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的麦子儿打三石，顶不下下山的两石;
　　 远路上维下的藏金莲，顶不下跟前的牡丹。
　　 西宁城来着多巴街，三道儿衙门的过街;
　　 心里有了是个家来，千万儿嫑带着话来。
　　 毛毛雨儿罩阴山，水红花罩塄坎哩;
　　 手搭手儿问情人，鬼门关还团圆哩。
　　 据杨生顺说上面的3首“花儿”，是他80多岁的母亲——一位并不识字的藏族妇女，当年知道儿子在下苦功研究“花儿”时笑着说给他听的。她说在她小的时候，庄子里有两个年轻的卓玛，都喜欢在田间地头唱“花儿”，3天都唱不完。她还说现在的“花儿”歌手肚子里“货什”不多，知道的曲令很少，记下的歌词也不多。趁着兴头，她一口气便说出了30首“花儿”，上面所录就是其中的3首。杨生顺的父亲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一辈子土里刨食，虽未能上学读书，但勤奋自学，能断文识字，尤喜评书，还爱唱戏。杨生顺从小就爱听父亲说书、唱戏，还经常跟着村里的小伙子去山里玩耍，听他们在那里无拘无束地哼小曲、唱“花儿”。父母的熏陶，民风的浸染，使他从小养成了对民间文学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在从事教学工作之余，便开始民间文学的研究。2000年的一天，他听到了“花儿王子”马俊演唱的《沙娃泪》，被那动人的歌声所吸引。他对《沙娃泪》和《走西口》的文化内蕴进行了比较，写成论文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上，由此走上了“花儿”研究的道路。期间先后发表理论文章数十篇，多篇论文入选全国“花儿”论坛。他在担任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期间，主编了《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演唱篇），执行主编了《青海花儿论集·五彩斑斓的青海花儿会》。他还主持完成了2014年度青海社科规划项目“青海生态文化建设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和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口头诗学河湟‘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此外，在花儿学方面他还参与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1項青海社科规划项目。执着于乃至迷恋于“花儿”研究，十多年来热情不减终修成正果，由他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口头诗学河湟‘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由专家组评审通过，其成果《河湟“花儿”综论》被鉴定为优秀成果，近日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该成果涉及文化、历史、民俗、方言、音乐等多种门类，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研究难度较大。作者凭借大量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实证，旁征博引，诘问驳难，纵横捭阖，研究方式新颖，切入视角独到，多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表现出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较深的功力。认真负责地做好一项课题研究，不仅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心血，而且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客观地讲，《河湟“花儿”综论》是作者近20年“花儿”研究成果的总结。正如古人所言：“恒者远行，思者常新，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多年来不论寒暑，作者频繁地深入河陇地区，就甘青两地“花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田野调查，实地考查各地“花儿会”的活动，走访省级“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一些民间“花儿”歌手，登门拜访一些著名“花儿”学者，为“花儿”研究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实证的态度是值得推崇的。为了掌握明清以来江南文化浸润河湟文化、江南民歌影响河湟“花儿”的事实根据，自接手项目研究的6年中，他的寒暑假基本在江浙一带度过。在国家项目的支持下，他深入江南开展实地勘查，先后去了江南、江淮、江浙地区，南京、高淳、六合、扬州、淮安、常州、苏州、杭州、嘉兴、绍兴、湖州、上海、上饶、景德镇、黄山、宏村等地，了解那里的民俗文化，搜集到大批江南民歌资料。为了查证与青海汉人息息相关的珠玑巷，他多次进行实地现场勘查，走访当地居民和地方文史学者，掌握了历史上确有珠玑巷的可靠史实。经过几番“踏破铁鞋”的劳顿，他获得了江南、河湟两地文化交流融合的可靠证据，从而坚定了河湟“花儿”就是源自明代江南民歌的这一核心理念。
