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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0月下旬造访北京和安徽，在与中国网友交流时谈及在俄已实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坦言“全世界都这么做，没什么特别”，让中国网友心有戚戚。有媒体则放言俄罗斯腐败比中国还严重，言下之意是俄经验不足以效法。
媒体此言非虚，俄反腐制度虽如“透明国际”所言“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但该国在透明国际清廉榜上却比中国低50多位。细究俄反腐历程可见，其制度虽先进，却缺少支撑制度有效运转的体制内核，致使其反腐制度压根就是一个“半成品”，其实际表现无法用来证明制度本身是否可取。
俄罗斯13世纪的古籍上即有关于腐败行为的记载，15世纪的伊凡三世则是首位立法反腐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曾在一场由官员腐败引起的暴动中被迫处死两名高级官员。彼得大帝则曾吊死贪腐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并对另一位腐败官员处以砍手砍脚的酷刑。1903年沙俄的《刑法典》已经规定了禁止官员涉足的商业和社会活动类别。苏联则早于1922年便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内条例来整肃贪腐官员。
即便如此，通观从沙俄到苏联的反腐历程，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意识形态感召，都未能解决权力垄断条件下“越反越腐”的问题。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妖僧”拉斯普京大肆敛财；一战期间助军火商获得国家订单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更是贪腐典型。苏联官员在资源分配、官员任免、生产计划制定和罪责处理过程中有大量腐败行为；而且，特殊的国家分配管理制度衍生出一个特权阶级，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大肇因。
经济危机动摇普京支持率后，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落马。
正因此，新俄罗斯的反腐逻辑必将建立在权力制衡、信息公开、自由选举这些由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体制的基础上。若上述体制能够正常运转，则俄反腐尝试便可脱离传统路径进行新尝试。但从叶利钦到普京，权力垄断日甚，上述体制逐渐沦于纸面。俄罗斯反腐大业便也堕入旧有路径，空有制度创新而在现实层面乏善可陈。
1992年4月4日，叶利钦向尚与其对立的最高苏维埃提交《反腐法》草案。在这份草案中，直至普京当政8年后才在俄推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官员不得经商等反腐要则已经赫然在列。但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让这部法律在最高苏维埃仅通过了一读。
叶利钦在1993年对最高苏维埃的雷霆一击，是俄联邦政治的第一个转折点。它击退了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议会势力对恢复苏联式政治秩序的企图，为俄联邦“诞下”一部确立新体制框架的宪法，但也让确立不久的新体制因叶利钦的铁血表现及经济转型不力的影响而加速失去权力基础。此后，盖达尔为首的民主派力量日趋衰弱，叶利钦开始在政治光谱上的不同力量间游走。为了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他主动培育并于1996年投靠了寡头势力。难以为继之际，叶利钦于1998年选择了已从苏联解体期间的拆解中恢复元气的传统克格勃势力，让其在普京的率领下一统俄政坛。
从1993年到2000年，逐渐撇下民主力量的俄联邦政治，堕入多种势力无底线“争霸”的轨道中。这期间，俄政治充斥着黑帮、克格勃势力、抹黑政治及各种丑闻。政客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赤裸且肮脏，斗争无底线的直接原因便是政治权力本身已退化为“腐败权”。所以从1994年开始，俄杜马一直无法通过《反腐法》。1997、1998、1999三年，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分别提到反腐议题17、11和15次，但他却于1993、1995和1997年3次否掉其他政治势力提出的《反腐法》草案。1998年，叶利钦提出自己版本的《反腐法》草案，结果被杜马否掉。反腐很明显成为政争手段，而非被追求的目标。直至叶利钦家族的“马杰别克斯”腐败大案，则更凸显了总统在反腐问题上的可能立场。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学术界出现“转型”思潮开始，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转型思考层出不穷，但关于未来法治秩序、司法权设计的探讨却相形见绌。这是苏联司法现实的直接表现，它们也一同导致俄联邦司法权力不仅无法独立，还往往沦为政客互斗工具。民众的法治观念原本就不强，更在俄联邦时代受到私有化等野蛮政策的冲击，致使民间很难生发出对法治秩序的呼唤，更难以为反腐制度确立民意基础。
这些导致了叶利钦时代始终没有一部《反腐法》，所以多有论者认为“叶利钦时代无反腐”，良有以也。
在普京掌权的前8年，《反腐法》依然停留在各种版本的草案阶段。2001年，该法草案再次被杜马否掉。这8年的反腐法空白期，恰也是普京权力体系建立并强大起来的时期。其权力体系的建立仍遵循着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权力即为腐败权”的逻辑。也正是在腐败收益这一“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结之下，普京权力体系才得以建立。但也恰在其体系建立成功之后，俄反腐制度却开始萌芽。解析这一悖论背后的权力逻辑，便可让人清楚俄反腐的实质何在。
