农民。他在研究历史问题之余,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有时给历史所一些人号脉,提一点治疗方面的意见。下干校后,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就给附近一些农民看病开药方,有时还真的治好了病。就这样在干校周围的农村有了点名气,经常有一些农民找他看病,因此又得了一个“田半仙”的雅号。在我的印象中,他在干校期间,从来就没有干过一天农活,算是宣传队信任的管理人员吧。
1971年春天,学部五七干校奉命停办,全体人员集中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里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期间田又是积极分子之一,台上台下,揭发批判所谓“五一六”分子,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九一三”事件后,清查运动基本停了下来,清查积极分子和排除在“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之外的人,即当时认定的“革命群众”,都转入学习马列、批判林彪罪行的活动。因为我与周绍泉、白钢等七八个人是“重点审查对象”,不属于“革命群众”之列,由宣传队指定的清查积极分子单独监禁管理,田是我与周绍泉、白钢三人的监护人之一,每天陪着我们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学习毛选和闲聊。1972年夏天学部全体回北京后,田逐渐发现,所谓“五一六”是冤案一桩。自己此前那些卖力的表现,通通都是无用功。他批判的那些所谓“五一六”分子们一个也打不倒。这时,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向那些不久前他声嘶力竭批判的“五一六”分子们表示亲近,与我们这些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他的行动自然引起一些铁杆清查积极分子的不满,攻击田“与‘五一六’穿了一条裤子”。不过,这时田对自己立场的转变毫不隐讳,甚至还有点得意。他曾几次对我说:“他们那帮人说我同你们穿了一条裤子!就穿了,怎么样?”1973年夏季的某一天,刚发工资。下午四时左右,王宇信对我说:“今天发工资,刘(重日)二混抓住了田昌五,咱们敲他一顿,到前门吃烧卖去。你先去大院门口等着,我随后同二混和田一起出来,咱们再一起去前门。”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前门外的一个烧卖馆,由田做东吃了一顿烧卖,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吃这种食品,味道有点像我们家乡的油煎包子。吃饭中间,田还对我们说:“找个时间我请你们吃白斩鸡,那个味道也挺美的。”要知道,这时我还是出学部大院要打报告的“重点审查对象”,王宇信也还是“五一六”嫌疑犯,田居然敢请我们吃饭,这一方面说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田对所谓“五一六”案的看法已经彻底转变了。
(五)
1975年底,“五一六”问题平反。历史所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所与研究室的两级班子重新组建。这时,田自忖,凭他的资格和业务水平,在恢复研究室的编制后,他进入所一级领导班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当宣传队领导同他谈话时,他才知道问题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平心而论,依田的业务水平,当个管科研的副所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历史所一直干到退休也没有能够进入所一级领导班子。对此,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76年5月我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第二年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回历史所看望老朋友。他见到我很热情,立即拿出刚出版的《中国农民革命史》签名送给我。1980年秋,我带历史系77级学生到北京考察文物古迹,住在北京大学,离他在中关村的住所很近。我就去请他给学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那时做学术报告,完全是奉献,没有一点报酬,连一顿饭也没请,田毫不介意。做完报告,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议论到所里的领导班子安排,他气愤地说:“组班子的时候,宣传队找我谈话,要我先干一段研究室主任,说是台阶要一个一个地上。你看,这哪里是让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分明是让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么!我‘文革’前就是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现在仍然是这一级的干部,根本就没有上么!”
1978年秋天,山东大学在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召开了很大规模的文科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全国文、史、哲、经等学科的不少著名学者与会。田与历史所的几个人一起赴会了。会议期间,我在自己那个非常简陋的家里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送他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我要求田为历史系77、78两级学生做一次学术报告,他痛快地答应了。这时,全国还没有启动职称评定,田的职称还是助理研究员。请他做学术报告,自然要出海报。我觉得在海报上写上“助理研究员”这样一个头衔与他的学问不太相称,就问他是否将他的头衔写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他说:“不要这样写。你就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高级助理研究员田昌五。”我知道他杜撰的这个头衔不规范,分明是一种调侃,如果真这样写,知情者可就要看笑话了。所以,我在海报上依然写上了他研究室主任的头衔。学术报告展示了他的学识和风采,很受学生欢迎。报告结束后,在我们一起走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对我说:“历史所不让我干副所长,好么!咱们就在业务上来个比赛吧。我一定争取成为‘男子单写第一名’!最近我算了一下,三年以后我就能出到八本书。到那时,你就得喊我‘八部大人’了!咱老师侯先生创建了一个‘侯氏学派’,我一定要超过老师,创立一个‘田氏学派’!”
