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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问题的07表征
民生是中国的千年问题。
从秦皇汉武开始，民生问题就一直是中国朝代兴衰的核心。勃兴之间，民生为大。这是中国5000来的历史经验。到了近代，民生问题正式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它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之一。从1978年起，邓小平以“不争论”的姿态把经济和民生放到了中国舞台的最前沿。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可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当中国经济每年以令人瞠目的百分比上升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不稳定性也开始上升了。
房价、教育、医疗、社保，都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人回首一望，先富者确实已经富了起来，但共同富裕却还遥遥无期。贫富差距的拉大使每个人对中国开放的感受大不相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分享改革的成果成为下一步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2006年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已经为住房和医疗问题表示过痛心，而到了今年，当温家宝总理站在“两会”工作报告的讲台上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依然放在他和台下3000名代表的面前。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决定了这个大国的改革路径必须采取效率优先的方法来增加财富总量。这样的路线在30年内确立了这个大国的崛起，使她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税收都有了数十倍的增加。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像一列呼啸前进的列车，由于它的前进速度太快，而搭载的负重又太多——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多地少是一个重大的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在这个前提下，人均资源的分配量在全球范围也是偏低的。同时数千年来的大乱大治循环，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有着相互之间不信任的潜意识存在。加之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宗族信任链条因客观条件被破坏，效率优先的发展国策又使重建民族信任过程被搁置于后，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充斥的是冷漠和淡然的文化，这个曾经温文尔雅的民族至今却因为现代化而陷入了对物质文明的极度崇尚，拜金和缺乏诚信甚至比人均资源偏低还要腐蚀着中国的民族精神。而现在，是到了一个重建温情和信任的时候了。
不要以为谁能逃得过去。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整体。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前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1980年代全民受惠造成的社会稳定为基础的。如果中国社会陷入不稳定，那么受损的是包括富人、利益集团成员和中产阶层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生问题年年谈，而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两会”上，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哪怕像吴敬琏先生这样曾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先驱者“中国经济学的良心”，也因为在春运火车票价问题上的看法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可见民众情绪之大。
财富黑洞和它的虹吸效应
大国崛起，何其壮观。中国作为世界一极，成为与欧美俄日四强并列的强国，是每个中国人都心向往之的时刻。但作为普通民众，恐怕人们在关心中国崛起的同时，还都关心着明天的生活、退休的保障、看病的花费和孩子在哪里上学。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当我们体会着春节回家火车的拥挤、择校费的高昂和承担不起的医药费时，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财富去了哪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新的市场化体制和一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较量和抗衡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市场化体制中孕育的民营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出生、成长，最后由于效率更高、创造财富更多而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有力的取代者。但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垄断行业企业、事业单位里还顽强地存在着。同时政府的强大力量使得少数官员成为一种自我繁殖和衍生的权力所有者，他们把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放到了本来应该为之服务的公共利益之上，成为一种权力的寄生动物。这些垄断企业和腐败官员就像黑洞一样消耗着由于效率提高而带来的民生福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官员外逃就带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产、一个银行职员贪污就带来国有银行上千万甚至数亿的财产损失，而这些财产原来是可以建一个学校，造一座医院甚至更换一种新型的列车的所有花费。
财富的外逃，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损害，它甚至超過了公款吃喝、官员浪费，因为那些花去的钱，最终还是在中国经济的体内循环，而外逃的资金，最后还要变成他国的消费，以国际支付的形式让中国的百姓用劳动来支付！更为严重的是，它们消蚀着民众对制度的信任！
之所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是因为由腐败官员、部分寄生在权钱交易上的民营老板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不仅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由这种财富浪费和外流造成的黑洞是可怕的，一个官员吃掉拿走的，何止是成百上千普通守法公民的福祉，而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如果没有有力手段来保证，将带动更多合法财富的外流。效率优先的策略造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发展30年的成果有相当数量以合法财富的形式留存于民营企业家手中。如果社会出现不稳定现象，这些先富阶层会出现什么情况？数年来，不少民营企业家舍弃自己已经做大的企业而移居海外，很难说不是一种趋势的开始。而如果现在已有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稳定性下降，中国的先富阶层财富外移就会形成趋势。那种情形，对中国来说，将会是无法想象的可怕！
如果社会稳定，中国将迎来一个真正的大国崛起时代，前面就是奥运、世博。中国的魅力届时将让世界侧目；但如果民生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其恶果则是中国重新陷入发展——纷争的轮回。
