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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策略和手段，它是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所进行的二次创作，目的是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文将在语言和文化意象两个层面，通过对辜鸿铭和理雅各版本英译《论语》的分析，突出体现辜译版本的创造性叛逆，深入探究在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想要传达的文化信息以及《论语》的内涵和精髓。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辜鸿铭；《论语》；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
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因将《论语》翻译成英文版本而获得巨大关注，这一做法为西方各国逐步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构建了重要的桥梁。但在辜鸿铭看来，理雅各虽然对中国各类经典作品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但他只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权威”而已，他所使用的术语是粗糙、不恰当的，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随处可见，缺乏对文化整体的揣摩和把握。因此，以传递真正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使西方读者更为彻底的理解文本内容为目标，辜鸿铭创造性叛逆地翻译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尽可能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以期使其翻译的《论语》能够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
创造性叛逆就是译者在某个特定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的驱使下运用某些技巧和手段，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重构和再诠释的一种翻译行为。笔者接下来将从语言和文化意象两个层面对辜鸿铭和理雅各英译《论语》版本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今后英译《论语》的研究者起到借鉴作用。
一、语言层面
1、贯穿《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
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大约共出现了109次，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字，而且每一次的出现并非体现的都是同一种含义，这也就说明“仁”在孔子的心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地位。在辜鸿铭的版本中，他分别用“moral character”、“moral life”来解释“仁”，更加倾向于从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哲学角度入手，以此代表儒家生活方式的理想局面。在《论语》中，“仁”的含义非常宽泛，从个人的品格培养，到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手段都包含在“仁”这一体系当中，理雅各所给出的“virtue”、“perfect virtue”仅将“仁”界定在“美德”这一片面的解释，“moral”一词则是上升到了“道德”的范畴，涉及的层面更广、层次更深，因此更贴近于“仁”的表达，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译者为迎合目的语读者所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
2、修辞格的翻译
例：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辜譯：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理译：Tsze-kung said， “What do you pronounce concerning the poor man who yet does not flatter， and the rich man who is not proud？”
本句辜译文的突出特色就是体现出了原句中对仗的修辞手法，与理的译文相比更显文采。“To be…and yet not to be…”的翻译不仅在句式和字数上完美符合，而且还精确地表达出原文对应的含义，言简意赅，韵律和谐，使得译文兼具原文的语言特色和美感，体现了孔子言语当中的智慧，也十分具备创造性叛逆的特色。
二、文化意象层面
1、专有名词的翻译
在《论语》提到了《诗》三百，亦称《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因此，与理雅各将《诗经》笼统地翻译为“the Book of Poetry”相比，深谙中国文化的辜鸿铭将其拆分译成“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并且辜还为其添加注释：“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可以看出，通过将中国的《诗经》与西方的《圣经》做类比，会让西方读者更加了解《诗经》这类经典的文化古籍在中国的地位和贡献。在此指出，添加注释也是辜鸿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方面，很多时候他采用了意译和归化的方法，使译文的表达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增强了译文的欣赏性和可读性。
2、物质和社会文化名词的翻译
孔子在周游到卫国时，卫国国君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策略，孔子将“俎豆之事”和“军旅之事”分别来代替他想表达的“和平的艺术”以及“战争的艺术”，从而婉拒了卫灵公的请求。
“俎”和“豆”是中国古代祭祀时用于陈置食物的礼器，想要合适的翻译出这类带有文化内涵的器皿名称并非易事，而且这一物品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很陌生，更何况是对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因此，辜在译文中省略了对这一物品的解释，直接将其引申为“the arts of peace”。理雅各将“俎豆之事”和“军旅之事”直译为“sacrificial vessels”和“military matters”，很容易让西方读者摸不着头脑，而辜译的“the arts of peace”和“the art of war”就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虽然省略了对这两种文化物品的意象的解释，但如此就更有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因此这一省略也是很有必要的。
