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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工潮”居高不下，众多有良知的作家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生活，集中描写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小说日益增多。张抗抗的中篇小说《工作人》正产生于这样一个大环境，小说中的“百川”洗去了老一辈农民工的诸多弱点，他善良、清醒、正直，他用城市的文明改造农村的落后，用农村的淳朴改造城市的冷漠。在城市与农村的碰撞中，“百川”逐步成长为新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工代表。
【关键词】
农民工 现代性 启蒙 改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0114—03
张抗抗的反映农民工生活和思想的中篇小说《工作人》讲述了一个17岁开始外出打工，当过矿工、绿化工、水暖工的农民工百川在进城以后所经历的种种悲喜。和其他创作农民工题材的作家不同，张抗抗没有延续“五四”时期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她脱离了用人性与道德来控诉这样一个模式，没有用一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来控制她笔下的人物，而是借第三人称百川的眼光来看城市、看农村，显示了作家不动声色的良知和深度，她用一种平实的叙述方式来讲述她的小说世界里主人公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农民工形象。
百川形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张抗抗对农民工形象画廊的丰富和补充，不论从行为上、思想上，百川都已经脱离了农村那个狭隘的天地，同时又自觉为家乡的未来深深担忧，这就使得百川的形象脱去了老一辈农村人的弊病，具备了一种现代性。“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所指范围非常广阔复杂。我们这里谈到百川“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人性，他是人性的坚守者，他将农村人的淳朴、善良与城市人的文明、进步融合在一起，城市的文明启蒙了百川，百川又用自身的坚守回馈了城市。
同样是从农村走向城市，千军（百川的哥）在农村与城市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变成了与百川完全不同的人，千军是被城市文明异化的产物，他熟谙城市的生存法则：跟领导打牌时输给人家；管基建的头儿想吃鱼，他就送去几条活蹦乱跳的“鱼池里钓的”大鲤鱼，千军的送礼学问表明城市的那一套官场文化已被他完全掌握。对待工人，千军反过来用城市人的自私、利益来对待。而百川则在城市与农村的相互碰撞中完成了人格的完善、人性的坚守，最终走向了思想的进步和成熟。
一、人格的完善——城市文明的启蒙
1.爱情的幼稚到成熟
百川的第一次爱情就是城市启蒙的直接结果，对于浪漫爱情的渴求，是每个健康、正常人的需要，百川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爱情：结婚前，百川希望经历一次真正的爱情，城市人对爱情的大胆坚定了百川尝试爱情的决心，制订四大竞争步骤并付诸行动。百川的第一次爱情可以说是从城市里男人与女人的爱情模仿来的，对于爱情他仅停留在感性阶段。后来与月儿的婚姻让百川对爱情有了一个辩证、客观的思考：“城里人的那些爱情，也许都是扯淡。”城市爱情从纯粹启蒙走向了理性思考。徐主任“结婚以后家务劳动就是爱情的具体表现”让他刻骨铭心，从城里回来之后，百川一心一意进行小家庭建设。他对于嫂子对哥的事事顺从感到悲哀，想到“世上最可敬的是女人，最可怜的也是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和女性的态度，是城市启蒙百川的结果。
从纯粹模仿到渗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城市对百川的第一次启蒙可以说是成功的，他并没有盲目地服从城市文明的启蒙，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城市的文明（爱情文明）。
2.“我是谁？”——强烈的身份确认意识
“我是谁？”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复苏。进入城市的百川对自己的身份提出了明确质疑，他“翻了《新华字典》《辞海》还有大百科什么的，就是没有农民工这个词儿”。百川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表明他不愿盲目地活着，在城市里没命地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在努力，后来他给农民工下的一个类似于绕口令的称谓也表明百川对自己身份认定的努力，他甚至将自己身份及命运的思考带到了社会领域，“城里怎么就能有这么多的好车，开车的又是什么人呢？”尽管这只是一种朦胧的想法，但是却表明百川并不是局限于思考自己的身份，他在寻找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这是农村所不能给予百川的思考空间。
3.理性代替暴力——处世观的成熟
