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品特的剧中人物体现了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体的焦虑和生存困境。剧中人物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品特自己经历的政治，种族和社会问题。
关键词：反犹主义；威胁喜剧；焦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哈罗德·品特作为剧作家崭露头角的时候，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无关。品特曾说过“我没有特意强调写作的任何特定社会功能，我写只是因为我想写”[2]（“Writing for Myself”，12）。在早期创造阶段，其剧本表面上与政治问题无关，但是作为公民品特有其政治态度。他的早期戏剧曾被归类为荒诞派戏剧，然马克·西沃斯坦Marc Silverstein指出品特早期的剧本“针对的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秩序下人们的生活变迁，这些人不是生活在难以理解的领域”[1]（426）。尽管其作品展示了生活的神秘，不确定性和荒谬，其政治傾向还是有迹可循，从八十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社会公众问题如：英国的民权运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海湾战争，轰炸伊拉克和对美国囚犯的虐待和审查。品特的剧本反映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
身为犹太裁缝的儿子，品特于1930年10月10日生于伦敦的哈克尼区。在童年时代他经历了二战期间德国轰炸英国，这使他形成了终其一生的反战观点。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品特称自己是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不肯服兵役的人：“我意识到战争的痛苦和恐怖，我绝不同意使战争继续下去。我说不。”[3]（interview，1967）
品特承认早期经历的反犹太主义是他成为剧作家的原因。缺乏安全感和被威胁所包围，他对暴力和残忍非常敏感。其剧本中一些噩梦般的场景来源于童年时期害怕被盖世太保抓住送往集中营烧死的恐惧。品特童年时期生活的伦敦东区是一个政治战场。那里生活着大量来自1905年俄罗斯大屠杀的犹太难民，一战后人数激增，主要是希特勒反犹政策的受害者。这些新来的难民与伦敦本地人，黑人和爱尔兰人争夺立足点和生计营生。在东区街头，莫斯利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与左翼犹太激进分子不断产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紧张局势并没有终结。品特生动的描述了当时情况：“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遭遇暴力。我确实…在东区遭遇到暴力，法西斯主义在英格兰死灰复燃…在那些日子里有太多的暴力。”[4]（Bensky，363）
品特利用童年经历和敏锐观察呈现了二战后英国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他表现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他的早期剧本以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笼罩着一种超自然的气氛，关注的是受威胁的身份以及个体在应对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焦虑和混乱。品特的剧中人在房间里受到惊吓，感到恐惧：“显然，他们害怕房间的外面。房间的外面是一个对他施加压力的世界，这是最令人费解和恐惧，好奇而又令人惊恐的”[5]（interview，1960）。品特把房间作为个人庇护所，是把家庭与社会群体区分开来的避难所，是保护“自我”免受“他者”伤害的庇护所。《生日聚会》中的戈德堡Goldberg和麦肯McCann，《房间》中的莱利Riley和《送菜升降机》中沉默的证人都是入侵者。因其早期戏剧对不安全感，焦虑和无情命运的关注，其戏剧被欧文·瓦尔德 Irving Wardle称为“威胁喜剧”。
品特关心的政治问题本质上是人道主义，他关心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如何践踏后者权利的问题。在其剧作背后，基本的政治问题即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争取生存空间斗争的残忍和恐怖。马克·巴迪Mark Batty发现品特对展示强权的虚伪以及权利如何被滥用对付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及语言是如何被使用“掩盖政治上制服和妖魔化失败者”很有兴趣。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品特早期及以后戏剧的核心[6]（Harold Pinter 91）。
品特试图通过《生日聚会》传递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前者侵入和扰乱脆弱个体的平静生活，营造不安的社会氛围。采访过品特的安娜·福特Anna Ford发现在品特早期戏剧如《生日聚会》，《送菜升降机》，《温室》展示了被专制权力如国家权力，宗教势力破坏或摧毁的个体生活，发出了主流之外的质疑声音。[7]（interview，1988）《生日聚会》中斯坦利Stanley的精神崩溃和《送菜升降机》中格斯Gus的死亡反映了神秘组织是如何粉碎无助个人的生活。马克·巴迪Mark Batty认为《一夜外出》中艾伯特Albert被专横的母亲控制是“社会力量的约束和诱捕的缩影以彰显其存在”⑧（Harold Pinter，36）。《送菜升降机》中反映了士兵们的焦虑，本Ben和格斯Gus被发送到不知名的地方杀人却不知道原因。受害者的不确定性以及自己的命运的未知性反映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荒谬。
哈罗德·品特的戏剧充满了滑稽的人物和晦涩的对话，在看似平常的对话背后其主题是悲剧性的和发人深省的，体现了二战后个人的生存焦虑，也是品特早期经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Silverstein，Marc.“One for the Road，Mountain Language and the Impasse of Politics” Modern Drama 34.3（1991）：426
[2]Pinter，Harold.“Writing for Myself.” Plays：Two.London：Faber，1977：9-12
[3]Pinter，Harold.“Interview in “Talk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er 25 Feb.1967
[4]Bensky，Lawrence M.“ ‘Harold Pinter’ in Writers at Work.” 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Ed.George Plimpton.New York：Viking Press，1967
[5]Pinter，Harold.“Interview with John Sherwood.” BBC European Service 3 Mar.1960
[6][8]Batty，Mark.Harold Pinter.Horndon：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2001
[7]Pinter，Harold.“Interview with Anna Ford.” The Listener 27 Oct.1988
