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17天，票房破1.6亿，纪录片《二十二》成为这个暑期档最让人心绪难平的电影。历时4年，横跨5省29个地区，《二十二》的主创们一路追赶时间，记录了22位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军迫害女性的晚年生活。这一特殊题材，让这部影片在全国电影院线的上映，以及累计超过550万人次的观影，显得意义深远。
　　时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据记载，1937年到1945年，至少20万中国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到2014年《二十二》开始拍摄时，中国内地仅存22位幸存者。从开机的那一刻，这个数字就一直在跳动，今年7月这个数字减至9，上映前夕又有一位老人离去。时间给了一些人遗忘的借口，却让更多人看得清晰。我们都懂得“8·15”的沉重意义，又因为《二十二》知道了“8·14”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十二》所做的，就是赶在零之前，穿越历史的伤痛温柔凝望，郑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镜头就是主创的眼睛，借由这凝望，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远去的背影，记住了一张又一张渐近的面孔。从朝鲜被日军劫掳到中国湖北的毛银梅，说了一口流利的湖北话，却几乎忘掉了母语。但有些历史的痕迹是抹不去的，她偶尔会记起几句简单的日语，“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还会哼唱朝鲜民歌《桔梗谣》《阿里郎》。老奶奶说，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毛是毛主席的毛。生活在海南一家养老院的林爱兰，从“慰安所”出来之后就加入了红色娘子军，性格刚毅的她在家里挂了一把刀。抗战胜利69周年，政府颁发给林爱兰一枚奖章。经过一场误会失而复得这枚奖章时，老奶奶笑了，是小女孩一样明媚的笑容。还有那些默默帮助她们的人，比如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那位韩国摄影师，以及山西、海南等地的志愿者们。
　　纪录电影是一个社会的良知系统；一个国家缺少纪录电影，就像一个家庭缺少了一本相册。《二十二》的拍摄和上映，实在是一项功德之举。特别要感谢的，不仅是主创直面伤痛、再现历史的勇气，更是他们将镜头对准这些老人时的克制。我们都能读懂，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22个瘦小佝偻的身影，埋藏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悲伤，以及太多国家的历史隐痛。但在处理这至痛的时候，影片保持了极大的悲悯，只是停留在老人的泪水，停止在颤抖的声音“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更多的是，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用一种诗性的方式，隐喻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悲恸。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影片上映后，导演郭柯在网络上回答观众。是的，作为历史存证的纪录片，也许靠得近些再近些，才能呈现真相的力量。但这力量，不等于赤裸裸地揭开伤疤，也不等于毫无节制地煽情和暴露，导演的后退一步，成就了观众的向前一步，影像的力量正是由导演和观众一起来创造。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克制背后的反思。一位跟随幸存者30多年的志愿者说，一开始想得太简单，只想为她们讨回一个公道，如果知道公布所带来的这些麻烦，他一定不允许自己这样做。70岁的“中日混血儿”打了一辈子光棍，面对记者讲述同母异父兄弟的叫嚣“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有的老人隐瞒孩子50年，还有的不愿意公布自己的名字。《二十二》埋下这些线头，线的另一端连着银幕之外的现实。发问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真诚。它的意义，只有在对自我的审视中才能抵达。
　　英國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有一句著名的论断：“纪录片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社会学的、诗的和技术的。”《二十二》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它打动了很多人。片尾一一露面的32099名众筹者名字，是一个证明。中国电影不缺少观众，不缺少资本，不缺少题材，需要的是更多用心制作的好电影。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来看。”影片最后，广西幸存者韦绍兰的话击中了很多观众。从22位幸存者的讲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再到珍珠港海底沉睡的船只，这些历史存证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是的，只有不拒绝面对苦难，才能走得更远。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