文明出现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文明”一词从广义来说，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城市文明中的法律、秩序等对于百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砌院墙这件事上，百川表现出了法律和政策意识，他没有一味蛮干，而是通过正规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李家女人三番五次拒绝和平解决院墙问题并没有让百川采取相同的手段还击，他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在合法举动一次又一次被破坏后，百川同样没有采取暴力手段。百川处理砌墙事件的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他的法律意识，在文明社会，人的行动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人的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百川进步的生动诠释。
尊重别人的人格，体现一种人本意识，这是作为农民工的百川让人敬佩和喜欢的地方，在乡下任服装厂副厂长时，如何防止工人偷厂里东西，百川没有采取简单的搜身方法，而是用道德和尊重来感动工人。自此，厂里再也没发生丢东西事件。百川的思想没有被传统的农村文化所禁锢、所束缚，而是在城市和农村文明的互相交融之下形成了清新的现代平等之风。
二、人性的坚守——农村善良的改造
1.帮助朋友实现梦想
传统农民工题材小说中不乏“义”的出现，甘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它们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一种感情上的换位与热忱，脱不掉“复仇”的模式，也脱不掉武力的影子，不可避免有一种江湖义气，这是一种“武力”上的义气。但是百川对于工友响泉的帮助，却是一种理性的上升，他把自己对于人生梦想的执著移植到了响泉身上，从报名中国远洋轮船开始，到给报名费，凑押金和培训费，再到请求远洋大楼工作人员的通融，除了传统“讲义气”的影子外，更多看到了百川理性思维的显现。 2.敢于反抗——维护自身的权益
同样是农民工进城的题材，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百川可谓不遗余力，他不仅知道自己所受的剥削，并用实际行动来抵抗这种剥削，这和荆永鸣笔下的“外地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善良淳朴的，但他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保姆水秀用两年时间服侍瘫痪了的老处长，当老处长因瘫痪而失去知觉的手再度能动弹的时候，他却用那只手来摸水秀的羞处，水秀想过离开，想过倾诉，但最终忍住了。“烧饼”在被逼急的情况下拿起一把刀要和撞倒自己的轿车司机拼命，结果却落下个手抽筋的毛病。水秀本应为自己的尴尬处境呐喊，“烧饼”维护的也是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他们或失语、或受伤（生理的抑或心理的），对比之中百川的反抗更具积极意义。
城市与农村的互动，让百川成了双方的受益者，在“离去——归来——离去——归来”的模式中百川实现了他的成长，进入城市文化圈以后，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农村文化的真实状态，而在农村文化中，他又客观地感受到他所接触过的城市。
百川对城市的理解是在人物“在场——缺席”、与城市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情况下完成的。百川带着浓郁的农村人的气息进入城市，他用农村人的一套文化与思想来看待城市，认为“城市是一头猪”，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排拒逻辑。这时的城市在百川的印象里是表象和物质的。
随着百川在城市工作经验的增加，他的思维呈爱恨交加的状态，百川再度回到农村，离开了城市文化，却遭遇到了李家女人的蛮横与不讲理，这让他在此地客观思考了彼地的文化，他发现了城市的文明：“城里的人毛病再多，却没见过像李家女人这种压根不讲理不懂法的人”，百川按照城里单元房的格局来安排房屋的市置，则表明他已经从外在物质形态上开始接受城市了。
而通过帮响泉办理交押金和培训费，让百川对城市文化的评价走入了中立和客观。这是城市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向百川敞开了胸怀，百川又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接纳了城市：“城里人有时比农村人更富有同情心。”在服装厂倒闭回家的日子里，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百川“发现自己其实挺惦念城市的”。在家的日子让百川认真地思考了城市、农村和自己的将来，这使得他进一步深入地看城市，“他发现城市原来是很深奥的……”，因此他作出了考土建工长的决定。城市绝不是百川表面看到的那么肤浅简单，在她快速发展的经济背后、在她的文明背后肯定有更多更深的因素，百川要找到通往城市深处的钥匙。百川对城市的态度至此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中，百川没有迷失自己，也没有高估自己，而是尽量用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夏天敏《接吻长安街》中的男主人公用长安街接吻来证明自我在这个城市的存在，与百川通过自己努力融入城市相比，这样一种想法未免“荒诞而无聊”。
