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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君主(按：指乾隆皇帝)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经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随时待命，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1754年(乾隆十九年)10月17日，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在寄往法国的信中这样写道。
早在明朝未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欧洲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官里的“西洋巧匠”。但自康熙皇帝晚年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雍正、乾隆时期，一方面实施严厉的禁教措施，另一方面仍允许一些有技艺的传教士留在京城，为其所用。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根据宫廷档案中的谕旨，乾隆皇帝一是令传教士绘制图画，二是令他们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三是令他们制造各类新奇玩意。
钱德明接着写道，能够让乾隆皇帝高兴的有沙如玉神父发明的报时自鸣钟，纪文神父制作的玻璃器皿，杨自新神父制作的能行走百步的自动机械狮子，西澄元神父制作的自动机器人，还有能“提供变化多端、赏心悦目的喷射水柱的来自圣一彼埃尔山谷的著名的机械装置，这些喷射的水柱为由郎世宁神父设计并监工建造的欧洲风格的建筑群起了装饰作用”。
由一幅喷泉画引出的西洋楼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圆明园东侧大规模扩充的长春园挂上了御题匾额，中路和西路的主要景群已基本建成。长春园是为了乾隆皇帝登基满六十年后退位休闲而建，布局与筹划莫不符合他个人的品位和喜好。就在这时，他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
1775年，在北京的一位耶稣会士在寄回法国的信中追述说：
1747年，他(乾隆皇帝)看到一幅喷泉画后便让郎世宁修士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郎世宁)对陛下道，他将立即去各教堂打听。但是皇帝刚走，一个太监就来(对郎世宁)说道，若那个欧洲人能着手建造喷泉，他明天就应将其带进宫来。在宫廷用语中，最后这些话意味着一道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某个(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传教士会误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神父。
17世纪，喷泉在法国和意大利极受欢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进献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赠送的一些画有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日尔曼宫的铜版透视画。乾隆皇帝看的应该是这些画。在康熙前期，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就是欧式建筑，里面的“玩澜亭，两边有小池，左池水上高三四尺，右池水四道，上喷高四五尺。左右另筑小方窖，设机窍，用水四散喷注，以溉竹木” (黄表《远游略》)，已经应用了水法(喷泉)。圆明园本园已经有几座像在“水木明瑟”的喷泉，但还没有像凡尔赛宫喷泉那样大型壮观的。
在乾隆十二年，很有可能是供奉宫廷的传教士，试图以壮观的西式喷泉来讨好乾隆皇帝。当时在北京的有二十几位欧洲传教士，在宫廷如意馆里，画画的有耶稣会郎世宁修士、王致诚修士、艾启蒙神父，在做钟处有耶稣会杨自新修士，并无会制造水法(喷泉)的人，刚来到北京两年的蒋友仁便被郎世宁引见到乾隆皇帝面前。
他呈送的第一个(喷泉)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暇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幢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按：指长春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同上1775年书信)
就这样，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开始建造了，这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到乾隆十六年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喷泉)工程“谐奇趣”；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基本建成东边花园诸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终添建成远瀛观。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郎世宁(Gf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从小喜欢绘画，师从许多著名艺术大师，接受到广泛而又严格的训练。19岁时加入热那亚耶稣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北京，成为一名宫廷画师。他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体，代表当时宫廷的主流画派。乾隆皇帝对绘画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对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与郎世宁的关系尤为密切。
