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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真是太快了。那些年和《中华儿女》的编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以致超越了写作、发表的范畴，在心灵上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
——顾保孜
“紅墙作家”顾保孜的日程很忙，这位出版过《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红墙里的瞬间 》《聚焦红墙：1956-1989共和国红镜头》等畅销书的女作家，近期正在紧张地筹备一部历史题材电影的开拍。听闻《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5周年，她将原本的电影研讨会时间推后，专门留出整段时间与记者重温她与《中华儿女》的情谊。
“25年，真是太快了。那些年和《中华儿女》的编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以致超越了写作、发表的范畴，在心灵上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顾保孜说，这种记忆，大部分隐匿在文章背后。如今，翻开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往昔一幕幕重回心头，如同回头望去的青山，是那样苍翠，那样苍茫。
投石问路的平台
走进顾保孜家，整整一面墙的书籍分外夺目。回忆起与《中华儿女》20多年的情谊，顾老师亲自登高爬梯，翻出过往的杂志资料与我们分享，在1991年至1998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中华儿女》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
1991年，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那是当时准备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书中的一段。为了了解市场，也为了稳妥起见，出版社编辑建议顾保孜先将单独的篇章发表一下“试试水”。
投石问路是那时出版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做法，顾保孜将“石头”投向了团中央主办的《中华儿女》杂志社。
顾老师回忆说，当时选择《中华儿女》原因有三：一是《中华儿女》的刊名是邓小平的“御笔”，发表领导人的文章比较正宗；原因二，顾名思义，《中华儿女》的杂志自然是发表优秀的中华民族精英人物，领袖当然包括在内；原因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董保存和《中华儿女》时任编辑部主任杨筱怀（后任《中华儿女》总编辑）关系很好，所以文章就转到了《中华儿女》，同时书中主人翁杜修贤拍摄的领袖照片也印在了文章排版的胶片上。
经过杨筱怀的编辑修改，符合杂志发表要求的《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在《中华儿女》1991年第4期见刊，并很快成为各家报刊转载的对象。
从这以后，顾保孜相继在《中华儿女》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1992年到1995年是她在中华儿女发表文章最多的时间，共有20篇左右，20多万字的作品见刊，题材集中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年代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样板戏的戏外戏》《安葬胡耀邦的前前后后》《大跃进后的周恩来》《摄影师眼中的晚年周恩来中南海的秘密行动》……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那是一段非常重要、难忘的岁月。”顾保孜说，“可以说，当年是《中华儿女》作为我强有力的支撑，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并且使我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作为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专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顾保孜的创作没有锁定军营，而是被冠以“红墙女作家”的称号。
顾保孜谈到了这个称号的由来：“1991到1995年我是《中华儿女》的专栏作家，每期都发表一篇有关领袖题材为主的纪实作品，如《胡耀邦的秘密安葬》《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等。当时我出过一部书《红墙里的瞬间》，1995年有家报纸记者就称我为‘红墙女作家’了”。
“最开始，我发表的每篇文章也就5000字至8000字，后来一篇能有2万多字，都只是截取一段历史时期中某个事件，或是某些片段来写，历史连续性还不够。”顾保孜说，刚开始接触这类题材时，自己年轻，想问题还不够立体，写伟人题材自己觉得底气不够，也不太愿意写。正是为《中华儿女》写作的过程中，自己跨越了好几个阶段，经历了最初、最重要的积淀期，不仅增加了对这个题材的兴趣，也在一篇篇文章的发表与读者热烈的反馈中增强了自信，并逐步成长为今天这般成熟的伟人题材作家。
