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被译介国内,作者朱丽特·索尔(美国消费主义与家庭研究领域学者)呼吁人们要少工作、少赚点钱,她视现代人那种以工作作为衡量自我价值标尺的行为为愚蠢透顶的举动,对那种被工作“异化”的“超人国度”极尽讽刺。
　　多花些时间来享受生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索尔不惜调用大量数据和事例来向人们传递的声音。
　　如今,这种声音在中国内地一些人的“生活指南”中已经演进至2.0版本,他们固然是“生活的价值凌驾于金钱之上”的身体力行者,但“生活价值”本身却开始有了新解:当现实的压力不得不让人们被工作捆绑,乏味的业余生活无法让人们得到释放时,一些人在坚守一份“稳定”的工作后,开始寻求自己的第二人生。
　　与传统意义上的“兼职”不同,弥补收入的不足已不是“职玩”者们从事第二职业的全部动因。他们更在意的是,在“第二人生”中尝试完成那些被自己错过的理想,让喜好与梦想真正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调剂生活的庸常,以在精神愉悦上走得更远。
　　在“白领群体”中,“职玩”者们并不特殊。他们有的如李东、莫奇升那样“玩”得足够专业,有的则只是在淘宝上开家网店、下班后掀开私家车门卖卖私货,体验着当老板的快乐。
　　毫无疑问,这个普遍于1990年代以后接受大学教育的群体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自我需求层次的提升过程相伴随。良好的教育与愈趋开放的环境,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更多层面的追求,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理念。
　　当社会的齿轮越转越快,被甩离和被撕扯的感觉愈趋加深时,他们的内心需求与所具有的相对开阔视野,让一些人开始实践不同运转速度与不同身份的多元生活。而丰富生活所带来的满足感会反过来促使他们更愿意坚持自己原本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职玩”者们更接近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在他的《天堂里的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中所描绘的新面目的中产群体: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心灵的满足而兼职,他们本身收入不错,同时更追寻生活本身的意义,注重感受生命中每一个过程,注重个体的完善和对社会的责任。
　　不管怎样,“职玩”者们为社会添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色调,在重新勾勒物质和精神层面自由生活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身份、道德、人际关系的变迁也将会产生影响。
　　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身份,对于刚刚步入现代城市生活的中国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新的人际生态的形成,从而替代那些早已倒下的古老社会的根根柱石,构建我们更趋温暖的都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