从年近花甲到年逾古稀，在十几年间，整个西洋楼景区不仅主体设计出自郎世宁之手，室内外的装饰也出自他的构思，他还为装饰殿堂楼阁绘制了大量图画，既有西洋油画，也有在平面上表现深远效果的焦点透视画(线画法)。
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法国人。1737年加入耶稣会。精通天文、地理和历法。乾隆十年(1745年)，经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推荐奉召进京。
参与设计建造“西洋楼”的欧洲传教士还有：
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国人。在欧洲就是颇有名气的画家。乾隆三年(1738年)抵京，成为御用画家。擅长画肖像、人物、走兽，画风细致。
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1708—1780)，波西米亚人。乾隆十年(1745年)进入宫廷造办处，从郎世宁学画，很快受到皇帝重视。工人物、走兽、翎毛。
利博明 (Ferdinando—Bonaventure Moggi，1684—1761)，耶稣会修士，意大利人。曾研习绘画、雕塑。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北京地震，耶稣会教堂南堂、东堂均被毁，次年，刚刚到京的利博明作为建筑师设计重建了南堂、东堂。
汤执中(Pierred’Incarville，1706—1757)，耶稣会神父，法国人。乾隆五年(1740年)来华。植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754年“借助其花草、蔬菜的种子进入宫中”，“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按：指长春园西洋楼)装点得更好看” (1757年嘉类思神父书信)。
杨自新(Gilles Thebault，1703—1766)，法国人。入耶稣会前曾为钟表师。乾隆三年(1738年)采华，进入宫廷做钟处制作钟表，兼制作机械玩具。
从天文学家到水力机械师
一位天文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水力机械的安装者和养护者。……当蒋友仁神父为检验其洞察力，或是为放任其想像力并加速其进步而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他已论证、模仿和设想过许多种水力机械了。当时有谁会说他这是预作准备，以便在中国立即做出多种喷泉模型呢?(同上1775年书信)
天主教耶稣会从创立之初就重视文化教育，主张“学术传教”，走精英路线。耶稣会士从整体上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每个成员必须通过不少于十四年的系统训练——不仅学习神学，还要选修各种自然知识。而明清之际来到中国，进而进入宫廷的耶稣会士，更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有学之士。1737年，蒋友仁进入南西(Nancy)的耶稣会院学习。三年后，被批准赴中国传教。巴黎的宗教组织为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看到中国很重视数学和天文学，便请法国科学院院士德利斯勒、德拉卡依、勒莫尼埃等学者专门辅导蒋友仁，他们对蒋友仁很欣赏，相约与他保持通讯联系。
蒋友仁来华是为了传教，却意外地承担起“西洋楼”喷泉的设计任务。在欧洲学习物理时，他曾模拟过各种引水机器。为了教会的生存与发展，蒋友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程中。在督造方面，他一丝不苟，每日必赴工地，亲自指导施工。为使中国工匠了解结构复杂、精巧的机械，他耐心解答所提的各种问题；他按照皇帝和官员的指示不断增改方案和设计图，用自己加工的小模型当众演示；他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尺寸导管的铸造。不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他每天从海淀的住院骑骡到圆明园门口，再步行到西洋楼工地，每天数次往返。他安排工匠们开始工作后，又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去几里甚至十几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等候皇帝。他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白天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又要为工程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
乾隆皇帝对西洋水法充满好奇，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并随时向蒋友仁提问。蒋友仁向皇帝讲解水力学的机理，还亲手制作喷泉、给水控制之类的模型，以便让皇帝挑选实施。
乾隆十二年(1747年)秋末，水压机和“谐奇趣”的第一个喷泉完工。紧接着，其他的水法工程也陆续上马。乾隆十六年(1751年)，西洋楼第一期“谐奇趣”全部完工。
