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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阅读与传播，不但事关文学素养的提升，还关系到主流价值观和革命精神的传承。红色经典有多种类型，其中，红色电影、红色小说和红色诗歌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几个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应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笔者精心选编了《红色诗歌100首》和《红色少儿诗100首》，意在献礼建党100周年，也想通过选编，让更多青少年读者重温红色经典，学习红色诗歌，传承革命精神。
红色诗歌的内涵
通常，红色使人联想到火焰、血液和太阳等意象，给人炙热又充满活力之感。从历史层面看，古人认为红色是五个正色之一，代表着地位、权势、喜庆等意义，因而被广泛运用于婚礼喜服、节庆用具、剪纸窗花上。而在当代中国，红色的意义在继承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它因“红色政权、红色革命”等概念的引入，成为“革命”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而“红色诗歌”中的“红色”一词，正取自这极富政治色彩的“革命”之意。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朝代更迭”的意思;后来传至日本，日本人用它来描述“共和制变革君主制”，并赋予了它“暴力行动和温和改良”之意;再往后，“革命”一词回传中国，因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增添了更多的“对抗”色彩。从时间上看，我们所说的“红色诗歌”大部分就是指在这段时间内诞生的具有“鲜明反思意义和对抗色彩”的“记录革命史实或宣传革命思想”的诗歌。当然，除了这些具有鲜明革命底色的“记录性”“宣传性”诗歌，也不能忽视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其他爱国诗歌。革命的根本是为了开拓更好的局面、获得更好的生活，是为了守护我们脚下的土地，因此那些饱含着深切爱国主义的诗歌也应该被划入“红色诗歌”的行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一词的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中它是“变革”“改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红色诗歌不仅是那些反映革命年代、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的诗歌，还应是和平建设年代反映新时代革新与变化的主旋律诗歌。红色诗歌虽孕育于特殊年代却不局限于那个时代，它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精神内涵——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的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旋律，反映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决内心;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红色诗歌的主题又转变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笔者认为“红色诗歌”的定义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孕生于三十载风雷激荡的革命岁月中的以“革命”为底色的爱国诗歌，二是成长于和平年代中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决内心化与革新”的诗歌，包括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诗歌。
红色诗歌的类型
从诗歌类型和体式上看，红色诗歌可以分为“旧体诗”和“新体诗”两类，而后者又包含了“朗诵诗”和“抒情诗”。
“旧体诗”的概念很好理解——一方面，我们小时候学习的四言五言、唐诗宋词都是旧体诗，它与“古典诗歌”意思相近，是指自《诗经》以来的辞赋、古风、律绝、词曲等;另一方面，“旧体诗”并没有因为新诗的到来而消失，因此，在新诗诞生后，依然沿用古典诗歌形式创作的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的诗歌作品也可以称为“旧体诗”。红色诗歌中的旧体诗大多属于后者，比如《梅岭三章》《归国杂吟》等都是旧体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这些诗句犹如果断和坚决的誓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壮志情怀令人动容，因受到平仄与格律的制約，显示出旧体诗独有的意境与韵味。
与“旧体诗”相对的概念是“新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新体诗（也叫“新诗”，以区别于“旧诗”）在中国诗坛上大量涌现，“它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和突破就是不拘格式和韵律”。而红色诗歌的产生背景也决定了其对“新体诗”的应用会更多，进而可以划分出“朗诵诗”与“抒情诗”两个种类。“朗诵诗”顾名思义就是适合朗诵的诗歌，它们是各大群众活动、节日晚会或是校园庆典上的“常驻嘉宾”。这些诗歌除了要适于诵读，具备“节奏感强、语言流畅、音调和谐”的特点，为了在第一时间引起观众共鸣、产生情感上的互动交流，还需要兼具“文学性、流传性、影响性”等。因此，现在我们熟知的“朗诵诗”都是富有韵律且感情丰沛的，比如《发现》中的“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仅仅是看文字，都仿佛能听到那痛心疾首的声音、看到挥舞的双臂。最典型的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一连几个比喻后的文字短则两字，长则十来个字，却不让人感到杂乱，有一种恰当的节奏美和一气呵成的情感倾诉，这就是“朗诵诗”的魅力。