一支优秀的队伍
守住一个杂志发表这么多作品，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者来说是不多见的。在长达十年的供稿交流中，顾保孜不仅与《中华儿女》形成了一种默契，和《中华儿女》的编采人员也成为了生活中的朋友。
张冠宇、杨筱怀、张怡……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被顾保孜一一道来，也唤起了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25年了，太快了，当年我们都还是年轻人。”
那时，已经在《中华儿女》杂志发表过文章的顾保孜想着，该见见那些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了，于是在杜修贤家，她和杨筱怀有了第一次见面。
那天，顾保孜听见门响，随即一个地道北京口音传了进来，“杜老您好……”，“怎么又迟到了？”一向以中南海时间标准要求人的杜修贤马上发出严厉的指责。“杜老，本人是有谱没准。不是您在中南海那个年代啦，就包涵吧。”杨筱怀一边开玩笑地应答，一边走进客厅四处张望，顾保孜马上站了起来。可是她发现，杨筱怀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左右盼顾，继而问：“顾保孜来了吗？”
顾保孜心里一愣，玩幽默？
“你长眼睛干什么的，那不是顾保孜吗？”杜老指了指。“啊，顾保孜是女的？”杨筱怀十分惊讶。顾保孜也笑了，文章都已经发表了，竟然还不知道作者的性别。
“就这样，颇有些戏剧性地认识了杨筱怀。”顾保孜笑着回忆，“再后来，我经常会去位于团中央大楼里的《中华儿女》编辑部坐坐。”
第一次走进编辑部的门槛，顾保孜被一片凌乱不堪的景象吓坏了，仰头环视四周，更是有些惊讶，不过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摆放了七八张桌子，桌子上下左右到处是一堆堆杂志稿件，人坐在桌前像掉进了陷井，马上被淹没的不见一根头发。
可是很快，从陷井中抬起的那一张张生动而富有表情年轻的脸上流露出真诚的微笑，“这样简陋的工作空间中却编写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华的人物”，顾保孜心里由衷地感叹。望着和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编辑们，微笑变为心灵的通道。 “我和《中华儿女》的编辑有了文章以外的友谊，很快和这些不修边幅的‘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们成为了朋友。”顾保孜说。《中华儿女》的团队非常优秀，编辑们是那样敬业、青春飞扬，自己不但经常会参加杂志社的活动，也在和他们的业务交流中获益匪浅。
“杨筱怀对业务非常精通。他非常善于出题目，每次先确定好题，然后很准确地告诉我要抓住什么来写，有时甚至会帮忙联系好采访对象。”顾保孜至今记得，最初写领袖题材时，由于运用了过多的文学手法，被杨筱怀批评了一通，“这类题材不能演绎、不能太文学，要真实还原。”
如今，很多出版社编辑都佩服顾保孜善于定标题，她总是笑着说：“从《中华儿女》学了很多。”
和《中华儿女》共同成长
回忆起90年代那段激情的岁月，顾保孜不禁感慨：“可以说最初与《中华儿女》合作的那些年是我的青涩阶段。我的写作生涯和《中华儿女》共同成长。”
顾老师说，年轻时候写作是感性大于理性，而现在则是理性大于感性。在给《中华儿女》写作那些年，自己出了很多书，像《红镜头》《我的父亲朱德》，其中的很多文章都在《中华儿女》发表过。写作中对领袖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也更加有一种敬畏感，“写红墙内的事，开始写的时候，越写越觉得红墙离我很近，我能感受到那里面的事；而现在这么多年，越写越觉得红墙很厚，怎么写也写不透。”
坚持写领袖题材20多年，酸甜苦辣很多，受到过质疑也受到过欢迎，至今顾老师仍记得，在当年审稿制度非常严格的时候，自己与《中华儿女》的编辑们共同完成的那些颇具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了一篇让读者流眼泪的文章。197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中华儿女》准备发表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顾保孜专门到周恩来生前保健大夫张佐良和前卫士长张树迎家中进行采访，整个采访围绕一个主题――周恩来最后岁月里的生病历程和心灵历程。尘埃落定，历史真实轮廓浮出水面，周恩来最后岁月经历的病体与心灵历程同是在痛苦节拍下走向生命终点的。
写作这篇名为“诀别前的周恩来”文章时，顾保孜有一种和以前其它文章不相同的感受，就是心痛，一种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痛楚，绵延不断，以致写作的那几天都是以泪水洗面。文章写了3万多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改动就赶紧交稿了。