作者简介：员珍珍（1982-），女，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助教，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戏剧和翻译。
关键词：反犹主义；威胁喜剧；焦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哈罗德·品特作为剧作家崭露头角的时候，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无关。品特曾说过“我没有特意强调写作的任何特定社会功能，我写只是因为我想写”[2]（“Writing for Myself”，12）。在早期创造阶段，其剧本表面上与政治问题无关，但是作为公民品特有其政治态度。他的早期戏剧曾被归类为荒诞派戏剧，然马克·西沃斯坦Marc Silverstein指出品特早期的剧本“针对的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秩序下人们的生活变迁，这些人不是生活在难以理解的领域”[1]（426）。尽管其作品展示了生活的神秘，不确定性和荒谬，其政治傾向还是有迹可循，从八十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社会公众问题如：英国的民权运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海湾战争，轰炸伊拉克和对美国囚犯的虐待和审查。品特的剧本反映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
身为犹太裁缝的儿子，品特于1930年10月10日生于伦敦的哈克尼区。在童年时代他经历了二战期间德国轰炸英国，这使他形成了终其一生的反战观点。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品特称自己是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不肯服兵役的人：“我意识到战争的痛苦和恐怖，我绝不同意使战争继续下去。我说不。”[3]（interview，1967）
品特承认早期经历的反犹太主义是他成为剧作家的原因。缺乏安全感和被威胁所包围，他对暴力和残忍非常敏感。其剧本中一些噩梦般的场景来源于童年时期害怕被盖世太保抓住送往集中营烧死的恐惧。品特童年时期生活的伦敦东区是一个政治战场。那里生活着大量来自1905年俄罗斯大屠杀的犹太难民，一战后人数激增，主要是希特勒反犹政策的受害者。这些新来的难民与伦敦本地人，黑人和爱尔兰人争夺立足点和生计营生。在东区街头，莫斯利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与左翼犹太激进分子不断产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紧张局势并没有终结。品特生动的描述了当时情况：“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遭遇暴力。我确实…在东区遭遇到暴力，法西斯主义在英格兰死灰复燃…在那些日子里有太多的暴力。”[4]（Bensky，363）
品特利用童年经历和敏锐观察呈现了二战后英国人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他表现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他的早期剧本以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笼罩着一种超自然的气氛，关注的是受威胁的身份以及个体在应对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焦虑和混乱。品特的剧中人在房间里受到惊吓，感到恐惧：“显然，他们害怕房间的外面。房间的外面是一个对他施加压力的世界，这是最令人费解和恐惧，好奇而又令人惊恐的”[5]（interview，1960）。品特把房间作为个人庇护所，是把家庭与社会群体区分开来的避难所，是保护“自我”免受“他者”伤害的庇护所。《生日聚会》中的戈德堡Goldberg和麦肯McCann，《房间》中的莱利Riley和《送菜升降机》中沉默的证人都是入侵者。因其早期戏剧对不安全感，焦虑和无情命运的关注，其戏剧被欧文·瓦尔德 Irving Wardle称为“威胁喜剧”。
品特关心的政治问题本质上是人道主义，他关心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如何践踏后者权利的问题。在其剧作背后，基本的政治问题即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争取生存空间斗争的残忍和恐怖。马克·巴迪Mark Batty发现品特对展示强权的虚伪以及权利如何被滥用对付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以及语言是如何被使用“掩盖政治上制服和妖魔化失败者”很有兴趣。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品特早期及以后戏剧的核心[6]（Harold Pinter 91）。
品特试图通过《生日聚会》传递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前者侵入和扰乱脆弱个体的平静生活，营造不安的社会氛围。采访过品特的安娜·福特Anna Ford发现在品特早期戏剧如《生日聚会》，《送菜升降机》，《温室》展示了被专制权力如国家权力，宗教势力破坏或摧毁的个体生活，发出了主流之外的质疑声音。[7]（interview，1988）《生日聚会》中斯坦利Stanley的精神崩溃和《送菜升降机》中格斯Gus的死亡反映了神秘组织是如何粉碎无助个人的生活。马克·巴迪Mark Batty认为《一夜外出》中艾伯特Albert被专横的母亲控制是“社会力量的约束和诱捕的缩影以彰显其存在”⑧（Harold Pinter，36）。《送菜升降机》中反映了士兵们的焦虑，本Ben和格斯Gus被发送到不知名的地方杀人却不知道原因。受害者的不确定性以及自己的命运的未知性反映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荒谬。
哈罗德·品特的戏剧充满了滑稽的人物和晦涩的对话，在看似平常的对话背后其主题是悲剧性的和发人深省的，体现了二战后个人的生存焦虑，也是品特早期经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Silverstein，Marc.“One for the Road，Mountain Language and the Impasse of Politics” Modern Drama 34.3（1991）：426
[2]Pinter，Harold.“Writing for Myself.” Plays：Two.London：Faber，1977：9-12
[3]Pinter，Harold.“Interview in “Talk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er 25 Feb.1967
[4]Bensky，Lawrence M.“ ‘Harold Pinter’ in Writers at Work.” 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Ed.George Plimpton.New York：Viking Press，1967
[5]Pinter，Harold.“Interview with John Sherwood.” BBC European Service 3 Mar.1960
[6][8]Batty，Mark.Harold Pinter.Horndon：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2001
[7]Pinter，Harold.“Interview with Anna Ford.” The Listener 27 Oct.1988
作者简介：员珍珍（1982-），女，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助教，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戏剧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