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户”与“建村”
　　扶
　　贫政策应帮扶贫困户，也要建设好乡村。帮扶贫困户与建设新农村结合起来，建设新农村与提高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这就要求脱贫做到“统筹兼顾”。
　　脱贫攻坚难在哪里？记者走到每一个地方，都向乡镇和村干部提出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从自己的具体感受出发，做出了不同回答。反复研读笔记本上记下来的各种答案，最难的还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帮助贫困主体，也就是贫困户中的那些人；再一个是改变贫困环境，就是农村变化了的实际。
　　“和贫困户说不清楚”，是基层干部反映较多的一个困难。仔细体会这句话，其实反映的是贫困主体的现状：认知能力低。与经济贫困紧密相连的往往是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文化素质基础不仅限制了贫困人口学习技术、增强致富能力，而且把他们阻挡在公共服务的体系之外，甚至公共服务的每一步推进，都成为挡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门槛。
　　农村养老是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井冈山下大力气抓的一项工作。记者在村里走访，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坚定地说，她没有领过养老金！这让记者很吃惊。仔细追问，老奶奶说，她办了一个农保的银行卡。“卡里有没有钱？”“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多少钱？”“不知道。”“有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经过一番追问，记者才弄清楚：老太太只知道自己有一张银行卡，有时候能取出钱来。卡里有了钱，就去取出来。但她从来不知道钱是谁存进去的，她究竟每个月应该领取多少！现在有很多富农惠农的好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是都为农民所了解。井冈山的惠农保，每年给贫困户发放15%的分红。记者走访的多位贫困户都不了解这项举措，他们知道的只是年终会有人发钱。
　　一位“80后”村干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有一个贫困户，是两位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无法领到养老保险金，因为不知道怎么到银行开户设卡。村干部拿上他们的身份证明和有关手续到县里帮忙开通了农保卡，送到他们手里。但是到年底，老人又找村干部，说不知道怎样去取钱。村干部只好再拿上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明等手续，到城里取出现款来，送到老人家里。
　　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扶贫攻坚要努力“扶智”，尽量提高贫困人口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考虑怎样照顾困难群众的认知水平。脱贫攻坚的政策宣传，不仅需要讲清楚攻坚的大方向，更需要把具体政策仔细告诉脱贫主体——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区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成为基层干部反映比较集中的又一个困难。谁是贫困户，这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脱贫攻坚以来，社会把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贫困户。包村包户干部一次次上门，各级帮扶机构不断入户想办法，还有各种优惠政策落户到贫困人家。贫困户曾经“门可罗雀”，现在成了“门庭若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舆论环境的“失衡”，似乎贫困才吃香。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有些农民甚至错误地认为“能评上贫困户是有本事”。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人为了能当上贫困户瞒报收入弄虚作假。客观上讲，农户经济收入难以确切统计，衡量贫困程度不容易精确到准确的数据。这就使得区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成为一个难题。因此，扶贫力度的加大客观上又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记者在东上乡和茅坪乡分别采访了两家非贫困户。一家的主人姓刘。在三层楼房进门的宽敞客厅里，女主人很高兴地介绍她大学毕业的儿子和已经出嫁的女儿。说到他们家的房子，她激动地说，每一块石头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辛苦搬来的，房子盖了好几年，装修用了三年。“年年都过得很辛苦。”她说，“现在扶贫政策好了，给盖不起房子的人盖房子。我们过去受苦盖房子，现在倒很羡慕那些没有自己盖房子的人。”茅坪乡一位姓李的农民告诉记者，村里发展旅游拆了他家的13间猪舍，“说补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补。”他说，“扶贫政策应该帮扶那些需要的人，但也要把村里建设好。”
