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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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一生无媚骨。有段时间，傅雷靠稿费生活，不出书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念其处境，欲出版其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建议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纵然不出书、饿死，亦不向乖亂的时代低头，何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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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一生无媚骨。有段时间，傅雷靠稿费生活，不出书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念其处境，欲出版其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建议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纵然不出书、饿死，亦不向乖亂的时代低头，何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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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早有忠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主张“复归于婴儿”式的无为——即淳朴的心态，安宁纯净，无知无欲。与自然的博大相比，人类的智慧真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就生命的必需而言，世上的物质已经无比奢华，难道还不满足吗？一个“无”字——这是人生的大彻大悟。其積极意义在于约束人的行为，压制人的不当欲望，能够增进人在不利情境下的幸福感，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谁要想约束人类，他就必須先约束自己。
一個正常的头脑，如果长期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必然面临两种结局：一是慢慢退化或妥协，要么刻意适应、逢迎，要么從此沉默寡言；二是不肯妥协，保持清醒，哪怕飞蛾扑火。前者是自我泯灭的过程，后者是生命接受洗礼的过程。 生命如此脆弱，而又何等坚强。所谓“极柔软然后极坚刚”，何谓是与非？何谓对与错？皆由自己选择罢了。
搞艺术的人，不应只局限自己的艺术门类，而应多方借鑒汲取其他艺术形式的优点。否则，就会停滞不前。自己从事印钮雕刻二十余年，制钮两千余方。初以形似为主，继而追求神似，但刻至今日，感覺只局限于印钮领域，难以有新的突破。因此希冀借助于刻竹来增加作品的文人意趣，通过镌刻一些大家的书法、绘画作品，来体会老先生们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笔法与画意。海派书画大家白蕉先生曾说“我有刀如笔，安知笔非刀”，将自
钱理群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一学生来旁听，思维迅捷且与钱老互动积极，课后常与他磋磨学问，更兼意趣相投。某日，学生踌躇开口请求一封推荐信，钱先生感其思维品质过人爽快应允，学生便轻易获得一份足够分量的敲门砖。然荐信一出那学生便再无踪迹，先前无话不谈成了功利的假象，难怪钱老只能感叹：“如今的学生，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 現实世界，追名逐利的路上总是挤满翹首以盼的人群，我游荡在他们的缝隙里，时常茫然
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 17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記本的扉页上。20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村插队，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而在托尔斯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
周作人写过一篇《喝茶》，里面有段文字很有名，常被人引来引去：“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同样是说茶，我却更喜欢周作人《苦茶随笔》里的另外几句话：“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这段
《红楼梦》里有一副名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笔下的“世事”所指者何？“世事”的本质又是什么？为什么说勘破这样的“世事”就是一门大学问？ “世事”与“人情”相对，自然不会是天下大势、国家大事，而只能是一种社交上的应酬技巧。世事虽纷繁如棋，但究其根本，不外乎黑白两色，也即孔夫子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两端。义是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弊的责任，是普天下共倡共守的最大社
爱因斯坦启发周有光 易湘壬 抗战结束，周有光所在的银行派他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何廉是周有光的一位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其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周有光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退休以后，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太适应，但自从我找到了三把金钥匙，退休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第一把钥匙是好人缘。我是一个不甘落伍的老人，即使在退休之后，我也在马不停蹄地追求着新潮，因为我最害怕被淘汰。自从学会玩智能手机，加入微信朋友圈后，每天都在相互“点赞”中，播撒着积极情绪，享受着正能量。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缘还不错时，孤独、焦虑之感就日趋缓解。更重要的是，我在友谊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制定了五条学生培养目标：一是健康的体魄，二是农人的身手，三是科学的大脑，四是艺术的兴趣，五是改造社会的精神。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听完汇报后，微锁眉头，不放心地问：“这五条会不會出毛病啊？” 陶行知說：“前三条不会出毛病，后面两条，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可能会出点毛病。” 部长说：“不能去掉吗？” 陶行知笑道：“一个人五官健全，身体健康，总不能因为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