　　 作为课题研究成果，本书不仅是对河湟“花儿”研究，也是对河湟文化成因的探索，即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化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和河陇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成果。通过回溯两汉以来河陇地区的历史演进，描述出河湟文化的演进脉络和河湟“花儿”的历史风貌：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格局形成，河湟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花儿”人文之基;以近代汉语为主导的河湟方言基本形成，奠定了河湟“花儿”语言之基;以吴歌为源头活水、多民族音乐交融发展，夯实了河湟“花儿”曲令之基;河湟“花儿”是由河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比较研究是贯穿该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式，通过对河湟“花儿”与明代江南民歌文本体式、起兴程式、句式结构，以及方言、称谓、服饰、民俗、意象等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探析二者的内在联系，得出江南民歌为河湟、洮岷花儿“源头活水”，但洮岷“花儿”更多江南民歌的早期形态，而河湟“花儿”更多民族文化融合特色的可信结论;通过对河湟地区民间小调与明清时期江南民间小调在体式、用词、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处乃至共同点，进而证明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对河湟“花儿”乃至河湟文化的深刻影响，研究视角独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河湟“花儿”艺术构思的研究别开生面，从赋比兴手法的应用到修辞艺术以及格律和曲令的特有亮点，都作了分门别类、剥茧抽丝的论述，言前人之所未言，对“花儿”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关于江南文化对河湟“花儿”的影响，作者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透视，如通过河湟汉人多因“洪武赶散”来自江南一带的文献记载，以“歌随人走”来证明由方言演唱的“花儿”与明代江南民歌的关联，实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从根植于南京的《茉莉花》在河湟地区民间曲艺及河湟“花儿”中的广泛应用，用以证明“花儿”的来源，可谓是一个重要发现;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追踪河湟“花儿”与江南民歌之间的关联，不妨说是“花儿”溯源的新视角;就河湟“花儿”和河州“花儿”的归属问题，从流行地域范围、历史行政区划、“花儿会”的分布、“花儿”的文化归属等方面，查文献，摆事实，廓清边界，拨乱反正，得出“河湟花儿”的称谓比“河州花儿”的称谓更正确、前者涵盖了后者的结论。 　　 本书归纳出“花儿”的50种起兴程式，概括出“花儿”的20种修辞格，例举了7类共62种各具特色的“花儿”曲令，归纳了排韵、交韵凡5种“花儿”格律;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新观点，如“独木桥”体使“花儿”形式更为规整、“折断腰”体强化了“花儿”艺术形态的对称美、两字煞尾句式丰富了中国民歌的语言节奏，等等;疏通了“花儿”中诸如“浪”“鹦哥儿搭架”“拉夜川”“瘦干纤”“鸳鸯”这类意象的原本义涵，扫清了长期以来对此类问题理解上的迷雾;一首优秀的“花儿”作品历经世代口耳相传而被再度改编，从而成为“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这一见解揭示了“花儿”的时代和社会属性;指出〔河州大令〕乃为朱仲禄所创制，可谓是“花儿”研究中的第一次发现。本书对方言在“花儿”中的应用讲得很是到位，尤其是对“儿尾”“子尾”“头尾”三种格式的归纳格外耀人眼球;作者如数家珍，又头头是道，读后使人茅塞顿开，很长见识。如“儿尾”句式中，有一字尾（如“肉儿”）、二字尾（如“两口儿”）、三字尾（如“蚂蚁虫儿”）等，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儿”字都是单独发音;“子尾”句式中“子”字用法比较灵活，有用在一、三句末的，有用在二、四句末的，也有用在句中的，还有每句末都用的;而在“头尾”句式中，分别有在第一句末，第三、四句末，第一、三句末，第二、四句末，第一、四句末，甚至每一句的句末用“头尾”的。以“儿”“子”“头”煞尾的句式，在整首“花儿”中发挥着极强的架构功能，使之产生結构的对称美、音韵的和谐美及浓郁的抒情性。