(六)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予以破格提拔。陈景润等一下子由助理研究员提到三级正研究员的待遇,每月23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对科学技术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历史所也有两位研究人员获此殊荣,田昌五却没有份,这使他感到憋气、窝囊。说实在话,田的学术水平与历史所那两位获此殊荣的研究人员不相上下,不让田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对他是不公道的。不久,到了1985年,这一年田60岁。此前不久,田评上了博士生导师,按一般规定,他可以干到65岁退休。谁知他在接近60岁时,接到了历史所人事部门的通知,让他准备办理退休手续。这使田哑巴吃黄连,难受极了。不过巧的是,也是在此前不久,山大历史系唯一的博士生导师王仲荦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第二年,山大上报到教育部的新增博士生导师又没有评上,这就使山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点遇到了生存危机。我当时了解田的情况,就向当时的山大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建议,请田来山大填补王仲荦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深感危机的葛主任对我的建议欣然接受,马上写了一份《备忘录》让我去找田谈判。我去北京找到田,田自然是求之不得,当下便表示同意,只提了一个条件:将他的待遇提到三级教授。就这样,田很快调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学校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所。田来山大后,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生。他因此受到了学校、尤其是历史系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重。他也迎来了自己学术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岁月,出版了诸如《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等一批论著,主编了《秦汉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精品。他自己也雄心勃勃,发誓要将山大历史系建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
(七)
8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界比较活跃。当时播放的一部政论片《河殇》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山大也组织了一次文科教授的座谈会,由乔幼梅副校长主持,我也参加了。不久,上面将这部片子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大张挞伐。田此时对这部政论片来了兴趣,于是抓紧时间写文章批判这部片子。这时已经到了1988年底,学校也放了寒假。他不回北京的家,依然在自己的小屋里夜以继日地写作。可能由于太过劳累,他突然虚脱,我知道后,即刻与历史系当时的总支干事孙海燕一起将他送到校医院。医生连忙给他输氧输液,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不能太劳累了,您这是用脑过度,休息几天就没事了。”田说:“不写不行啊,这可是关系中国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问题!”文章写好后,田就寄给了四川的出版社,希望能在那里出版。不过,他写的这篇大文章最后没有出版,因为当时人们对此类批判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转过年来,中国的舆论界一时显得比较宽松,报纸杂志不时出现一些当时看起来有点“出格”的言论。山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张大同在《山东社会科学》做编辑,他大概想活跃一下山东的学术气氛,就请田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田在这篇答记者问中最精彩的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骑上资本主义的马才能前进。”意思是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和借助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不久发生了“六四”事件,据说这篇答记者问被有些人认定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张大同还因此受到批评。
(八)
1996年,田已经年过七十岁,学校规定超过70岁的博士生导师除有院士头衔者外,不再招生。学校人事处的负责人为此专门找他谈了话。田对此十分不满,因为他感到自己还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他的“余热”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不久他对我说:“人事处的人找我说,学校规定年过70岁的教授如果没有院士头衔就不能招生,所以停止我招生的权利。我对他们说:‘文科不是没评院士吗?如果评院士,焉知我不是院士?’他们也没有话说。像我这样学术水平的人,精力也比较旺盛,不让招生,不是人才浪费吗?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多么难过!”但无论怎么说,学校下令不再准许70岁以上的文科教授招生。这样“一刀切”的办法肯定不合适,但鉴于中国的国情,这又可能是解决矛盾的所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了。