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网络谣言是社会矛盾的媒介映射，是社会议题的传播在群体导向下的异变，亦是权威载体与非权威载体在话语权上的博弈，它可能来源于真实信息但又缺乏真实性，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从众心理作为网络谣言的主要宿主，承受了理性规范与非理性诱导的双重压力，集中体现了个体自我矛盾、个体与群体矛盾、个体与社会矛盾的纠葛状态，并且从众心理的特质会随着周边环境的异动而发生变化。此次新冠肺炎在时间节点、病理特性、防控需要等发生条件上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从而促使网络媒体几乎成为该事件相关谣言唯一的传播介质，观察疫情发生后的网络舆情，从众心理的表现形式在一些层面上有着强化的趋势：理性的观望;虽然缺乏专业性但逐渐理智的判断;个性化彰显的群体化;对官方权威的重要信任。
[关键词]疫情;网络谣言;从众心理;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在网络媒体时代，不仅舆论环境更为兼容开放，信息参与的方式也更加快捷简易，从而促发谣言完成了升级强化，“谣言传播不仅在内容形态以及参与响应的方式更多元便利，而且传播效率更广更快。”[1]176由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政府防控措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求民众们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防范，这使得几乎所有的现实社交都将投射到网络社交上去，大部分人只好依靠网络媒体来维持社会联系和信息沟通;同时，在疫情期间，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甚至一批与之相关的网络谣言，由于涉及的是重大紧急公共事件，谣言的传播性会更强，并更具隐藏性和迷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疫防疫的工作。
在多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统筹网上网下，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2]在官方权威的强力干预下，有效地遏制了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也为网络公众提供了更多可以生产理性的空间和条件，网络从众效应在进行一定的自我变革。从众心理也不再是刻板的盲从，虽然整体态势并没有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在群体舆论面前个人的识辨能力仍会被弱化，但在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境中，尤其是历经一次次重大事件的洗礼之后，在面对此次疫情相关谣言之际，很多信息受众者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理性要素在从众心理的发生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网络谣言的社会本质性
（一）网络谣言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异变于社会
“谣言是未经由可信来源证实的信息沟通”[3]70，“谣”指明了其信息作者和信息内容，它一定是社会人所创作的用以反映社会信息的未经确证的话语;“言”指明了其传播载体和传播途径，它的实质载体一定是社会人所能利用的工具和手段。谣言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在其失效之前完成自我释放的最大化，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至最广的范围、获得尽可能多的受众，而网络传播的特质正好极大地满足了这些要求。网络谣言无非就是社会信息通过网络媒介的人为加工后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传播的谣言，网络媒介将话语空间从相对有限扩展到了相对无限，“随着网络与谣言的媾和日渐深入，几乎所有的谣言都上了网，网络谣言几乎等同于谣言的全部。”[4]35
通常，对网络谣言的研究与社会公共议题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种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人交流的产物，它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异变于社会，并且只有在社会中传播才有其真正的意义。网络谣言已经不再是空穴来风，“其实，一个大规模传播的谣言，如果没有一丝真实的成分，很难想象会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或者说将信将疑”[5]3，谣言作为社会公共信息的一部分，民众通过谣言获知一定的实时动态也是一种信息需求。谣言内容通常与既存事实相关，有一定的现实发生情境，尤其是社会重大事件会很快在网络中形成热点舆论。诸如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的、尚不能完全认知的、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社會公共卫生事件，事情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民众的认知水平，很难用原有的知识对事情的发展做出合理的推断，面对谣言会无所适从，“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便会选择相信一切。”[6]84
谣言是扮演不了中立和客观的角色的，缺乏佐证和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是它的主要特征。谣言的内容通常表现为：与社会时事相关;改动了一个完整信息的某个部分;不切实际的预言或缺少依据的预测;将几个碎片信息的拼接;没有任何凭证的杜撰。并且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戏谑也可能是蓄谋性的信息操控，网络谣言制造的目的往往牵扯的是巨大的利益链条，一定数量的关注者或者说是巨额流量的背后“必有流量红利”[7]4，即使是不相信谣言的或者是探究谣言真相的人，也会成为谣言利益中的出力者，利益驱使是网络谣言不断滋生的主要缘故。
信息受众者对谣言的解读能力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认知体系，二是综合身份。认知体系包括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综合身份包括性别、民族、宗教、职业、社会关系等。在民众固有的认知体系中，几乎对所有的客体都保持着相应的心理定势，那么对同一客体的信息解析难免就会产生诸多的一致性，哪怕这种一致性认知是刻板的、失实的。心理定势很难兼顾某个客体的实际变化，忽视事实材料、依赖先前经验作为评判信息的心理基础实际上是信息受众者的一种常态，这既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根据自身定位保有的一份社会心态，也是个体表现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基础。当然了，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情绪状态，“社会规约着特定情绪的发生，情绪表征着社会现实，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8]92无论怎样健全的社会，都无法满足个体的所有需求，自我情绪又要受制于现实社会机制的压抑。如果个体话语无法通过正常合理的渠道传达出去，“长期淤积的消极能量会一直寻找替代的释放方式。”[9]18所以个体常常通过建构和解构谣言的内蕴，从而在自我情绪、谣言以及传播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情绪的输出，帮助内部压力得以纾解。 网络媒介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信息载体，每个信息载体都可以随时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受众者、剪辑者和传播者，从而加深负面判断或者附加自我情绪，还可以在这些角色中随意的切换，“形成了独特的链状、环状、树状的对话结构，从而为谣言的迅速传播、聚合和裂变带来了可能。”[10]123网络新媒体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民众话语自由的大门，同时，因为新媒体自身的不足，它也无法钳制信息流变的方向。谣言自异变于原始信息开始，其传播也是不断在异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谣言是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异化而产生的，同时起到对原始舆情发展进行促进和诱导作用”[11]6，直到被辟谣之前，都很难想象它会被演绎成怎样的版本。
（二）从众心理是网络谣言的主要宿主
谣言通常由个体引发，经由群体扩散，在渗透到其他个体以及群体，受众者对于网络谣言的认知是一种相互感染的精神状态，“只有相当多的人对谣言感兴趣并加以传播，谣言才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的东西。”[12]57因而，无论是谣言的传播过程、传播途径还是传播模式，皆由从众心理作为主要宿主承载了这种“变相群体共识”的推动。
