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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月前，随着欧盟和日本自贸协议的签署、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的发表，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战被嵌入休止符，但中国面临的贸易压力却在升级：欧美《联合声明》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解决中国的市场滥用问题：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拟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至25%，中国隔日宣布反制措施：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四个档位的差异化关税。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两国经济格局的影响己然引起了双方在货币领域和产业领域的微妙调整，并有可能改变贸易冲突未来的演变方向。
高关税让美国政策开始自相矛盾
中美双方两轮持续扩大关税壁垒的行为已经使美国陷入政策相互对立的陷阱之中：
第一，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立。美国长期的低关税是特朗普政府希望提高关税减少贸易逆差的基础。作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美国针对大部分进口产品长期实行普惠制，2016年，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率仅1.7%左右，其中，初级产品关税率约3.6%。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占美国总进口额的18%。在这一批2000亿美元的被稍商品里，23%是电话、电脑、家具等生活消费品（而在前一批500亿美元的被税商品里，只有1%为生活消费品），这将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支出：另外77%以中间投入品和资本设备为主，这将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盈利。OPI与PPI同时上涨将很可能推升美国通胀率超过2%的中期通胀目标，促使美联储扩大加息幅度，美元进一步升值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国际贸易下，强势美元显然不利于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又将对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不利—今年的美国股市己创下15年历史新高，泡沫恐怕会再次出现。这使得白宫的贸易政策与美联储货币政策陷入对立。
第二，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对立。面对全球消费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为维持份额，在贸易伙伴国采取关税反制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通过FDI进行绿地投资，直接建厂生产销售。除了哈雷摩托、中洲铁钉等美国大型制造商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在中国持续推出金融服务业开放政策、营商环境大幅改善的背景下，特斯拉也在上海建立了首家海外超级工厂。显然，关税大棒带给美国制造的并非“回归”而是“出走”。可以判断，这一系列打击对美国向欧盟的妥协有重要影响—暂停向欧盟征收新关税（包括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的计划），并将就对欧盟的钢铝关税问题展开谈判。显然，以高关税为手段的贸易威胁只是短期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产业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调控。
可见，当前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符合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也与希望制造业回归的产业政策有冲突。这给中美贸易冲突短期内通过谈判进行调和提供了机会。
贸易冲突可能转变为货币金融冲突
然而，如果贸易手段的空间受限，美国很有可能进一步采取汇率手段以达成政策目标，从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演变为货币金融领域的冲突。这是由于货币政策比贸易政策更有效。政策的“有效性”主要由两个指标所决定。第一，政府机构的独立性有多大？第二，实施政策工具的效果程度如何？当一种经济政策工具能够影响他国对外经济政策甚至对外经济战略、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格局的变化，那么这种政策工具就是有效的。
对于第一个指标，只需观察究竟是哪种政策的实施部门更为独立。商务部调节贸易变量，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变量，显然，财政部和央行比商務部更为独立。因为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往往会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涉：与进口相竞争的产业部门往往是保护主义者，出口型部门则支持自由贸易，他们的偏好通过政治家影响国家决策。
对于第二个指标，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政府采取金融政策工具比贸易政策工具更为有效。一方面，因为金融政策的对象不是库存商品，而是资本，资本是全球流动的。也就是说，金融政策本身加深了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自然比贸易政策更有效。另一方面，政府使用金融政策工具显然比采取对外贸易政策有更多的非正式操作空间。一国政府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比如财政部可以根据母国财政状况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进行全球融资，或者通过主权基金进行全球投资;而贸易政策的自主性会受到WTO和双边贸易协定的严格制约。
中国需要谨慎调整汇率政策
虽然中美双方至今都未打算通过汇率手段解决贸易问题，但事实上贸易冲突政策外溢已经开始，即促使双方使用货币工具和汇率工具来影响贸易冲突。
自4月至今，人民币一揽子指数持续下跌近7000点，创下历史记录，其中，兑美元汇率已从6.2跌至6.9附近，破“7”近在咫尺。面刘惬瓦期内快速贬值的人民币，中国央行决定自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调整至20%。这一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托宾税”，通过“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投掷沙子”，缓解短期投机性资金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受“811”汇改影响，央行曾在2015年9月人民币急贬时启用该机制，两年后将准备金下调为零。当前再度上调准备金率，有利于平滑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也有助于抑制过快贬值所激发的美国的反弹情绪。
再看美国。今年年初，基于对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就业市场继续增强的判断，美联储表示年内将有四次加息，这使得美元指数今年以来持续走强。美联储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特朗普却在7月19日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使美国的出口条件恶化;8月1日，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虽然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这并非没有历史可循。早在1965年，为了开启宽松信贷以便为越南战争及“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德克萨斯农场召见了时任美联储主席马丁，要求美联储再次降息以支持他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统尼克森对美联储施压，要求推迟到1972年大选后再加息;2016年4月，前总统奥巴马与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了闭门私人会议，引发市场剧烈反应。此外，就特朗普本人的风格而言，通过舆论千预美联储独立性也并不意外——在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当中，特朗普就抨击耶伦玩弄政治，通过将利率维持在低位以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胜出;特朗普上任后，即以鲍威尔取代耶伦，打破了美联储主席连任的传统。
