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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在60年代就偷偷地“潜入”了中国，带给了我们一种“不健康”的现代主义文艺气息，直到80年代才真正为我们所认识，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全面，位居当代法国作家之首。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阿兰·罗伯—格里耶这个名字既新又旧。“新”是指他刚刚于2月18日去世，而很多人还要问这个人是谁(特别是当他出现在大众媒体时)；“旧”是指他早在60年代就偷偷地“潜入”了中国，带给了我们一种“不健康”的现代主义文艺气息，直到80年代才真正为我们所认识，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全面，位居当代法国作家之首。此外，在一些态度矜持的人心目中，罗伯—格里耶是不受欢迎的，似乎他只代表已经过去了的文学潮流；而一些老派文学青年，又显得对他过于狂热。这种新旧共存的状态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对于罗伯—格里耶理解上的偏差的一致，即沿袭过去的评论所界定的那些作品特征，如“写物”、“客体”等等。其实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大师相比，罗伯—格里耶还是比较好谈论的一个，特别是当他在1984年之后的几年出版的自传体作品“传奇故事”三部曲，让人们在那些亦真亦假的生活描述中找到了很多支持他作品风格的证据。此外，罗伯—格里耶又是惟一一个曾经3次访问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大师，作为他作品的出版人和访问的接待人，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描述了他的性格、思想和举止。我既不希望人们在他的个人形象与作品风格之间划等号，也不希望人们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以为罗伯—格里耶的一生就如同他的作品，是复杂的但并非无迹可循，理解他的门径在于我们自身应当首先抛弃固有的观念，要承认真正的文学只是为少数人的这一事实。
在我与罗伯—格里耶接触的过程中，从观察他的动作到听他讲话，受启发最多的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他的幽默，他的果断和坚定，他的观察力。在这里，我愿以1965年《法国图书》的一份调查为索引，向读者介绍罗伯—格里耶的某几个方面。
法国图书：您喜欢住在什么地方?
罗伯—格里耶：我住的地方：农村。
罗伯—格里耶从1960年代开始就在诺曼底的乡下购买了一座城堡。所谓城堡，其实就是一个有多个房间的两层楼的大房子，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花园，有树林和池塘等等。罗伯—格里耶非常喜欢这里，如果不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这里，只是偶尔才回到巴黎。诺曼底离巴黎有300公里，罗伯—格里耶喜欢火车，这段距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在城堡里，罗伯—格里耶除了写作，就是继续他的农艺师的工作。他尤其喜欢热带植物，这与他曾经在殖民地马提尼克海岛工作过有关。在他的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温室，里面培植着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仙人球。罗伯—格里耶对于农村的喜爱也使得他在中国旅行时将目光主要放在农村，他很注重各类农村的差异，尤其喜欢寻找水牛。在他给他的中文版作品选集所写的《致读者》中，他将自己梦想成坐在一头懒洋洋的水牛上，说它“虽然睡着了，而它那梦游者般的沉重、缓慢、颠簸着的移动却没有中断”。在这里，关键词可能是“懒洋洋”。当别人问他“您喜欢做什么”时，他回答说什么也不做。其实他什么都做了，写小说、拍电影、阅读别人的稿件、在世界各地演讲……一般人认为农艺师是罗伯—格里耶在成为小说家之前的一个身份，但我对他的了解告诉我，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身份，只是他不用再在这方面为国家工作。
法国图书：您最主要的性格特征?