2005年，俄破天荒地出现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一次小露头。叶利钦在立国之初为俄联邦贡献的《媒体法》中规定，新闻媒体有权获得政府官员财产信息并予以公布。这部法律是叶利钦在1993年宪法之外又一个重要遗产，其时代也被俄著名政治议题作家姆列钦认为是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至少在那个时代里记者们不必担心被打压。2005年，俄著名媒体《机关报》打算动用这一权利，向政府索要官员财产信息。经过半年的博弈，其间经历过《机关报》律师被请到政府“喝咖啡”及该报被审查是否与外国势力有染等插曲，俄政府最终让步，不但提供了官员财产信息，还因半年来的不合规及不礼貌向《机关报》道歉。对于建立初期出现多起记者被打压甚至被杀事件的普京权力体系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它凸显普京势力在逐渐掌握了政权之后开始正面回应社会需求，谋求用低烈度手段维护支持率。
2006年，俄通过《联合国反腐公约》，尽管规避了其中涉及“非法致富”条款的第20条。这又是一个重要转变。
到了2007、2008年，普京已经能够以一己之力让“统一俄罗斯党”占据杜马超过2/3席位，并导演了一场梅德韦杰夫任总统而自己垂帘听政的政治大戏，其权力体系便可动用反腐手段对麾下官员进行整肃或换取其忠心。于是，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在俄政坛延宕了将近20年的《反腐法》立即被通过，官员不可经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等重要制度都一朝成真。
随着经济危机来袭，俄经济状况不乐观，导致普京支持率也出现动摇。于是，他更发力反腐。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落马，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账户和产业的法律也被通过。俄知名富豪普罗霍罗夫为了参加未来的政治竞争，正在将自己的海外资产转移回国内，甚至已经同美国NBA谈好，将其麾下的篮球队“网队”转移至俄注册。
这些都是正面结果，但距离反腐制度能真正发挥效力仍很远。一方面，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虽好，却未能解决审核“走过场”，发现问题后申诉困难的问题。比如，最近克里姆林宫审核了9500份官员财产申报，结果只有8名高官被免职。另一方面，更多的法律漏洞正在被利用，官员们的腐败比之前更加隐蔽，腐败规模并未有实质性下降。宜家等知名企业在俄罗斯受腐败困扰的遭遇，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不小反响。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身感知的腐败行为都体现在诸多调查数字中，其程度均未有明显下降。
1996年，俄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名中居第46位，2012年却退居第133位。在最新的调查中，80%的俄罗斯人认为本国腐败程度高。这些都与未能脱离“自己反自己”的反腐路径有着直接关系。当然，俄毕竟拥有了选举民主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民众拥有了这些便可保持对官僚体系的压力。这也是这些反腐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有了这些，加上执政精英的更新换代，俄反腐事业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
媒体此言非虚，俄反腐制度虽如“透明国际”所言“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但该国在透明国际清廉榜上却比中国低50多位。细究俄反腐历程可见，其制度虽先进，却缺少支撑制度有效运转的体制内核，致使其反腐制度压根就是一个“半成品”，其实际表现无法用来证明制度本身是否可取。
权力垄断下的反腐路径
俄罗斯13世纪的古籍上即有关于腐败行为的记载，15世纪的伊凡三世则是首位立法反腐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曾在一场由官员腐败引起的暴动中被迫处死两名高级官员。彼得大帝则曾吊死贪腐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并对另一位腐败官员处以砍手砍脚的酷刑。1903年沙俄的《刑法典》已经规定了禁止官员涉足的商业和社会活动类别。苏联则早于1922年便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内条例来整肃贪腐官员。
即便如此，通观从沙俄到苏联的反腐历程，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意识形态感召，都未能解决权力垄断条件下“越反越腐”的问题。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妖僧”拉斯普京大肆敛财；一战期间助军火商获得国家订单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更是贪腐典型。苏联官员在资源分配、官员任免、生产计划制定和罪责处理过程中有大量腐败行为；而且，特殊的国家分配管理制度衍生出一个特权阶级，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大肇因。
正因此，新俄罗斯的反腐逻辑必将建立在权力制衡、信息公开、自由选举这些由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体制的基础上。若上述体制能够正常运转，则俄反腐尝试便可脱离传统路径进行新尝试。但从叶利钦到普京，权力垄断日甚，上述体制逐渐沦于纸面。俄罗斯反腐大业便也堕入旧有路径，空有制度创新而在现实层面乏善可陈。
“叶利钦时代无反腐”
1992年4月4日，叶利钦向尚与其对立的最高苏维埃提交《反腐法》草案。在这份草案中，直至普京当政8年后才在俄推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官员不得经商等反腐要则已经赫然在列。但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让这部法律在最高苏维埃仅通过了一读。