所谓从众心理可以理解为：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我与特定群体相联系，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群体压力，从而进行自我调节至与群体意愿相契合，以达到认同感的满足的心理过程，是融入社会和群体的“被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方式。“传播对受众有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这种暗示引导着受众按照传播者的意图去认知、去思考、去行动”[13]280，而且单个受众者对于信息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好性的，而群体偏好也恰是个体性偏好的集合，当谣言符合个体偏好的同时就说明了有相应群体来接受此谣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谣言的内容与社会议题相关，从而裹挟“民意”很容易就占据舆论的高点，让信息受众者感到压力。例如社会突发紧急事件及其相关网络谣言就极具迅捷性和扩散性，受众者要在较短的时效内做出回应，就会很轻易发生从众行为。群体意愿就宛如黑洞，不断地将个体的踌躇不定吸附进众口一词中来。
无论是证伪还是证实，与谣言相伴的通常是证据不足，在受众者无法证实信息的准确性时，只好依靠熟悉的方法和现成的迹象来进行解读，而这些主要来源于群体中的共性资源。虽然可能要牺牲掉理性的立场，但有的时候群体意志需要谣言上的共识来证明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一旦这样的群体意志形成，就与谣言休戚与共了。谣言带来的直观感受往往是未知、紧张或是兴奋，并且网络媒介技术极大丰富了受众者的感官世界，一切非理性也被放大，极易刺激到受众者的好奇心、并急于去分享，同时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于是便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从一定层面来说，网络谣言的受众者和传播者在实际意义上更符合谣言制造者的身份，“与其说谣言的传播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或者是社会舆论的汇总。
现实社会中的个体通常生活在有限的圈子里，信息的传播一般不会超出自己的社会关系，不仅传播渠道和覆盖范围是受限的，更要“谨言慎行”以免被自己的不当言论所连累。但是网络社会中的媒介身份是相对自由和隐秘的，“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挂上去而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4]104而且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并不会孤单，谣言会触发网络媒介为个体寻找共同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形成表征性的群体集合。当然谣言的议题越宏大，所能聚合的成员就越多，越可能推动群体走向某个极端，从而出现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众心理的真正意蕴要远远超出谣言议题的本身，如果从正面理解的话，“谣言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解构并重构社会信任，最终推动社会发展。”[15]54
（三）从众心理是个体自我矛盾、个体与群体矛盾、个体与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1.实际自我与想象自我的矛盾
从众心理亦是一种投射心理，是个体特质努力匹配群体特质的心理趋向，也是个体意愿印记在信息上的价值指向，从过程来看，就是实际自我与想象自我的矛盾希望通过网络谣言进行调和。
在海量信息充斥的网络中，受众者会本能的关注兴趣所在或者利益相关的内容，直接回避那些可以判断为无趣或者假象的信息。同时，对那些内容真伪不够确定、自信式的确定或者完全不相信的谣言，有时仍然参与传播，这是个体不想脱节于社会的心理，不允许他置身事外或者一无所知。对于未知的又难以解释的信息，即使是一则荒谬的谣言，也可以暂时消解焦虑的情绪，从而自我安慰或是自我欺骗。“一则谣言在初起可能是传达虚假信息，但在再构建期间逐渐发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16]24，也就是说个体的主观性其实凌驾于谣言内容本身，信息交换的实质是主观意愿的交流，谣言作为主体同化客体的手段可以“从感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17]190虽然从众心理仍然是自愿自发的，但是对谣言的传播可能与个体的实际社会身份并不相符，或者在参与传播后就后悔莫及，“在特定的情况下，群体还会表现出非常不同于原来个体所表现出的特点，个性可能消失，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18]4而且信息在传播中会不断被各种载体再次诠释和评价，所以从众的结果并非会符合个体预期，这不但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也是自我挖掘后需要对本我的重新认知。
2.个体立场与群体意愿的矛盾
在自我归置群体身份之后，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被附加上更多的环境因素和刺激条件，群体轨迹可能要覆盖个体思维，人云亦云似乎变得自然而然，很多不合逻辑的、不符事实的、甚至漏洞百出的信息也会被来回传递。这不仅是真相与假象的博弈，也是个体在与群体的矛盾中进行的自我妥协。
多数谣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致使受众者感到踌躇和緊张，无论怎样的单独个体，都有着其局限性和脆弱性的一面，而遵从多数者成了较安全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理性由于畏手畏脚就将判断的权利让位于从众心理，从而直接导致了谣言能够大行其道，“毕竟完全的理性在现实社会中是极少存在的，尤其对数量庞大的公众提出完全的理性要求也是不可能的”[19]106，个体非理性的聚合也只能造成群体理性的丧失。个体不断地投入在助长群体舆论力量的同时，群体舆论的声势又吸引了更多的个体表达依附的立场，如果身处的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对谣言的态度是种肯认，那么个体就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也许是为了不被群体所抛弃。在从众心态下，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被谣言的价值所纾解，个体通过从众方式实现自我释压，网络谣言的传播其实就是从众方式的宣泄与信息媒介彼此借势和相互深化的往复过程。而究竟是个体塑造了群体，还是群体成就了个体，就只能依靠信息传播的结果和反馈来进行直观的评判了。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任一个体都不会纯粹的隶属于单个群体，群体属性反映在社会中的身份是复杂交错的，也就是说，单个个体的发声可能代表的是多个群体，单个受众的心理状态表现可能是综合了多个心理因素，从而个体态度也是综合了多方势力矛盾下的中和表现。虽然群体压力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个体对于群体优势的一种敬畏式的想象，即便如此，從众心理也很难克服。
3.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扭曲
时下，众多网络媒介共同支撑起了相当成熟的信息交流公共领域，虽然给个体创造了更为自在的舆论环境，同时也相对弱化了一定的自我理性和真实理性。自由虽然与非理性不能直接勾连，但网络环境的确促进了非理性的张扬。即使每个信息载体的出发点都是出于良知与责任，或是纯粹地将情绪压力从自我体感转移到信息交互层面，但是仍然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误判不否定初衷，但可能酿成恶果，这是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扭曲化，也是谣言偶然性的具体表现。
网络媒介搭建的传播空间虽然纷繁复杂，但仍然是以人性和社会性为范本的，无论是个体节点还是群体节点都可以与社会信息进行单线联系。“谣言的动态传播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谣言在初始时刻的可信度，二就是社会影响”[20]235，而且往往在社会矛盾频发的时候，相关舆论就会越多，越容易形成以谣言为代表的网络舆情，从而随时将社会矛盾通过媒介在网络场域中激荡。
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各个方面，既是社会运行的驱动力，还是人与社会构建联系的关键点，社会层面的议题也是公众最为关切的。通常，个体对社会的信任危机可以催生一个谣言，也可以催化既有谣言的扩散和异变，人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在网络谣言中可窥见一斑。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迅速扩散，除了网络媒介技术上的支持以外，与官方权威不能有效地、及时地、精准地进行辟谣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毕竟谣言必然要先于辟谣。即使官方权威做出了相关回应，无论官方信息涉及哪个方面，如果公众附带着消极心态、自身困境、对抗情绪等社会属性进行审视，那么结果可能还是消极解读或者是存疑排斥。这除了因为政治运行中的不足所引发的公众不满之外，公众与政治权威在社会普世观上达到统一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命题。在信息传播中民众与官方会争夺信息诠释的高地，这也是民众社会下意识的对权力的消解，是民众在官方权威下不自主的抗争，是一种心理防御的态势。如果谣言的传播通过从众心理发展到从众意志，且不论谣言的议题如何，在这种施压之下，官方权威必须要做出回应，不仅仅是在辟谣的层面，甚至可能是实际的让步。