罗伯—格里耶：坦率。
罗伯—格里耶是少有的言行都坦率的世界级名人，这个性格特点既给他增添了魅力，也使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新小说同行，无论是西蒙、杜拉斯，还是萨洛特、布托，每个人都对他不同程度地抱有怨气，有时候是因为他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有时是因为他在外面讲话太多、太擅于表达，以至于抢了其他人的风头。罗伯一格里耶在后期的传奇故事三部曲中就同行们对他的抱怨一一进行了解释，但也许这种解释更令他们生气。至于他的妻子卡特琳娜，这位时常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场合的“小女人”，对文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观察得更细，而且全部记在小本子上。2004年，为了罗伯—格里耶的传记的写作，卡特琳娜找出了这些日记，罗伯—格里耶看了大为赞叹。卡特琳娜担心日记的公布会造成更大的纠纷，但罗伯一格里耶不这么看，他建议在他生前而不是死后出版这些日记。为什么不呢?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于是，这本注定要惹怒某些人的日记在法雅尔出版社出版了，随后还有了平装本。《新娘日记》最大的看点可能是罗伯—格里耶、卡特琳娜与出版商兰东之间的S/M游戏，虽然这都是一些陈年旧事，但毕竟还是对兰东的形象有一些影响。罗伯—格里耶不愿意隐瞒这些事情。在文学上，罗伯—格里耶很敬重兰东，但也不乏对兰东的批评，他不认为披露这些出版之外的事情对兰东有什么不利，或许他还觉得这些事情与文学有更直接的关系。的确，在罗伯—格里耶自己的作品中，色情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卡特琳娜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她的第一本书《图像》就是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后来还被象征性地销毁了几本)。
法国图书：您最想成为的人是?
罗伯—格里耶：阿兰·罗伯—格里耶。
罗伯—格里耶愿意成为他自己，因为他有强烈的自信。此外，他对自己的姓氏还有一种偏爱，至少这个名字比“西蒙”更少见，更能给人留下印象。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思维游戏，它涉及到人称和专有名词。当罗伯—格里耶在作品中使用“我”时，未必都是他自己，正如他在《重现的镜子》中用“父亲”时未必真的是写他爸爸，只有用“爸爸”时才是爸爸。我记得在第一时间给他看刚刚出版的作品选集时，他很快就说了一句，“这不是我写的书，是一个叫罗伯—格里耶的人写了这些书。”罗伯—格里耶经常喜欢引用福楼拜那句著名的“包法利夫人是我”，这就是有意将真实的概念从现实中抽取出来，变成一个可供变通的文学概念。在这句话的带动下，我有时也可以说出“罗伯一格里耶就是我”。每个人都可以说这句话，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去读他的作品。
法国图书：您喜欢怎样死去?
罗伯—格里耶：我不知道。
我从未听罗伯—格里耶谈过自己的死这个问题，倒是午夜出版社社长兰东跟我提到过“死”。有一天，兰东不无担忧地说，我不知道，我死后午夜出版社还存不存在。果然，1年后兰东就去世了，而他的女儿继承父亲的职位，继续着午夜出版社的事业。罗伯—格里耶固然从内心感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所以他在2001年提前庆贺了自己的80岁，他给自己的贺礼就是《反复》这本书。与此同时，Caen这座他的城堡所在的城市也建立了一个关于他的研究机构或者基金会什么的，法国当代出版研究学会还出版了一本他的大型画册，他的短文集《旅行者》也在这一年由Christian Bourgois出版。当年3月，我和鲁毅去城堡拜访罗伯—格里耶，临走时，他问我什么时候安排他去中国云南。他说，我已经很老了，再不走恐怕就走不动了。2005年，我们终于等到一个机会，罗伯—格里耶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图书周活动。我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比2001年那阵又老了许多，对于会议、仪式一类的事情缺少参与热情，以至于当中国的一些名作家因仰慕他而聚集在当代文学馆的会议室里等待他的到来时，他却因太疲倦而缺席了。那一次，他的妻子卡特琳娜没有随行，只有我们一路上小心地照顾他。当某天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太紧凑时，罗伯—格里耶生气了，他大声地吼叫，说我想“谋杀”他。