　　帮扶贫困户与建设新农村要统筹起来，建设新农村与提高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提出的都是一个“统筹兼顾”的要求。精准扶贫与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是脱贫攻坚必须统筹兼顾的两点。在井冈山的扶贫举措中，硬化入户道路是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入户”就是一项普惠性措施，农村的每家每户，不论是否贫困，入户道路都将得到硬化。古城镇的一个办法是加大对非贫困户的走访，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于那些发生突发变故的农户，帮扶举措要及时跟进。井冈山的干部认为，脱贫攻坚是要让最贫困的那部分人跟上富裕的步伐，但根本目的在于改善贫困农村的面貌和基础，让所有农民受益，让乡村更美丽。
　　“外因”与“内人”
　　外力激发起内因，动员起“内人”，也就是本地人們，这个地区的发展才能真正有动力。
　　贫困是由很多客观条件造成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资源开采成本高等客观因素，都可能限制一个地区自身的发展，导致地区性连片贫困。所以，动员外部力量帮扶，是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井冈山脱贫攻坚也得益于外部力量的有效帮扶。
　　脱贫重点在农村，井冈山外部帮扶力量有多个方面：井冈山市向每一个村派驻了“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吉安市直机关分别对口扶贫到村，乡镇还和外省一些地区有结对帮扶，江西省直部门也对口扶贫到村。所以，走到每一个村庄，记者都会遇到“外人”。帮扶单位出钱出力，派驻干部吃住在村、工作在村，和村里人一起找出路，寻求发展新途径。
　　古城镇的排头村是江西省一个农业部门的对口帮扶村。省里农业部门派了三位干部住在村里，他们分别是学习水稻、水产和棉花的硕士。2015年帮扶单位进村之后，首先帮村里整治了鱼塘，接着对村里耕地进行农田标准化改造，给全村235户人家免费提供了水稻优质良种，2016年水稻大丰收。村里原来有一个养猪场，省里农业部门帮助他们进行土法养猪，饲养周期虽然延长到一年，但猪肉价格提高很多，收入也有了大幅增加。
　　这些看得见的改变激发出了新的动力。一位1984年出生的小伙子，放弃在广东打工，回到村里来租地建场，办起家庭养殖场，散养奶牛。村支书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微信群里有两三个人正在商量着回村发展。在蔬菜基地，记者遇到一位姓射的贫苦户，他母亲患胃癌，父亲是支气管炎。他承包蔬菜基地的7个大棚，不到半年就收入了1万多元。他告诉记者，他的侄子在浙江打工做鞋子。春节前，他到蔬菜大棚里帮了几天忙，看到农村发展的新前景，这位80后小伙子也决定今年回村发展。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基础条件差。社会帮扶改变的是村庄基础生产条件。基础条件的改善补上了短板，发展就有了新思路。葛田乡2011年才通水泥路。山上的毛竹生长了多年，路通之后，毛竹可以顺利下山，仅此就为农民增收不少。基础条件的改变，让很多人看到了发展机遇。而最先感受到这个变化，最先认识到这种机遇的，是那些本地出去的人。他们也是第一批重新回来的人。
　　這些年来，回乡创业的人渐渐多起来，在井冈山每个乡镇都能遇到。茅坪乡领导告诉记者，脱贫攻坚这两三年来，回乡创业的已经超过100人。井冈山这两三年来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大多是回乡创业的人。而有些贫困户本身也奋起而成为合作社的领办者。记者在新城镇、葛田乡都见到了领办合作社的贫困户。
　　脱贫归根结底要靠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社会帮扶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它只能是一种外力。外力激发起内因，动员起“内人”，也就是本地人，这个地区的发展才真正有了动力。记者在调研中看到，井冈山借助外力，改变了基础条件，激发起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
　　“增收”与“易俗”