农村作为哺育百川的母体，对于他的影响是血缘性不可更改和抹杀的。百川在城市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了农村文化的落后，但这种落后并没有让百川想过割断自己与农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血缘关系，同样是怀抱改变自身境遇的梦想进城，百川不同于老舍笔下的祥子，他在经历了“精进向上——不甘失败”的命运之后最后走上了自甘堕落的道路；百川也不同于郑义《老井》里一身“狐仙气”的巧英，她带着向往城市的炽热之情，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哺育她的也是她所仇恨的农村和她的恋人，她试图割断自己和农村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血缘关系。而百川的不离不弃，正表现出他的爱之深切，因为“爱得深沉”，所以百川为农村的未来担忧，希望“豆庄变得像城市一样富裕、美丽、清洁”。
当然百川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摆脱不了一般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后的那种优越感，用自己在城里打工的优越性打败情敌而获取燕儿的芳心，从千军的工队回来以后，凭借自己城里回来的身份感受自己在豆庄受到的尊敬；他也摆脱不了“阿Q式”的精神富足者的农民式的性格，百川在没有得到千军准假的情况下回家了，在想象千军恼怒的图景中他找到了自己处境的优越性，“做农民工其实挺自由的，……比那些一辈子都被拴在一个单位，栓在3尺长桌上的城里人强多了”。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百川已经开始了他的城市化历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正如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书中所说的“城市与乡村曾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农村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这种不同消失以后，农村和城市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也许很遥远，但百川寄寓了无限希望，给孩子取名“蓬勃”，蕴含着无限生机与活力。也正如张抗抗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那孩子将来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呢？”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等待。
【参考文献】
[1] 张抗抗.工作人[C]//《银河》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2] 荆永鸣.外地人（四题）之保姆[C]//《外地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3] 荆永鸣.抽筋儿[C]//《外地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4] 夏天敏.接吻长安街[J].山花，2005（1）.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民工潮”居高不下，众多有良知的作家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生活，集中描写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小说日益增多。张抗抗的中篇小说《工作人》正产生于这样一个大环境，小说中的“百川”洗去了老一辈农民工的诸多弱点，他善良、清醒、正直，他用城市的文明改造农村的落后，用农村的淳朴改造城市的冷漠。在城市与农村的碰撞中，“百川”逐步成长为新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工代表。
【关键词】
农民工 现代性 启蒙 改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0114—03
张抗抗的反映农民工生活和思想的中篇小说《工作人》讲述了一个17岁开始外出打工，当过矿工、绿化工、水暖工的农民工百川在进城以后所经历的种种悲喜。和其他创作农民工题材的作家不同，张抗抗没有延续“五四”时期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她脱离了用人性与道德来控诉这样一个模式，没有用一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来控制她笔下的人物，而是借第三人称百川的眼光来看城市、看农村，显示了作家不动声色的良知和深度，她用一种平实的叙述方式来讲述她的小说世界里主人公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农民工形象。
百川形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张抗抗对农民工形象画廊的丰富和补充，不论从行为上、思想上，百川都已经脱离了农村那个狭隘的天地，同时又自觉为家乡的未来深深担忧，这就使得百川的形象脱去了老一辈农村人的弊病，具备了一种现代性。“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所指范围非常广阔复杂。我们这里谈到百川“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人性，他是人性的坚守者，他将农村人的淳朴、善良与城市人的文明、进步融合在一起，城市的文明启蒙了百川，百川又用自身的坚守回馈了城市。
同样是从农村走向城市，千军（百川的哥）在农村与城市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变成了与百川完全不同的人，千军是被城市文明异化的产物，他熟谙城市的生存法则：跟领导打牌时输给人家；管基建的头儿想吃鱼，他就送去几条活蹦乱跳的“鱼池里钓的”大鲤鱼，千军的送礼学问表明城市的那一套官场文化已被他完全掌握。对待工人，千军反过来用城市人的自私、利益来对待。而百川则在城市与农村的相互碰撞中完成了人格的完善、人性的坚守，最终走向了思想的进步和成熟。
