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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嬗变；问题迁衍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０25－０6
一、“现代化”主题的凸显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更多地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地位，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到“国粹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然后再到“中国本位论”；另一种思潮则更多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进展到“中体西用论”，再到“中西互补论”，再到“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西互补”这一点上，两种思潮达到了一定阶段上的某种融合，而后又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思潮分别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认识与强调，其各自的发展都表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20、30年代，两种思潮则再次出现合流的趋势，其产物就是“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1]
“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看到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从而意识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冯友兰曾深刻指出，“现代化”概念代替“西化”概念“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22)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在严既澄的文章中出现过“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而柳克述则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而“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一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1](13～14)
中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和理论，而“现代化”概念和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以及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兴起则是在二战之后的50年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2]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3]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化的问题直接地表现在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那些最近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4]
詹姆逊和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两种“现代化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兴起，但它们各自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动因以及由此决定的具体内涵，都各不相同。
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现代文明表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历史目标或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西方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考察现代文明的开端，反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把握现代社会的各种基本特性，描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以及探讨现代文明的各种后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而这些工作恰恰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理论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讲，其首要的历史任务在于向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学习，以摆脱自身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概括出西方现代文明中哪些是先进的和需要学习的，以及探讨如何才能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即探讨如何实现以西方现代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
哈贝马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核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2](233-234)这一“现代化”理论，之所以会在二战后的50年代兴起，其原因在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背离了启蒙运动所设定的理性轨道，这种偏离尤其表现为社会生活片面的工具理性化吞噬了价值领域的合理化，即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实现启蒙运动设定的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价值理想，对这样一种偏离理性轨道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担忧促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新的理解与反思，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解与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现代化”概念，较多涉及到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较为直观地感知到的社会层面的特征，而较少涉及到难以直观地感知到的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对现代社会的可感知特征的理解与把握，这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这两种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差异还是要多于其相似之处。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尽管涉及到了中西文明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也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但由于缺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中国学者在当时语境中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关于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论断，往往显得十分片面和抽象。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刻意涉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但由于西方人已经生活在一种现代文化场域当中，因而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往往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隐含在其现代化理论当中。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涉及到一些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所没有涉及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
其一，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面临着反对封建势力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的紧迫任务。
其二，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正趋于全面崩溃，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也已充分暴露，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题域当中又包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本上还是采取十分落后的自然经济形式，独立的民族工业几乎还是空白，没有工业的支持，农业生产技术自然也就十分落后。因此，对当时中国来讲，到底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到底是优先发展农业还是优先发展工业，以及中国能不能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也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主题紧密相关。①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
有的学者往往将“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使用，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
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一意义上的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5]其次是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5](16)布莱克曾就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指出：“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6]
上述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解属于英、美理论传统，它更多地具有经验概括的特征，较少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来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而在德、法等大陆理论传统中，人们则更倾向于从哲学、文化和心理等层面来把握现代性。黑格尔将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揭示为“主观自由原则”；韦伯则从合理化的角度探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理想方案，它源自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并在启蒙运动中得到明确表述，其核心就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平等的价值理想；同时，这几位思想家也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在现代社会中的根本性变迁；而波德莱尔等先锋派艺术家则更多地从个体主观体验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都可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但就其区别而言，“现代化”概念更侧重于现代社会的外在可感要素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因而更强调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转型与建构；而“现代性”概念则更侧重于现代社会的内在文化特性以及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因而更强调人们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变迁与型塑。
澄清“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语境中原有的现代化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理论近几十年在中国蓬勃兴起的内在原因，以及更好地把握从“现代化”到“现代性”这一理论嬗变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殊历史境遇的产物，它所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以及轻重缓急的顺序，都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内在发展趋势和需要，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随着实际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不断推进，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性结构、精神气质、生存感受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已开始作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日益凸显出来，原有的现代化理论由于相对忽视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深远影响，或者由于其关于文化—心理层面因素的论断过于片面和抽象，已越来越不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求相适应。