所以2007年的这次“两会”，会显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了经济两位数增长之时，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花了更多篇幅关心的，却是一个普通人面对的实际问题。很难想象，在2.5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仅一个受民众关注的房价问题，总理就用了千字来阐述。这除了他个人朴实的作风之外，也体现着一个清醒的为政之道。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2007年的中国来说，是如此地重要。此时的稳定，甚至是舍弃一部分速度的稳定，意味着未来更高速的前进，真正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
两难问题的方法论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已经开始轻踩经济的刹车来为民生问题让道了，在2007年的这次“两会”上，中央政府再次对年度的计划发展提出了一个8%的指标，这个低于去年的指标，使我们可以相信中央政府将腾出手来解决迫在眼前的民生问题。飞奔的中国，现在也是该减速来清理一下身上越来越重的负担的时候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两难问题，应该在下一个腾飞期前得到解决。当下的中国，两难问题，粗略一列，就有一大批名单：
就业难，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但却因为户口住房等因素在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源源不断的高校毕业生因为尚处旧体制下的教育无法跟上变化的社会现实而造成结构性的失业，如何调整？
房价贵，一方面住房市场化以后高涨的房价很难用政府的手段压下来，无论是购买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还是获得拆迁安置房，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都是花了大笔的劳动所得买来的。价格下跌对高价买入的投机者是打击，对高价买入的自住者则同样构成打击；但另一方面大城市房价不下跌，创业成本高涨、进入门槛高，年轻一族安居不易，如何解决？
医疗难，一方面医药分家多年提倡却迟迟不见下文，调控药价只是促使药厂不断地改名出新药，部分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建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扯开不易，医患关系紧张；但另一方面，正直的医务人员所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与其收入不相匹配，药厂都说没有利润，药品的特殊性使其安全性必须得到严格审查，怎样协调？
三农问题难，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过低了几十年，为中国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教育学费，把进城农民纳入城市一体化是理所应该之举；但是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升给城市中下阶层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民工工资上涨给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企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如何破解？
全民社保难，一方面人才的全面流动是市场化中国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各地、各种性质的用工决定了完全不同的社保标准，如何统一？
还要加上的是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中国人口老齡化问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技术后备力量不足，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中的每一项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都将是一个潜在的隐患。
罗列这些两难问题，并不是说它们无法解决。相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只要中国社会达成一个共识，认真把这些问题看作中国未来的障碍来认真解决，那么这些都只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小小顽石罢了，这个大国发展的巨潮，将会把它们像推玩具一样地推开。可以看到的是，在三农问题上，中央政府一旦下决心，一个政策加上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就形成了一个让数亿农民受惠的免除农业税的政策。再比如说，在全民社保中的一个细节问题：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的社保流动问题，其实只要一张全国统一的社保卡，就会使流动于各大城市的数以百万计年轻白领们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退休保障，如果相关部门真正为民所急的话，此事又有何难呢？
当然，现在人们无法对这些具体问题一一作出明确回答。可以相信，所有的这些两难问题会在“两会”这个人民与政府交流的平台上，在所有专家的帮助下得到最终的解决。
公共型政府和中国的光明未来
有一个企业家这样比方过他的互联网企业，他希望他的企业像一个国家，只要服务器在不停运转，他的用户就会像企业不停地向政府纳税一样不停地把交钱给企业。其实反过来想一想，政府不也像一个企业吗？它向纳税人收取税收，而提供的产品是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好坏，反映了一个政府效率的优劣、人员素质的高下。而在不少地方，像建桥造路这样的公共福利事业，现在却反倒由向政府正常纳税的民营企业家在承担。如果从正面去看，可能我们会赞美企业家造福乡里，但从另一方面想一想：这是不是也说明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已经赶不上本地的发展了呢？
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话题，没有一个宏观的数据。可是我们已经听多了这样的街谈巷议：一座大楼、一条道路背后，就会造成一批百万甚至千万富翁。这种议论的背后，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危险所在。
公众的这种心理，其实在最高领导层也存在。媒体关注到，近年来国家领导人视察基层时，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突访。打乱基层政府的事前安排，改变路线到普通百姓家里访问。而这背后潜伏的，就是对所谓的“安排”的不信任。而正是从这种不信任中，中国的普通公众，建立了对最高层的信任。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一个政府执行力的概念。是的，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者，政府首先是要反省自己的执行力了。只有超越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一个公共的和服务型的政府才能被打造。而只有政府带头约束自己，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公共福利谋取者，中国的两难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从“两会”前处理一大批腐败高官、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对政府廉政建设的强硬表态中，人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中国站在一个真正崛起的时候，一个根除千年来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乱循环而进入一个民主、现代化、起点公平之共同富裕的门槛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对中国的未来，也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