1998年春天,在博士生招生前夕,学校忽然通知各院系的学术委员会,让大家讨论是否允许70岁以上的老教授重新招收博士生。我听了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知道是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给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写了一封信,要求继续发挥余热,培养博士生。吴将信批给了山大领导,山大领导于是让各院系决定他们是否招生。我当时任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当然也不会阻挡70岁以上的教授继续招生,就在院学术委员会上明确表态:同意田和安作璋两位教授招生。田和安听了很高兴,但因为报名时间已过,最后他们都没有招到学生。第二年,再没有人提起这事。不过,田虽然1996年后不再招生,但他培养学生的热情丝毫不减。对别人名下招收的博士生主动悉心指导,院里也有意识地为他安排一些博士生的课程。这样,他一直到住进医院的前夕,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而每次给学生上课,他总能进入亢奋状态,慷慨激昂,热情奔放,妙语如珠,活脱脱一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情状,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0年,田已经75岁。人事处通知他办理离休手续,他很不高兴,坚决加以拒绝。事后他对我说:“我这样的水平,应该是终身教授,根本就不应该离休。”这年冬天,学校组织教授到齐鲁医院查体,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回来的车上,我问他查的结果如何?他高兴地说:“所有机件都在正常运转,没有什么毛病。”田对自己的身体一贯充满自信,他多次对我说:“我活一百岁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的父亲活了88岁,因癌症去世。我的母亲活了103岁,前几年刚去世。我现在吃得饱睡得着,肯定长寿。”我的研究生赵沛去他那里上课,回来告诉我:“田先生经常给我们讲,他活120岁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从他家的长寿基因,到他的精神状态,我都相信他是长寿型的人物。2001年,他已是76岁高龄,但仍不见老态,饮食起居都像中年人,一次给学生讲课三小时,依然神采飞扬,不露疲倦之态。每天读书写文章过子时,依然精力充沛。谁知这一年的4月份,他自己先是有了异常感觉:对以前不离口的烟酒没有了兴趣。接着他的学生发现他的眼睛和皮肤都发黄,就劝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到齐鲁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胆管癌”,就留下他住院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暗自思忖,田虽然具有长寿基因,但他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使其长寿基因受到了损害。他爱吸烟,每天早饭后,点上一支烟,就一支接一支地吸下去。他太贪杯,午饭、晚饭必以酒佐餐,夜里12时临睡觉前还必须喝上两杯。在北京时,他消费的烟酒都须自己花钱,调山大后,他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后来这批人中有不少做了厅局级的官,最差的也是教授。这些人都知道老师的嗜好,每次去他那里,必送烟酒,他乐得毫无节制地享用。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昌老,现在吸烟喝酒都是靠送了吧?”他不无得意地回答:“酒是不用自己买了,就是烟有时还要自己买点补充补充。”显然是过量的烟酒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身上具备的长寿基因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住院不久,我赶到医院看他。他对我说:“有点小感冒,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5月份,医院为他进行手术治疗,计划将胆管中的瘤子取出来。由于手术过程中他的血压突然降低,就没有为他取出瘤子,仅在胆管上安了一个绕过瘤子的导管,使胆汁能够顺利地排出,他皮肤的黄色消失了。但这次手术使他昏迷了一个多月,医院还两次下了病危通知。大家都担心他可能醒不过来了。可是他的生命力实在顽强,一个多月后,他居然醒过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正巧曲阜文管会的彭庆涛赶来看望他,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这时的他浑身插着管子,神志还不太清醒。护士问他是否认得我们?他点了点头。十多天后,我再去医院,看到他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天南海北,谈锋甚健。他问我:“小孟,听说在我昏迷的时候,你们连我的悼词都写好了?”我说没有这事。其实历史文化学院是不是为他的后事做了准备,我并不知道。田不相信我的回答,哈哈大笑说:“怎么样?我还不是活过来了!我告诉你,我这次活过来,就不是90岁的问题了!”我向他汇报准备秋天在曲阜召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的筹备情况,因为他是该学会的理事长,希望他届时能够出席。他意气昂扬地说:“到时候我一定去。农民问题,老马(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老恩(恩格斯)没有讲清楚,老列(列宁)没有讲清楚,老毛(毛主席)也没有讲清楚。这次我去,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身上的瘤子没有切除,而且有随时扩散的可能,他能否去会上把“农民问题”讲清楚,不取决于他的主观意志,而是决定于届时他的身体状况。