具体而言，中国语境中原有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对文化—心理层面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复杂机制缺乏辩证的把握，其论断往往显得片面、抽象。对于有几千年文明传承并一直作为东亚文明之传播中心的中国来讲，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其所作出的回应首先是文化层面的回应，且这一回应始终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主题之一。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的强势文明，一方面，“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中国本位论”等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观点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潮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则有“五四”运动的激进文化主张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极端虚无主义态度。这两种极端相反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对文化的抽象理解。这种抽象理解，使得前一种站在辩护、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之立场上的思潮忽视了西方现代文明与其文化特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试图将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从其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并嫁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上；使得后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立场的思潮忽视了文化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在人的心性塑造方面的深远影响，从而试图以彻底斩断传统的方式来重塑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全新文化形态。
第二，由于关于文化—心理层面的这种抽象论断难以在短期内对现实的社会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人们转而关注器物、技术、制度等可感知层面的因素，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深远影响反而又被相对地忽视了。这一点可以在张素民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张素民认为：“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1]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也仍然偏重于技术层面，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则只是在制度层面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开始对现代化建设显现出某种阻碍作用时才被提上日程。 第三，由于缺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感受到的生存困境没有在原有现代化理论当中得到相应的重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长期浸淫于某种传统生活方式而对之产生了习惯性依赖，同时又缺乏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切身感受，他们往往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持排斥态度，从而先入为主地将目光聚焦于它阴暗的和不足的一面。而另有一部分人则痛感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他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体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优越性的一面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阴暗性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两种人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缺乏真切的感受与理解，也就不能真正地把握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蓬勃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的反思与超越，它要么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的研究，要么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没有涉及到的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并且有些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独特问题，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所未能涉及到的。
三、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基本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人们不再只是主观地想象或猜测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化与器物、技术以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之间的关联，而是切身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人们既感受到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对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强大的培育和型塑力量，也感受到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对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哈贝马斯将现代性区分为“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两个层面，[2](3-4)我们也可据此将器物、技术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看作是“社会现代化”，而将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培育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型塑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而在中国语境中，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则更为复杂。
就社会现代化对文化现代性的型塑而言，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表现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加，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精细，社会阶层日益分化、流动，为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也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日益超过了对公平的价值诉求，以个体利益、个体享受以及个体成就为导向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日益替代了传统的以家庭、家族或其他共同体为中心的伦理性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日益工具理性化，人际关系日益外在化和功利化，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个体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竞争和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心智模式日益科学化、世俗化。尽管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心性结构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并非其中所有的因素都有利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有些因素，如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的工具理性化，以及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对社会公平的忽视等等，必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而显现出其阻碍作用。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而言，必须探讨如何培育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现代性以及如何避免或减少与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个体心性结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又不够充分，表现为：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难以得到有效抑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科技研发、制度设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度、法律、道德以及教育等配套建设不够完善。社会现代化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现代性的有效培育。不够富裕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瓦解了人们对公平的信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助长了人们的悲观、失望以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制度、法律的不健全给许多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以可乘之机，也进一步瓦解着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念；社会公平价值的失落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心理扭曲，从而产生不满、怨恨、仇视乃至报复等极端社会心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但在处于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当前现代性理论必须充分地估计到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必须全面、具体地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必须深入探讨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世界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价值理想和社会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其整体有效性，个人主义以及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普遍存在的利益分化、冲突与对抗，这必然导致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如社会失范、意义和价值的失落以及普遍的焦虑与不安情绪。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同样必须面对并予以解答。
就文化现代性对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而言，在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纠缠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现代文明是从其传统文明中孕育出来的自然结果，因而现代文明与其传统文明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断裂”。并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而进一步缓和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甚至“传统”本身也已“现代化”了，或者说“现代”本身也已化为了“传统”。因此，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思想观念层面，西方发达国家都为其现代文明奠定并夯实了基础。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外源性的、异质性的现代文明并非其自身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自然结果，而是外在强力作用下的产物。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与现代文明之间总存在着某种隔膜而难以真正融入现代生活。正因为如此，一种打着“告别现代性”旗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得以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不充分的社会中大行其道。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对现代性的整体抛弃，而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纠偏，它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对现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因此，当“告别现代性”的极端喧嚣过后，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却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但某些仍然受传统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束缚的中国人，却借“告别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旗号，试图回到前现代的社会中去。这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在现代化还不充分的中国社会中却更有市场和更具破坏性。因此，当前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必须努力辨析现代文明中的成果与不足，努力澄清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揭示各种保守主义的虚幻性和危害性。
注释：
① 限于主题和篇幅，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独特内涵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将在另一篇文章当中展开。
参考文献：
[1]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22.
[2]〔德〕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
[3]〔美〕詹姆逊.现代性的幽灵[N].文汇报，2002-08-10.
[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54.
