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引起了学界更多关注。如何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其问题域的确立至关重要。文章尝试对“中国术语学”的概念及其问题域的确立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旨在对“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术语学;名实;学科建设;问题域
中图分类号：N04;H08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21.02.001
The Name and Reality of China Terminology： Some Though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Problem Domain//WEI Xiangqing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s made in China Terminology as bo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issue of China Terminology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 domai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 Termin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erminology and identifies its problem domai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ch may possibly hel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Terminolog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 Terminology; the name and real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blem domain
引言
中国的术语实践古已有之且成果丰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术语学”建设而言，相较于西方一些国家，中国的起步要晚，而真正意义上“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集体学术自觉则首先应归功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起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举办。自2004年至今的16年间，该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在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术语工作实践与研究、术语教育与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国家机构主导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术语”学科建设目标也非常明确。这一点，在首届研讨会所形成的6项共识内容[1]以及会议成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05年，《科技术语研究》“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专栏所刊载的论文中有3篇以“中国术语学”建设为议题，分别为《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1]，它们分别阐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总体构想、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以及理论建设的必要途径。这些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呼应了该研讨会的核心意旨与诉求，引领了“中国术语学”建设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影响深远。事实表明，得益于歷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不断推动，通过全国术语界以及相关领域同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术语学”的建设成效卓著。诸如加强术语学理论建设、成立术语学研究机构、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术语学课题立项、术语学课程教育以及术语学人才培养等，2004年首次会议所确立的共识与愿景均已基本实现，而且有些方面应该说还超出了当时大家的预期，特别是2009年“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①的确立，更是令人备受鼓舞。
然而，细察以往七届研讨会设定的议题和相关成果，不难发现，作为长远建设目标的“中国术语学”，无论在特色内涵还是学理疆域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与厘清，需要术语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领域同人继续深入思考和共同探讨。本文通过对“中国术语学”及其相关术语的名实辨析以及学理层面的思考，尝试对“中国术语学”这一术语的概念内涵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做初步阐述。这关乎新时期“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实施，值得学界共同探究。
1 “中国术语学”之名与实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别化或区域化研究都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如“中国文学”“英美法学”“非洲历史学”抑或是“东亚政治学”等。这些国别或区域研究通常是以其研究对象的国别或区域实践特殊性为界说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疆域划分。其中，前者有概念区别性功能或作用，而后者则没有。举例来说，只有中国本土文学创作实践相关的成果才能被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而针对这些实践特殊性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旨归。同理，“中国术语学”之名的确立也应是如此。
“中国术语学”作为术语学研究领域的国别或区域化概念之一，它与“俄罗斯术语学”“德奥术语学”或“加拿大术语学”一样，应该满足两大基本要件：第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术语语言特殊性。第二，作为研究内容的术语实践特殊性。这是由术语作为人类语言构成要素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同时术语活动作为人类言语实践也总是在人类社会特定时空中开展的。就“中国术语学”的特定概念内涵来说，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汉语术语，同时也应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术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术语学”应主要针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本土术语实践活动或术语工作展开研究。这也是“中国术语学”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概念与一般表达意义上“中国的术语学”的概念义的主要区别。作为普通词汇单位，“中国的术语学”泛指中国学界所从事的术语学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汉语或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术语，而其研究内容也不排除其他国别或地域的术语实践活动或术语工作。比如，中国的学者也可以对英语或其他外语术语及其应用展开相关研究。 回顾中国的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术语学”作为特定内涵的术语，其核心要素在于“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这种“中国特色”以独特的“中国问题”为表征，是中国的术语语言形式和术语实践活动内容特殊性的必然体现。很多学者在其具体研究过程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思考。比如，刘涌泉[2]指出的“中国术语学的特点和难点（输入、切分、术语混乱等）”，与此同时，还有非常具体的“中国术语学中的问题”[2]，包括术语混乱、音译和意译之争、文字体系问题等。另一方面，这种“中国特色”以独特的“中国答案”为表征，是中国学者针对术语研究的“中国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实践方案或中国理论建构。就“中国特色”的这两方面内涵而言，其本质应用辩證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既是以汉语术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术语特殊性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术语普遍性问题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中国答案”则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与价值。“中国答案”既要回答具有差异性的“中国问题”，同时也可能为人类术语研究普遍性问题做出积极的理论贡献。归根结底，人类各种语言中的术语实践或理论问题都是人类术语学研究共性问题——“术语本质”研究的子课题。这正如人们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探究也离不开各种语言特殊性研究的集体贡献。