乾隆皇帝的兴致不减，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同上书信)。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初七日，郎世宁画好“谐奇趣”东边“西洋式花园地盘样”，即平面设计图；六月初一日，命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蒋友仁将“西洋水法仪器样”呈览，奉旨：“照样准做”，派从前造过仪器的工匠随他制作。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长春园新建水法竣工，建成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等东侧各景。
长春园中的喷泉是中国园林中的创举，最大者可以与法国凡尔赛王宫和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媲美。乾隆皇帝非常满意，在《观谐奇趣水法》一诗中写道：“连绵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惊潮翻石千夫御，白雨跳珠万斛量。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
第一座西洋楼“谐奇趣”完工后不久，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来华，乾隆皇帝就安排他参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钦使未来之先，万岁对西老爷(在钟房制作钟表的传教士西澄元)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完西洋房子，你们的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里的陈设，都是大西洋来的好东西……后来富公爷带钦差去看西洋房子，很美很好的，照罗玛样子盖的。内里的陈设，都是西洋来的，或照西洋样子做的。富公爷问钦差西洋见过没有，他说有好些没有见过，都是头等的。(《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
铜版画上的水法
西洋楼是一组西式宫殿和喷泉建筑。其主体就是人工喷泉，特点是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特。主要有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
西洋楼水法的景象，可以对照《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来看。这组铜版图共20幅，作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宫廷满族画师伊兰泰起稿，造办处工匠雕版，现存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等处。伊兰泰是郎世宁的学生中较为优秀的一位。另据法国耶稣会神父晁俊秀1786年写给德·拉·图尔的书信说，他奉皇帝之命主持此事，镌刻者为中国人，是郎世宁的学生。
“谐奇趣”是西洋楼中最早建成的一栋，主体为三层。楼南有一大型海棠花形汉白玉喷水池，设有铜鹅、铜羊和西洋翻尾石鱼组成的喷泉，有十四个喷水装置。喷泉中一条翻尾大石鱼从水中跃起，鱼口直向长空，喷出四五丈高的水柱。池中用青紫、浅红、青蓝等色玉石雕刻虾、蟹、水母等海中动物。楼体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弧形欧式花廊，尽头有对称的八角小楼，是演奏中西音乐的地方。
“谐奇趣”北为广场，中央有“水法台”，是一座小型西洋式石雕菊花式喷泉池。
蓄水楼，位于谐奇趣主楼西北，为谐奇趣、黄花阵、水法台各处喷泉供水。楼北有平台三楹，内为养水池。二楼东北角通下方水井，安装轧水机。早年由3头骡子拉动水车往楼上提水，再以铜管下注至各喷泉机关，后因水车轮盘损坏而改由人工提水。
海晏堂为西洋楼中最大的建筑，分前后楼。正门向西。前楼(西楼)坐落于高台之上，正面十一间。门前为平台，平台左右为叠落石跑梯，中央为喷水池。水池两侧共有导水台60个，水纹形泄水沟四道。正门前有西洋式石豹两只，口中吐水，沿阶梯旁导水台泄水沟逐级叠落，注人大池中。大喷水池中有石雕巨蚌，其上为转轮水法，再上有喷水石鱼两只。池中央有喷水台，两旁有石台二座，呈八字展开，上为青铜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喷水像，右侧(南侧)为鼠、虎、龙、马、猴、狗，左侧(北侧)为牛、兔、蛇、羊、鸡、猪。
海晏堂后楼(东楼)即是附近各喷泉群的供水楼。中段平台楼下边是海墁高台，台上是巨大的蓄水池，用锡板焊制而成，俗称“锡海”，一次可蓄水160余立方米。二层东西两端各有蓄水楼一座，楼内各有水井，上安轧水机。东蓄水楼梯下有砖砌地沟，内安铜管，直径三尺，最细者亦有寸余，通往海晏堂、大水法等处喷泉，为其供水。初建时提水机械是蒋友仁设计的“龙尾车”(靠机械原理将水位提高的一种水车)，由14名园户专职“蹬攀”，提水上楼，三四年后就改安辘轳，用大罐打水上楼。
海晏堂南北各有西洋八角喷水池两座。一池内，一铜猴坐假山上，手执雨伞一把，水由伞顶上喷八尺，复落伞上，下流如瀑雨，喷泉名为“猴打伞”。另一池内，有两铜猴在树下捅马蜂窝，手巾托印，水从印中喷出，向 上激树，群蜂飞舞，猴作惊恐状。
海晏堂东，“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景观。北为西洋式石龛，正中有铜雕西洋式狮子头，口中喷水，落入下面的半圆形七层水台，七层水台也屡屡喷水，中央水池为半圆海棠形，左右岸上各有一只翻尾石鱼，池中左右也各有一只石鱼，水自上鱼口中流出，落入下鱼口中，又反射喷入池中。池正中有一铜鹿，由八杈角尖上喷水八道，铜鹿左右各有五只铜猎犬，水由口喷出，射向铜鹿，此喷泉俗称“十犬喷鹿”。水池东西石鱼北侧，又各有一只石翻尾大海猪，口中喷水。大水池前方，东西各有一座十三层方形喷水塔，池底有大喷水管八根，塔身上有小喷水管八十根，水射高六尺；塔顶有铜蒺藜十六角，喷水十六道，落入池中。