其实大部分红色诗歌中的新体诗属于“抒情诗”，它与叙事诗不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具体描绘某个人物或景色，其中大部分不全是表达情感，它和叙事诗相似，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段的叙述，以叙述性语言来实现抒情。比如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就是一首写景抒情相结合的诗歌，全诗以一个想要成为“青松”的“我”的形象出发，描写了“我”的坎坷命运，表达了屡次受挫却依然想献身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其他诗歌相比，抒情诗的情感表现得尤为强烈，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中对太阳的依赖与赞美是那么地深情：“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这里的太阳象征着光明、也象征着新中国，诗人以热烈和深情的笔触，遍遍呼唤，表达了对中国重生的强烈渴望和祈求。抒情诗的另一大特点是它创设的意境，即作者创设的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启示力的世界。比如在徐刚的《贺年片》中，他把自己当作贺年片献给那个不是很完美的祖国——“贫穷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他接受祖国的一切，包括苦的甜的、热的冷的……他最后献出自己的心来：“我的贺年片在我的心上，我的心上是亲爱的祖国！”读完之后，读者脑海中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还有作者对祖国的深深疼惜与祝福。 红色诗歌的艺术特点
红色诗歌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特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并传播，这些诗歌往往“语言朴素、通常流利”，有的甚至有些口语化。比如《自豪吧，士兵》中的：“如果从事文学，我可能成为李白，如果从事科学，我可能成为牛顿。”这看似自不量力的话语，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士兵”这个身份的骄傲与认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是一首非常简短直白的小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是以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 “战地社”发起的“街头诗”运用中的代表性诗歌，他们对诗歌提出的“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要求，决定了诗歌的语言一定要简短、直白，而且符合宣传、鼓动的需要。
当然，光是语言流畅、易于传播还不够，若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宣传革命爱国热情的目的便不能达到。因此，红色诗歌喜欢使用“第一人称”，从“我”的所见所闻出发，直抒胸臆，创设“有我之境”。如野曼的《我带着阳光回来》中的那个“我”：对于妈妈，是孝顺的儿子，“我带着阳光回来/妈妈，你该笑了/你的儿子今天服从人民的决议/向黑暗的土地开火”;对于妹妹，是值得依靠的哥哥，“你啊，年轻的妹妹，你该笑了/共产党呀，是溢满阳光的心”。这样一个生活化的，顶梁柱般的“我”，一下子就拉近了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祖国啊，我给你》中的“我”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他以自己年轻的身躯为祖国献礼：“给你我尚未承受重负的肩膀，给你我刚展开的四肢，刚发出脆响的骨骼”。这是青年人对爱国主义情怀的最好传承。
“诗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时代风貌和国民精神的折射和回声”，红色诗歌也需担负起记录革命历史的重任。“谁的目光，透过一九二一年的烟雨，看见了船？/一条红船？”这首《南湖，有船靠岸》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土地，动了一下/至今，你都能感受到这份震撼”;《刑场上的婚礼》介绍了一对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秘密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举办的“假戏真做”的婚礼，让我们了解了在革命事业中奉献婚姻的特殊群体;1949年11月，革命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对身处监狱中的革命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告别》就写在这个黑暗的大屠杀之夜：“呵，兄弟/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战栗、恐慌”。这些爱国志士牺牲在黎明到来的前一秒，这首诗记下了他们誓死抵抗、顽强不屈一生的最后时刻;时间快进到1997年，“午夜，香港/让我拉住你的手”，《最后一分钟》用噙着泪水的声音发出呼唤与期待，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充满期待的香港回归夜晚……这些诗歌仿佛一帧帧鲜活的照片，串成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电影，表现了光辉的革命历程。
红色诗歌的价值
首先，红色诗歌需要具备普遍的审美价值，一般认为有“三美”。一是语言美，大部分红色诗歌的语言是“诗意”的——“月色在征途中暗淡/马蹄下迸裂着火星/越河溪水/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关向应的《征途》是一首只有6行的小诗，然而它的语言却美得令人心醉，作者用聚焦的手法将漫漫征途的镜头推到了小小的马蹄之下，别具巧思;谢克强的《祖国》中，小则“叶笛”，大则“丝绸之路”，作者将祖国比作不下几十件物品，其间句式富于变化、将比喻这一手法用到了极致。二是意象美，红色诗歌中除了大量的“我”之外，还塑造了许多丰满可爱的形象，有郭沫若笔下给人带来生的希望的骆驼、有“最孤单的人”——英雄杨靖宇;有白深富最爱的那“不怕严寒”“不怕黑暗”“不怕风暴”的花朵……它们或坚毅、或勇敢、或烂漫，这些形象被浓缩于短小的诗歌中而不觉得苍白扁平，是因为赋予了意象之美，值得研究与学习的写作手法。三是思想美。红色诗歌中除了“不屈服”“要坚持”“要战斗”的革命思想，还有像《一个日本兵》这样深刻的反战思想;若不说破，你定想不到这是对敌人的描述——“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它的文字是这样的克制，抛弃了一切敌对情绪，只是淡淡地：“在他那辽远的故乡，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垂着稀疏的白发，在怀念这个，远在战野上的儿郎”而正是这些隐忍与克制的语言，道出了战争最残酷也最深刻的道理：“枪声响后无赢家”，只有和平才是最大的财富。这首诗不仅让读者看到超越“黑白对错”的悲悯苍生的大爱，也看到了红色诗歌的另一种可能。