3、宗教文化名词的翻译 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古代中国，天是皇权的象征，而在西方“god”是神权的象征。在此句中，辜将“天命”译成“Laws of God”是想让西方人明白，中国人也有自己所敬仰和信奉的“上帝”，而且这个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反观理译的“heaven”则是较为普通的一种译法，并不会让读者产生相对应的联想，因而在某些方面缺乏了创造力。另外，辜鸿铭将“圣人”译成“holy men”，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理雅各选择的“sage”一词相比是完全西化的一种翻译方法。尽管中西方宗教文化千差万别，但辜采取的归化策略使译文更加平顺，也想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让其更加认同中国文化。
《论语》中还有一处提及“天命”的典型例句存在于孔子划分自己人生阶段以及修行过程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即“五十而知天命”。该句的“天命”一词的翻译也被辜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the truth in religion”，而理仅译为“truth”，可见，辜鸿铭在对宗教文化名词的翻译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风格，他的目的是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让他们更加认同中国文化，同时也更加能够凸显出创造性叛逆的特色。
三、总结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秉持着一种让西方读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贴近的想法，更充分地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理雅各采取的直译、硬译等策略相比，他的翻译更具有创造性叛逆的特色。不能否认，辜译本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西方读者对《论语》进行深刻理解，还作为中西方文化沟通和传递的桥梁，将中国经典的文化作品推广到世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刻板认知，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论语》，在当时的环境下，辜鸿铭作为最具有开拓精神的译者，为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参考文献：
[1]辜鸿铭. 辜鸿铭讲论语[M].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辜鸿铭. 论语（英译）[M]. 黄兴涛. 辜鸿铭文集[C]. 海南出版社，1996.
[3]丁莉.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辜鸿铭的儒经翻译[D]. 西南财经大学，2008.
[4]富苏苏. 论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D]. 河北大学，2011.
[5]刘婷.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主体间性研究[D]. 寧波大学，2014.
[6]徐晴光. 对比分析《论语》英译版译者主体性[D]. 陕西师范大学，2013.
[7]张乐园. 《论语》辜鸿铭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2014.
[8]孙建昌. 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山东外语教学，2002，（6）： 93-95.
[9]谢天振.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上海外国语学院院报，1992，（1）： 30-37.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辜鸿铭；《论语》；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
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因将《论语》翻译成英文版本而获得巨大关注，这一做法为西方各国逐步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构建了重要的桥梁。但在辜鸿铭看来，理雅各虽然对中国各类经典作品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但他只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权威”而已，他所使用的术语是粗糙、不恰当的，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随处可见，缺乏对文化整体的揣摩和把握。因此，以传递真正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使西方读者更为彻底的理解文本内容为目标，辜鸿铭创造性叛逆地翻译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尽可能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以期使其翻译的《论语》能够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
创造性叛逆就是译者在某个特定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的驱使下运用某些技巧和手段，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重构和再诠释的一种翻译行为。笔者接下来将从语言和文化意象两个层面对辜鸿铭和理雅各英译《论语》版本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今后英译《论语》的研究者起到借鉴作用。
一、语言层面
1、贯穿《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
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大约共出现了109次，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字，而且每一次的出现并非体现的都是同一种含义，这也就说明“仁”在孔子的心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地位。在辜鸿铭的版本中，他分别用“moral character”、“moral life”来解释“仁”，更加倾向于从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哲学角度入手，以此代表儒家生活方式的理想局面。在《论语》中，“仁”的含义非常宽泛，从个人的品格培养，到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手段都包含在“仁”这一体系当中，理雅各所给出的“virtue”、“perfect virtue”仅将“仁”界定在“美德”这一片面的解释，“moral”一词则是上升到了“道德”的范畴，涉及的层面更广、层次更深，因此更贴近于“仁”的表达，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译者为迎合目的语读者所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