在中国现当代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中，冯志伟的《现代术语学引论》正是面向术语学的“中国问题”展开的“中国术语学”原创研究，其中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建构，即“中国答案”也为国际术语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借鉴价值。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冯志伟阐述了该书的术语观与西方传统术语观的主要差异，即从基于概念走向基于知识本体的术语观，从规范性走向描写性的术语观，从共时静态走向历时动态的术语观[3]。而从该书的理论构建方面来说，“术语形成的经济律”及“潜在歧义论”则无疑是基于汉语术语特殊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这是非常独特而宝贵的“中国答案”，也具有世界术语学理论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冯志伟所述：“中国的现代术语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汉语的术语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术语学研究又与汉语的词汇、语法乃至语义的研究密切相关，与汉字的研究密切相关。……要根据科学的发展和汉语的实际，像《淮南子·齐俗训》所说的那样，‘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者’……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展术语学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3]
在“中国术语学”名实问题的思辨中，除了上述涉及“中国问题”与“中国答案”的现实维度，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即“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历史维度。而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应该上升到中国学术研究的源流问题来思考。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科的划分与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大潮催生的结果。这种影响之大，以致学界以往都有中国现代学科舶自西方的断论，似乎中国学术就是西方学术的衍生品。就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而言，我们确实可以将中国现代学科构建的历史视为西方现代学术在中国的传播史。但是，如果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根脉源流来考察，这种论调也有片面性或局限性。中国现代学术有其外向的现实基础，但其历史基础也不容忽视，否则中国学术的发展就丧失了其文化血脉和历史传承。当然，单纯从现代学科划分与建制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学术主要延续的是西方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传统，这种西源东流是当今中国学术高度西化的主要历史原因。然而，就中国学术的文化自觉而言，当今学界对中国各学科学术史的本土起源与思想基础的传承性构建更是不可或缺且亟待加强的。这是“中国特色”原创学术研究的重要保证，“中国术语学”研究也不例外。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如何正视中国传统的术语实践及思想财富并进行有效挖掘、整理和现代转型重构，这是其本体研究的重要构成，应为题中之义。立足中国传统的术语研究历史基础，“中国术语学”研究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形成独特优势。术语学“中国问题”及“中国答案”才有了真实的历史根基。因此，术语的“中国历史”应该也是“中国术语学”构建之实的一部分。
2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学理向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社会各界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对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在学界话题设置方面还是话语流通过程中，“中国”都业已成为一个重要标签，“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日趋彰显。然而，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中国特色的学术探索仍需要审慎的学理思考。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也应如此。
作为国别化的术语学研究，“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均突显为“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内容。然而，这种差异性诉求并不排斥其内在设问逻辑的普遍性。在术语学普遍性研究过程中，“中国术语学”作为一类地方性知识，其研究内容只是与其他国别或区域研究展开学术对话的基础。要展开相应的学术对话，必然要有共同的普遍性话题。就术语学研究来说，其根本在于对人类术语本质的探求。人类各种不同语言发展过程中，术语的命名和应用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而其背后所蕴含的言语机制必然有共性存在。如何从不同语言的术语实践出发，共同探究人类术语及其实践本质是国际学界共同的学术追求。
人类术语及其实践本质的探究，从事物普遍性研究的哲学视角来看，主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层面。这种多向度的“总体性”理论方法有助于应对“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术语学”建设，在本体论层面，不仅要直面当下现代性视野里的中国术语现实，同时还应追溯其历史性情境中的复杂演化，这种本体论研究本身就不是静态的，更无法单向线性处理。在认识论层面，随着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术语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从早期语言层面的纯粹规定性要求逐步走向当今言语层面的描述性多元认知，再加上语言文化特殊性的杂糅影响，对中国术语的整体认识也更趋向其自身的复杂本源。在价值论层面，“中国术语学”这一时代课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必然的价值预设，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既有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基于上述哲学“铁三角”的分析架构，“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方法论选择也应与问题的总体性特征一致，多学科的整合研究将是更为合理的范式。 哲学向度的思考为“中国术语学”建设划定了基本的学理边界，其建设内容也可以循此思路去进一步考量。首先，“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与研究现状”，这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相较而言，学界对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有更多的研究，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研究关注不够。而具体到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的研究，还应重视处理好“描写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第四届起更名为“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这从中国术语工作的现实需求出发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但就“中國术语学”理论建设层面来讲，这种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应该以汉语术语现状的充分描写为前提，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如果仅仅从规定性的理论出发，甚至是以西方术语学相关理论为标准，对汉语术语实践进行规范，难免削足适履。因此，汉语术语规范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应建立在对其现状的全面细致研究基础上，两者应有机结合。其次，“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这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重心与关键。在对中国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的描述性研究基础上，深入考察其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的差异性，方能有效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中国问题”。这方面，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及其实践特殊性也具有同样的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再次，“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多重价值”，这个问题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意义与目的所系。所谓“多重价值”，这是由术语自身价值的多维度与术语实践情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中既包括术语及其实践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也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值得系统性探究。最后，“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方法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独立性与原创性，也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研究内容，有可能最终形成术语研究“中国答案”或为世界术语学提供中国经验的关键所在。不重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有效路径与方法论，“中国术语学”建设将是一句空谈。
