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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绅”长期作为中国城与农村发展中的一个中间阶层，从“乡绅”阶层的转变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是如何变迁，另外对于“乡绅”的理解，我们也应该跳出一个特定历史框架中，去寻找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历史的国度，在中国，人与土地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农民依靠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由家庭开始逐渐形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地方群体，这些地方群体就是构成中国的基本单位——乡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这些民族志的研究调查，都是基于一个村庄而展开的，中国的农村是窥视中国的细胞样板，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在学者们关注近代这一百多年乡村变迁中，我们看到村落的功能网络有机运作里面，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阶层就是乡绅。
一.“乡绅”意义的转变
所谓“乡绅”，其名称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又称“缙绅”作为官员的代称。至明清，又用来“通称乡宦之家居者”。明末清初颜茂猷说过：“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
近代翟同祖把“乡绅”的概念具体化了，他沿用了“绅士”（gentry）这一名词，他指出，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上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local elite）
费孝通、张仲礼都对“绅士”这一阶层进行过研究和表述，张仲礼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分析展现了“中国绅士”总体的情况，他认为成为绅士有“正途”和“异途”之分，因此他认为这造成了中国绅士的上层和下层的分级，但是张仲礼只是从大量资料中来解释了“绅士”，让这一阶层变成似乎是来自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通过考核才能获得阶层身份的，“绅士”阶层固然是知识的“权力”分配，但是笔者认为也有自下而上来自非“权力性”的权威，才构成完整的“绅士”之于地方的意义 。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中更为详细的阐述了绅士阶层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正是中国城与乡的特殊关系，才诞生了具有这种具有“中间性”的绅士阶级。费孝通思考这个问题时正是处在农村正被西方工业和商业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思想和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乡绅阶层中的一部分朝着知识精英的方向转变，而费孝通的另一本书《江村经济》正是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而写出 ，因此费孝通带着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来思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乡绅阶级能怎样的存在？
关于乡绅的研究多出现在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农村的变迁里，乡绅在这一时期显示出了比之前任何时期都突出的典型性。乡绅的典型性是由其“中间性”赋予的，这个“中间性”表现在行政机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上，乡绅成为了中央权力和基层地方的一个缓冲，因此在一個社会变迁期，这种“中间性”就能轻易的在夹缝中“变形”、“异化”。
两位学者基本都是从“知识权力化”的框架下来思考绅士阶层的。而两者对于“绅士”的解读实际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绅士”的含义在清末后期有了变化，它成为国家自赋予的身份象征，而更早之前，“乡绅”更代表着一种来自当地的认同。“绅士”的内涵是随着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和把“绅士”标签化导致的分层，从而被贴上的“身份”。
其次，近代工业化在中国的加快，也让中国教育开始转型，一些真正的传统绅士阶层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也导致了农村中绅士群体数量和质量的下降，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劣绅。
二.《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乡绅阶层
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到，在19世纪末期，清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事实上，杜赞奇指出，保护型经纪人虽然多为“乡绅”和庶民担任，而“下层绅士”卷入营利型经纪也不少见。笔者认为“绅士集团”的构成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清朝末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催化了绅士阶层的分层，“绅士”的含义被“刻板化”，不能仅是用“知识权力化”分层来看待“绅士阶层”，杜赞奇也只是在19世纪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来看到“乡绅”在村落起到的作用。
其次，村庄的建设上，真正的当地“乡绅”在这种体制下开始退出地方建设，国家政权深入地方，乡村领袖与正统秩序的文化网络无法保持一致，比如宗教活动和公众的活动中能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而惟一趁此机会钻入政治舞台的则是从前营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
这个时候的“乡绅”已经失去了它本身代表地方，缓和中央权力的作用，而成为国家权力的发声器而已。
三.从历时性里看“乡绅”阶层
“乡绅”这一阶层含义，在19世纪到20世纪清末的历史背景下被固化后，这种身份是可以通过金钱买卖而获得，而不是基于地方的赋予和本身威望塑造出来的。这个时期的“乡绅”处在政权高压和官僚体系极端强大的情况下，因此乡绅丧失了自身之于地方的调节“功能”，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个助力，致使基层和中央政权失去中间有机的缓和地带。
其次，杜赞奇提到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基于当地人认同而构建起来的体系，在这种网络中起到作用的是具有当地权威、和群众认同的地方领袖，如果地方领袖从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让国家政权过快的、过于强势的深入地方，必然导致地方的联合力度的降低，以史为鉴，当代中国的基层体系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相似的情况，地方领袖的“失语”，更导致了国家政策和地方情况的不匹配程度加深，甚至转为矛盾。
再次， 关于乡绅的讨论应该是基于一种时空对象上，我们看到乡绅是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第三方，但是很多对于乡绅的讨论都是处在各自的时空特定点上，乡绅的概念在一个不同时代的变化中，进行着不对等的交流。
我们从杜赞奇的文章中，看到的是清末民初里被“异化”的乡绅是怎样成为国家权力内卷化的推手，而良性的乡绅是怎么样失去了在地方的存在的过程。乡绅对于地方的作用，在此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例子。
“乡绅”的意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我们应该有历时性的眼光来解读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他们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对于城乡来说又是怎样的存在？这样也能更为全面的了解到乡绅之于国家和地方的作用。