叶利钦在1993年对最高苏维埃的雷霆一击，是俄联邦政治的第一个转折点。它击退了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议会势力对恢复苏联式政治秩序的企图，为俄联邦“诞下”一部确立新体制框架的宪法，但也让确立不久的新体制因叶利钦的铁血表现及经济转型不力的影响而加速失去权力基础。此后，盖达尔为首的民主派力量日趋衰弱，叶利钦开始在政治光谱上的不同力量间游走。为了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他主动培育并于1996年投靠了寡头势力。难以为继之际，叶利钦于1998年选择了已从苏联解体期间的拆解中恢复元气的传统克格勃势力，让其在普京的率领下一统俄政坛。
从1993年到2000年，逐渐撇下民主力量的俄联邦政治，堕入多种势力无底线“争霸”的轨道中。这期间，俄政治充斥着黑帮、克格勃势力、抹黑政治及各种丑闻。政客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赤裸且肮脏，斗争无底线的直接原因便是政治权力本身已退化为“腐败权”。所以从1994年开始，俄杜马一直无法通过《反腐法》。1997、1998、1999三年，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分别提到反腐议题17、11和15次，但他却于1993、1995和1997年3次否掉其他政治势力提出的《反腐法》草案。1998年，叶利钦提出自己版本的《反腐法》草案，结果被杜马否掉。反腐很明显成为政争手段，而非被追求的目标。直至叶利钦家族的“马杰别克斯”腐败大案，则更凸显了总统在反腐问题上的可能立场。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学术界出现“转型”思潮开始，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转型思考层出不穷，但关于未来法治秩序、司法权设计的探讨却相形见绌。这是苏联司法现实的直接表现，它们也一同导致俄联邦司法权力不仅无法独立，还往往沦为政客互斗工具。民众的法治观念原本就不强，更在俄联邦时代受到私有化等野蛮政策的冲击，致使民间很难生发出对法治秩序的呼唤，更难以为反腐制度确立民意基础。
这些导致了叶利钦时代始终没有一部《反腐法》，所以多有论者认为“叶利钦时代无反腐”，良有以也。
反腐悖论背后的权力逻辑
在普京掌权的前8年，《反腐法》依然停留在各种版本的草案阶段。2001年，该法草案再次被杜马否掉。这8年的反腐法空白期，恰也是普京权力体系建立并强大起来的时期。其权力体系的建立仍遵循着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权力即为腐败权”的逻辑。也正是在腐败收益这一“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结之下，普京权力体系才得以建立。但也恰在其体系建立成功之后，俄反腐制度却开始萌芽。解析这一悖论背后的权力逻辑，便可让人清楚俄反腐的实质何在。
2005年，俄破天荒地出现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一次小露头。叶利钦在立国之初为俄联邦贡献的《媒体法》中规定，新闻媒体有权获得政府官员财产信息并予以公布。这部法律是叶利钦在1993年宪法之外又一个重要遗产，其时代也被俄著名政治议题作家姆列钦认为是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至少在那个时代里记者们不必担心被打压。2005年，俄著名媒体《机关报》打算动用这一权利，向政府索要官员财产信息。经过半年的博弈，其间经历过《机关报》律师被请到政府“喝咖啡”及该报被审查是否与外国势力有染等插曲，俄政府最终让步，不但提供了官员财产信息，还因半年来的不合规及不礼貌向《机关报》道歉。对于建立初期出现多起记者被打压甚至被杀事件的普京权力体系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它凸显普京势力在逐渐掌握了政权之后开始正面回应社会需求，谋求用低烈度手段维护支持率。
2006年，俄通过《联合国反腐公约》，尽管规避了其中涉及“非法致富”条款的第20条。这又是一个重要转变。
到了2007、2008年，普京已经能够以一己之力让“统一俄罗斯党”占据杜马超过2/3席位，并导演了一场梅德韦杰夫任总统而自己垂帘听政的政治大戏，其权力体系便可动用反腐手段对麾下官员进行整肃或换取其忠心。于是，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在俄政坛延宕了将近20年的《反腐法》立即被通过，官员不可经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等重要制度都一朝成真。
随着经济危机来袭，俄经济状况不乐观，导致普京支持率也出现动摇。于是，他更发力反腐。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落马，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账户和产业的法律也被通过。俄知名富豪普罗霍罗夫为了参加未来的政治竞争，正在将自己的海外资产转移回国内，甚至已经同美国NBA谈好，将其麾下的篮球队“网队”转移至俄注册。
这些都是正面结果，但距离反腐制度能真正发挥效力仍很远。一方面，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虽好，却未能解决审核“走过场”，发现问题后申诉困难的问题。比如，最近克里姆林宫审核了9500份官员财产申报，结果只有8名高官被免职。另一方面，更多的法律漏洞正在被利用，官员们的腐败比之前更加隐蔽，腐败规模并未有实质性下降。宜家等知名企业在俄罗斯受腐败困扰的遭遇，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不小反响。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身感知的腐败行为都体现在诸多调查数字中，其程度均未有明显下降。
1996年，俄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名中居第46位，2012年却退居第133位。在最新的调查中，80%的俄罗斯人认为本国腐败程度高。这些都与未能脱离“自己反自己”的反腐路径有着直接关系。当然，俄毕竟拥有了选举民主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民众拥有了这些便可保持对官僚体系的压力。这也是这些反腐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有了这些，加上执政精英的更新换代，俄反腐事业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