民生是中国的千年问题。
从秦皇汉武开始，民生问题就一直是中国朝代兴衰的核心。勃兴之间，民生为大。这是中国5000来的历史经验。到了近代，民生问题正式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它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之一。从1978年起，邓小平以“不争论”的姿态把经济和民生放到了中国舞台的最前沿。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可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当中国经济每年以令人瞠目的百分比上升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不稳定性也开始上升了。
房价、教育、医疗、社保，都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人回首一望，先富者确实已经富了起来，但共同富裕却还遥遥无期。贫富差距的拉大使每个人对中国开放的感受大不相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分享改革的成果成为下一步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2006年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已经为住房和医疗问题表示过痛心，而到了今年，当温家宝总理站在“两会”工作报告的讲台上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依然放在他和台下3000名代表的面前。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决定了这个大国的改革路径必须采取效率优先的方法来增加财富总量。这样的路线在30年内确立了这个大国的崛起，使她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税收都有了数十倍的增加。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像一列呼啸前进的列车，由于它的前进速度太快，而搭载的负重又太多——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多地少是一个重大的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在这个前提下，人均资源的分配量在全球范围也是偏低的。同时数千年来的大乱大治循环，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有着相互之间不信任的潜意识存在。加之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宗族信任链条因客观条件被破坏，效率优先的发展国策又使重建民族信任过程被搁置于后，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充斥的是冷漠和淡然的文化，这个曾经温文尔雅的民族至今却因为现代化而陷入了对物质文明的极度崇尚，拜金和缺乏诚信甚至比人均资源偏低还要腐蚀着中国的民族精神。而现在，是到了一个重建温情和信任的时候了。
不要以为谁能逃得过去。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整体。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前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1980年代全民受惠造成的社会稳定为基础的。如果中国社会陷入不稳定，那么受损的是包括富人、利益集团成员和中产阶层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生问题年年谈，而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两会”上，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哪怕像吴敬琏先生这样曾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先驱者“中国经济学的良心”，也因为在春运火车票价问题上的看法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可见民众情绪之大。
财富黑洞和它的虹吸效应
大国崛起，何其壮观。中国作为世界一极，成为与欧美俄日四强并列的强国，是每个中国人都心向往之的时刻。但作为普通民众，恐怕人们在关心中国崛起的同时，还都关心着明天的生活、退休的保障、看病的花费和孩子在哪里上学。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当我们体会着春节回家火车的拥挤、择校费的高昂和承担不起的医药费时，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财富去了哪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新的市场化体制和一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较量和抗衡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市场化体制中孕育的民营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出生、成长，最后由于效率更高、创造财富更多而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有力的取代者。但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垄断行业企业、事业单位里还顽强地存在着。同时政府的强大力量使得少数官员成为一种自我繁殖和衍生的权力所有者，他们把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放到了本来应该为之服务的公共利益之上，成为一种权力的寄生动物。这些垄断企业和腐败官员就像黑洞一样消耗着由于效率提高而带来的民生福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官员外逃就带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产、一个银行职员贪污就带来国有银行上千万甚至数亿的财产损失，而这些财产原来是可以建一个学校，造一座医院甚至更换一种新型的列车的所有花费。
财富的外逃，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损害，它甚至超過了公款吃喝、官员浪费，因为那些花去的钱，最终还是在中国经济的体内循环，而外逃的资金，最后还要变成他国的消费，以国际支付的形式让中国的百姓用劳动来支付！更为严重的是，它们消蚀着民众对制度的信任！
之所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是因为由腐败官员、部分寄生在权钱交易上的民营老板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不仅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由这种财富浪费和外流造成的黑洞是可怕的，一个官员吃掉拿走的，何止是成百上千普通守法公民的福祉，而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如果没有有力手段来保证，将带动更多合法财富的外流。效率优先的策略造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发展30年的成果有相当数量以合法财富的形式留存于民营企业家手中。如果社会出现不稳定现象，这些先富阶层会出现什么情况？数年来，不少民营企业家舍弃自己已经做大的企业而移居海外，很难说不是一种趋势的开始。而如果现在已有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稳定性下降，中国的先富阶层财富外移就会形成趋势。那种情形，对中国来说，将会是无法想象的可怕！
如果社会稳定，中国将迎来一个真正的大国崛起时代，前面就是奥运、世博。中国的魅力届时将让世界侧目；但如果民生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其恶果则是中国重新陷入发展——纷争的轮回。