二、从众心理的趋势
（一）理性的观望
首先，理性是谣言的天敌。一则“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一经发出，无论是实体药房还是线上药店，在不到两天的时间相关药品就被抢购一空，而民众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和临床反应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完全是一种从众行为的迸发。在抢购潮结束以后，各类权威媒体和专家学者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是否有特效药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所以在双黄连事件之后，相继出现的乳铁蛋白、乳酸菌素片等能够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言中，公众已不会再盲目的囤积相关药品。并且后来出现的与新冠肺炎特效药相关的网络谣言，虽然在第一时间转发和评论的数量上明显要低于疫情初期的热度，可是在相关的辟谣新闻发出之后，公众的评论数量却异常剧增，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还好没有去抢购”“果然是个假新闻”等等之类。这说明有大量的信息受众者并没有即刻盲从，虽然始终关注此类信息却没有被谣言导向所左右，而是“判断谣言信息并且会在评估信息的可信度后再决定是否传播信息”[21]180，采取了理性的观望态度。可以看出，公众并不缺乏理性，这种理性可能是潜在的、延迟的、甚至是需要条件刺激的，但在对事物的深入认知中，理性逐步主导了主体对于信息的态度，并可能渐渐养成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对事原则，从而形成个体理性、交流理性、群体理性的良性传播机制。
其次，法律是谣言的克星。如果单凭受众者的理性判断和事后辟谣方式，并不能有效地阻止谣言的制造及传播，可如果面对的是法律的铁索，谣言就会戛然而止。虽然网络媒体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社会身份在网络中不易被察觉，但是大部分网络账号只是表征的匿名化，施行的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注册规则，实名制的注册方式基本覆盖了即时通讯、网购平台、视频社交等主流的大众网络应用。在发表和评论网络信息时，如果恶意捏造事实造成恶劣影响是很难独善其身的，而且网络追踪手段日益先进，妄图逃避法律追究也是痴人说梦。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对网络民众起到了法制约束的作用，在对待无法分辨真伪的网络谣言时，第一时间就要想到谣言内容是否严重失实从而触犯了法律，随后在进行理性的信息参与。在一次次经过了各种网络谣言的洗礼之后，民众的媒介素质不但提高上来，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也得到强化。在发生了“新冠病毒是解放军传播病毒所致”“武汉封城之后有人逃出”“铜仁人都感染肺炎死光了”等恶性谣言之后，广大受众者普遍采取了驳斥和批判的方式及态度，在造谣者和主要传播者都被依法处置后，网络民众无不称快。网络绝不可能是法外之地，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会从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情境，法律可以生成理性、促进理性和维护理性，从“硬性”法律权威促进“软性”法律自觉，构筑法制的、理性的网络世界。
（二）缺乏专业性但逐渐理智的判断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深谙科学原理，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信科学的，公众对真理精神和文化知识的认可具有高度的共识，即使是造谣者也经常利用包装好的“伪科学”来故弄玄虚。
有传播学者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22]313，如果据此推论，刨除谣言内容本身的话，公众的批判能力对于谣言的消解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一部分民众参与谣言的传播“就是为了寻求事实的真相，通过质疑、反驳或举证谣言的行为使得谣言及时被遏制。”[23]36公众的批判可以从专业技术的层面进行拨乱反正，还可以通过挖掘事实的方式还原信息本相，甚至完全依靠直觉、经验、推理也能发现谣言漏洞中的蛛丝马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信息流出后，比如“注射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可以使新冠感染者立刻康复”“丙种球蛋白能够预防新冠肺炎”“降雪降温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等相关谣言，虽然比较容易麻痹受众者的直观反应，但相当数量的民众可以在权威媒体辟谣之前就较为理智的发出了“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电影剧本”“东北的天气也没有阻止疫情的扩散”等相关评论，并且面对谣言敢于质疑的声音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事实真相的厘正，“在从众效应下： 谣言免疫者所占比例越大，其他人对谣言的免疫概率越大。”[20]236 现代网络资讯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知识查询方式不仅快捷简易而且包含广泛，在工具手段、多方考证、对比分析等条件下，谣言的真伪并不难辨。比如像“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率远低于非烟民”这样的谣言，民众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其中的破绽，并很快发现其内容就是对钟南山团队发表的论文断章取义;还有些自媒体为了推销商品而去歪曲专家观点，宣称“吃益生菌能防治新冠肺炎”“钟南山说喝单枞茶能防新冠肺炎”等等，网络民众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回击，纷纷评论道：“现在的微商毫无底线了”“营销手段太拙劣了”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极为荒诞的谣言，比如喝“60 ℃的水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吃辣椒能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风险”“嚼大蒜瓣可以消灭新型冠状病毒”“闻洋葱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诸如此类，多数网友都是嗤之以鼻，批判的声音基本淹没了那些将信将疑的议论，并带动了更多的观望者选择站在了明智的一方，这也表明了“个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优势意见时，他们才会积极大胆地对事件进行评论。”[24]434
（三）个性化彰显的群体化
网络众多的媒介渠道给民众们提供了既可以自由发声、即时互动、亦能彰显自我个性的平台，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信息传播，任一个体都可以当作传播节点来发挥作用。同时，网络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个体如果不想承受群体压力，完全可以换一个网络身份来脱离群体或抨击群体。网络言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法规或者违反道德准则，一般情况下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网络从众效应的实际孤立作用对于个体来说意义较小，即使追随群体意愿的同时亦可强调自我主张。从众心理在吸收个体心理的同时无法完全抑制个体性的知觉和判断，群体压力消除个性化在网络中主要还是在理论层面，多数个体身处群体仍旧敢于表态，从众心理的一致性正逐步向从众心理的多样性发展。
疫情期间在网络上有两段谣言就比较有特殊性，一是“钟南山看望林正斌教授时自己和多名医护人员都没有戴口罩”的视频，二是“大庆派到武汉支援的医务人员由于技术不过硬被遣返回大庆接受隔离”，经查证后两段谣言是移花接木和凭空捏造，造谣者也受到了警方的相关处罚。这两段谣言与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相关，对他们的技术水准和责任感进行了诋毁，确实有部分信息受众者被谣言所蒙蔽从而质疑抗疫队伍的专业性，其中一些评论如“应该不会吧”“难道是真的吗？”等展现了一些公众半信半疑的心态;更多的公众对此类网络谣言表示相当的愤慨，因为这些言论极大地伤害了疫情期间民众们对抗疫人员的信任和感情，所以热度最高的、人数最多的评论还是“請不要牵扯钟南山院士”“危难时刻，应加重从快处罚造谣者，至少要让他在抗疫期间不能发声”等正义之词。由于此类谣言会受到公众在情感上的极大反弹，相似的内容很少再出现过，可以看出，有时单个理性或几个理性就能够带领群体走向正确的轨迹，然后其他信息受众者在“判断集体意见以后，为了保持集体的荣誉感与团结精神从而纠正原来的观点”[25]154，群体中的个体可以通过道义、准则、真相等理性主张影响那些摇摆不定的、不敢确证的信息载体去选择明智的从众行为。