　　 本书作者以广泛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准确把握“河湟花儿”的发展走向，并就河湟“花儿”的保护、传承、创新及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花儿”的保护主体有官方、文人、民间三个方面。官方保护：一是政府对开展“花儿”活动的引领性和指导性，加强大型“花儿会”的规范性建设，以此带动中小型“花儿会”的健康发展;二是将周边的卫星“花儿会”纳入文化圈，使之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持续性地扩大文化传播的领地，结合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使“花儿”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保护：一是在搜集、编纂民间“花儿”时，尊重客观存在，力求原汁原味，决不可随意删改，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原始文本;二是汇编文集时要注意编排细节，了解读者的心理需求，适应民众的阅读口味;三是采用多种评注解读文化习俗，对“花儿”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予以准确解读。民间保护：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保护，一种是非政府组织保护;应当采取一定物质的、精神的激励措施，让老百姓成为“花儿”文化的守护者。通过对冶进元、贺文慈等人新创“花儿”的评述，就“花儿”的传承提出了中肯的主张：传承是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成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立足“花儿”传统与时俱进，将城市生活纳入“花儿”创作，使“花儿”触及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
　　 在作者看来，植根于农耕社会的“花儿”原本是以农民为其传唱主体，而随着时代进步和城镇化建设，市民有可能成为传承“花儿”的主力军，并由此推动“花儿”向城市文化的嬗变。河湟“花儿”要生存，就必须与时俱进;河湟“花儿”要传承，就应该求新求变;河湟“花儿”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这就预示着习惯了农耕生活的人们，未来必然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花儿”要在城市“安营扎寨”，就必须反映城市生活。挑战与机遇并存，对河湟“花儿”的传承而言，有挑战;对河湟花儿的发展而言，是机遇。这对“花儿”界来说，必须要有求变求新的文化自觉和进取精神。作者也指出，在“花儿”的创新上也应防止口号、标语化的倾向，一旦把“花儿”变成大众口号和宣传标语，那就不是“花儿”了。“花儿”的创新，既要保留农耕文化特质，即文化品味的草根性、抒情主体的个体性、艺术特质的山野性、曲令乐调的延续性，又要创作以城市生活为内容、体现当代人的思想情感的“花儿”作品。创新重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即歌词内容要贴近现实生活;其形式要严格遵守传统“花儿”的体式和章法，并保持“花儿”固有的音乐特色——这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通过对以赵存禄、李发君、马得林等人的新编“花儿”的赏析，不仅高度肯定了他们的“花儿”创新成就，而且很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花儿”创新观念。就“花儿”内容的创新，作者也多富有见地的主张：一是多创作赋体“花儿”，以弥补比兴“花儿”因容量小巧而不宜叙事的短板，有利于在大型舞台上表演;二是在比兴句的时代性、地域性、多元性、特色性上下功夫，使之与时代同步、有地域风格、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三是突破传统“花儿”以抒发爱情生活为主的定势，随着社会进步而相应扩展情感表达的内容，还可表现更多社会文化内容。就“花儿”的语言创新，作者以朱仲禄成功整合方言与普通话所创作的《望穿五更月》为范例，主张走河湟方言和汉语普通话并重的道路，以提高“花儿”的传播能力，在乡村演唱时宜用青海话，在城市演唱时宜用普通话;作者同时认为，方言并非是判断河湟“花儿”唯一标准，最重要的是歌词节奏要切合“花儿”基本结构，音乐旋律要有河湟“花儿”的基本特色。这些论述无疑是“花儿”研究视域上的拓展。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河湟“花儿”，作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建设集收藏、展演、研究、培训、交流、文创、文旅为一体的河湟“花儿”馆。二是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打造河湟“花儿”文化品牌，把优秀的“花儿”翻译成以英文为主的多国文字，制作成用外语演唱的数码碟片，把“花儿”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通过“花儿”了解河湟文化，了解我们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作者同时指出，为了利用先进传播技术推广“花儿”，制作网络课程则是最佳的选择。