[5]〔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
[6]〔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10.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嬗变；问题迁衍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０25－０6
一、“现代化”主题的凸显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更多地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地位，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到“国粹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然后再到“中国本位论”；另一种思潮则更多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进展到“中体西用论”，再到“中西互补论”，再到“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西互补”这一点上，两种思潮达到了一定阶段上的某种融合，而后又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思潮分别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认识与强调，其各自的发展都表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20、30年代，两种思潮则再次出现合流的趋势，其产物就是“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1]
“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看到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从而意识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冯友兰曾深刻指出，“现代化”概念代替“西化”概念“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22)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在严既澄的文章中出现过“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而柳克述则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而“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一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1](13～14)
中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和理论，而“现代化”概念和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以及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兴起则是在二战之后的50年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2]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3]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化的问题直接地表现在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那些最近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4]
詹姆逊和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两种“现代化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兴起，但它们各自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动因以及由此决定的具体内涵，都各不相同。
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现代文明表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历史目标或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西方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考察现代文明的开端，反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把握现代社会的各种基本特性，描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以及探讨现代文明的各种后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而这些工作恰恰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理论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讲，其首要的历史任务在于向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学习，以摆脱自身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概括出西方现代文明中哪些是先进的和需要学习的，以及探讨如何才能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即探讨如何实现以西方现代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
哈贝马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核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2](233-234)这一“现代化”理论，之所以会在二战后的50年代兴起，其原因在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背离了启蒙运动所设定的理性轨道，这种偏离尤其表现为社会生活片面的工具理性化吞噬了价值领域的合理化，即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实现启蒙运动设定的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价值理想，对这样一种偏离理性轨道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担忧促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新的理解与反思，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解与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现代化”概念，较多涉及到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较为直观地感知到的社会层面的特征，而较少涉及到难以直观地感知到的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对现代社会的可感知特征的理解与把握，这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这两种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差异还是要多于其相似之处。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尽管涉及到了中西文明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也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但由于缺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中国学者在当时语境中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关于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论断，往往显得十分片面和抽象。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刻意涉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但由于西方人已经生活在一种现代文化场域当中，因而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往往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隐含在其现代化理论当中。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涉及到一些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所没有涉及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
其一，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面临着反对封建势力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的紧迫任务。
其二，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正趋于全面崩溃，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也已充分暴露，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题域当中又包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本上还是采取十分落后的自然经济形式，独立的民族工业几乎还是空白，没有工业的支持，农业生产技术自然也就十分落后。因此，对当时中国来讲，到底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到底是优先发展农业还是优先发展工业，以及中国能不能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也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主题紧密相关。①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
有的学者往往将“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使用，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
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一意义上的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5]其次是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5](16)布莱克曾就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指出：“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6]
上述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解属于英、美理论传统，它更多地具有经验概括的特征，较少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来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而在德、法等大陆理论传统中，人们则更倾向于从哲学、文化和心理等层面来把握现代性。黑格尔将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揭示为“主观自由原则”；韦伯则从合理化的角度探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理想方案，它源自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并在启蒙运动中得到明确表述，其核心就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平等的价值理想；同时，这几位思想家也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在现代社会中的根本性变迁；而波德莱尔等先锋派艺术家则更多地从个体主观体验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都可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但就其区别而言，“现代化”概念更侧重于现代社会的外在可感要素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因而更强调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转型与建构；而“现代性”概念则更侧重于现代社会的内在文化特性以及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因而更强调人们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变迁与型塑。
澄清“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语境中原有的现代化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理论近几十年在中国蓬勃兴起的内在原因，以及更好地把握从“现代化”到“现代性”这一理论嬗变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殊历史境遇的产物，它所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以及轻重缓急的顺序，都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内在发展趋势和需要，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随着实际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不断推进，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性结构、精神气质、生存感受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已开始作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日益凸显出来，原有的现代化理论由于相对忽视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深远影响，或者由于其关于文化—心理层面因素的论断过于片面和抽象，已越来越不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求相适应。