（四）对官方权威的重要信任
民众对权威的信任并非全部来源于威权式的感召力，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是官方权威能够被信赖的主要特质，无论怎样的流言最终要由权威话语所评判，可以说谣言与官方权威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谣言才被定义为“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己经被官方所辟遥的信息。”
近些年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工作显著，在惩治腐败、扶贫、全面奔小康等国家事项中屡创佳绩，有效地缓解了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平复了公众的负面情绪，在基层认同方面获得了广泛又切实的支持。并且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极大提升，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2020全球信任峰会”上全球民调结果统计，中国政府在本国民众中的信任度连续三年蝉联世界第一。
此次疫情极具特殊性，所以发生以来各种相关谣言接踵而至，尤其是关于重灾区武汉的信息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比如类似“武汉城管抢菜”“武汉上空撒播消毒粉液”“解放军进城全面接管武汉”“武汉将断网禁止医务人员分享相关信息”等谣言，很容易造成民众的恐慌。疫情期间，由于“坚持党管媒体、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原则”[26]24，在党中央和习总书记亲自指挥、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亲自带队督导及各级政府领导积极部署下，不仅现实抗疫工作成效显著，在互联网情境中，官方权威的媒介形式和媒体平台也不断增多，始终由主流话语权占据着网络舆论场，正面舆论以压倒性地优势没有给负面舆情的传播留下多少空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地方各级政府、政法机关、卫生部门、社区、高校等主流媒体，以及一些公众自媒体的转发，及时地对网络谣言进行单个的或集中的辟谣，并共同对于重要疫情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报道和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全国感染疫病人数的实时数据;疫病的治疗进展;疫病治疗的条件、方案及费用;院士、抗疫专家、医务人员的专业性解读;生活必需品及食品的供给;各地交通运输的统筹规划;学校开学时间及授课方式;企业停工复工的规则明细;各地方的具体防疫举措等等。可以说这些主流声音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民众对于疫情信息的需求，舒缓了民众对于疫情的焦虑情绪，振奋了广大民众抗击疫情的决心和勇气，从而促使他们主动的配合及参与防疫抗疫的工作中，自觉地抵制相关谣言的传播。针对网络谣言公众们普遍发出了“我只关注新华社的官方新闻”“请人民日报出来辟谣”等理智的声音，并带动了更多的信息受众对官方权威委以信任。
三、结语
疫情急至，谣言四起，不仅扰乱了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网络世界虽然是现实社会的数字虚拟化，但也要受实体规则的管制，形成“人人担责、层层尽责的责任体系。”[27]值得肯定的是，官方权威不仅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相关的讯息，而且针对网络谣言进行跟进式的、集中的辟谣，并且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中华民族儿女亦展现出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团结精神以及集体智慧，形成了：权威媒体主导舆论、把握舆情，公众媒介注重素养、补偏救弊，网络民众理性参与、理智从众的网络信息传播格局，将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降到了较低的水平。 在疫情转向常态化和防控工作常态化的背景下，正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时刻，也正是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媒介领域的重要时期，如何能够更好地“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26]25，将在防疫抗疫的具体工作中得到准确的回答以及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在源头上有效地抑制网络谣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陶圣屏，刘建萍，戴程.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76-182.
[2]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3.
[3]Pendleton S C.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J].Language&Communication，1998（1）：69-86.
[4]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4-36.
[5]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3.
[6][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4.
[7]沈阳.网络舆情的三种结束模式[J].青年记者，2018（19）：4.
[8]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1-93.
[9]王俊秀.社会心态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6（1）：15-21.
[10]陈东冬.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3）：122-124.
[11]夏一雪.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信息异化控制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18（2）：3-11.
[12][法]弗朗索·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与传播[M].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7.
[13]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0.
[14]郭光华.论网络交往中“沉默的螺旋”假说的局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6）：103-106.
[15]周裕琼.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09（8）：51-54.
[16]Shibutani Tamotsu.Improvised New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M].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66：24.
[17]许静.舆论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8-192.
[1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何正云，译.吉林：吉林出版社，2012：4.
[19]陶长春.网络谣言对民意的表达与歪曲[D].武汉：武汉大学，2014：106.
[20]马宇红.社交网络中谣言传播的从众效应和权威效应[J].计算机应用，2019（1）：232-238.
[21]Di Fonzo N.How top PR professionals handle hearsay：Corporate rumors，their effects，and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m[J].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00（2）：173-190.
[22]Chorus A.The Basic Law of Rumor[J].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53（2）：313-315.