这是一个老人对自己生命信息的一种感悟，而我们要理解这一点还要等上很长的岁月。罗伯一格里耶在2007年9月出版了他的新作《情感小说》，12月跟我的翻译在电话中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版我的新书”，又过了两个月，他就在Caen去世了，事情看起来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紧凑。据说，他是因为去年拍摄影片《格拉迪瓦》太劳累而病倒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阿兰·罗伯—格里耶这个名字既新又旧。“新”是指他刚刚于2月18日去世，而很多人还要问这个人是谁(特别是当他出现在大众媒体时)；“旧”是指他早在60年代就偷偷地“潜入”了中国，带给了我们一种“不健康”的现代主义文艺气息，直到80年代才真正为我们所认识，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全面，位居当代法国作家之首。此外，在一些态度矜持的人心目中，罗伯—格里耶是不受欢迎的，似乎他只代表已经过去了的文学潮流；而一些老派文学青年，又显得对他过于狂热。这种新旧共存的状态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对于罗伯—格里耶理解上的偏差的一致，即沿袭过去的评论所界定的那些作品特征，如“写物”、“客体”等等。其实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大师相比，罗伯—格里耶还是比较好谈论的一个，特别是当他在1984年之后的几年出版的自传体作品“传奇故事”三部曲，让人们在那些亦真亦假的生活描述中找到了很多支持他作品风格的证据。此外，罗伯—格里耶又是惟一一个曾经3次访问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大师，作为他作品的出版人和访问的接待人，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描述了他的性格、思想和举止。我既不希望人们在他的个人形象与作品风格之间划等号，也不希望人们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以为罗伯—格里耶的一生就如同他的作品，是复杂的但并非无迹可循，理解他的门径在于我们自身应当首先抛弃固有的观念，要承认真正的文学只是为少数人的这一事实。
在我与罗伯—格里耶接触的过程中，从观察他的动作到听他讲话，受启发最多的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他的幽默，他的果断和坚定，他的观察力。在这里，我愿以1965年《法国图书》的一份调查为索引，向读者介绍罗伯—格里耶的某几个方面。
法国图书：您喜欢住在什么地方?
罗伯—格里耶：我住的地方：农村。
罗伯—格里耶从1960年代开始就在诺曼底的乡下购买了一座城堡。所谓城堡，其实就是一个有多个房间的两层楼的大房子，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花园，有树林和池塘等等。罗伯—格里耶非常喜欢这里，如果不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这里，只是偶尔才回到巴黎。诺曼底离巴黎有300公里，罗伯—格里耶喜欢火车，这段距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在城堡里，罗伯—格里耶除了写作，就是继续他的农艺师的工作。他尤其喜欢热带植物，这与他曾经在殖民地马提尼克海岛工作过有关。在他的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温室，里面培植着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仙人球。罗伯—格里耶对于农村的喜爱也使得他在中国旅行时将目光主要放在农村，他很注重各类农村的差异，尤其喜欢寻找水牛。在他给他的中文版作品选集所写的《致读者》中，他将自己梦想成坐在一头懒洋洋的水牛上，说它“虽然睡着了，而它那梦游者般的沉重、缓慢、颠簸着的移动却没有中断”。在这里，关键词可能是“懒洋洋”。当别人问他“您喜欢做什么”时，他回答说什么也不做。其实他什么都做了，写小说、拍电影、阅读别人的稿件、在世界各地演讲……一般人认为农艺师是罗伯—格里耶在成为小说家之前的一个身份，但我对他的了解告诉我，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身份，只是他不用再在这方面为国家工作。
法国图书：您最主要的性格特征?
