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义的普通人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我（本文作者吴东峰）采访的第一位开国将军是许世友，时间是1982年4月。面孔黝黑、身材壮实、脚蹬布鞋的许世友将军旋风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容我寒暄，将军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些什么啊？”许世友回答我的问题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三言两语就完了，然后又问：“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呀？”幸好我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
　　 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陈士榘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则是另一番风景。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在华东战场“出了大风头”的将军，虽然已年逾八十，仍风头不减，头戴黑色花缎圆形帽，身穿红色对襟大褂，显得高贵典雅。陈士榘将军已多年不接受记者采访，他当时看了我写的那份采访提纲后很惊讶，说：“这位小同志还可以和他聊一聊。”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天。
　　   而剑眉上扬、双目清澈的萧克将军，与我交谈数言便让我由衷而起敬意：他沙声细语、谦和有度、学识广博，百战之身却不失儒雅风采，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采访完毕，萧克将军亲自化笔研墨，书“求实”两个大字赠予我。
　　   在对开国将军的采访中，有许多情景都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却又是那么的真实：敢于抗上的张爱萍将军，一点架子也没有;工人阶级出身，被称为猛将的王震将军，与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上了知心朋友;木匠出身的刘震将军，晚年接受我采访时，每次都要换一套新款外套，就像一位海外归来的老华侨;塔山阻击战的纵队参谋长李福泽，在战场上吃的零食是上海產的奶糖，因为他父亲是青岛啤酒厂的股东。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位开国将军，并不是“高大全”的脸谱式人物，他们既是有情有义的大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真实的人物远比想象丰富
　　   1943年夏，某日，毛泽东于延安作报告，陈赓将军忽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将军不语，取毛泽东搪瓷杯“咕咚咕咚”喝之。而后，擦嘴，敬礼，报告：“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在场干部哄堂大笑，毛泽东亦微笑。
　　   王建安将军凡下连队视察，每餐必要锅巴，花甲之年依然如故。若锅巴中有沙粒，必呼司务长带扁担、箩筐来：“将这块大石头给我抬走！”将军言，锅巴中有无沙粒，反映了洗米干不干净;洗米干不干净，反映了炊事班工作认不认真;炊事班工作认不认真，反映了司务长责任心强不强。司务长责任心强，连队伙食必然好，相当于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王近山将军慈眉善目、面如敷粉、举止斯文，乍见如“白面书生”，然其性格暴烈，初识者皆莫能解。淮海战役中某日，将军午睡，数只麻雀于梁上啾啾，将军怒，卧床上举手枪射之。卫兵惊闻枪响，急至，见满屋羽毛飞扬，一雀仆地而亡，将军则在床上安然入睡，鼾声如雷。
　　   以上这些珍闻轶事，都是我采访开国将军及亲历者所获得的一手素材，点点滴滴，原汁原味。
　　写开国将军，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
　　   与开国将军面对面采访，令我感到最为震撼的是，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战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两个以上。
　　   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人的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生生将弹头片撬出。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人的子弹由前面进，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
　　 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块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
　　 1993年3月12日，王震将军病逝于广州军区总医院。当日深夜，我驱车至广州军区总医院，走秘密通道，在地下停尸间向王震将军遗体告别，并行三鞠躬礼。我看到，除了腹部刚缝合的刀痕外，将军全身上下左叉右杠，弹洞刀疤竟有五六处之多。王震将军临终前写下的最后遗墨是：“向党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军致敬！”
　　   面对着这些重量级的老将，我越来越感到机遇难得，时不我待。写开国将军，不仅仅是为某个个人立传，实际上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战争史。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