[23]Bordia P.Problem solv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Internet：Rumor as social cogni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4（1）：33-49.
[24][美]理查德·韋斯特.传播理论导引：分析和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34.
[25][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智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54.
[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4-25.
[27]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在哈尔滨举行[N].黑龙江日报，2019-11-10.
[28]蒋孝明，李雯静.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哲学底蕴[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8-57.
[29]高晗，蔡丽华.网络舆情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41-144.
[责任编辑]王立国
[关键词]疫情;网络谣言;从众心理;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在网络媒体时代，不仅舆论环境更为兼容开放，信息参与的方式也更加快捷简易，从而促发谣言完成了升级强化，“谣言传播不仅在内容形态以及参与响应的方式更多元便利，而且传播效率更广更快。”[1]176由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政府防控措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求民众们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防范，这使得几乎所有的现实社交都将投射到网络社交上去，大部分人只好依靠网络媒体来维持社会联系和信息沟通;同时，在疫情期间，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甚至一批与之相关的网络谣言，由于涉及的是重大紧急公共事件，谣言的传播性会更强，并更具隐藏性和迷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疫防疫的工作。
在多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统筹网上网下，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2]在官方权威的强力干预下，有效地遏制了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也为网络公众提供了更多可以生产理性的空间和条件，网络从众效应在进行一定的自我变革。从众心理也不再是刻板的盲从，虽然整体态势并没有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在群体舆论面前个人的识辨能力仍会被弱化，但在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境中，尤其是历经一次次重大事件的洗礼之后，在面对此次疫情相关谣言之际，很多信息受众者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理性要素在从众心理的发生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网络谣言的社会本质性
（一）网络谣言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异变于社会
“谣言是未经由可信来源证实的信息沟通”[3]70，“谣”指明了其信息作者和信息内容，它一定是社会人所创作的用以反映社会信息的未经确证的话语;“言”指明了其传播载体和传播途径，它的实质载体一定是社会人所能利用的工具和手段。谣言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在其失效之前完成自我释放的最大化，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至最广的范围、获得尽可能多的受众，而网络传播的特质正好极大地满足了这些要求。网络谣言无非就是社会信息通过网络媒介的人为加工后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传播的谣言，网络媒介将话语空间从相对有限扩展到了相对无限，“随着网络与谣言的媾和日渐深入，几乎所有的谣言都上了网，网络谣言几乎等同于谣言的全部。”[4]35
通常，对网络谣言的研究与社会公共议题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种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人交流的产物，它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异变于社会，并且只有在社会中传播才有其真正的意义。网络谣言已经不再是空穴来风，“其实，一个大规模传播的谣言，如果没有一丝真实的成分，很难想象会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或者说将信将疑”[5]3，谣言作为社会公共信息的一部分，民众通过谣言获知一定的实时动态也是一种信息需求。谣言内容通常与既存事实相关，有一定的现实发生情境，尤其是社会重大事件会很快在网络中形成热点舆论。诸如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的、尚不能完全认知的、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社會公共卫生事件，事情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民众的认知水平，很难用原有的知识对事情的发展做出合理的推断，面对谣言会无所适从，“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便会选择相信一切。”[6]84
谣言是扮演不了中立和客观的角色的，缺乏佐证和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是它的主要特征。谣言的内容通常表现为：与社会时事相关;改动了一个完整信息的某个部分;不切实际的预言或缺少依据的预测;将几个碎片信息的拼接;没有任何凭证的杜撰。并且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戏谑也可能是蓄谋性的信息操控，网络谣言制造的目的往往牵扯的是巨大的利益链条，一定数量的关注者或者说是巨额流量的背后“必有流量红利”[7]4，即使是不相信谣言的或者是探究谣言真相的人，也会成为谣言利益中的出力者，利益驱使是网络谣言不断滋生的主要缘故。
信息受众者对谣言的解读能力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认知体系，二是综合身份。认知体系包括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综合身份包括性别、民族、宗教、职业、社会关系等。在民众固有的认知体系中，几乎对所有的客体都保持着相应的心理定势，那么对同一客体的信息解析难免就会产生诸多的一致性，哪怕这种一致性认知是刻板的、失实的。心理定势很难兼顾某个客体的实际变化，忽视事实材料、依赖先前经验作为评判信息的心理基础实际上是信息受众者的一种常态，这既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根据自身定位保有的一份社会心态，也是个体表现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基础。当然了，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情绪状态，“社会规约着特定情绪的发生，情绪表征着社会现实，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8]92无论怎样健全的社会，都无法满足个体的所有需求，自我情绪又要受制于现实社会机制的压抑。如果个体话语无法通过正常合理的渠道传达出去，“长期淤积的消极能量会一直寻找替代的释放方式。”[9]18所以个体常常通过建构和解构谣言的内蕴，从而在自我情绪、谣言以及传播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情绪的输出，帮助内部压力得以纾解。 网络媒介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信息载体，每个信息载体都可以随时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受众者、剪辑者和传播者，从而加深负面判断或者附加自我情绪，还可以在这些角色中随意的切换，“形成了独特的链状、环状、树状的对话结构，从而为谣言的迅速传播、聚合和裂变带来了可能。”[10]123网络新媒体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民众话语自由的大门，同时，因为新媒体自身的不足，它也无法钳制信息流变的方向。谣言自异变于原始信息开始，其传播也是不断在异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谣言是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异化而产生的，同时起到对原始舆情发展进行促进和诱导作用”[11]6，直到被辟谣之前，都很难想象它会被演绎成怎样的版本。
（二）从众心理是网络谣言的主要宿主
谣言通常由个体引发，经由群体扩散，在渗透到其他个体以及群体，受众者对于网络谣言的认知是一种相互感染的精神状态，“只有相当多的人对谣言感兴趣并加以传播，谣言才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的东西。”[12]57因而，无论是谣言的传播过程、传播途径还是传播模式，皆由从众心理作为主要宿主承载了这种“变相群体共识”的推动。