庄真诚（1988.6——），女，26岁，汉族，籍贯四川，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12民族学民族学专业文化人类学研究生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历史的国度，在中国，人与土地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农民依靠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由家庭开始逐渐形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地方群体，这些地方群体就是构成中国的基本单位——乡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这些民族志的研究调查，都是基于一个村庄而展开的，中国的农村是窥视中国的细胞样板，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在学者们关注近代这一百多年乡村变迁中，我们看到村落的功能网络有机运作里面，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阶层就是乡绅。
一.“乡绅”意义的转变
所谓“乡绅”，其名称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又称“缙绅”作为官员的代称。至明清，又用来“通称乡宦之家居者”。明末清初颜茂猷说过：“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
近代翟同祖把“乡绅”的概念具体化了，他沿用了“绅士”（gentry）这一名词，他指出，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上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local elite）
费孝通、张仲礼都对“绅士”这一阶层进行过研究和表述，张仲礼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分析展现了“中国绅士”总体的情况，他认为成为绅士有“正途”和“异途”之分，因此他认为这造成了中国绅士的上层和下层的分级，但是张仲礼只是从大量资料中来解释了“绅士”，让这一阶层变成似乎是来自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通过考核才能获得阶层身份的，“绅士”阶层固然是知识的“权力”分配，但是笔者认为也有自下而上来自非“权力性”的权威，才构成完整的“绅士”之于地方的意义 。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中更为详细的阐述了绅士阶层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正是中国城与乡的特殊关系，才诞生了具有这种具有“中间性”的绅士阶级。费孝通思考这个问题时正是处在农村正被西方工业和商业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思想和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乡绅阶层中的一部分朝着知识精英的方向转变，而费孝通的另一本书《江村经济》正是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而写出 ，因此费孝通带着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来思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乡绅阶级能怎样的存在？
关于乡绅的研究多出现在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农村的变迁里，乡绅在这一时期显示出了比之前任何时期都突出的典型性。乡绅的典型性是由其“中间性”赋予的，这个“中间性”表现在行政机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上，乡绅成为了中央权力和基层地方的一个缓冲，因此在一個社会变迁期，这种“中间性”就能轻易的在夹缝中“变形”、“异化”。
两位学者基本都是从“知识权力化”的框架下来思考绅士阶层的。而两者对于“绅士”的解读实际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绅士”的含义在清末后期有了变化，它成为国家自赋予的身份象征，而更早之前，“乡绅”更代表着一种来自当地的认同。“绅士”的内涵是随着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和把“绅士”标签化导致的分层，从而被贴上的“身份”。
其次，近代工业化在中国的加快，也让中国教育开始转型，一些真正的传统绅士阶层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也导致了农村中绅士群体数量和质量的下降，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劣绅。
二.《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乡绅阶层
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到，在19世纪末期，清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事实上，杜赞奇指出，保护型经纪人虽然多为“乡绅”和庶民担任，而“下层绅士”卷入营利型经纪也不少见。笔者认为“绅士集团”的构成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清朝末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催化了绅士阶层的分层，“绅士”的含义被“刻板化”，不能仅是用“知识权力化”分层来看待“绅士阶层”，杜赞奇也只是在19世纪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来看到“乡绅”在村落起到的作用。
其次，村庄的建设上，真正的当地“乡绅”在这种体制下开始退出地方建设，国家政权深入地方，乡村领袖与正统秩序的文化网络无法保持一致，比如宗教活动和公众的活动中能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而惟一趁此机会钻入政治舞台的则是从前营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
这个时候的“乡绅”已经失去了它本身代表地方，缓和中央权力的作用，而成为国家权力的发声器而已。
三.从历时性里看“乡绅”阶层
“乡绅”这一阶层含义，在19世纪到20世纪清末的历史背景下被固化后，这种身份是可以通过金钱买卖而获得，而不是基于地方的赋予和本身威望塑造出来的。这个时期的“乡绅”处在政权高压和官僚体系极端强大的情况下，因此乡绅丧失了自身之于地方的调节“功能”，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个助力，致使基层和中央政权失去中间有机的缓和地带。
其次，杜赞奇提到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基于当地人认同而构建起来的体系，在这种网络中起到作用的是具有当地权威、和群众认同的地方领袖，如果地方领袖从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让国家政权过快的、过于强势的深入地方，必然导致地方的联合力度的降低，以史为鉴，当代中国的基层体系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相似的情况，地方领袖的“失语”，更导致了国家政策和地方情况的不匹配程度加深，甚至转为矛盾。
再次， 关于乡绅的讨论应该是基于一种时空对象上，我们看到乡绅是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第三方，但是很多对于乡绅的讨论都是处在各自的时空特定点上，乡绅的概念在一个不同时代的变化中，进行着不对等的交流。
我们从杜赞奇的文章中，看到的是清末民初里被“异化”的乡绅是怎样成为国家权力内卷化的推手，而良性的乡绅是怎么样失去了在地方的存在的过程。乡绅对于地方的作用，在此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例子。
“乡绅”的意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我们应该有历时性的眼光来解读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他们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对于城乡来说又是怎样的存在？这样也能更为全面的了解到乡绅之于国家和地方的作用。
庄真诚（1988.6——），女，26岁，汉族，籍贯四川，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12民族学民族学专业文化人类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