观水法坐南朝北，皇帝在这里欣赏大水法，宝座后有西洋式石屏风。每当“大水法”和“海晏堂”两处的喷泉群同时开启时，水声宛如万马奔腾，震耳欲聋。
近年备受关注的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像，皆为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高约50厘米，风格写实，铸工精细，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身躯石雕穿着袍服的造型，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从传教士的书信可以知道，十二生肖喷泉是蒋友仁主持设计的。铜像则被认为是郎世宁主持设计的。但他们两人都不是青铜铸造专家。据法国耶稣会神父韩国英说，郎世宁拙于设计，为西洋楼设计的铁栏杆，实际铸造者是青铜铸造专家杨自新神父。“谐奇趣”的铜鹅、铜羊，海晏堂的十二生肖、铜猴，“大水法”的铜雕狮子头、铜鹿、铜猎犬，以及其他铜像可能是由杨自新制作的。
废弃的水法废弃的事业
海晏堂前的水法建成后没几年，水车轮盘不时损坏，铜管也汲水不及，“糜费时多”，于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遵旨一律改为人力戽水，即改安辘轳，每天雇8名壮工用大罐打水上楼，原来的3匹骡予和14名园户一律被裁汰掉。五十二年，又奉旨仅在每年初次上水时准许雇人打水，其余时间均由园户添打。六十年，遵旨拆卸长春园内海宴堂等三处水车房吸水铜管，共计铜管一万三千八百四十斤，生铁一千一百三十斤，熟铁六千五百五十斤，锡片四十斤。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供奉清官五十年的郎世宁病逝。乾隆皇帝赐予侍郎衔，并赐银三百两以治丧事。1762年，葡萄牙在澳门逮捕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下谕正式解散耶稣会。消息传来，蒋友仁十分震惊和抑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因突发中风病故。
据晁俊秀神父说，蒋友仁去世后，仍有欧洲传教士修整水法工程，但汲水器已不能使用，只能以人力担水。(同上晁俊秀1786年书信)
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制造奇器，以博取皇帝的好感，换取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但就在西洋楼建设的同时，“教难”在全国展开。乾隆皇帝划西洋玩物的追求登峰造极，在他的影响下，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之风。西洋楼水法废弃了，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在内外交困下，郎世宁、蒋友仁的传教事业也废弃了。
1754年(乾隆十九年)10月17日，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在寄往法国的信中这样写道。
早在明朝未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欧洲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官里的“西洋巧匠”。但自康熙皇帝晚年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雍正、乾隆时期，一方面实施严厉的禁教措施，另一方面仍允许一些有技艺的传教士留在京城，为其所用。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根据宫廷档案中的谕旨，乾隆皇帝一是令传教士绘制图画，二是令他们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三是令他们制造各类新奇玩意。
钱德明接着写道，能够让乾隆皇帝高兴的有沙如玉神父发明的报时自鸣钟，纪文神父制作的玻璃器皿，杨自新神父制作的能行走百步的自动机械狮子，西澄元神父制作的自动机器人，还有能“提供变化多端、赏心悦目的喷射水柱的来自圣一彼埃尔山谷的著名的机械装置，这些喷射的水柱为由郎世宁神父设计并监工建造的欧洲风格的建筑群起了装饰作用”。
由一幅喷泉画引出的西洋楼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圆明园东侧大规模扩充的长春园挂上了御题匾额，中路和西路的主要景群已基本建成。长春园是为了乾隆皇帝登基满六十年后退位休闲而建，布局与筹划莫不符合他个人的品位和喜好。就在这时，他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
1775年，在北京的一位耶稣会士在寄回法国的信中追述说：
1747年，他(乾隆皇帝)看到一幅喷泉画后便让郎世宁修士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郎世宁)对陛下道，他将立即去各教堂打听。但是皇帝刚走，一个太监就来(对郎世宁)说道，若那个欧洲人能着手建造喷泉，他明天就应将其带进宫来。在宫廷用语中，最后这些话意味着一道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某个(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传教士会误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神父。