　　盯住“增收”，增加农民收入，是脱贫根本；同时，也要着眼于“易俗”，从农村的风俗习惯入手加强社会建设。“增收”与“易俗”并提，就是要把增加经济收入与加强农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记者走访的15个村庄，分布在井冈山东西两个方向，登门访问的32个贫困户情况千差万别。贫困村与贫困村相比，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程度不同，贫困原因各异。记者挨家挨户和他们算收入和支出的日常生活账，有一个“发现”：人情往来的礼仪类支出大致在一个水平上。
　　农村礼仪类支出，主要包括婚丧嫁娶和节日走亲戚，吊丧问疾等花销。从调研的32户贫困户看，礼仪类开支一年最多的是5000元，最少在2000元。而这项开支多少，与家庭收入不成比例。在葛田乡一个村里，有母子两口，儿子尚未成婚，年收入不到2万元，但他们的礼仪类开支达到了5000多元。老妇人说，娘家亲戚多，这项开支少不下来。大陇镇一个村里，有一户人家只有女主人自己，丈夫早年去世，儿子一家三口常年在深圳打工，很少回来。这家女主人的收入就是每年卖毛竹的3000多元，合作社分红750元。即使这样，一年走亲戚费用也在5000元以上。女主人告诉记者，她娘家兄弟姐妹多。还有一位姓吴的老两口，年龄都已经70多岁，三个女儿出嫁了。他们的收入靠自己卖毛竹、低保金和合作社分工，每年礼仪类开支也得2000多元。
　　说到礼仪类开支时，坳里乡一位农民说，这项开支是“互助合作性质的”，你今天给了别人，过一段时间又会返回来。他不承认这是一种“支出”。这位农民的话确实反映了农村社会交往的实际。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礼仪类支出的加大会成为经济负担。这些年，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礼仪支出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礼仪类开支也是一种“刚性支出”，它的支出标准以亲戚辈分远近来确定，并不考虑每户人家的实际收入情况。记者调研的一户五保户老人，每年的礼仪类开支也高达3000多元。这种开支包含着面子等社会因素，没有人能在这个支出上“降低标准”。
　　礼仪类开支是维系农村社会的重要纽带，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农户之间合作的要求，但在农户收入存在差距，尤其是还有贫困户的情况下，要认真审视这种人情往来。前面提到的塘南村那位周姓老妇人，带着三个儿子都没有结婚。这本来是一个有活力的家庭，但在过去10年内安葬了四个亲人，分别是老妇人的丈夫、公公、婆婆，还有丈夫的奶奶。老妇人说，每个丧事开支都5万元以上，10年内四位亲人的丧葬花销超过20万元。这直接减少了家庭经济能力，多少对孩子们的结婚有些影响。放在扶贫帮扶的视野下来观照，通过移风易俗来改变礼仪支出，减轻贫困户的支出负担，也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建设的内容。
　　农村风俗习惯是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对于维护社会安全、保持族群延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社会发展基础的变化，对这些社会风俗提出了新要求。在茅坪乡一个村庄，记者访问了一户贫困户。两位老人都已经70多岁，还靠放牛和卖毛竹来维持生活。他们养育了三个姑娘，都已经出嫁。他们是客家人，按照旧俗，姑娘出嫁之后，除了每年给父母送几件衣服，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因此，不少年老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都是因为女儿出嫁、赡养缺人而致贫的。在大陇镇一个村，记者也遇到一个“女儿户”，两位老人劳动能力渐弱，生活致贫。村干部讲了一个故事：村干部让三个女儿定期给父母一些生活费，女儿们迟迟不肯兑现。那年，老人过生日，女儿们来祝寿，村干部就给姐妹三个“上课”：现在老人70岁以上了，国家每月给他们发放80元养老金。老人没有抚养国家，但国家给了钱。老人抚养你们成人，你们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每人每月也给老人80元养老金？就这样费了很多口舌，女儿们才给老人一些生活费。
　　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以居民收入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的。然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工程。经济收入低是农村贫困户的表征，而探究其原因，不能忽视社会建设落后的因素。“增收”与“易俗”并提，就是要把增加经济收入与加强农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盯住“增收”，增加农民收入，这是脱贫的根本；同时，也要着眼于“易俗”，从农村的风俗习惯入手加强社会建设，这样才能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好美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