一、人格的完善——城市文明的启蒙
1.爱情的幼稚到成熟
百川的第一次爱情就是城市启蒙的直接结果，对于浪漫爱情的渴求，是每个健康、正常人的需要，百川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爱情：结婚前，百川希望经历一次真正的爱情，城市人对爱情的大胆坚定了百川尝试爱情的决心，制订四大竞争步骤并付诸行动。百川的第一次爱情可以说是从城市里男人与女人的爱情模仿来的，对于爱情他仅停留在感性阶段。后来与月儿的婚姻让百川对爱情有了一个辩证、客观的思考：“城里人的那些爱情，也许都是扯淡。”城市爱情从纯粹启蒙走向了理性思考。徐主任“结婚以后家务劳动就是爱情的具体表现”让他刻骨铭心，从城里回来之后，百川一心一意进行小家庭建设。他对于嫂子对哥的事事顺从感到悲哀，想到“世上最可敬的是女人，最可怜的也是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和女性的态度，是城市启蒙百川的结果。
从纯粹模仿到渗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城市对百川的第一次启蒙可以说是成功的，他并没有盲目地服从城市文明的启蒙，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城市的文明（爱情文明）。
2.“我是谁？”——强烈的身份确认意识
“我是谁？”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复苏。进入城市的百川对自己的身份提出了明确质疑，他“翻了《新华字典》《辞海》还有大百科什么的，就是没有农民工这个词儿”。百川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表明他不愿盲目地活着，在城市里没命地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在努力，后来他给农民工下的一个类似于绕口令的称谓也表明百川对自己身份认定的努力，他甚至将自己身份及命运的思考带到了社会领域，“城里怎么就能有这么多的好车，开车的又是什么人呢？”尽管这只是一种朦胧的想法，但是却表明百川并不是局限于思考自己的身份，他在寻找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这是农村所不能给予百川的思考空间。
3.理性代替暴力——处世观的成熟
文明出现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文明”一词从广义来说，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城市文明中的法律、秩序等对于百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砌院墙这件事上，百川表现出了法律和政策意识，他没有一味蛮干，而是通过正规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李家女人三番五次拒绝和平解决院墙问题并没有让百川采取相同的手段还击，他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在合法举动一次又一次被破坏后，百川同样没有采取暴力手段。百川处理砌墙事件的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他的法律意识，在文明社会，人的行动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人的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百川进步的生动诠释。
尊重别人的人格，体现一种人本意识，这是作为农民工的百川让人敬佩和喜欢的地方，在乡下任服装厂副厂长时，如何防止工人偷厂里东西，百川没有采取简单的搜身方法，而是用道德和尊重来感动工人。自此，厂里再也没发生丢东西事件。百川的思想没有被传统的农村文化所禁锢、所束缚，而是在城市和农村文明的互相交融之下形成了清新的现代平等之风。
二、人性的坚守——农村善良的改造
1.帮助朋友实现梦想
传统农民工题材小说中不乏“义”的出现，甘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它们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一种感情上的换位与热忱，脱不掉“复仇”的模式，也脱不掉武力的影子，不可避免有一种江湖义气，这是一种“武力”上的义气。但是百川对于工友响泉的帮助，却是一种理性的上升，他把自己对于人生梦想的执著移植到了响泉身上，从报名中国远洋轮船开始，到给报名费，凑押金和培训费，再到请求远洋大楼工作人员的通融，除了传统“讲义气”的影子外，更多看到了百川理性思维的显现。 2.敢于反抗——维护自身的权益
同样是农民工进城的题材，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百川可谓不遗余力，他不仅知道自己所受的剥削，并用实际行动来抵抗这种剥削，这和荆永鸣笔下的“外地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善良淳朴的，但他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保姆水秀用两年时间服侍瘫痪了的老处长，当老处长因瘫痪而失去知觉的手再度能动弹的时候，他却用那只手来摸水秀的羞处，水秀想过离开，想过倾诉，但最终忍住了。“烧饼”在被逼急的情况下拿起一把刀要和撞倒自己的轿车司机拼命，结果却落下个手抽筋的毛病。水秀本应为自己的尴尬处境呐喊，“烧饼”维护的也是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他们或失语、或受伤（生理的抑或心理的），对比之中百川的反抗更具积极意义。