所谓从众心理可以理解为：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我与特定群体相联系，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群体压力，从而进行自我调节至与群体意愿相契合，以达到认同感的满足的心理过程，是融入社会和群体的“被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方式。“传播对受众有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这种暗示引导着受众按照传播者的意图去认知、去思考、去行动”[13]280，而且单个受众者对于信息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好性的，而群体偏好也恰是个体性偏好的集合，当谣言符合个体偏好的同时就说明了有相应群体来接受此谣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谣言的内容与社会议题相关，从而裹挟“民意”很容易就占据舆论的高点，让信息受众者感到压力。例如社会突发紧急事件及其相关网络谣言就极具迅捷性和扩散性，受众者要在较短的时效内做出回应，就会很轻易发生从众行为。群体意愿就宛如黑洞，不断地将个体的踌躇不定吸附进众口一词中来。
无论是证伪还是证实，与谣言相伴的通常是证据不足，在受众者无法证实信息的准确性时，只好依靠熟悉的方法和现成的迹象来进行解读，而这些主要来源于群体中的共性资源。虽然可能要牺牲掉理性的立场，但有的时候群体意志需要谣言上的共识来证明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一旦这样的群体意志形成，就与谣言休戚与共了。谣言带来的直观感受往往是未知、紧张或是兴奋，并且网络媒介技术极大丰富了受众者的感官世界，一切非理性也被放大，极易刺激到受众者的好奇心、并急于去分享，同时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于是便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从一定层面来说，网络谣言的受众者和传播者在实际意义上更符合谣言制造者的身份，“与其说谣言的传播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或者是社会舆论的汇总。
现实社会中的个体通常生活在有限的圈子里，信息的传播一般不会超出自己的社会关系，不仅传播渠道和覆盖范围是受限的，更要“谨言慎行”以免被自己的不当言论所连累。但是网络社会中的媒介身份是相对自由和隐秘的，“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挂上去而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4]104而且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并不会孤单，谣言会触发网络媒介为个体寻找共同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形成表征性的群体集合。当然谣言的议题越宏大，所能聚合的成员就越多，越可能推动群体走向某个极端，从而出现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众心理的真正意蕴要远远超出谣言议题的本身，如果从正面理解的话，“谣言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解构并重构社会信任，最终推动社会发展。”[15]54
（三）从众心理是个体自我矛盾、个体与群体矛盾、个体与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1.实际自我与想象自我的矛盾
从众心理亦是一种投射心理，是个体特质努力匹配群体特质的心理趋向，也是个体意愿印记在信息上的价值指向，从过程来看，就是实际自我与想象自我的矛盾希望通过网络谣言进行调和。
在海量信息充斥的网络中，受众者会本能的关注兴趣所在或者利益相关的内容，直接回避那些可以判断为无趣或者假象的信息。同时，对那些内容真伪不够确定、自信式的确定或者完全不相信的谣言，有时仍然参与传播，这是个体不想脱节于社会的心理，不允许他置身事外或者一无所知。对于未知的又难以解释的信息，即使是一则荒谬的谣言，也可以暂时消解焦虑的情绪，从而自我安慰或是自我欺骗。“一则谣言在初起可能是传达虚假信息，但在再构建期间逐渐发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16]24，也就是说个体的主观性其实凌驾于谣言内容本身，信息交换的实质是主观意愿的交流，谣言作为主体同化客体的手段可以“从感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17]190虽然从众心理仍然是自愿自发的，但是对谣言的传播可能与个体的实际社会身份并不相符，或者在参与传播后就后悔莫及，“在特定的情况下，群体还会表现出非常不同于原来个体所表现出的特点，个性可能消失，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18]4而且信息在传播中会不断被各种载体再次诠释和评价，所以从众的结果并非会符合个体预期，这不但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也是自我挖掘后需要对本我的重新认知。
2.个体立场与群体意愿的矛盾
在自我归置群体身份之后，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被附加上更多的环境因素和刺激条件，群体轨迹可能要覆盖个体思维，人云亦云似乎变得自然而然，很多不合逻辑的、不符事实的、甚至漏洞百出的信息也会被来回传递。这不仅是真相与假象的博弈，也是个体在与群体的矛盾中进行的自我妥协。
多数谣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致使受众者感到踌躇和緊张，无论怎样的单独个体，都有着其局限性和脆弱性的一面，而遵从多数者成了较安全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理性由于畏手畏脚就将判断的权利让位于从众心理，从而直接导致了谣言能够大行其道，“毕竟完全的理性在现实社会中是极少存在的，尤其对数量庞大的公众提出完全的理性要求也是不可能的”[19]106，个体非理性的聚合也只能造成群体理性的丧失。个体不断地投入在助长群体舆论力量的同时，群体舆论的声势又吸引了更多的个体表达依附的立场，如果身处的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对谣言的态度是种肯认，那么个体就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也许是为了不被群体所抛弃。在从众心态下，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被谣言的价值所纾解，个体通过从众方式实现自我释压，网络谣言的传播其实就是从众方式的宣泄与信息媒介彼此借势和相互深化的往复过程。而究竟是个体塑造了群体，还是群体成就了个体，就只能依靠信息传播的结果和反馈来进行直观的评判了。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任一个体都不会纯粹的隶属于单个群体，群体属性反映在社会中的身份是复杂交错的，也就是说，单个个体的发声可能代表的是多个群体，单个受众的心理状态表现可能是综合了多个心理因素，从而个体态度也是综合了多方势力矛盾下的中和表现。虽然群体压力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个体对于群体优势的一种敬畏式的想象，即便如此，從众心理也很难克服。
3.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扭曲
时下，众多网络媒介共同支撑起了相当成熟的信息交流公共领域，虽然给个体创造了更为自在的舆论环境，同时也相对弱化了一定的自我理性和真实理性。自由虽然与非理性不能直接勾连，但网络环境的确促进了非理性的张扬。即使每个信息载体的出发点都是出于良知与责任，或是纯粹地将情绪压力从自我体感转移到信息交互层面，但是仍然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误判不否定初衷，但可能酿成恶果，这是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扭曲化，也是谣言偶然性的具体表现。
网络媒介搭建的传播空间虽然纷繁复杂，但仍然是以人性和社会性为范本的，无论是个体节点还是群体节点都可以与社会信息进行单线联系。“谣言的动态传播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谣言在初始时刻的可信度，二就是社会影响”[20]235，而且往往在社会矛盾频发的时候，相关舆论就会越多，越容易形成以谣言为代表的网络舆情，从而随时将社会矛盾通过媒介在网络场域中激荡。
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各个方面，既是社会运行的驱动力，还是人与社会构建联系的关键点，社会层面的议题也是公众最为关切的。通常，个体对社会的信任危机可以催生一个谣言，也可以催化既有谣言的扩散和异变，人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在网络谣言中可窥见一斑。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迅速扩散，除了网络媒介技术上的支持以外，与官方权威不能有效地、及时地、精准地进行辟谣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毕竟谣言必然要先于辟谣。即使官方权威做出了相关回应，无论官方信息涉及哪个方面，如果公众附带着消极心态、自身困境、对抗情绪等社会属性进行审视，那么结果可能还是消极解读或者是存疑排斥。这除了因为政治运行中的不足所引发的公众不满之外，公众与政治权威在社会普世观上达到统一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命题。在信息传播中民众与官方会争夺信息诠释的高地，这也是民众社会下意识的对权力的消解，是民众在官方权威下不自主的抗争，是一种心理防御的态势。如果谣言的传播通过从众心理发展到从众意志，且不论谣言的议题如何，在这种施压之下，官方权威必须要做出回应，不仅仅是在辟谣的层面，甚至可能是实际的让步。