综上，我们从学理上阐述了中国术语（包括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术语）的现实状况、实践特殊性、多重价值、独特方法论这四个方面之间的逻辑关联，体现了现代术语学研究从描写、认知到解释的现代范式选择，也充分突显了“中国问题”导向与“中国答案”关切。如此，“中国术语学”建设共同体才能更好地提炼出具体研究问题，并寻求有价值的答案，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知识、经验与理论成果。
3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确立
通过上述“中国术语学”之名实解析与学术边界的厘定，作为社会过程，“中国术语学”建设从“中国问题”到“中国答案”的知识生产活动中，除了特定的核心概念预设、理论基础、方法论思考，问题域（problem domain）的确立极为关键。“问题域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内在关系、问题走向、可能性空间等。问题域随问题走向而发生变化”[4]。它将引导知识生产共同体在特定研究范式下确立的问题域中进行提问并做出解答，从而形成具有高度关联性的知识积聚，有助于核心问题的解决并促进学科的发展。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其问题域的确立应该是以术语研究的“中国问题”为核心，所提问题也应该有着内在的学术逻辑关联，形成具有张力的提问空间。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问题域”具有动态开放性，它总是伴随着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特定历史情境变迁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问题域的确立与不断重构是学术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我们可以通过表1对以往七届研讨会的议题设置来进行考察，分析其问题域确立的具体情况。
从表1可见，“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举办以来，其所涉及的“术语学”研究议题的范围在不断拓展，反映出国内术语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一些国际术语学界比较重要或前沿性的领域或课题也有所体现，比如，计算术语学、术语与知识工程、大数据背景下的多语言多学科术语研究等，令人欣慰与鼓舞。然而，细察历届研讨会的议题设置，却也不难发现，这些议题大多为研究目标、对象、内容或领域的设定，比较宽泛，问题性特征并不明显，未能通过具体问题的勾连形成真正有效的提问空间。换言之，对照“中国术语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内涵，其“问题域”尚未真正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整体有效推进，尤其是在理论创新构建方面。当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术语及其实践工作的总体发展。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理论目标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形成独特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话语，构建中国在世界术语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学界坚持不懈地长久努力。这就要求“中国术语学”研究共同体，能够切实理解和把握“中国术语学”概念的深刻内涵，摒除诸多现实复杂性的遮蔽，提炼有价值的“中国问题”，确立有效的问题域并孜孜以求。实际上，“中国术语学”的问题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景化“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特色’构成了当前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需将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或者只是将外来理论中国化就可以了，也不是复兴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理论创造”[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术语学”问题域的确立本身就是“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开始。以下，笔者尝试提出“中国术语学”建设的一些核心问题，主要以汉语术语研究为例，供大家讨论。具体包括：（1）汉语术语及其应用的现实与历史复杂性及其关联;（2）汉语术语学知识发现与理论构建;（3）汉语术语与外语术语实践特征的多维比较;（4）汉语术语学与西方术语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参;（5）中外术语多学科整合研究范式互鉴;（6）中外术语交流融通的多元评价。
上述有关“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这6个基础性问题，其中（1）和（2）属于本体论层面的设问，需要对当今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尤其是对其复杂性要深入研究。比如，针对我国现代汉语术语类型构成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开展涉及外源汉译术语、本土传统术语以及当代原创新术语使用现状与各自问题的深度调研，进一步探究我国汉语术语系统生态平衡发展的优化策略。与此同时，还应从各学科术语体系构建的历史进行相关研究，探讨其对当代的影响，即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比如，不同学科术语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对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以及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这需要开展不同学科术语史的专门研究，历时与共时研究应结合起来，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很重要。此外，还应立足汉语术语实践应用开展汉语术语学的知识发现与理论构建研究。我国的汉语术语实践与应用历史悠久，当代的实践活动非常活跃而且丰富，这为汉语术语学知识生产与积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需要我们去发现、思考和总结，并积极进行原创性理论构建。这方面，冯志伟关于术语系统经济律的研究就是最好的示范。这种基于汉语术语及其系统研究的知识发现不仅对于汉语术语学，而且对于国际术语学而言都是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还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至于6个基础性问题中的（3）和（4），主要是认识论层面的设问，重在对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展开研究。“中国术语学”的特殊性总是在与其他国别或区域术语实践比较中彰显的，从概念、语言和交际展开汉语术语与外语（以英语为代表）的多维比较是基础，再从汉语术语与西方术语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互参，汉语术语的特殊性揭示更加深刻。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术语学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都离不开术语翻译的参照，比较术语学更是要以术语翻译为依托。比如，作为术语输入型国家，汉语术语规范化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对译入语术语规范确立的影响研究就值得重视。最后，问题（5）和（6）旨在从价值论层面对中外术语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评价性互鉴，从而使“中国术语学”研究融通中外优势，范式更趋合理。比如，通过中外术语实践传统与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进而深入思考中国术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同时，针对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背景，中外术语的交流融通，尤其是中国特色术语“走出去”的多重价值不容忽视。比如，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术语的现代转化与应用问题，以及中国特色术语对外译介与国际化传播的问题也需要加强。总之，“中国术语学”问题域的确立也体现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复杂性与总体性特征，需要学界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多学科整合范式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4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拓展
