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及其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在成立两年后才搬入朗润园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以“朗润园”代称之。这个不大的院子偏安于北京大学西北一角，身在其中的人更习惯地以“园子里”这个满带感情色彩的泛称来指代它。
　　这里是现代经济学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率先系统性地引进之地。过去20年，它见证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育，以及对中国现实政策的影响从零碎到系统的过程。它还是一个政府和半官方知识分子良好合作的范本，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背后智力支持的窗口。更重要的是，20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下的透视中国学术机构改革的样本价值。

现代经济学中国再“接轨”缩影

　　1994年8月，筹备半年多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酝酿成立之时，正值中国政府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之初，全国各地、体制内外都在进行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和行动。
　　创始之初，整个中心只有今天被尊称为“创业六君子”的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六位教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海归”，都是从西方拿到经济学相关博士学位后回国的。事实上，后来陆续有6位留美经济学会前主席曾在此任职。那时的“海归”，对于刚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不久的中国社会而言，被看作是先进研究的代表和桥梁。
　　这些人员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出国前通常在国内已有深入的实际经验。林毅夫和周其仁等都曾在对1980年代中国改革有过相当影响、被称为“9号院”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现任院长姚洋概括了国家发展院的两大精神和人员渊源：“9号院”带给这群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情怀，而留美经济学会则带来国际一流的经济学方法，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群人走到一起后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结合中国的经济问题，用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规范进行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一个系统性地在中国引入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从一开始就比照美国的办学方式，按照现代经济学体系制定教学大纲。卢锋告诉《南风窗》，与国外好的大学相比，目前国发院经济学教育的水准，从教学内容和训练的系统性来看，已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在于精耕细作上。由于资源有限，国内无法实现小班上课等教学。
　　现在，在最体现教育水准的博士培养方面，国发院投入了最大的资源：不仅整套引进美国最新制度，要求第一年要写论文、考资格考，再找导师，而且会由学院提供费用，让学生到国外跟一流的经济学家做一年研究。院里已经有两个博士毕业后被IMF总部聘作经济学家，而通常这些国际机构聘用的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美籍博士，对中国培养的“土博士”并不认同。这也成为国发院学生培养能力跟国际接轨的表现之一。
　　国发院更为外界注意的是其政策研究。由于拥有众多声名在外、有的更与高层决策者有着紧密联系的经济学家，国发院一些教授曾对中国各项经济改革起过作用。比如，林毅夫曾力主的“新农村建设”，周其仁对电信改革的直接推动，李玲引起广泛讨论的医疗改革方案等。
　　过去2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也正是在这20年间，现代经济学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等各方面在中国重新实现了“并轨”。现在，国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从事研究的机构已经不少。不少学者认为，曾经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其他后来机构的示范作用值得肯定。

“特区”与“湘军”

　　与光华管理学院和天则研究所等机构相比，国发院20年来一直以波澜不惊的面貌示人，似乎其内外关系一帆风顺。事实上，危机也曾多次光顾，除得益于其相对独特的体制外，主事者的协调能力、核心人员较亲政府的政治倾向等因素，都使得它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更加壮大起来。
　　国发院曾被称为北大的“特区”。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人、财、事管理体制。最常被提及的是教授会式的决策机制：无论是要招聘新的老师，还是在院里建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或者教学方案的修改，以及和外面进行重大合作等，所有院里的重要事项最终都要在教授会上一人一票通过。这个在成立之初定下的规矩一直延续至今。
　　负责智库工作的国发院教授黄益平原来在银行工作，刚来时觉得这样做效率太低，“教授会开得没完没了”。但是，后来他理解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让一群谁也不服谁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机构内和平共处，每个人觉得自己的意见都得到尊重，有时比结果更为重要。