当年，凡是写领袖的内容都要送审，这篇纪念周恩来的稿子肯定是要送审的。不过万万没有想到批下来的稿子只剩下5千多字，砍掉了3万字。无文无章，还称其为文章吗？一棍子打来，顾保孜蒙了，说干脆就发表一句话――周恩来同志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而杨筱怀没有放弃，经过不断的沟通、努力，终于又批回来了一万多字，勉强成了文章。
文章发表在《中华儿女》1994年的1月刊上，正好离春节不远，许多读者买了这期杂志想利用春节放假时消遣消遣，可是这篇文章没有让他们消遣成，而是“煽”出了泪水，痛快过年变成了痛苦过年。后来有不少读者写信或是打电话，诉说了这篇文章带给他们心灵的震撼和痛楚。“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中华儿女》巨大的影响力”，顾老师说。
同样引起重大反响的还有描写“刘晓庆采访张玉凤”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一连几天上街，都能听见有人喊，“快看，《中华儿女》刘晓庆采访张玉凤”。杂志好卖极了，外出总是能看见读者手里的杂志和谈论文章内容，顾保孜第一次感受了名人效应在中国特殊的感召力。
创作领袖系列题材21年来，顾保孜交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作业”。2010年6月，《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强烈，短短一年半，就再版了8次，销量高达20余万册。电影故事片《相伴永远》，曾获得2000年度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编剧奖，2001年“五个一”优秀故事片工程奖；连续剧《罗荣桓元帅》获得2002年解放军电视剧“金星奖”；故事片《风起云涌——陈云》获得2005年電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而电视连续剧《彭雪枫》，则将电视剧所有的大奖收入囊中。
如今，有了多年历练和积淀，顾老师说总结自己写作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回归当年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站在高层领导的层次去理解很多事。“如果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真实但不客观。而客观是我这20多年来想要达到和追求的境界。”
顾保孜说，在自己心目中，《中华儿女》杂志的办刊方针是符合这几个字的定位的，弘扬主旋律、报道政治、文化、经济各界精英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今，虽然不再给《中华儿女》供稿，但是作为忠实读者，顾老师长期关注这份与自己共同成长的刊物，在她心里，《中华儿女》就是自己的家园。
责任编辑 李娜
——顾保孜
“紅墙作家”顾保孜的日程很忙，这位出版过《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红墙里的瞬间 》《聚焦红墙：1956-1989共和国红镜头》等畅销书的女作家，近期正在紧张地筹备一部历史题材电影的开拍。听闻《中华儿女》杂志创刊25周年，她将原本的电影研讨会时间推后，专门留出整段时间与记者重温她与《中华儿女》的情谊。
“25年，真是太快了。那些年和《中华儿女》的编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以致超越了写作、发表的范畴，在心灵上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顾保孜说，这种记忆，大部分隐匿在文章背后。如今，翻开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往昔一幕幕重回心头，如同回头望去的青山，是那样苍翠，那样苍茫。
投石问路的平台
走进顾保孜家，整整一面墙的书籍分外夺目。回忆起与《中华儿女》20多年的情谊，顾老师亲自登高爬梯，翻出过往的杂志资料与我们分享，在1991年至1998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中华儿女》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
1991年，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那是当时准备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书中的一段。为了了解市场，也为了稳妥起见，出版社编辑建议顾保孜先将单独的篇章发表一下“试试水”。
投石问路是那时出版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做法，顾保孜将“石头”投向了团中央主办的《中华儿女》杂志社。
顾老师回忆说，当时选择《中华儿女》原因有三：一是《中华儿女》的刊名是邓小平的“御笔”，发表领导人的文章比较正宗；原因二，顾名思义，《中华儿女》的杂志自然是发表优秀的中华民族精英人物，领袖当然包括在内；原因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董保存和《中华儿女》时任编辑部主任杨筱怀（后任《中华儿女》总编辑）关系很好，所以文章就转到了《中华儿女》，同时书中主人翁杜修贤拍摄的领袖照片也印在了文章排版的胶片上。