美元在国际货币各项职能上的优势都远超人民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操作的空间远比中国要多得多。当前美国政府尚未就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人民币连续贬值主要是国际资本的市场行为。中国央行此次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后续可能进一步加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一篮子指数进行调控。究竟是升是贬，何种水平才是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中国需要谨慎调整汇率政策，以防中美贸易冲突最终演变为货币金副颇域的冲突。
高关税让美国政策开始自相矛盾
中美双方两轮持续扩大关税壁垒的行为已经使美国陷入政策相互对立的陷阱之中：
第一，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立。美国长期的低关税是特朗普政府希望提高关税减少贸易逆差的基础。作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美国针对大部分进口产品长期实行普惠制，2016年，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率仅1.7%左右，其中，初级产品关税率约3.6%。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占美国总进口额的18%。在这一批2000亿美元的被稍商品里，23%是电话、电脑、家具等生活消费品（而在前一批500亿美元的被税商品里，只有1%为生活消费品），这将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支出：另外77%以中间投入品和资本设备为主，这将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盈利。OPI与PPI同时上涨将很可能推升美国通胀率超过2%的中期通胀目标，促使美联储扩大加息幅度，美元进一步升值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国际贸易下，强势美元显然不利于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又将对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不利—今年的美国股市己创下15年历史新高，泡沫恐怕会再次出现。这使得白宫的贸易政策与美联储货币政策陷入对立。
第二，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对立。面对全球消费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为维持份额，在贸易伙伴国采取关税反制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通过FDI进行绿地投资，直接建厂生产销售。除了哈雷摩托、中洲铁钉等美国大型制造商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在中国持续推出金融服务业开放政策、营商环境大幅改善的背景下，特斯拉也在上海建立了首家海外超级工厂。显然，关税大棒带给美国制造的并非“回归”而是“出走”。可以判断，这一系列打击对美国向欧盟的妥协有重要影响—暂停向欧盟征收新关税（包括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的计划），并将就对欧盟的钢铝关税问题展开谈判。显然，以高关税为手段的贸易威胁只是短期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产业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调控。
可见，当前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符合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也与希望制造业回归的产业政策有冲突。这给中美贸易冲突短期内通过谈判进行调和提供了机会。
贸易冲突可能转变为货币金融冲突
然而，如果贸易手段的空间受限，美国很有可能进一步采取汇率手段以达成政策目标，从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演变为货币金融领域的冲突。这是由于货币政策比贸易政策更有效。政策的“有效性”主要由两个指标所决定。第一，政府机构的独立性有多大？第二，实施政策工具的效果程度如何？当一种经济政策工具能够影响他国对外经济政策甚至对外经济战略、或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格局的变化，那么这种政策工具就是有效的。
对于第一个指标，只需观察究竟是哪种政策的实施部门更为独立。商务部调节贸易变量，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变量，显然，财政部和央行比商務部更为独立。因为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往往会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涉：与进口相竞争的产业部门往往是保护主义者，出口型部门则支持自由贸易，他们的偏好通过政治家影响国家决策。
对于第二个指标，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政府采取金融政策工具比贸易政策工具更为有效。一方面，因为金融政策的对象不是库存商品，而是资本，资本是全球流动的。也就是说，金融政策本身加深了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自然比贸易政策更有效。另一方面，政府使用金融政策工具显然比采取对外贸易政策有更多的非正式操作空间。一国政府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比如财政部可以根据母国财政状况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进行全球融资，或者通过主权基金进行全球投资;而贸易政策的自主性会受到WTO和双边贸易协定的严格制约。
中国需要谨慎调整汇率政策
虽然中美双方至今都未打算通过汇率手段解决贸易问题，但事实上贸易冲突政策外溢已经开始，即促使双方使用货币工具和汇率工具来影响贸易冲突。
自4月至今，人民币一揽子指数持续下跌近7000点，创下历史记录，其中，兑美元汇率已从6.2跌至6.9附近，破“7”近在咫尺。面刘惬瓦期内快速贬值的人民币，中国央行决定自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调整至20%。这一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托宾税”，通过“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投掷沙子”，缓解短期投机性资金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受“811”汇改影响，央行曾在2015年9月人民币急贬时启用该机制，两年后将准备金下调为零。当前再度上调准备金率，有利于平滑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也有助于抑制过快贬值所激发的美国的反弹情绪。
再看美国。今年年初，基于对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就业市场继续增强的判断，美联储表示年内将有四次加息，这使得美元指数今年以来持续走强。美联储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特朗普却在7月19日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使美国的出口条件恶化;8月1日，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虽然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这并非没有历史可循。早在1965年，为了开启宽松信贷以便为越南战争及“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德克萨斯农场召见了时任美联储主席马丁，要求美联储再次降息以支持他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统尼克森对美联储施压，要求推迟到1972年大选后再加息;2016年4月，前总统奥巴马与时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了闭门私人会议，引发市场剧烈反应。此外，就特朗普本人的风格而言，通过舆论千预美联储独立性也并不意外——在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当中，特朗普就抨击耶伦玩弄政治，通过将利率维持在低位以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胜出;特朗普上任后，即以鲍威尔取代耶伦，打破了美联储主席连任的传统。
美元在国际货币各项职能上的优势都远超人民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操作的空间远比中国要多得多。当前美国政府尚未就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人民币连续贬值主要是国际资本的市场行为。中国央行此次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后续可能进一步加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一篮子指数进行调控。究竟是升是贬，何种水平才是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中国需要谨慎调整汇率政策，以防中美贸易冲突最终演变为货币金副颇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