其次，红色诗歌具有宣传革命思想、道理、目标的作用，促进人们形成革命观认同、鼓舞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去。1919年的《我是少年》中，作者以一个少年的口吻写下了自己的豪情壮志：“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少年身上独有的这种不可阻挡的倔强与傲气，感染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進一步向我国内地进犯，蒲风等人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写于这一年冬天的《咆哮》就将激烈的反帝斗争运动比喻成一阵“吹过高山、原野、沟壑”的旋风，而这首诗也像一阵风吹过当时每一个受侵略人民的心。
最后，红色诗歌具有激发或深化爱国热情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的先辈身处那个动荡的年代，切身感受过革命的激荡和洗礼，然而生于新时代的我们却是在先辈建设好的美好家园中成长起来的。近几年，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许多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红色诗歌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和“传声筒”的角色，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赤潮曲》中惊醒的五千年的余梦;《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那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中用绣花被和黄纸拼凑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毕业歌》中是“战”还是“降”的选择;《飞翔的神州中》那只破云霄、飞船上太空的“千年神州梦”……凡此种种，都能瞬间点亮埋藏在国人心中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红色诗歌”这一名词是在当代出现的，但红色诗歌发端于现代革命阶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追随者的诗歌写作，因此，从一开始，“红色诗歌”就被赋予了革命的内涵以及崇高的美学标准。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发展是社会主旋律，但红色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培育青少年道德情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大力倡导红色经典、红色诗歌的阅读和传播，让红色诗歌熏染人心，弘扬正气，唤醒家国情怀。
作者谢毓洁系北方工业大学讲师、谭旭东系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红色诗歌的内涵
通常，红色使人联想到火焰、血液和太阳等意象，给人炙热又充满活力之感。从历史层面看，古人认为红色是五个正色之一，代表着地位、权势、喜庆等意义，因而被广泛运用于婚礼喜服、节庆用具、剪纸窗花上。而在当代中国，红色的意义在继承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它因“红色政权、红色革命”等概念的引入，成为“革命”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而“红色诗歌”中的“红色”一词，正取自这极富政治色彩的“革命”之意。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朝代更迭”的意思;后来传至日本，日本人用它来描述“共和制变革君主制”，并赋予了它“暴力行动和温和改良”之意;再往后，“革命”一词回传中国，因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增添了更多的“对抗”色彩。从时间上看，我们所说的“红色诗歌”大部分就是指在这段时间内诞生的具有“鲜明反思意义和对抗色彩”的“记录革命史实或宣传革命思想”的诗歌。当然，除了这些具有鲜明革命底色的“记录性”“宣传性”诗歌，也不能忽视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其他爱国诗歌。革命的根本是为了开拓更好的局面、获得更好的生活，是为了守护我们脚下的土地，因此那些饱含着深切爱国主义的诗歌也应该被划入“红色诗歌”的行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一词的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中它是“变革”“改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红色诗歌不仅是那些反映革命年代、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的诗歌，还应是和平建设年代反映新时代革新与变化的主旋律诗歌。红色诗歌虽孕育于特殊年代却不局限于那个时代，它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精神内涵——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的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旋律，反映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决内心;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红色诗歌的主题又转变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笔者认为“红色诗歌”的定义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孕生于三十载风雷激荡的革命岁月中的以“革命”为底色的爱国诗歌，二是成长于和平年代中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决内心化与革新”的诗歌，包括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诗歌。