如上文所述，“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域的确立应重视术语学研究的“中国问题”，努力寻求有价值的“中国答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知识与理论成果，对国际术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中国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其价值除了依托本学科的自足发展外，还需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其他学科研究的积极影响得以证明。换言之，术语学自身建设的问题域确立，并非意味着自我封闭和与其他学科的疏离，而是要以其研究的独特性与其他学科研究形成互参互补。当然，这需要术语学基于本学科所确立的问题域与其他学科问题域的有机关联，衍生出对于其他学科研究可能的贡献。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域设置的某种跨学科拓展。由此，我们可以提问， “中国术语学”研究能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怎样的借鉴？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质上也是基于中国术语实践历史特殊性的深度思考。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各学科外来术语的大规模、长期持续的输入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近现代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削弱了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力。对此，1978年之后，我国学界各学科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集体焦虑”，同时也涌现了很多学者积极的反思与探讨。这其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往往都会从本领域的术语问题着手，去思考相应的学术话语构建与话语权建设的对策。相比之下，在“中国术语学”研究领域，这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尚不充分。
从术语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来看，它与其他学科的学术话语构建及理论创新发展有着最本质和深层的关联。应该说，术语学研究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知识与话语相关研究的方法论。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少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曾尝试从术语的知识路径去探究本学科的话语构建与创新发展的问题。然而，就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与传播、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术语学研究方法来看，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这不仅仅是各学科领域专家所关注的问题，更应该成为“中国术语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中国术语学”研究者应该基于术语学本体研究的成果，为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提供术语学的独特视角与有效方法。这可以视为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另一理据。鉴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当代与未来学术发展的自主创新要求，如何充分利用和彰显术语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价值，应该成为中国术语学研究领域同人的共同思考。
5 余论：“中国术语学”建设与“中国学派”
“共同体”的概念时下比较流行，“学术共同体”的说法应该也是顺应了学界在当今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合作应对的双重诉求，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个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推动理论的发展”[5]。对于“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也同样适用。然而，“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概念相比，后者的学术成就意味或许更为浓厚，如果加上国别的限定语，则又加上了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文化身份特征。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学术群体的标签？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中国术语学”建设话题而言又有何关联？
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学派”的提法自始有之。2004年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就由此立意，此次会议简讯中强调：“可以预期，本次会议一定为积极推动中国的术语学建设、创建中国的术语学派产生重要的影响。”[1]在这一期的卷首语中，编辑部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这个队伍中来，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1]。具体到对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解，郑述谱认为：“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朱建平、王永炎也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1]而郑文婧、张志毅则进一步强调：“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國诞生。”[1]显然，学界在发起“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之初，就对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有着非常明确而到位的理解。“中国学派”的诞生必须是依托“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即形成基于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特殊性研究的原创性术语理论，而且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时隔10多年，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提法又一次成为热点话题。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总体上延续了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初衷。黄忠廉指出：“突出术语学研究中的中国元素，加强汉语本土术语研究，加强汉外术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将会彰显术语研究的中国气象或曰中国气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与术语学研究的德奥学派、加拿大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比肩而立的中国学派。”[6]2017年，冯志伟在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研讨会（NUTERM 2017）会后接受的学术访谈中也谈到了“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探索相关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他就操作层面如何打造“中国学派”提出：“在研究对象上，应该有一个差别化意识，即重视术语类别与知识领域的差别化。……在研究理念上，我们应该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目标上，我们需要格外注重理论构建，形成抽象总结与体系化构建的意识与方法，要有一批拿得出去的文章与著作，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今后需要专门努力的方向。”[7]显然，这里的“中国学派”定位是面向“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努力，强调中国术语学研究的特殊性与原创性理论贡献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学派”与其他术语学研究群体或理论流派的对立或冲突，更不抹杀“中国术语学”研究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方法与思想多样性。这与郑述谱对这个概念应慎用的观点[8]也不矛盾。这方面，冯志伟、郑述谱等众多前辈学者的努力堪称示范和引领，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的进程中，继续打造和锤炼体现中国术语研究独特贡献的“中国学派”，尤其是在上述问题域所涉及的方面有原创性理论贡献。
注释
① 根据国家标准文件GB/T 13745—2009，“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设置从2009年1月1日正式确立，列入“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目录下，是三级学科。
参考文献
[1] 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召开[J].科技术语研究，2005，7（1）：15.
[2] 刘涌泉.信息社会和术语学[J].情报科学，1993，14（5）：21-24，80.
[3]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4] 刘俐俐.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2（3）：137-143，150.
[5] 仰海峰.从学科对话、学术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关于中哲、西哲、马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1）：4-8.
[6] 黄忠廉.中国元素成为术语研究增长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3（A07）.
[7] 殷健，刘润泽，冯志伟.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探索：冯志伟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8，39（3）：74-79.
[8] 郑述谱.“术语学派”的提法值得商讨[J].中国科技术语，2008（5）：10-12.