城市与农村的互动，让百川成了双方的受益者，在“离去——归来——离去——归来”的模式中百川实现了他的成长，进入城市文化圈以后，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农村文化的真实状态，而在农村文化中，他又客观地感受到他所接触过的城市。
百川对城市的理解是在人物“在场——缺席”、与城市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情况下完成的。百川带着浓郁的农村人的气息进入城市，他用农村人的一套文化与思想来看待城市，认为“城市是一头猪”，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排拒逻辑。这时的城市在百川的印象里是表象和物质的。
随着百川在城市工作经验的增加，他的思维呈爱恨交加的状态，百川再度回到农村，离开了城市文化，却遭遇到了李家女人的蛮横与不讲理，这让他在此地客观思考了彼地的文化，他发现了城市的文明：“城里的人毛病再多，却没见过像李家女人这种压根不讲理不懂法的人”，百川按照城里单元房的格局来安排房屋的市置，则表明他已经从外在物质形态上开始接受城市了。
而通过帮响泉办理交押金和培训费，让百川对城市文化的评价走入了中立和客观。这是城市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向百川敞开了胸怀，百川又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接纳了城市：“城里人有时比农村人更富有同情心。”在服装厂倒闭回家的日子里，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百川“发现自己其实挺惦念城市的”。在家的日子让百川认真地思考了城市、农村和自己的将来，这使得他进一步深入地看城市，“他发现城市原来是很深奥的……”，因此他作出了考土建工长的决定。城市绝不是百川表面看到的那么肤浅简单，在她快速发展的经济背后、在她的文明背后肯定有更多更深的因素，百川要找到通往城市深处的钥匙。百川对城市的态度至此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中，百川没有迷失自己，也没有高估自己，而是尽量用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夏天敏《接吻长安街》中的男主人公用长安街接吻来证明自我在这个城市的存在，与百川通过自己努力融入城市相比，这样一种想法未免“荒诞而无聊”。
农村作为哺育百川的母体，对于他的影响是血缘性不可更改和抹杀的。百川在城市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了农村文化的落后，但这种落后并没有让百川想过割断自己与农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血缘关系，同样是怀抱改变自身境遇的梦想进城，百川不同于老舍笔下的祥子，他在经历了“精进向上——不甘失败”的命运之后最后走上了自甘堕落的道路；百川也不同于郑义《老井》里一身“狐仙气”的巧英，她带着向往城市的炽热之情，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哺育她的也是她所仇恨的农村和她的恋人，她试图割断自己和农村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血缘关系。而百川的不离不弃，正表现出他的爱之深切，因为“爱得深沉”，所以百川为农村的未来担忧，希望“豆庄变得像城市一样富裕、美丽、清洁”。
当然百川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摆脱不了一般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后的那种优越感，用自己在城里打工的优越性打败情敌而获取燕儿的芳心，从千军的工队回来以后，凭借自己城里回来的身份感受自己在豆庄受到的尊敬；他也摆脱不了“阿Q式”的精神富足者的农民式的性格，百川在没有得到千军准假的情况下回家了，在想象千军恼怒的图景中他找到了自己处境的优越性，“做农民工其实挺自由的，……比那些一辈子都被拴在一个单位，栓在3尺长桌上的城里人强多了”。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百川已经开始了他的城市化历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正如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一书中所说的“城市与乡村曾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农村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这种不同消失以后，农村和城市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也许很遥远，但百川寄寓了无限希望，给孩子取名“蓬勃”，蕴含着无限生机与活力。也正如张抗抗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那孩子将来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呢？”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等待。
【参考文献】
[1] 张抗抗.工作人[C]//《银河》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2] 荆永鸣.外地人（四题）之保姆[C]//《外地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3] 荆永鸣.抽筋儿[C]//《外地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4] 夏天敏.接吻长安街[J].山花，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