　　 客观地讲，“花儿”研究至今大都停留于歌词文本的研究，而对音乐的研究是薄弱的环节。本书对河湟“花儿”音乐和曲令的研究尤见新意，指出“花儿”的音乐基音源自江浙一带渔民的出海号子，明初被发配到河湟地区的南京水军和珠玑巷居民，首先把出海号子带入河湟地区。河湟“花儿”一般是以“哎哎哎嗨哟”起头的，其音乐声调就是256i2，这也成为“花儿”旋律的基音。江南渔民出海号子是以领头人的一声“哎哎嗨哟”开头的，其音乐声调就是56i2;然后船工们齐声“嗨呀嗨呀—嗨呀嗨呀—哟——”，大家就这样出海了。56i2这个特征音普遍应用于“花儿”的〔直令〕〔马营令〕〔川令口〕〔河州令〕〔沙燕儿绕令〕〔白牡丹令〕〔喜鹊令〕〔下四川令〕等许多令中。这个旋律甘肃有，宁夏有，新疆南疆也有。由此可见，是江南人把“哎嗨哟呀”这种基音带到了西北地区。固然，“花儿”的音乐是否来自江南号子，是一个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河湟“花儿”的基音确实与江南号子的基音相类，由此可理解为江南号子对“花儿”的音乐是有影响的。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尚不够充分，却开辟了“花儿”音乐研究新的途经。作者也指出，河湟传统“花儿”音乐曲令虽然都有优美的旋律，但大部分“花儿”都是上下两个乐句的简单反复。这样的音乐结构使得歌词容量十分有限，曲令单一和乐句的反复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追求更加开阔舒展的音乐旋律的心理需求。有鉴于此，如何将单曲体的“花儿”曲令改编为容量较大、表现力更丰富的联曲体形式，是“花儿”音乐创新的重要课题。有学者就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增加垛句，垛句是在旋律进行过程中增加进去的乐句，它们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反复感;二是对接不同曲令，这不仅会扩大“花儿”的容量，还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三是由单一曲令向大型“花儿”剧、交响乐发展，即以传统曲令为主题向“花儿”剧发展，以“花儿”音乐为素材向交响乐发展，从而让“花儿”用多种形式走上音乐艺术的大雅之堂，在民族音乐中展现出更加绚丽的风采。本书作者还主张，将“花儿”音乐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有机糅合，比如“花儿”和小调、曲艺等艺术形式的结合，也有利于“花儿”的创新发展。
　　 总而言之，从《河湟“花儿”综论》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其所涉及的领域不会仅仅是“花儿”;事实也告诉我们，这是一本集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著作。就学术性而言，该书在河湟“花儿”的渊源流变、体裁分类、结构程式等方面用力尤甚，其中不乏拓展“花儿”研究视域的论述和观点，而这一切又无不体现出作者较为深厚的功力;就知识性而言，从对河湟演进历史的描述、从对“花儿”语言修辞的概括、从对江南民俗文化的熟悉，无不反映出作者知识面的宽广;尤其是对明清小说、江南吴歌、河湟曲艺，不仅有广泛涉猎，而且采用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就可读性来说，譬如对“花儿”中涉及的妆扮服饰、花木鸟兽、方言土语、节日习俗——诸如此类的名物，都能一一予以解说辨析，做到无一字无来历，读起来却是兴味盎然而不觉得枯燥。当然，金无足赤，煌煌数十万言的《河湟“花儿”综论》，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譬如：河湟地区的山歌应该称之为“花儿”还是称之为“少年”，事实上至今是一个并无定论的问题，不能认为“多数人”称为“花儿”它就应该称为“花儿”了;今后就此必定还会展开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河湟民歌的“直系祖先”问题。另外，河湟“花儿”的乐调来源，多数学者认为源自古羌人民歌，但似乎缺乏过硬的实证材料予以支持，如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研究成果，将是对“花儿”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凡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都有深厚的生发渊源和悠久的演变历程。在这个意义上，莫如把《河湟“花儿”综论》姑且看作是一项断代性质的研究，即河西陇右地区的“花儿”与明清时期江南民歌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昔日，李白曾放声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生顺先生排除人生中的诸多不幸，矢志不渝地埋头于“花儿”研究，终于收获了一个硕大的果实，应当承认这也是河湟“花儿”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