2、修辞格的翻译
例：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辜譯：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理译：Tsze-kung said， “What do you pronounce concerning the poor man who yet does not flatter， and the rich man who is not proud？”
本句辜译文的突出特色就是体现出了原句中对仗的修辞手法，与理的译文相比更显文采。“To be…and yet not to be…”的翻译不仅在句式和字数上完美符合，而且还精确地表达出原文对应的含义，言简意赅，韵律和谐，使得译文兼具原文的语言特色和美感，体现了孔子言语当中的智慧，也十分具备创造性叛逆的特色。
二、文化意象层面
1、专有名词的翻译
在《论语》提到了《诗》三百，亦称《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因此，与理雅各将《诗经》笼统地翻译为“the Book of Poetry”相比，深谙中国文化的辜鸿铭将其拆分译成“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并且辜还为其添加注释：“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可以看出，通过将中国的《诗经》与西方的《圣经》做类比，会让西方读者更加了解《诗经》这类经典的文化古籍在中国的地位和贡献。在此指出，添加注释也是辜鸿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方面，很多时候他采用了意译和归化的方法，使译文的表达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增强了译文的欣赏性和可读性。
2、物质和社会文化名词的翻译
孔子在周游到卫国时，卫国国君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策略，孔子将“俎豆之事”和“军旅之事”分别来代替他想表达的“和平的艺术”以及“战争的艺术”，从而婉拒了卫灵公的请求。
“俎”和“豆”是中国古代祭祀时用于陈置食物的礼器，想要合适的翻译出这类带有文化内涵的器皿名称并非易事，而且这一物品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很陌生，更何况是对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因此，辜在译文中省略了对这一物品的解释，直接将其引申为“the arts of peace”。理雅各将“俎豆之事”和“军旅之事”直译为“sacrificial vessels”和“military matters”，很容易让西方读者摸不着头脑，而辜译的“the arts of peace”和“the art of war”就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虽然省略了对这两种文化物品的意象的解释，但如此就更有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因此这一省略也是很有必要的。
3、宗教文化名词的翻译 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古代中国，天是皇权的象征，而在西方“god”是神权的象征。在此句中，辜将“天命”译成“Laws of God”是想让西方人明白，中国人也有自己所敬仰和信奉的“上帝”，而且这个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反观理译的“heaven”则是较为普通的一种译法，并不会让读者产生相对应的联想，因而在某些方面缺乏了创造力。另外，辜鸿铭将“圣人”译成“holy men”，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理雅各选择的“sage”一词相比是完全西化的一种翻译方法。尽管中西方宗教文化千差万别，但辜采取的归化策略使译文更加平顺，也想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让其更加认同中国文化。
《论语》中还有一处提及“天命”的典型例句存在于孔子划分自己人生阶段以及修行过程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即“五十而知天命”。该句的“天命”一词的翻译也被辜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the truth in religion”，而理仅译为“truth”，可见，辜鸿铭在对宗教文化名词的翻译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风格，他的目的是通过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让他们更加认同中国文化，同时也更加能够凸显出创造性叛逆的特色。
三、总结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秉持着一种让西方读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贴近的想法，更充分地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理雅各采取的直译、硬译等策略相比，他的翻译更具有创造性叛逆的特色。不能否认，辜译本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西方读者对《论语》进行深刻理解，还作为中西方文化沟通和传递的桥梁，将中国经典的文化作品推广到世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刻板认知，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论语》，在当时的环境下，辜鸿铭作为最具有开拓精神的译者，为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参考文献：
[1]辜鸿铭. 辜鸿铭讲论语[M].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辜鸿铭. 论语（英译）[M]. 黄兴涛. 辜鸿铭文集[C]. 海南出版社，1996.
[3]丁莉.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辜鸿铭的儒经翻译[D]. 西南财经大学，2008.
[4]富苏苏. 论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D]. 河北大学，2011.
[5]刘婷.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主体间性研究[D]. 寧波大学，2014.
[6]徐晴光. 对比分析《论语》英译版译者主体性[D]. 陕西师范大学，2013.
[7]张乐园. 《论语》辜鸿铭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2014.
[8]孙建昌. 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山东外语教学，2002，（6）： 93-95.
[9]谢天振.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上海外国语学院院报，1992，（1）： 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