作者简介：魏向清（1967—），女，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中心主任、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双语词典学和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现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会委员、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术语》编委等职务，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编著和译著多部，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近80篇，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通信方式：weixq@nju.edu.cn。
关键词：中国术语学;名实;学科建设;问题域
中图分类号：N04;H08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21.02.001
The Name and Reality of China Terminology： Some Though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Problem Domain//WEI Xiangqing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s made in China Terminology as bo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issue of China Terminology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 domai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 Termin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erminology and identifies its problem domai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ch may possibly hel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Terminolog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a Terminology; the name and real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blem domain
引言
中国的术语实践古已有之且成果丰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术语学”建设而言，相较于西方一些国家，中国的起步要晚，而真正意义上“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集体学术自觉则首先应归功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起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举办。自2004年至今的16年间，该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在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术语工作实践与研究、术语教育与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国家机构主导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术语”学科建设目标也非常明确。这一点，在首届研讨会所形成的6项共识内容[1]以及会议成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05年，《科技术语研究》“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专栏所刊载的论文中有3篇以“中国术语学”建设为议题，分别为《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1]，它们分别阐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总体构想、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以及理论建设的必要途径。这些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呼应了该研讨会的核心意旨与诉求，引领了“中国术语学”建设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影响深远。事实表明，得益于歷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不断推动，通过全国术语界以及相关领域同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术语学”的建设成效卓著。诸如加强术语学理论建设、成立术语学研究机构、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术语学课题立项、术语学课程教育以及术语学人才培养等，2004年首次会议所确立的共识与愿景均已基本实现，而且有些方面应该说还超出了当时大家的预期，特别是2009年“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①的确立，更是令人备受鼓舞。
然而，细察以往七届研讨会设定的议题和相关成果，不难发现，作为长远建设目标的“中国术语学”，无论在特色内涵还是学理疆域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与厘清，需要术语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领域同人继续深入思考和共同探讨。本文通过对“中国术语学”及其相关术语的名实辨析以及学理层面的思考，尝试对“中国术语学”这一术语的概念内涵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做初步阐述。这关乎新时期“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实施，值得学界共同探究。
1 “中国术语学”之名与实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别化或区域化研究都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如“中国文学”“英美法学”“非洲历史学”抑或是“东亚政治学”等。这些国别或区域研究通常是以其研究对象的国别或区域实践特殊性为界说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疆域划分。其中，前者有概念区别性功能或作用，而后者则没有。举例来说，只有中国本土文学创作实践相关的成果才能被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而针对这些实践特殊性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旨归。同理，“中国术语学”之名的确立也应是如此。
“中国术语学”作为术语学研究领域的国别或区域化概念之一，它与“俄罗斯术语学”“德奥术语学”或“加拿大术语学”一样，应该满足两大基本要件：第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术语语言特殊性。第二，作为研究内容的术语实践特殊性。这是由术语作为人类语言构成要素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同时术语活动作为人类言语实践也总是在人类社会特定时空中开展的。就“中国术语学”的特定概念内涵来说，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汉语术语，同时也应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术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术语学”应主要针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本土术语实践活动或术语工作展开研究。这也是“中国术语学”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概念与一般表达意义上“中国的术语学”的概念义的主要区别。作为普通词汇单位，“中国的术语学”泛指中国学界所从事的术语学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汉语或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术语，而其研究内容也不排除其他国别或地域的术语实践活动或术语工作。比如，中国的学者也可以对英语或其他外语术语及其应用展开相关研究。 回顾中国的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术语学”作为特定内涵的术语，其核心要素在于“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这种“中国特色”以独特的“中国问题”为表征，是中国的术语语言形式和术语实践活动内容特殊性的必然体现。很多学者在其具体研究过程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思考。比如，刘涌泉[2]指出的“中国术语学的特点和难点（输入、切分、术语混乱等）”，与此同时，还有非常具体的“中国术语学中的问题”[2]，包括术语混乱、音译和意译之争、文字体系问题等。另一方面，这种“中国特色”以独特的“中国答案”为表征，是中国学者针对术语研究的“中国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实践方案或中国理论建构。就“中国特色”的这两方面内涵而言，其本质应用辩證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既是以汉语术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术语特殊性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术语普遍性问题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中国答案”则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与价值。“中国答案”既要回答具有差异性的“中国问题”，同时也可能为人类术语研究普遍性问题做出积极的理论贡献。归根结底，人类各种语言中的术语实践或理论问题都是人类术语学研究共性问题——“术语本质”研究的子课题。这正如人们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探究也离不开各种语言特殊性研究的集体贡献。