具体而言，中国语境中原有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对文化—心理层面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复杂机制缺乏辩证的把握，其论断往往显得片面、抽象。对于有几千年文明传承并一直作为东亚文明之传播中心的中国来讲，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其所作出的回应首先是文化层面的回应，且这一回应始终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主题之一。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的强势文明，一方面，“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中国本位论”等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观点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潮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则有“五四”运动的激进文化主张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极端虚无主义态度。这两种极端相反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对文化的抽象理解。这种抽象理解，使得前一种站在辩护、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之立场上的思潮忽视了西方现代文明与其文化特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试图将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从其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并嫁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上；使得后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立场的思潮忽视了文化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在人的心性塑造方面的深远影响，从而试图以彻底斩断传统的方式来重塑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全新文化形态。
第二，由于关于文化—心理层面的这种抽象论断难以在短期内对现实的社会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人们转而关注器物、技术、制度等可感知层面的因素，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深远影响反而又被相对地忽视了。这一点可以在张素民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张素民认为：“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1]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也仍然偏重于技术层面，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则只是在制度层面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开始对现代化建设显现出某种阻碍作用时才被提上日程。 第三，由于缺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切体验，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感受到的生存困境没有在原有现代化理论当中得到相应的重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长期浸淫于某种传统生活方式而对之产生了习惯性依赖，同时又缺乏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切身感受，他们往往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持排斥态度，从而先入为主地将目光聚焦于它阴暗的和不足的一面。而另有一部分人则痛感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他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体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优越性的一面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阴暗性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两种人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缺乏真切的感受与理解，也就不能真正地把握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蓬勃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的反思与超越，它要么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的研究，要么是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所没有涉及到的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并且有些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独特问题，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所未能涉及到的。
三、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基本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人们不再只是主观地想象或猜测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化与器物、技术以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之间的关联，而是切身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人们既感受到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对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强大的培育和型塑力量，也感受到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对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哈贝马斯将现代性区分为“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两个层面，[2](3-4)我们也可据此将器物、技术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看作是“社会现代化”，而将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培育以及个体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型塑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而在中国语境中，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则更为复杂。
就社会现代化对文化现代性的型塑而言，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表现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加，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精细，社会阶层日益分化、流动，为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也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日益超过了对公平的价值诉求，以个体利益、个体享受以及个体成就为导向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日益替代了传统的以家庭、家族或其他共同体为中心的伦理性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日益工具理性化，人际关系日益外在化和功利化，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个体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竞争和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心智模式日益科学化、世俗化。尽管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心性结构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并非其中所有的因素都有利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有些因素，如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的工具理性化，以及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对社会公平的忽视等等，必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而显现出其阻碍作用。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而言，必须探讨如何培育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现代性以及如何避免或减少与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个体心性结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又不够充分，表现为：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难以得到有效抑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科技研发、制度设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度、法律、道德以及教育等配套建设不够完善。社会现代化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现代性的有效培育。不够富裕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瓦解了人们对公平的信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助长了人们的悲观、失望以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制度、法律的不健全给许多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以可乘之机，也进一步瓦解着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念；社会公平价值的失落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心理扭曲，从而产生不满、怨恨、仇视乃至报复等极端社会心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但在处于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当前现代性理论必须充分地估计到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必须全面、具体地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必须深入探讨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世界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价值理想和社会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其整体有效性，个人主义以及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普遍存在的利益分化、冲突与对抗，这必然导致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如社会失范、意义和价值的失落以及普遍的焦虑与不安情绪。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同样必须面对并予以解答。
就文化现代性对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而言，在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纠缠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现代文明是从其传统文明中孕育出来的自然结果，因而现代文明与其传统文明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断裂”。并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而进一步缓和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甚至“传统”本身也已“现代化”了，或者说“现代”本身也已化为了“传统”。因此，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思想观念层面，西方发达国家都为其现代文明奠定并夯实了基础。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外源性的、异质性的现代文明并非其自身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自然结果，而是外在强力作用下的产物。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与现代文明之间总存在着某种隔膜而难以真正融入现代生活。正因为如此，一种打着“告别现代性”旗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得以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不充分的社会中大行其道。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对现代性的整体抛弃，而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纠偏，它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对现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因此，当“告别现代性”的极端喧嚣过后，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却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但某些仍然受传统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束缚的中国人，却借“告别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旗号，试图回到前现代的社会中去。这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在现代化还不充分的中国社会中却更有市场和更具破坏性。因此，当前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必须努力辨析现代文明中的成果与不足，努力澄清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揭示各种保守主义的虚幻性和危害性。
注释：
① 限于主题和篇幅，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独特内涵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将在另一篇文章当中展开。
参考文献：
[1]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22.
[2]〔德〕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
[3]〔美〕詹姆逊.现代性的幽灵[N].文汇报，2002-08-10.
[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54.
[5]〔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
[6]〔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