　　财政保障是另一大基础。经济学人才的市场价格相当高昂，没钱很难留住人。现在，国发院的主要资金来自EMBA和MBA教学班这一块。黄益平笑称，国发院是“自带干粮闹革命”。能够财政上自给自足。
　　这里没有下达学术课题一说，是一种“散仙”式的教学和学术环境。朗润园里，既有“政府派”的代表人物林毅夫，“自由派的旗手”周其仁也被认为是精神领袖。搞医疗研究的学者中，李玲是坚定的左派，刘国恩则是自由派。“和而不同，但必须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朗润园的学者喜欢强调这一超然的相处底线。
　　要做到这些，卢锋认为，一个全新的机构是关键所在：个别海归如果回到一个旧体制中去，很难发挥群体效应。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种海归群聚的方式取得了现实的成功后，张维迎就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招聘了一批海归。其后，清华经管学院也引进了大批海归。这些海归聚集在一起，不再仅仅参与讲课，还能影响整个内部管理和运行方式的变化，形成一种制度创新，并具有自己特有的文化气质。
　　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则是国发院能够成长壮大的大环境。“如果不能产生影响，为什么要回来？”面对记者，多位国发院老师会这样反问。对他们而言，纯做理论研究，在国外的环境更好，回来就是希望对现实中国的走向发生影响。而在做事时，与政府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惯于批判的国发院教授汪丁丁对自己所工作的单位也不吝称赞，“国发院的制度是我见过的学术机构里‘最好的一套’”。痛恨大学官僚化的他表示，与其他地方相比，朗润园是一个“很白的地方”，一个真正的“精神共同体”。
　　然而，官僚机构以无所不在的方式规制着任何处于其下者的生存运作方式。光环之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度在北大内部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每一任新校长来后，都会觉得“朗润园”“不伦不类”：用着北京大学的朗润园，以北大的名义评教授、招学生，但整个运作方式却是体制外的；管理学不像管理学，经济学不像经济学—如果是经济学，可以跟经济学院合并，管理学的话，就跟经管学院合并。
　　“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是八旗子弟，正黄旗，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曾国藩，是湘军。要打仗的时候想着你了，和平的时候就会想，为什么要你呢？”姚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有些无奈地笑言。
　　在分工细密的现代大学里，一个二级学院要成立，一般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学科。曾带动整个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科的成长和改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水平已经逐步跟进的时代，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在哪儿呢？

新方向

　　如果不想被撤销合并到其他学院去，确立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经济研究中心核心人员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正是在这种尴尬之下，2008年，已经在国内外打出品牌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动改名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对研究领域、教育项目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
　　采取的重要对策之一是，“造一个别人无法复制的学科”，即新建一个以“国家发展”为主题的学科。
　　首先是，设立国家发展博士，定位为实务而非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课程设计中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具体的学位尚在国务院学位办申请。
　　姚洋向记者解释，这需要“具有一定高度的综合性领导人才”，“要对人类发展的脉络有深入了解，还要了解如何谈判，领导力，甚至统计等等”。
　　姚洋预想的国发院未来发展模式，是哈佛肯尼迪学院，仍以经济学为主，但会招收更多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人才。还要招收外国学生，培养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人才，“体现中国的软实力”。
　　他热情地提起曾在北大就读过的几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能为他国培养领袖人才，这看起来是再明显不过的“软实力”了。
　　然而，在外人看来，这种独创的“国家发展”学科和哈佛肯尼迪学院模式的前景显然有待观察：它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区别有多大？
　　智库是姚洋希望接下来加大着力的一个方向—由于许多学者自身的特殊个人关系，曾对许多政策产生过直接影响，国发院早就是一个事实上的智库。姚洋希望以后“做得更加有序、更有组织一些”，“更多地把品牌打出来”。
　　在他看来，国发院精神来源之一的国务院农村发展所的“9号院时代”已经过去，像林毅夫和周其仁那样，单个知识分子直接介入社会，参与政府政策的时代，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随着分工的细化，以后的学者更多的可能是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追求的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研究世界，“改造的任务将留给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