在中国现当代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中，冯志伟的《现代术语学引论》正是面向术语学的“中国问题”展开的“中国术语学”原创研究，其中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建构，即“中国答案”也为国际术语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借鉴价值。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冯志伟阐述了该书的术语观与西方传统术语观的主要差异，即从基于概念走向基于知识本体的术语观，从规范性走向描写性的术语观，从共时静态走向历时动态的术语观[3]。而从该书的理论构建方面来说，“术语形成的经济律”及“潜在歧义论”则无疑是基于汉语术语特殊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这是非常独特而宝贵的“中国答案”，也具有世界术语学理论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冯志伟所述：“中国的现代术语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汉语的术语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术语学研究又与汉语的词汇、语法乃至语义的研究密切相关，与汉字的研究密切相关。……要根据科学的发展和汉语的实际，像《淮南子·齐俗训》所说的那样，‘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者’……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展术语学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3]
在“中国术语学”名实问题的思辨中，除了上述涉及“中国问题”与“中国答案”的现实维度，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即“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历史维度。而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应该上升到中国学术研究的源流问题来思考。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科的划分与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大潮催生的结果。这种影响之大，以致学界以往都有中国现代学科舶自西方的断论，似乎中国学术就是西方学术的衍生品。就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而言，我们确实可以将中国现代学科构建的历史视为西方现代学术在中国的传播史。但是，如果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根脉源流来考察，这种论调也有片面性或局限性。中国现代学术有其外向的现实基础，但其历史基础也不容忽视，否则中国学术的发展就丧失了其文化血脉和历史传承。当然，单纯从现代学科划分与建制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学术主要延续的是西方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传统，这种西源东流是当今中国学术高度西化的主要历史原因。然而，就中国学术的文化自觉而言，当今学界对中国各学科学术史的本土起源与思想基础的传承性构建更是不可或缺且亟待加强的。这是“中国特色”原创学术研究的重要保证，“中国术语学”研究也不例外。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如何正视中国传统的术语实践及思想财富并进行有效挖掘、整理和现代转型重构，这是其本体研究的重要构成，应为题中之义。立足中国传统的术语研究历史基础，“中国术语学”研究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形成独特优势。术语学“中国问题”及“中国答案”才有了真实的历史根基。因此，术语的“中国历史”应该也是“中国术语学”构建之实的一部分。
2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学理向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社会各界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对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在学界话题设置方面还是话语流通过程中，“中国”都业已成为一个重要标签，“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日趋彰显。然而，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中国特色的学术探索仍需要审慎的学理思考。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也应如此。
作为国别化的术语学研究，“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均突显为“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内容。然而，这种差异性诉求并不排斥其内在设问逻辑的普遍性。在术语学普遍性研究过程中，“中国术语学”作为一类地方性知识，其研究内容只是与其他国别或区域研究展开学术对话的基础。要展开相应的学术对话，必然要有共同的普遍性话题。就术语学研究来说，其根本在于对人类术语本质的探求。人类各种不同语言发展过程中，术语的命名和应用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而其背后所蕴含的言语机制必然有共性存在。如何从不同语言的术语实践出发，共同探究人类术语及其实践本质是国际学界共同的学术追求。
人类术语及其实践本质的探究，从事物普遍性研究的哲学视角来看，主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层面。这种多向度的“总体性”理论方法有助于应对“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术语学”建设，在本体论层面，不仅要直面当下现代性视野里的中国术语现实，同时还应追溯其历史性情境中的复杂演化，这种本体论研究本身就不是静态的，更无法单向线性处理。在认识论层面，随着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术语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从早期语言层面的纯粹规定性要求逐步走向当今言语层面的描述性多元认知，再加上语言文化特殊性的杂糅影响，对中国术语的整体认识也更趋向其自身的复杂本源。在价值论层面，“中国术语学”这一时代课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必然的价值预设，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既有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基于上述哲学“铁三角”的分析架构，“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方法论选择也应与问题的总体性特征一致，多学科的整合研究将是更为合理的范式。 哲学向度的思考为“中国术语学”建设划定了基本的学理边界，其建设内容也可以循此思路去进一步考量。首先，“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与研究现状”，这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相较而言，学界对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有更多的研究，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研究关注不够。而具体到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的研究，还应重视处理好“描写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第四届起更名为“中国术语学建设暨术语规范化研讨会”，这从中国术语工作的现实需求出发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但就“中國术语学”理论建设层面来讲，这种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应该以汉语术语现状的充分描写为前提，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如果仅仅从规定性的理论出发，甚至是以西方术语学相关理论为标准，对汉语术语实践进行规范，难免削足适履。因此，汉语术语规范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应建立在对其现状的全面细致研究基础上，两者应有机结合。其次，“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这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重心与关键。在对中国术语及其实践现状的描述性研究基础上，深入考察其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的差异性，方能有效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中国问题”。这方面，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及其实践特殊性也具有同样的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再次，“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多重价值”，这个问题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意义与目的所系。所谓“多重价值”，这是由术语自身价值的多维度与术语实践情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中既包括术语及其实践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也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值得系统性探究。最后，“中国术语学”应关注“中国术语及其实践活动的方法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独立性与原创性，也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研究内容，有可能最终形成术语研究“中国答案”或为世界术语学提供中国经验的关键所在。不重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有效路径与方法论，“中国术语学”建设将是一句空谈。