经过杨筱怀的编辑修改，符合杂志发表要求的《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在《中华儿女》1991年第4期见刊，并很快成为各家报刊转载的对象。
从这以后，顾保孜相继在《中华儿女》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1992年到1995年是她在中华儿女发表文章最多的时间，共有20篇左右，20多万字的作品见刊，题材集中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年代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样板戏的戏外戏》《安葬胡耀邦的前前后后》《大跃进后的周恩来》《摄影师眼中的晚年周恩来中南海的秘密行动》……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那是一段非常重要、难忘的岁月。”顾保孜说，“可以说，当年是《中华儿女》作为我强有力的支撑，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并且使我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作为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专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顾保孜的创作没有锁定军营，而是被冠以“红墙女作家”的称号。
顾保孜谈到了这个称号的由来：“1991到1995年我是《中华儿女》的专栏作家，每期都发表一篇有关领袖题材为主的纪实作品，如《胡耀邦的秘密安葬》《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等。当时我出过一部书《红墙里的瞬间》，1995年有家报纸记者就称我为‘红墙女作家’了”。
“最开始，我发表的每篇文章也就5000字至8000字，后来一篇能有2万多字，都只是截取一段历史时期中某个事件，或是某些片段来写，历史连续性还不够。”顾保孜说，刚开始接触这类题材时，自己年轻，想问题还不够立体，写伟人题材自己觉得底气不够，也不太愿意写。正是为《中华儿女》写作的过程中，自己跨越了好几个阶段，经历了最初、最重要的积淀期，不仅增加了对这个题材的兴趣，也在一篇篇文章的发表与读者热烈的反馈中增强了自信，并逐步成长为今天这般成熟的伟人题材作家。
一支优秀的队伍
守住一个杂志发表这么多作品，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者来说是不多见的。在长达十年的供稿交流中，顾保孜不仅与《中华儿女》形成了一种默契，和《中华儿女》的编采人员也成为了生活中的朋友。
张冠宇、杨筱怀、张怡……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被顾保孜一一道来，也唤起了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25年了，太快了，当年我们都还是年轻人。”
那时，已经在《中华儿女》杂志发表过文章的顾保孜想着，该见见那些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了，于是在杜修贤家，她和杨筱怀有了第一次见面。
那天，顾保孜听见门响，随即一个地道北京口音传了进来，“杜老您好……”，“怎么又迟到了？”一向以中南海时间标准要求人的杜修贤马上发出严厉的指责。“杜老，本人是有谱没准。不是您在中南海那个年代啦，就包涵吧。”杨筱怀一边开玩笑地应答，一边走进客厅四处张望，顾保孜马上站了起来。可是她发现，杨筱怀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左右盼顾，继而问：“顾保孜来了吗？”
顾保孜心里一愣，玩幽默？
“你长眼睛干什么的，那不是顾保孜吗？”杜老指了指。“啊，顾保孜是女的？”杨筱怀十分惊讶。顾保孜也笑了，文章都已经发表了，竟然还不知道作者的性别。
“就这样，颇有些戏剧性地认识了杨筱怀。”顾保孜笑着回忆，“再后来，我经常会去位于团中央大楼里的《中华儿女》编辑部坐坐。”
第一次走进编辑部的门槛，顾保孜被一片凌乱不堪的景象吓坏了，仰头环视四周，更是有些惊讶，不过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摆放了七八张桌子，桌子上下左右到处是一堆堆杂志稿件，人坐在桌前像掉进了陷井，马上被淹没的不见一根头发。
可是很快，从陷井中抬起的那一张张生动而富有表情年轻的脸上流露出真诚的微笑，“这样简陋的工作空间中却编写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华的人物”，顾保孜心里由衷地感叹。望着和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编辑们，微笑变为心灵的通道。 “我和《中华儿女》的编辑有了文章以外的友谊，很快和这些不修边幅的‘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们成为了朋友。”顾保孜说。《中华儿女》的团队非常优秀，编辑们是那样敬业、青春飞扬，自己不但经常会参加杂志社的活动，也在和他们的业务交流中获益匪浅。