罗伯—格里耶：坦率。
罗伯—格里耶是少有的言行都坦率的世界级名人，这个性格特点既给他增添了魅力，也使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新小说同行，无论是西蒙、杜拉斯，还是萨洛特、布托，每个人都对他不同程度地抱有怨气，有时候是因为他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有时是因为他在外面讲话太多、太擅于表达，以至于抢了其他人的风头。罗伯一格里耶在后期的传奇故事三部曲中就同行们对他的抱怨一一进行了解释，但也许这种解释更令他们生气。至于他的妻子卡特琳娜，这位时常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场合的“小女人”，对文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观察得更细，而且全部记在小本子上。2004年，为了罗伯—格里耶的传记的写作，卡特琳娜找出了这些日记，罗伯—格里耶看了大为赞叹。卡特琳娜担心日记的公布会造成更大的纠纷，但罗伯一格里耶不这么看，他建议在他生前而不是死后出版这些日记。为什么不呢?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于是，这本注定要惹怒某些人的日记在法雅尔出版社出版了，随后还有了平装本。《新娘日记》最大的看点可能是罗伯—格里耶、卡特琳娜与出版商兰东之间的S/M游戏，虽然这都是一些陈年旧事，但毕竟还是对兰东的形象有一些影响。罗伯—格里耶不愿意隐瞒这些事情。在文学上，罗伯—格里耶很敬重兰东，但也不乏对兰东的批评，他不认为披露这些出版之外的事情对兰东有什么不利，或许他还觉得这些事情与文学有更直接的关系。的确，在罗伯—格里耶自己的作品中，色情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卡特琳娜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她的第一本书《图像》就是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后来还被象征性地销毁了几本)。
法国图书：您最想成为的人是?
罗伯—格里耶：阿兰·罗伯—格里耶。
罗伯—格里耶愿意成为他自己，因为他有强烈的自信。此外，他对自己的姓氏还有一种偏爱，至少这个名字比“西蒙”更少见，更能给人留下印象。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思维游戏，它涉及到人称和专有名词。当罗伯—格里耶在作品中使用“我”时，未必都是他自己，正如他在《重现的镜子》中用“父亲”时未必真的是写他爸爸，只有用“爸爸”时才是爸爸。我记得在第一时间给他看刚刚出版的作品选集时，他很快就说了一句，“这不是我写的书，是一个叫罗伯—格里耶的人写了这些书。”罗伯—格里耶经常喜欢引用福楼拜那句著名的“包法利夫人是我”，这就是有意将真实的概念从现实中抽取出来，变成一个可供变通的文学概念。在这句话的带动下，我有时也可以说出“罗伯一格里耶就是我”。每个人都可以说这句话，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去读他的作品。
法国图书：您喜欢怎样死去?
罗伯—格里耶：我不知道。
我从未听罗伯—格里耶谈过自己的死这个问题，倒是午夜出版社社长兰东跟我提到过“死”。有一天，兰东不无担忧地说，我不知道，我死后午夜出版社还存不存在。果然，1年后兰东就去世了，而他的女儿继承父亲的职位，继续着午夜出版社的事业。罗伯—格里耶固然从内心感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所以他在2001年提前庆贺了自己的80岁，他给自己的贺礼就是《反复》这本书。与此同时，Caen这座他的城堡所在的城市也建立了一个关于他的研究机构或者基金会什么的，法国当代出版研究学会还出版了一本他的大型画册，他的短文集《旅行者》也在这一年由Christian Bourgois出版。当年3月，我和鲁毅去城堡拜访罗伯—格里耶，临走时，他问我什么时候安排他去中国云南。他说，我已经很老了，再不走恐怕就走不动了。2005年，我们终于等到一个机会，罗伯—格里耶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图书周活动。我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比2001年那阵又老了许多，对于会议、仪式一类的事情缺少参与热情，以至于当中国的一些名作家因仰慕他而聚集在当代文学馆的会议室里等待他的到来时，他却因太疲倦而缺席了。那一次，他的妻子卡特琳娜没有随行，只有我们一路上小心地照顾他。当某天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太紧凑时，罗伯—格里耶生气了，他大声地吼叫，说我想“谋杀”他。这是一个老人对自己生命信息的一种感悟，而我们要理解这一点还要等上很长的岁月。罗伯一格里耶在2007年9月出版了他的新作《情感小说》，12月跟我的翻译在电话中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版我的新书”，又过了两个月，他就在Caen去世了，事情看起来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紧凑。据说，他是因为去年拍摄影片《格拉迪瓦》太劳累而病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