8月初,我听说他的病况出现逆转,就赶忙去医院探视。他见到我,依然是谈笑风生,意气昂扬。他问我:“小孟,你说学校让我离休不是太荒唐了吗?你说我退了对学校有利,还是不退对学校有利?”我说不退有利,只要你在历史系的岗位上,就能增加它的学术分量。他听了我拍马屁的话很高兴。其实这时他的夫人已经背着他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在职人员住院报销费用是90%,而离休者却报销100%。我从医院出来时,正碰上历史文化学院的书记于海广,他对我说:“田先生近日闹着要出院,希望给研究生上课。但医生说他的病况近日有恶化的倾向,我只好敷衍他说,等他进一步好转,让研究生来医院听他讲课。”
9月份,白钢先生应邀到济南为山东的干部讲“入世”(WTO)问题,电话告诉我准备去看望田。我去医院将这一消息告诉田,这次距我上次看他不到一个月,田的身体状况显著逆转。他听到白钢来济南讲“入世”问题,笑着对我说:“你说白钢这小子懂得什么‘入世’?现在居然以专家的身份讲‘入世’了,这不是笑话吗?”我说白钢这个人有很大的优点,对什么东西都领悟得快。现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懂得“入世”,他口才好,上台摆划一通,肯定能把听众唬得一愣一愣的。白钢上午到济南,下午二时至五时在贵和大酒店讲课,我四时半即在贵和一楼的大厅里等候。不到五时,白下楼,我们一起去医院,白买了一个花篮送给田。这次看到的田精神委顿,只能躺在病床上同我们谈话了。我说下月就在曲阜召开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学术会议,请他参加。这次田不再说参加的事了,只问了北京的几件事。我们安慰了他几句就退了出来。出了病房,我问照顾田的护工他饮食如何,护工说一天不如一天。我与白钢估计,田的生命能延续到2002年就不错了。谁知10月中旬,田就去世了,终年76岁。
田的追悼会在他去世后三天于栗山殡仪馆举行,此前我向张岂之和白钢这两位田的老朋友通报了他去世的噩耗,他们嘱我在挽联上为之签名。我就以我们三人的名义拟就了一副悼念田的挽联:
少年驾长车,印缅战场驱倭寇,壮志撼山岳,功在国家民族;
壮岁治史学,首都泉城设杏坛,声名震四方,灌溉桃李春风。
显然,田自己没有料到如此年纪弃世,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去的。
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也没有想到他如此早地离世,都希望他在学术上有新的开拓。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田的早逝是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在学术上有不少优长,——比较熟悉马列主义理论,先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有较丰厚的积累,并且思维敏捷,善于构造体系,写作能力强,出手快,笔端饱含激情,不少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不用修改第二遍就送出去发表了,所以留下了不少学术成果。如果天假以年,相信他还会有更多的论著问世。不过,田的性格缺陷也比较明显。他自信太强,每每将自己的学术成就看成最后的也是最正确的结论。90年代初,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论“井田”的文章,十分得意,对我说:“小孟,我那篇文章你看了吗?‘井田’这个东西,自从你老祖宗(孟子)杜撰出来以后,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讲清楚,这次算是让我讲清楚了。”他多次对我和其他一些人说过:“在我国史学界,懂考古的不懂文献,懂文献的不懂考古,所以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学术水平不高。我既懂文献又懂考古,所以比他们都厉害!”他还曾对许多人讲自己一定创立一个“田氏学派”,超过侯外庐。一次他当着黄宣民的面讲类似的话,黄不客气地对他说:“田公,我看你超不过侯先生,咱们这些人谁也超不过侯先生。”田虽然没有当面反驳黄的话,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超过侯先生。对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他也不屑一顾。对健在的一些前辈或同辈学者,他往往率意臧否。这虽然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自信和睥睨一切的豪气,但却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他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心里藏不住话,有时为一件看起来并不值得激动的事儿拍案而起,不经意就得罪一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主观上要求自己时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所以他有时说一些带有极“左”倾向的话,写一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文章,其中当然不乏主观的真诚。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中又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真理,写出一些充满智慧之光的文章。如此一来,在他的身上,就不时出现一些“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矛盾现象。这一切似乎不能苛求于他,只能“时代因里寻”了。总起来看,尽管田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但应该承认,他留下的那些极具个性特征的学术成果是史林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才是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