“杨筱怀对业务非常精通。他非常善于出题目，每次先确定好题，然后很准确地告诉我要抓住什么来写，有时甚至会帮忙联系好采访对象。”顾保孜至今记得，最初写领袖题材时，由于运用了过多的文学手法，被杨筱怀批评了一通，“这类题材不能演绎、不能太文学，要真实还原。”
如今，很多出版社编辑都佩服顾保孜善于定标题，她总是笑着说：“从《中华儿女》学了很多。”
和《中华儿女》共同成长
回忆起90年代那段激情的岁月，顾保孜不禁感慨：“可以说最初与《中华儿女》合作的那些年是我的青涩阶段。我的写作生涯和《中华儿女》共同成长。”
顾老师说，年轻时候写作是感性大于理性，而现在则是理性大于感性。在给《中华儿女》写作那些年，自己出了很多书，像《红镜头》《我的父亲朱德》，其中的很多文章都在《中华儿女》发表过。写作中对领袖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也更加有一种敬畏感，“写红墙内的事，开始写的时候，越写越觉得红墙离我很近，我能感受到那里面的事；而现在这么多年，越写越觉得红墙很厚，怎么写也写不透。”
坚持写领袖题材20多年，酸甜苦辣很多，受到过质疑也受到过欢迎，至今顾老师仍记得，在当年审稿制度非常严格的时候，自己与《中华儿女》的编辑们共同完成的那些颇具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顾保孜在《中华儿女》发表了一篇让读者流眼泪的文章。197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中华儿女》准备发表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顾保孜专门到周恩来生前保健大夫张佐良和前卫士长张树迎家中进行采访，整个采访围绕一个主题――周恩来最后岁月里的生病历程和心灵历程。尘埃落定，历史真实轮廓浮出水面，周恩来最后岁月经历的病体与心灵历程同是在痛苦节拍下走向生命终点的。
写作这篇名为“诀别前的周恩来”文章时，顾保孜有一种和以前其它文章不相同的感受，就是心痛，一种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痛楚，绵延不断，以致写作的那几天都是以泪水洗面。文章写了3万多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改动就赶紧交稿了。
当年，凡是写领袖的内容都要送审，这篇纪念周恩来的稿子肯定是要送审的。不过万万没有想到批下来的稿子只剩下5千多字，砍掉了3万字。无文无章，还称其为文章吗？一棍子打来，顾保孜蒙了，说干脆就发表一句话――周恩来同志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而杨筱怀没有放弃，经过不断的沟通、努力，终于又批回来了一万多字，勉强成了文章。
文章发表在《中华儿女》1994年的1月刊上，正好离春节不远，许多读者买了这期杂志想利用春节放假时消遣消遣，可是这篇文章没有让他们消遣成，而是“煽”出了泪水，痛快过年变成了痛苦过年。后来有不少读者写信或是打电话，诉说了这篇文章带给他们心灵的震撼和痛楚。“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中华儿女》巨大的影响力”，顾老师说。
同样引起重大反响的还有描写“刘晓庆采访张玉凤”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一连几天上街，都能听见有人喊，“快看，《中华儿女》刘晓庆采访张玉凤”。杂志好卖极了，外出总是能看见读者手里的杂志和谈论文章内容，顾保孜第一次感受了名人效应在中国特殊的感召力。
创作领袖系列题材21年来，顾保孜交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作业”。2010年6月，《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强烈，短短一年半，就再版了8次，销量高达20余万册。电影故事片《相伴永远》，曾获得2000年度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编剧奖，2001年“五个一”优秀故事片工程奖；连续剧《罗荣桓元帅》获得2002年解放军电视剧“金星奖”；故事片《风起云涌——陈云》获得2005年電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而电视连续剧《彭雪枫》，则将电视剧所有的大奖收入囊中。
如今，有了多年历练和积淀，顾老师说总结自己写作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回归当年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站在高层领导的层次去理解很多事。“如果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真实但不客观。而客观是我这20多年来想要达到和追求的境界。”
顾保孜说，在自己心目中，《中华儿女》杂志的办刊方针是符合这几个字的定位的，弘扬主旋律、报道政治、文化、经济各界精英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今，虽然不再给《中华儿女》供稿，但是作为忠实读者，顾老师长期关注这份与自己共同成长的刊物，在她心里，《中华儿女》就是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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