红色诗歌的类型
从诗歌类型和体式上看，红色诗歌可以分为“旧体诗”和“新体诗”两类，而后者又包含了“朗诵诗”和“抒情诗”。
“旧体诗”的概念很好理解——一方面，我们小时候学习的四言五言、唐诗宋词都是旧体诗，它与“古典诗歌”意思相近，是指自《诗经》以来的辞赋、古风、律绝、词曲等;另一方面，“旧体诗”并没有因为新诗的到来而消失，因此，在新诗诞生后，依然沿用古典诗歌形式创作的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的诗歌作品也可以称为“旧体诗”。红色诗歌中的旧体诗大多属于后者，比如《梅岭三章》《归国杂吟》等都是旧体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这些诗句犹如果断和坚决的誓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壮志情怀令人动容，因受到平仄与格律的制約，显示出旧体诗独有的意境与韵味。
与“旧体诗”相对的概念是“新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后，新体诗（也叫“新诗”，以区别于“旧诗”）在中国诗坛上大量涌现，“它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和突破就是不拘格式和韵律”。而红色诗歌的产生背景也决定了其对“新体诗”的应用会更多，进而可以划分出“朗诵诗”与“抒情诗”两个种类。“朗诵诗”顾名思义就是适合朗诵的诗歌，它们是各大群众活动、节日晚会或是校园庆典上的“常驻嘉宾”。这些诗歌除了要适于诵读，具备“节奏感强、语言流畅、音调和谐”的特点，为了在第一时间引起观众共鸣、产生情感上的互动交流，还需要兼具“文学性、流传性、影响性”等。因此，现在我们熟知的“朗诵诗”都是富有韵律且感情丰沛的，比如《发现》中的“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仅仅是看文字，都仿佛能听到那痛心疾首的声音、看到挥舞的双臂。最典型的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一连几个比喻后的文字短则两字，长则十来个字，却不让人感到杂乱，有一种恰当的节奏美和一气呵成的情感倾诉，这就是“朗诵诗”的魅力。
其实大部分红色诗歌中的新体诗属于“抒情诗”，它与叙事诗不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具体描绘某个人物或景色，其中大部分不全是表达情感，它和叙事诗相似，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段的叙述，以叙述性语言来实现抒情。比如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就是一首写景抒情相结合的诗歌，全诗以一个想要成为“青松”的“我”的形象出发，描写了“我”的坎坷命运，表达了屡次受挫却依然想献身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其他诗歌相比，抒情诗的情感表现得尤为强烈，如郭沫若的《太阳礼赞》中对太阳的依赖与赞美是那么地深情：“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这里的太阳象征着光明、也象征着新中国，诗人以热烈和深情的笔触，遍遍呼唤，表达了对中国重生的强烈渴望和祈求。抒情诗的另一大特点是它创设的意境，即作者创设的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启示力的世界。比如在徐刚的《贺年片》中，他把自己当作贺年片献给那个不是很完美的祖国——“贫穷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他接受祖国的一切，包括苦的甜的、热的冷的……他最后献出自己的心来：“我的贺年片在我的心上，我的心上是亲爱的祖国！”读完之后，读者脑海中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还有作者对祖国的深深疼惜与祝福。 红色诗歌的艺术特点
红色诗歌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特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并传播，这些诗歌往往“语言朴素、通常流利”，有的甚至有些口语化。比如《自豪吧，士兵》中的：“如果从事文学，我可能成为李白，如果从事科学，我可能成为牛顿。”这看似自不量力的话语，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士兵”这个身份的骄傲与认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是一首非常简短直白的小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是以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 “战地社”发起的“街头诗”运用中的代表性诗歌，他们对诗歌提出的“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要求，决定了诗歌的语言一定要简短、直白，而且符合宣传、鼓动的需要。
当然，光是语言流畅、易于传播还不够，若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宣传革命爱国热情的目的便不能达到。因此，红色诗歌喜欢使用“第一人称”，从“我”的所见所闻出发，直抒胸臆，创设“有我之境”。如野曼的《我带着阳光回来》中的那个“我”：对于妈妈，是孝顺的儿子，“我带着阳光回来/妈妈，你该笑了/你的儿子今天服从人民的决议/向黑暗的土地开火”;对于妹妹，是值得依靠的哥哥，“你啊，年轻的妹妹，你该笑了/共产党呀，是溢满阳光的心”。这样一个生活化的，顶梁柱般的“我”，一下子就拉近了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祖国啊，我给你》中的“我”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他以自己年轻的身躯为祖国献礼：“给你我尚未承受重负的肩膀，给你我刚展开的四肢，刚发出脆响的骨骼”。这是青年人对爱国主义情怀的最好传承。
