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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便宜”幻想,打破历史循环,致力全面改革,方是正路
农历春节假期刚过,新华社就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这是从2004年起,连续第六个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11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足见在中国改革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之重、之难。
今年“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较往年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已陷入一场既深且广的衰退之中。在工业化国家“去杠杆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和亚洲国家依靠外需形成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在中国国内,短期经济维稳需要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压力相叠加,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困难相缠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力量相交汇。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也因之面临新的挑战。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中何者为重?这个多年来在政策面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年其实有了明确的答案:既然广大农村是未来中国内需增长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农村消费蕴含无穷潜力,则农民问题成为“三农”问题之首已是必然的政策取向,农村政策的新思维需要实现从重生产向重民生的转变。
以时点收入情况看,农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人均收入三分之一,农村消费水平也仅为城镇消费水平三分之一。从纵向看,城乡收入与消费支出存在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发轫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平均为2.5∶1。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变为3.58∶1,显示出农村收入和消费相对比例下降之势。这既是城乡差距的写照,也是中国经济分配不平等的体现。显然,提高农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迫在眉睫,缩小城乡差距任务尤为艰巨。农村改革成败与否,直接关乎农民最终能否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使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为此,一系列关键领域制度变革和创新应当提上日程:
首先当是放开价格。长期以来,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管制政策,对农产品贸易实施干预政策,剥夺了农民充分享受价格上涨好处的权利。尽管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补贴再巨也难以解决数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题。结果,在粮食连续增收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幅依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
其次是放开户籍管制。减少农民数量,允许愿意并有能力成为新市民的农民进城,既可以加快城市化步伐,也可以增加农村人均要素拥有量,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民人均收入。面对目前农民工失业的严峻考验,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令其“扎根”在农村或“离土不离乡”,以换取城市的社会稳定。实质上,这是将农民工简单作为稳定经济的“蓄水池”。失业的农民工返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却使农民工承担了经济放慢的苦果,民生问题不进反退。
第三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政府应该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树立其在土地交易、征用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收益权,避免地方政府借用流转制度剥夺农民的土地。不仅应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也应保障自愿放弃土地进城的农民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主张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面对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目的“强迫流转”的现实,这些主张可谓有的之矢。
第四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要建立适当的农民养老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属于二次分配,应当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投入的力度,以部分消除一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在连续出台五个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之后,“一号文件”转换了主题。主持其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领袖人物杜润生老人后来解释说:“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杜老的话意味深长。中国农村改革归根结底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求出路,而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三农”不再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丢掉“便宜”幻想,打破历史循环,致力全面改革,方是正路。以农民为首、以民生为重看“三农”,不在疏财而在制度变革,不在局部而在全局运作,意义正在此。■
(本文刊于02月16日出版的2009年第4期《财经》杂志)
农历春节假期刚过,新华社就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这是从2004年起,连续第六个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11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足见在中国改革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之重、之难。
今年“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较往年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已陷入一场既深且广的衰退之中。在工业化国家“去杠杆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和亚洲国家依靠外需形成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在中国国内,短期经济维稳需要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压力相叠加,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困难相缠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力量相交汇。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也因之面临新的挑战。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中何者为重?这个多年来在政策面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年其实有了明确的答案:既然广大农村是未来中国内需增长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农村消费蕴含无穷潜力,则农民问题成为“三农”问题之首已是必然的政策取向,农村政策的新思维需要实现从重生产向重民生的转变。
以时点收入情况看,农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人均收入三分之一,农村消费水平也仅为城镇消费水平三分之一。从纵向看,城乡收入与消费支出存在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发轫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平均为2.5∶1。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变为3.58∶1,显示出农村收入和消费相对比例下降之势。这既是城乡差距的写照,也是中国经济分配不平等的体现。显然,提高农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迫在眉睫,缩小城乡差距任务尤为艰巨。农村改革成败与否,直接关乎农民最终能否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使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为此,一系列关键领域制度变革和创新应当提上日程:
首先当是放开价格。长期以来,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管制政策,对农产品贸易实施干预政策,剥夺了农民充分享受价格上涨好处的权利。尽管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补贴再巨也难以解决数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题。结果,在粮食连续增收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幅依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
其次是放开户籍管制。减少农民数量,允许愿意并有能力成为新市民的农民进城,既可以加快城市化步伐,也可以增加农村人均要素拥有量,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民人均收入。面对目前农民工失业的严峻考验,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令其“扎根”在农村或“离土不离乡”,以换取城市的社会稳定。实质上,这是将农民工简单作为稳定经济的“蓄水池”。失业的农民工返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却使农民工承担了经济放慢的苦果,民生问题不进反退。
第三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政府应该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树立其在土地交易、征用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收益权,避免地方政府借用流转制度剥夺农民的土地。不仅应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也应保障自愿放弃土地进城的农民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主张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面对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目的“强迫流转”的现实,这些主张可谓有的之矢。
第四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要建立适当的农民养老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属于二次分配,应当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投入的力度,以部分消除一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在连续出台五个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之后,“一号文件”转换了主题。主持其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领袖人物杜润生老人后来解释说:“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杜老的话意味深长。中国农村改革归根结底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求出路,而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三农”不再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丢掉“便宜”幻想,打破历史循环,致力全面改革,方是正路。以农民为首、以民生为重看“三农”,不在疏财而在制度变革,不在局部而在全局运作,意义正在此。■
(本文刊于02月16日出版的2009年第4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