所以2007年的这次“两会”，会显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了经济两位数增长之时，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花了更多篇幅关心的，却是一个普通人面对的实际问题。很难想象，在2.5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仅一个受民众关注的房价问题，总理就用了千字来阐述。这除了他个人朴实的作风之外，也体现着一个清醒的为政之道。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2007年的中国来说，是如此地重要。此时的稳定，甚至是舍弃一部分速度的稳定，意味着未来更高速的前进，真正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
两难问题的方法论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已经开始轻踩经济的刹车来为民生问题让道了，在2007年的这次“两会”上，中央政府再次对年度的计划发展提出了一个8%的指标，这个低于去年的指标，使我们可以相信中央政府将腾出手来解决迫在眼前的民生问题。飞奔的中国，现在也是该减速来清理一下身上越来越重的负担的时候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两难问题，应该在下一个腾飞期前得到解决。当下的中国，两难问题，粗略一列，就有一大批名单：
就业难，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但却因为户口住房等因素在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源源不断的高校毕业生因为尚处旧体制下的教育无法跟上变化的社会现实而造成结构性的失业，如何调整？
房价贵，一方面住房市场化以后高涨的房价很难用政府的手段压下来，无论是购买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还是获得拆迁安置房，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都是花了大笔的劳动所得买来的。价格下跌对高价买入的投机者是打击，对高价买入的自住者则同样构成打击；但另一方面大城市房价不下跌，创业成本高涨、进入门槛高，年轻一族安居不易，如何解决？
医疗难，一方面医药分家多年提倡却迟迟不见下文，调控药价只是促使药厂不断地改名出新药，部分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建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扯开不易，医患关系紧张；但另一方面，正直的医务人员所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与其收入不相匹配，药厂都说没有利润，药品的特殊性使其安全性必须得到严格审查，怎样协调？
三农问题难，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过低了几十年，为中国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教育学费，把进城农民纳入城市一体化是理所应该之举；但是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升给城市中下阶层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民工工资上涨给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企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如何破解？
全民社保难，一方面人才的全面流动是市场化中国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各地、各种性质的用工决定了完全不同的社保标准，如何统一？
还要加上的是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中国人口老齡化问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技术后备力量不足，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中的每一项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都将是一个潜在的隐患。
罗列这些两难问题，并不是说它们无法解决。相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只要中国社会达成一个共识，认真把这些问题看作中国未来的障碍来认真解决，那么这些都只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小小顽石罢了，这个大国发展的巨潮，将会把它们像推玩具一样地推开。可以看到的是，在三农问题上，中央政府一旦下决心，一个政策加上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就形成了一个让数亿农民受惠的免除农业税的政策。再比如说，在全民社保中的一个细节问题：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的社保流动问题，其实只要一张全国统一的社保卡，就会使流动于各大城市的数以百万计年轻白领们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退休保障，如果相关部门真正为民所急的话，此事又有何难呢？
当然，现在人们无法对这些具体问题一一作出明确回答。可以相信，所有的这些两难问题会在“两会”这个人民与政府交流的平台上，在所有专家的帮助下得到最终的解决。
公共型政府和中国的光明未来
有一个企业家这样比方过他的互联网企业，他希望他的企业像一个国家，只要服务器在不停运转，他的用户就会像企业不停地向政府纳税一样不停地把交钱给企业。其实反过来想一想，政府不也像一个企业吗？它向纳税人收取税收，而提供的产品是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好坏，反映了一个政府效率的优劣、人员素质的高下。而在不少地方，像建桥造路这样的公共福利事业，现在却反倒由向政府正常纳税的民营企业家在承担。如果从正面去看，可能我们会赞美企业家造福乡里，但从另一方面想一想：这是不是也说明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已经赶不上本地的发展了呢？
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话题，没有一个宏观的数据。可是我们已经听多了这样的街谈巷议：一座大楼、一条道路背后，就会造成一批百万甚至千万富翁。这种议论的背后，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危险所在。
公众的这种心理，其实在最高领导层也存在。媒体关注到，近年来国家领导人视察基层时，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突访。打乱基层政府的事前安排，改变路线到普通百姓家里访问。而这背后潜伏的，就是对所谓的“安排”的不信任。而正是从这种不信任中，中国的普通公众，建立了对最高层的信任。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一个政府执行力的概念。是的，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者，政府首先是要反省自己的执行力了。只有超越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一个公共的和服务型的政府才能被打造。而只有政府带头约束自己，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公共福利谋取者，中国的两难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从“两会”前处理一大批腐败高官、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对政府廉政建设的强硬表态中，人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中国站在一个真正崛起的时候，一个根除千年来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乱循环而进入一个民主、现代化、起点公平之共同富裕的门槛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对中国的未来，也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