“诗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时代风貌和国民精神的折射和回声”，红色诗歌也需担负起记录革命历史的重任。“谁的目光，透过一九二一年的烟雨，看见了船？/一条红船？”这首《南湖，有船靠岸》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土地，动了一下/至今，你都能感受到这份震撼”;《刑场上的婚礼》介绍了一对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秘密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举办的“假戏真做”的婚礼，让我们了解了在革命事业中奉献婚姻的特殊群体;1949年11月，革命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对身处监狱中的革命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告别》就写在这个黑暗的大屠杀之夜：“呵，兄弟/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战栗、恐慌”。这些爱国志士牺牲在黎明到来的前一秒，这首诗记下了他们誓死抵抗、顽强不屈一生的最后时刻;时间快进到1997年，“午夜，香港/让我拉住你的手”，《最后一分钟》用噙着泪水的声音发出呼唤与期待，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充满期待的香港回归夜晚……这些诗歌仿佛一帧帧鲜活的照片，串成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电影，表现了光辉的革命历程。
红色诗歌的价值
首先，红色诗歌需要具备普遍的审美价值，一般认为有“三美”。一是语言美，大部分红色诗歌的语言是“诗意”的——“月色在征途中暗淡/马蹄下迸裂着火星/越河溪水/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关向应的《征途》是一首只有6行的小诗，然而它的语言却美得令人心醉，作者用聚焦的手法将漫漫征途的镜头推到了小小的马蹄之下，别具巧思;谢克强的《祖国》中，小则“叶笛”，大则“丝绸之路”，作者将祖国比作不下几十件物品，其间句式富于变化、将比喻这一手法用到了极致。二是意象美，红色诗歌中除了大量的“我”之外，还塑造了许多丰满可爱的形象，有郭沫若笔下给人带来生的希望的骆驼、有“最孤单的人”——英雄杨靖宇;有白深富最爱的那“不怕严寒”“不怕黑暗”“不怕风暴”的花朵……它们或坚毅、或勇敢、或烂漫，这些形象被浓缩于短小的诗歌中而不觉得苍白扁平，是因为赋予了意象之美，值得研究与学习的写作手法。三是思想美。红色诗歌中除了“不屈服”“要坚持”“要战斗”的革命思想，还有像《一个日本兵》这样深刻的反战思想;若不说破，你定想不到这是对敌人的描述——“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它的文字是这样的克制，抛弃了一切敌对情绪，只是淡淡地：“在他那辽远的故乡，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垂着稀疏的白发，在怀念这个，远在战野上的儿郎”而正是这些隐忍与克制的语言，道出了战争最残酷也最深刻的道理：“枪声响后无赢家”，只有和平才是最大的财富。这首诗不仅让读者看到超越“黑白对错”的悲悯苍生的大爱，也看到了红色诗歌的另一种可能。
其次，红色诗歌具有宣传革命思想、道理、目标的作用，促进人们形成革命观认同、鼓舞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去。1919年的《我是少年》中，作者以一个少年的口吻写下了自己的豪情壮志：“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少年身上独有的这种不可阻挡的倔强与傲气，感染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進一步向我国内地进犯，蒲风等人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写于这一年冬天的《咆哮》就将激烈的反帝斗争运动比喻成一阵“吹过高山、原野、沟壑”的旋风，而这首诗也像一阵风吹过当时每一个受侵略人民的心。
最后，红色诗歌具有激发或深化爱国热情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的先辈身处那个动荡的年代，切身感受过革命的激荡和洗礼，然而生于新时代的我们却是在先辈建设好的美好家园中成长起来的。近几年，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许多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红色诗歌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和“传声筒”的角色，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赤潮曲》中惊醒的五千年的余梦;《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那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中用绣花被和黄纸拼凑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毕业歌》中是“战”还是“降”的选择;《飞翔的神州中》那只破云霄、飞船上太空的“千年神州梦”……凡此种种，都能瞬间点亮埋藏在国人心中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红色诗歌”这一名词是在当代出现的，但红色诗歌发端于现代革命阶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追随者的诗歌写作，因此，从一开始，“红色诗歌”就被赋予了革命的内涵以及崇高的美学标准。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发展是社会主旋律，但红色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培育青少年道德情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大力倡导红色经典、红色诗歌的阅读和传播，让红色诗歌熏染人心，弘扬正气，唤醒家国情怀。
作者谢毓洁系北方工业大学讲师、谭旭东系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