二、从众心理的趋势
（一）理性的观望
首先，理性是谣言的天敌。一则“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一经发出，无论是实体药房还是线上药店，在不到两天的时间相关药品就被抢购一空，而民众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和临床反应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完全是一种从众行为的迸发。在抢购潮结束以后，各类权威媒体和专家学者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是否有特效药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所以在双黄连事件之后，相继出现的乳铁蛋白、乳酸菌素片等能够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言中，公众已不会再盲目的囤积相关药品。并且后来出现的与新冠肺炎特效药相关的网络谣言，虽然在第一时间转发和评论的数量上明显要低于疫情初期的热度，可是在相关的辟谣新闻发出之后，公众的评论数量却异常剧增，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还好没有去抢购”“果然是个假新闻”等等之类。这说明有大量的信息受众者并没有即刻盲从，虽然始终关注此类信息却没有被谣言导向所左右，而是“判断谣言信息并且会在评估信息的可信度后再决定是否传播信息”[21]180，采取了理性的观望态度。可以看出，公众并不缺乏理性，这种理性可能是潜在的、延迟的、甚至是需要条件刺激的，但在对事物的深入认知中，理性逐步主导了主体对于信息的态度，并可能渐渐养成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对事原则，从而形成个体理性、交流理性、群体理性的良性传播机制。
其次，法律是谣言的克星。如果单凭受众者的理性判断和事后辟谣方式，并不能有效地阻止谣言的制造及传播，可如果面对的是法律的铁索，谣言就会戛然而止。虽然网络媒体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社会身份在网络中不易被察觉，但是大部分网络账号只是表征的匿名化，施行的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注册规则，实名制的注册方式基本覆盖了即时通讯、网购平台、视频社交等主流的大众网络应用。在发表和评论网络信息时，如果恶意捏造事实造成恶劣影响是很难独善其身的，而且网络追踪手段日益先进，妄图逃避法律追究也是痴人说梦。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对网络民众起到了法制约束的作用，在对待无法分辨真伪的网络谣言时，第一时间就要想到谣言内容是否严重失实从而触犯了法律，随后在进行理性的信息参与。在一次次经过了各种网络谣言的洗礼之后，民众的媒介素质不但提高上来，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也得到强化。在发生了“新冠病毒是解放军传播病毒所致”“武汉封城之后有人逃出”“铜仁人都感染肺炎死光了”等恶性谣言之后，广大受众者普遍采取了驳斥和批判的方式及态度，在造谣者和主要传播者都被依法处置后，网络民众无不称快。网络绝不可能是法外之地，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会从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情境，法律可以生成理性、促进理性和维护理性，从“硬性”法律权威促进“软性”法律自觉，构筑法制的、理性的网络世界。
（二）缺乏专业性但逐渐理智的判断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深谙科学原理，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信科学的，公众对真理精神和文化知识的认可具有高度的共识，即使是造谣者也经常利用包装好的“伪科学”来故弄玄虚。
有传播学者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22]313，如果据此推论，刨除谣言内容本身的话，公众的批判能力对于谣言的消解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一部分民众参与谣言的传播“就是为了寻求事实的真相，通过质疑、反驳或举证谣言的行为使得谣言及时被遏制。”[23]36公众的批判可以从专业技术的层面进行拨乱反正，还可以通过挖掘事实的方式还原信息本相，甚至完全依靠直觉、经验、推理也能发现谣言漏洞中的蛛丝马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信息流出后，比如“注射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可以使新冠感染者立刻康复”“丙种球蛋白能够预防新冠肺炎”“降雪降温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等相关谣言，虽然比较容易麻痹受众者的直观反应，但相当数量的民众可以在权威媒体辟谣之前就较为理智的发出了“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电影剧本”“东北的天气也没有阻止疫情的扩散”等相关评论，并且面对谣言敢于质疑的声音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事实真相的厘正，“在从众效应下： 谣言免疫者所占比例越大，其他人对谣言的免疫概率越大。”[20]236 现代网络资讯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知识查询方式不仅快捷简易而且包含广泛，在工具手段、多方考证、对比分析等条件下，谣言的真伪并不难辨。比如像“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率远低于非烟民”这样的谣言，民众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其中的破绽，并很快发现其内容就是对钟南山团队发表的论文断章取义;还有些自媒体为了推销商品而去歪曲专家观点，宣称“吃益生菌能防治新冠肺炎”“钟南山说喝单枞茶能防新冠肺炎”等等，网络民众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回击，纷纷评论道：“现在的微商毫无底线了”“营销手段太拙劣了”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极为荒诞的谣言，比如喝“60 ℃的水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吃辣椒能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风险”“嚼大蒜瓣可以消灭新型冠状病毒”“闻洋葱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诸如此类，多数网友都是嗤之以鼻，批判的声音基本淹没了那些将信将疑的议论，并带动了更多的观望者选择站在了明智的一方，这也表明了“个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优势意见时，他们才会积极大胆地对事件进行评论。”[24]434
（三）个性化彰显的群体化
网络众多的媒介渠道给民众们提供了既可以自由发声、即时互动、亦能彰显自我个性的平台，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信息传播，任一个体都可以当作传播节点来发挥作用。同时，网络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个体如果不想承受群体压力，完全可以换一个网络身份来脱离群体或抨击群体。网络言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法规或者违反道德准则，一般情况下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网络从众效应的实际孤立作用对于个体来说意义较小，即使追随群体意愿的同时亦可强调自我主张。从众心理在吸收个体心理的同时无法完全抑制个体性的知觉和判断，群体压力消除个性化在网络中主要还是在理论层面，多数个体身处群体仍旧敢于表态，从众心理的一致性正逐步向从众心理的多样性发展。
疫情期间在网络上有两段谣言就比较有特殊性，一是“钟南山看望林正斌教授时自己和多名医护人员都没有戴口罩”的视频，二是“大庆派到武汉支援的医务人员由于技术不过硬被遣返回大庆接受隔离”，经查证后两段谣言是移花接木和凭空捏造，造谣者也受到了警方的相关处罚。这两段谣言与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相关，对他们的技术水准和责任感进行了诋毁，确实有部分信息受众者被谣言所蒙蔽从而质疑抗疫队伍的专业性，其中一些评论如“应该不会吧”“难道是真的吗？”等展现了一些公众半信半疑的心态;更多的公众对此类网络谣言表示相当的愤慨，因为这些言论极大地伤害了疫情期间民众们对抗疫人员的信任和感情，所以热度最高的、人数最多的评论还是“請不要牵扯钟南山院士”“危难时刻，应加重从快处罚造谣者，至少要让他在抗疫期间不能发声”等正义之词。由于此类谣言会受到公众在情感上的极大反弹，相似的内容很少再出现过，可以看出，有时单个理性或几个理性就能够带领群体走向正确的轨迹，然后其他信息受众者在“判断集体意见以后，为了保持集体的荣誉感与团结精神从而纠正原来的观点”[25]154，群体中的个体可以通过道义、准则、真相等理性主张影响那些摇摆不定的、不敢确证的信息载体去选择明智的从众行为。
（四）对官方权威的重要信任
民众对权威的信任并非全部来源于威权式的感召力，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是官方权威能够被信赖的主要特质，无论怎样的流言最终要由权威话语所评判，可以说谣言与官方权威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谣言才被定义为“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己经被官方所辟遥的信息。”