17世纪，喷泉在法国和意大利极受欢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进献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赠送的一些画有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日尔曼宫的铜版透视画。乾隆皇帝看的应该是这些画。在康熙前期，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就是欧式建筑，里面的“玩澜亭，两边有小池，左池水上高三四尺，右池水四道，上喷高四五尺。左右另筑小方窖，设机窍，用水四散喷注，以溉竹木” (黄表《远游略》)，已经应用了水法(喷泉)。圆明园本园已经有几座像在“水木明瑟”的喷泉，但还没有像凡尔赛宫喷泉那样大型壮观的。
在乾隆十二年，很有可能是供奉宫廷的传教士，试图以壮观的西式喷泉来讨好乾隆皇帝。当时在北京的有二十几位欧洲传教士，在宫廷如意馆里，画画的有耶稣会郎世宁修士、王致诚修士、艾启蒙神父，在做钟处有耶稣会杨自新修士，并无会制造水法(喷泉)的人，刚来到北京两年的蒋友仁便被郎世宁引见到乾隆皇帝面前。
他呈送的第一个(喷泉)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暇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幢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按：指长春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同上1775年书信)
就这样，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开始建造了，这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到乾隆十六年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喷泉)工程“谐奇趣”；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基本建成东边花园诸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终添建成远瀛观。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郎世宁(Gf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从小喜欢绘画，师从许多著名艺术大师，接受到广泛而又严格的训练。19岁时加入热那亚耶稣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北京，成为一名宫廷画师。他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体，代表当时宫廷的主流画派。乾隆皇帝对绘画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对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与郎世宁的关系尤为密切。
从年近花甲到年逾古稀，在十几年间，整个西洋楼景区不仅主体设计出自郎世宁之手，室内外的装饰也出自他的构思，他还为装饰殿堂楼阁绘制了大量图画，既有西洋油画，也有在平面上表现深远效果的焦点透视画(线画法)。
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法国人。1737年加入耶稣会。精通天文、地理和历法。乾隆十年(1745年)，经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推荐奉召进京。
参与设计建造“西洋楼”的欧洲传教士还有：
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国人。在欧洲就是颇有名气的画家。乾隆三年(1738年)抵京，成为御用画家。擅长画肖像、人物、走兽，画风细致。
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1708—1780)，波西米亚人。乾隆十年(1745年)进入宫廷造办处，从郎世宁学画，很快受到皇帝重视。工人物、走兽、翎毛。
利博明 (Ferdinando—Bonaventure Moggi，1684—1761)，耶稣会修士，意大利人。曾研习绘画、雕塑。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北京地震，耶稣会教堂南堂、东堂均被毁，次年，刚刚到京的利博明作为建筑师设计重建了南堂、东堂。
汤执中(Pierred’Incarville，1706—1757)，耶稣会神父，法国人。乾隆五年(1740年)来华。植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754年“借助其花草、蔬菜的种子进入宫中”，“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按：指长春园西洋楼)装点得更好看” (1757年嘉类思神父书信)。
杨自新(Gilles Thebault，1703—1766)，法国人。入耶稣会前曾为钟表师。乾隆三年(1738年)采华，进入宫廷做钟处制作钟表，兼制作机械玩具。
从天文学家到水力机械师
一位天文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水力机械的安装者和养护者。……当蒋友仁神父为检验其洞察力，或是为放任其想像力并加速其进步而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他已论证、模仿和设想过许多种水力机械了。当时有谁会说他这是预作准备，以便在中国立即做出多种喷泉模型呢?(同上1775年书信)