综上，我们从学理上阐述了中国术语（包括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术语）的现实状况、实践特殊性、多重价值、独特方法论这四个方面之间的逻辑关联，体现了现代术语学研究从描写、认知到解释的现代范式选择，也充分突显了“中国问题”导向与“中国答案”关切。如此，“中国术语学”建设共同体才能更好地提炼出具体研究问题，并寻求有价值的答案，从而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知识、经验与理论成果。
3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确立
通过上述“中国术语学”之名实解析与学术边界的厘定，作为社会过程，“中国术语学”建设从“中国问题”到“中国答案”的知识生产活动中，除了特定的核心概念预设、理论基础、方法论思考，问题域（problem domain）的确立极为关键。“问题域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内在关系、问题走向、可能性空间等。问题域随问题走向而发生变化”[4]。它将引导知识生产共同体在特定研究范式下确立的问题域中进行提问并做出解答，从而形成具有高度关联性的知识积聚，有助于核心问题的解决并促进学科的发展。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其问题域的确立应该是以术语研究的“中国问题”为核心，所提问题也应该有着内在的学术逻辑关联，形成具有张力的提问空间。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问题域”具有动态开放性，它总是伴随着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特定历史情境变迁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问题域的确立与不断重构是学术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就“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我们可以通过表1对以往七届研讨会的议题设置来进行考察，分析其问题域确立的具体情况。
从表1可见，“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自举办以来，其所涉及的“术语学”研究议题的范围在不断拓展，反映出国内术语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一些国际术语学界比较重要或前沿性的领域或课题也有所体现，比如，计算术语学、术语与知识工程、大数据背景下的多语言多学科术语研究等，令人欣慰与鼓舞。然而，细察历届研讨会的议题设置，却也不难发现，这些议题大多为研究目标、对象、内容或领域的设定，比较宽泛，问题性特征并不明显，未能通过具体问题的勾连形成真正有效的提问空间。换言之，对照“中国术语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内涵，其“问题域”尚未真正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整体有效推进，尤其是在理论创新构建方面。当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术语及其实践工作的总体发展。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理论目标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形成独特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话语，构建中国在世界术语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学界坚持不懈地长久努力。这就要求“中国术语学”研究共同体，能够切实理解和把握“中国术语学”概念的深刻内涵，摒除诸多现实复杂性的遮蔽，提炼有价值的“中国问题”，确立有效的问题域并孜孜以求。实际上，“中国术语学”的问题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景化“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特色’构成了当前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需将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或者只是将外来理论中国化就可以了，也不是复兴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理论创造”[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术语学”问题域的确立本身就是“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开始。以下，笔者尝试提出“中国术语学”建设的一些核心问题，主要以汉语术语研究为例，供大家讨论。具体包括：（1）汉语术语及其应用的现实与历史复杂性及其关联;（2）汉语术语学知识发现与理论构建;（3）汉语术语与外语术语实践特征的多维比较;（4）汉语术语学与西方术语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参;（5）中外术语多学科整合研究范式互鉴;（6）中外术语交流融通的多元评价。
上述有关“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这6个基础性问题，其中（1）和（2）属于本体论层面的设问，需要对当今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尤其是对其复杂性要深入研究。比如，针对我国现代汉语术语类型构成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开展涉及外源汉译术语、本土传统术语以及当代原创新术语使用现状与各自问题的深度调研，进一步探究我国汉语术语系统生态平衡发展的优化策略。与此同时，还应从各学科术语体系构建的历史进行相关研究，探讨其对当代的影响，即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比如，不同学科术语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对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以及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这需要开展不同学科术语史的专门研究，历时与共时研究应结合起来，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很重要。此外，还应立足汉语术语实践应用开展汉语术语学的知识发现与理论构建研究。我国的汉语术语实践与应用历史悠久，当代的实践活动非常活跃而且丰富，这为汉语术语学知识生产与积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需要我们去发现、思考和总结，并积极进行原创性理论构建。这方面，冯志伟关于术语系统经济律的研究就是最好的示范。这种基于汉语术语及其系统研究的知识发现不仅对于汉语术语学，而且对于国际术语学而言都是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还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至于6个基础性问题中的（3）和（4），主要是认识论层面的设问，重在对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展开研究。“中国术语学”的特殊性总是在与其他国别或区域术语实践比较中彰显的，从概念、语言和交际展开汉语术语与外语（以英语为代表）的多维比较是基础，再从汉语术语与西方术语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互参，汉语术语的特殊性揭示更加深刻。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术语学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都离不开术语翻译的参照，比较术语学更是要以术语翻译为依托。比如，作为术语输入型国家，汉语术语规范化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对译入语术语规范确立的影响研究就值得重视。最后，问题（5）和（6）旨在从价值论层面对中外术语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评价性互鉴，从而使“中国术语学”研究融通中外优势，范式更趋合理。比如，通过中外术语实践传统与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进而深入思考中国术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同时，针对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背景，中外术语的交流融通，尤其是中国特色术语“走出去”的多重价值不容忽视。比如，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术语的现代转化与应用问题，以及中国特色术语对外译介与国际化传播的问题也需要加强。总之，“中国术语学”问题域的确立也体现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复杂性与总体性特征，需要学界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多学科整合范式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4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拓展
如上文所述，“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域的确立应重视术语学研究的“中国问题”，努力寻求有价值的“中国答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知识与理论成果，对国际术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中国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其价值除了依托本学科的自足发展外，还需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其他学科研究的积极影响得以证明。换言之，术语学自身建设的问题域确立，并非意味着自我封闭和与其他学科的疏离，而是要以其研究的独特性与其他学科研究形成互参互补。当然，这需要术语学基于本学科所确立的问题域与其他学科问题域的有机关联，衍生出对于其他学科研究可能的贡献。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域设置的某种跨学科拓展。由此，我们可以提问， “中国术语学”研究能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怎样的借鉴？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质上也是基于中国术语实践历史特殊性的深度思考。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各学科外来术语的大规模、长期持续的输入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近现代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削弱了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力。对此，1978年之后，我国学界各学科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集体焦虑”，同时也涌现了很多学者积极的反思与探讨。这其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往往都会从本领域的术语问题着手，去思考相应的学术话语构建与话语权建设的对策。相比之下，在“中国术语学”研究领域，这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尚不充分。