近些年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工作显著，在惩治腐败、扶贫、全面奔小康等国家事项中屡创佳绩，有效地缓解了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平复了公众的负面情绪，在基层认同方面获得了广泛又切实的支持。并且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极大提升，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总体信任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2020全球信任峰会”上全球民调结果统计，中国政府在本国民众中的信任度连续三年蝉联世界第一。
此次疫情极具特殊性，所以发生以来各种相关谣言接踵而至，尤其是关于重灾区武汉的信息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比如类似“武汉城管抢菜”“武汉上空撒播消毒粉液”“解放军进城全面接管武汉”“武汉将断网禁止医务人员分享相关信息”等谣言，很容易造成民众的恐慌。疫情期间，由于“坚持党管媒体、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原则”[26]24，在党中央和习总书记亲自指挥、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亲自带队督导及各级政府领导积极部署下，不仅现实抗疫工作成效显著，在互联网情境中，官方权威的媒介形式和媒体平台也不断增多，始终由主流话语权占据着网络舆论场，正面舆论以压倒性地优势没有给负面舆情的传播留下多少空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地方各级政府、政法机关、卫生部门、社区、高校等主流媒体，以及一些公众自媒体的转发，及时地对网络谣言进行单个的或集中的辟谣，并共同对于重要疫情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报道和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全国感染疫病人数的实时数据;疫病的治疗进展;疫病治疗的条件、方案及费用;院士、抗疫专家、医务人员的专业性解读;生活必需品及食品的供给;各地交通运输的统筹规划;学校开学时间及授课方式;企业停工复工的规则明细;各地方的具体防疫举措等等。可以说这些主流声音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民众对于疫情信息的需求，舒缓了民众对于疫情的焦虑情绪，振奋了广大民众抗击疫情的决心和勇气，从而促使他们主动的配合及参与防疫抗疫的工作中，自觉地抵制相关谣言的传播。针对网络谣言公众们普遍发出了“我只关注新华社的官方新闻”“请人民日报出来辟谣”等理智的声音，并带动了更多的信息受众对官方权威委以信任。
三、结语
疫情急至，谣言四起，不仅扰乱了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网络世界虽然是现实社会的数字虚拟化，但也要受实体规则的管制，形成“人人担责、层层尽责的责任体系。”[27]值得肯定的是，官方权威不仅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相关的讯息，而且针对网络谣言进行跟进式的、集中的辟谣，并且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中华民族儿女亦展现出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团结精神以及集体智慧，形成了：权威媒体主导舆论、把握舆情，公众媒介注重素养、补偏救弊，网络民众理性参与、理智从众的网络信息传播格局，将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降到了较低的水平。 在疫情转向常态化和防控工作常态化的背景下，正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时刻，也正是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媒介领域的重要时期，如何能够更好地“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26]25，将在防疫抗疫的具体工作中得到准确的回答以及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在源头上有效地抑制网络谣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陶圣屏，刘建萍，戴程.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76-182.
[2]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3.
[3]Pendleton S C.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J].Language&Communication，1998（1）：69-86.
[4]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4-36.
[5]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3.
[6][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4.
[7]沈阳.网络舆情的三种结束模式[J].青年记者，2018（19）：4.
[8]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1-93.
[9]王俊秀.社会心态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6（1）：15-21.
[10]陈东冬.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3）：122-124.
[11]夏一雪.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信息异化控制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18（2）：3-11.
[12][法]弗朗索·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与传播[M].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7.
[13]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0.
[14]郭光华.论网络交往中“沉默的螺旋”假说的局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6）：103-106.
[15]周裕琼.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09（8）：51-54.
[16]Shibutani Tamotsu.Improvised New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M].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66：24.
[17]许静.舆论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8-192.
[1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何正云，译.吉林：吉林出版社，2012：4.
[19]陶长春.网络谣言对民意的表达与歪曲[D].武汉：武汉大学，2014：106.
[20]马宇红.社交网络中谣言传播的从众效应和权威效应[J].计算机应用，2019（1）：232-238.
[21]Di Fonzo N.How top PR professionals handle hearsay：Corporate rumors，their effects，and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m[J].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00（2）：173-190.
[22]Chorus A.The Basic Law of Rumor[J].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53（2）：313-315.
[23]Bordia P.Problem solv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Internet：Rumor as social cogni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4（1）：33-49.
[24][美]理查德·韋斯特.传播理论导引：分析和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34.
[25][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智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54.
[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4-25.
[27]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在哈尔滨举行[N].黑龙江日报，2019-11-10.
[28]蒋孝明，李雯静.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哲学底蕴[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8-57.
[29]高晗，蔡丽华.网络舆情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41-144.
[责任编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