天主教耶稣会从创立之初就重视文化教育，主张“学术传教”，走精英路线。耶稣会士从整体上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每个成员必须通过不少于十四年的系统训练——不仅学习神学，还要选修各种自然知识。而明清之际来到中国，进而进入宫廷的耶稣会士，更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有学之士。1737年，蒋友仁进入南西(Nancy)的耶稣会院学习。三年后，被批准赴中国传教。巴黎的宗教组织为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看到中国很重视数学和天文学，便请法国科学院院士德利斯勒、德拉卡依、勒莫尼埃等学者专门辅导蒋友仁，他们对蒋友仁很欣赏，相约与他保持通讯联系。
蒋友仁来华是为了传教，却意外地承担起“西洋楼”喷泉的设计任务。在欧洲学习物理时，他曾模拟过各种引水机器。为了教会的生存与发展，蒋友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程中。在督造方面，他一丝不苟，每日必赴工地，亲自指导施工。为使中国工匠了解结构复杂、精巧的机械，他耐心解答所提的各种问题；他按照皇帝和官员的指示不断增改方案和设计图，用自己加工的小模型当众演示；他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尺寸导管的铸造。不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他每天从海淀的住院骑骡到圆明园门口，再步行到西洋楼工地，每天数次往返。他安排工匠们开始工作后，又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去几里甚至十几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等候皇帝。他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白天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又要为工程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
乾隆皇帝对西洋水法充满好奇，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并随时向蒋友仁提问。蒋友仁向皇帝讲解水力学的机理，还亲手制作喷泉、给水控制之类的模型，以便让皇帝挑选实施。
乾隆十二年(1747年)秋末，水压机和“谐奇趣”的第一个喷泉完工。紧接着，其他的水法工程也陆续上马。乾隆十六年(1751年)，西洋楼第一期“谐奇趣”全部完工。
乾隆皇帝的兴致不减，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同上书信)。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初七日，郎世宁画好“谐奇趣”东边“西洋式花园地盘样”，即平面设计图；六月初一日，命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蒋友仁将“西洋水法仪器样”呈览，奉旨：“照样准做”，派从前造过仪器的工匠随他制作。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长春园新建水法竣工，建成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等东侧各景。
长春园中的喷泉是中国园林中的创举，最大者可以与法国凡尔赛王宫和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媲美。乾隆皇帝非常满意，在《观谐奇趣水法》一诗中写道：“连绵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惊潮翻石千夫御，白雨跳珠万斛量。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
第一座西洋楼“谐奇趣”完工后不久，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来华，乾隆皇帝就安排他参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钦使未来之先，万岁对西老爷(在钟房制作钟表的传教士西澄元)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完西洋房子，你们的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里的陈设，都是大西洋来的好东西……后来富公爷带钦差去看西洋房子，很美很好的，照罗玛样子盖的。内里的陈设，都是西洋来的，或照西洋样子做的。富公爷问钦差西洋见过没有，他说有好些没有见过，都是头等的。(《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
铜版画上的水法
西洋楼是一组西式宫殿和喷泉建筑。其主体就是人工喷泉，特点是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特。主要有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
西洋楼水法的景象，可以对照《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来看。这组铜版图共20幅，作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宫廷满族画师伊兰泰起稿，造办处工匠雕版，现存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等处。伊兰泰是郎世宁的学生中较为优秀的一位。另据法国耶稣会神父晁俊秀1786年写给德·拉·图尔的书信说，他奉皇帝之命主持此事，镌刻者为中国人，是郎世宁的学生。