从术语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来看，它与其他学科的学术话语构建及理论创新发展有着最本质和深层的关联。应该说，术语学研究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知识与话语相关研究的方法论。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少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曾尝试从术语的知识路径去探究本学科的话语构建与创新发展的问题。然而，就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与传播、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术语学研究方法来看，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这不仅仅是各学科领域专家所关注的问题，更应该成为“中国术语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中国术语学”研究者应该基于术语学本体研究的成果，为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提供术语学的独特视角与有效方法。这可以视为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另一理据。鉴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当代与未来学术发展的自主创新要求，如何充分利用和彰显术语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价值，应该成为中国术语学研究领域同人的共同思考。
5 余论：“中国术语学”建设与“中国学派”
“共同体”的概念时下比较流行，“学术共同体”的说法应该也是顺应了学界在当今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合作应对的双重诉求，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个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推动理论的发展”[5]。对于“中国术语学”建设而言也同样适用。然而，“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概念相比，后者的学术成就意味或许更为浓厚，如果加上国别的限定语，则又加上了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文化身份特征。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学术群体的标签？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中国术语学”建设话题而言又有何关联？
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学派”的提法自始有之。2004年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就由此立意，此次会议简讯中强调：“可以预期，本次会议一定为积极推动中国的术语学建设、创建中国的术语学派产生重要的影响。”[1]在这一期的卷首语中，编辑部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这个队伍中来，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1]。具体到对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解，郑述谱认为：“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朱建平、王永炎也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1]而郑文婧、张志毅则进一步强调：“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國诞生。”[1]显然，学界在发起“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之初，就对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有着非常明确而到位的理解。“中国学派”的诞生必须是依托“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即形成基于汉语术语及其实践特殊性研究的原创性术语理论，而且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时隔10多年，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提法又一次成为热点话题。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总体上延续了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初衷。黄忠廉指出：“突出术语学研究中的中国元素，加强汉语本土术语研究，加强汉外术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将会彰显术语研究的中国气象或曰中国气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与术语学研究的德奥学派、加拿大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比肩而立的中国学派。”[6]2017年，冯志伟在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研讨会（NUTERM 2017）会后接受的学术访谈中也谈到了“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探索相关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他就操作层面如何打造“中国学派”提出：“在研究对象上，应该有一个差别化意识，即重视术语类别与知识领域的差别化。……在研究理念上，我们应该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目标上，我们需要格外注重理论构建，形成抽象总结与体系化构建的意识与方法，要有一批拿得出去的文章与著作，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今后需要专门努力的方向。”[7]显然，这里的“中国学派”定位是面向“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努力，强调中国术语学研究的特殊性与原创性理论贡献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学派”与其他术语学研究群体或理论流派的对立或冲突，更不抹杀“中国术语学”研究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方法与思想多样性。这与郑述谱对这个概念应慎用的观点[8]也不矛盾。这方面，冯志伟、郑述谱等众多前辈学者的努力堪称示范和引领，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中国术语学”建设的进程中，继续打造和锤炼体现中国术语研究独特贡献的“中国学派”，尤其是在上述问题域所涉及的方面有原创性理论贡献。
注释
① 根据国家标准文件GB/T 13745—2009，“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设置从2009年1月1日正式确立，列入“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目录下，是三级学科。
参考文献
[1] 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召开[J].科技术语研究，2005，7（1）：15.
[2] 刘涌泉.信息社会和术语学[J].情报科学，1993，14（5）：21-24，80.
[3]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4] 刘俐俐.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2（3）：137-143，150.
[5] 仰海峰.从学科对话、学术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关于中哲、西哲、马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2（1）：4-8.
[6] 黄忠廉.中国元素成为术语研究增长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3（A07）.
[7] 殷健，刘润泽，冯志伟.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探索：冯志伟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8，39（3）：74-79.
[8] 郑述谱.“术语学派”的提法值得商讨[J].中国科技术语，2008（5）：10-12.
作者简介：魏向清（1967—），女，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中心主任、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双语词典学和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现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会委员、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术语》编委等职务，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编著和译著多部，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近80篇，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通信方式：weixq@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