“谐奇趣”是西洋楼中最早建成的一栋，主体为三层。楼南有一大型海棠花形汉白玉喷水池，设有铜鹅、铜羊和西洋翻尾石鱼组成的喷泉，有十四个喷水装置。喷泉中一条翻尾大石鱼从水中跃起，鱼口直向长空，喷出四五丈高的水柱。池中用青紫、浅红、青蓝等色玉石雕刻虾、蟹、水母等海中动物。楼体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弧形欧式花廊，尽头有对称的八角小楼，是演奏中西音乐的地方。
“谐奇趣”北为广场，中央有“水法台”，是一座小型西洋式石雕菊花式喷泉池。
蓄水楼，位于谐奇趣主楼西北，为谐奇趣、黄花阵、水法台各处喷泉供水。楼北有平台三楹，内为养水池。二楼东北角通下方水井，安装轧水机。早年由3头骡子拉动水车往楼上提水，再以铜管下注至各喷泉机关，后因水车轮盘损坏而改由人工提水。
海晏堂为西洋楼中最大的建筑，分前后楼。正门向西。前楼(西楼)坐落于高台之上，正面十一间。门前为平台，平台左右为叠落石跑梯，中央为喷水池。水池两侧共有导水台60个，水纹形泄水沟四道。正门前有西洋式石豹两只，口中吐水，沿阶梯旁导水台泄水沟逐级叠落，注人大池中。大喷水池中有石雕巨蚌，其上为转轮水法，再上有喷水石鱼两只。池中央有喷水台，两旁有石台二座，呈八字展开，上为青铜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喷水像，右侧(南侧)为鼠、虎、龙、马、猴、狗，左侧(北侧)为牛、兔、蛇、羊、鸡、猪。
海晏堂后楼(东楼)即是附近各喷泉群的供水楼。中段平台楼下边是海墁高台，台上是巨大的蓄水池，用锡板焊制而成，俗称“锡海”，一次可蓄水160余立方米。二层东西两端各有蓄水楼一座，楼内各有水井，上安轧水机。东蓄水楼梯下有砖砌地沟，内安铜管，直径三尺，最细者亦有寸余，通往海晏堂、大水法等处喷泉，为其供水。初建时提水机械是蒋友仁设计的“龙尾车”(靠机械原理将水位提高的一种水车)，由14名园户专职“蹬攀”，提水上楼，三四年后就改安辘轳，用大罐打水上楼。
海晏堂南北各有西洋八角喷水池两座。一池内，一铜猴坐假山上，手执雨伞一把，水由伞顶上喷八尺，复落伞上，下流如瀑雨，喷泉名为“猴打伞”。另一池内，有两铜猴在树下捅马蜂窝，手巾托印，水从印中喷出，向 上激树，群蜂飞舞，猴作惊恐状。
海晏堂东，“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景观。北为西洋式石龛，正中有铜雕西洋式狮子头，口中喷水，落入下面的半圆形七层水台，七层水台也屡屡喷水，中央水池为半圆海棠形，左右岸上各有一只翻尾石鱼，池中左右也各有一只石鱼，水自上鱼口中流出，落入下鱼口中，又反射喷入池中。池正中有一铜鹿，由八杈角尖上喷水八道，铜鹿左右各有五只铜猎犬，水由口喷出，射向铜鹿，此喷泉俗称“十犬喷鹿”。水池东西石鱼北侧，又各有一只石翻尾大海猪，口中喷水。大水池前方，东西各有一座十三层方形喷水塔，池底有大喷水管八根，塔身上有小喷水管八十根，水射高六尺；塔顶有铜蒺藜十六角，喷水十六道，落入池中。
观水法坐南朝北，皇帝在这里欣赏大水法，宝座后有西洋式石屏风。每当“大水法”和“海晏堂”两处的喷泉群同时开启时，水声宛如万马奔腾，震耳欲聋。
近年备受关注的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像，皆为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高约50厘米，风格写实，铸工精细，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身躯石雕穿着袍服的造型，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从传教士的书信可以知道，十二生肖喷泉是蒋友仁主持设计的。铜像则被认为是郎世宁主持设计的。但他们两人都不是青铜铸造专家。据法国耶稣会神父韩国英说，郎世宁拙于设计，为西洋楼设计的铁栏杆，实际铸造者是青铜铸造专家杨自新神父。“谐奇趣”的铜鹅、铜羊，海晏堂的十二生肖、铜猴，“大水法”的铜雕狮子头、铜鹿、铜猎犬，以及其他铜像可能是由杨自新制作的。
废弃的水法废弃的事业
海晏堂前的水法建成后没几年，水车轮盘不时损坏，铜管也汲水不及，“糜费时多”，于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遵旨一律改为人力戽水，即改安辘轳，每天雇8名壮工用大罐打水上楼，原来的3匹骡予和14名园户一律被裁汰掉。五十二年，又奉旨仅在每年初次上水时准许雇人打水，其余时间均由园户添打。六十年，遵旨拆卸长春园内海宴堂等三处水车房吸水铜管，共计铜管一万三千八百四十斤，生铁一千一百三十斤，熟铁六千五百五十斤，锡片四十斤。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供奉清官五十年的郎世宁病逝。乾隆皇帝赐予侍郎衔，并赐银三百两以治丧事。1762年，葡萄牙在澳门逮捕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下谕正式解散耶稣会。消息传来，蒋友仁十分震惊和抑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因突发中风病故。
据晁俊秀神父说，蒋友仁去世后，仍有欧洲传教士修整水法工程，但汲水器已不能使用，只能以人力担水。(同上晁俊秀1786年书信)
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制造奇器，以博取皇帝的好感，换取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但就在西洋楼建设的同时，“教难”在全国展开。乾隆皇帝划西洋玩物的追求登峰造极，在他的影响下，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之风。西洋楼水法废弃了，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在内外交困下，郎世宁、蒋友仁的传教事业也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