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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利用由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2007—2010年全球性别差异指数报告（GGGI）的相关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在收入维度的性别差异表现，并从宏观角度对可能影响收入性别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假设和验证。研究结论认为：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人均GDP、妇女平均结婚年龄和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等都是显著的影响变量；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说，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是共同的影响因素。因此，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缩小收入的性别差异。
〔关键词〕收入性别差异；随机效应模型；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8406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基于性别的歧视使国家更容易出现贫困、增长减缓、管理不力和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与此相反，性别平等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 [1]，因而关于性别平等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多项关于性别差异的测度研究，包括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别权利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社会制度指数（Social Institutions Indicator）及性别差异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GGI）。性别发展指数的构造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根据健康（用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用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来衡量）和收入水平共三大类来测度，该指数共覆盖了大约140个国家。性别权利指数主要从政治赋权的角度来衡量性别平等，通过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妇女职业升迁机会（主要通过妇女在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经理中的比重来反映）和收入能力来测度，该指数共覆盖80个国家。社会制度指数则根据OECD相关的性别、制度和发展数据库来测度。该指数利用数据库中的家庭法律、身体健全、公民自由和产权等信息来构造，共覆盖162个国家。
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起了第一次性别差异研究，2006年出版了全球性别差异报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2]，报告了115个国家的性别差异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并给予排序。同时也给出了各个国家的基本信息，包括人均GDP、妇女结婚年龄和生育情况等信息。这115个国家包括了全球90%以上的人口，因而可以说这个报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之后2007—2010年每年都出版性别差异报告。2010年的研究覆盖了近200个国家，由于有些国家的数据缺失较多，
14个指标中最少要求有12个指标才能进入最终性别差异指数的报告。最终报告了134个国家的性别差异指数。
上述这些研究多是从综合的角度来构造全面反映性别平等的指数，本文则只侧重于研究收入的性别差异这一个维度，通过解读GGGI数据，了解全球的收入差异程度及其变化，进而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其影响因素，这是不同于现有研究的。现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微观角度来分析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收入性别差异，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经典的Oaxaca分解方法，该方法将收入的性别差异分解为禀赋差异及歧视，分解基础是微观的人力资本、行业和职业等变量[3]。即便是研究多个国家收入性别差异的文献也都是利用各国的微观数据从微观角度来解释，如Blau和Kahn[4]研究了22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基于微观角度来展开分析，而从宏观角度来解释收入性别差异的文献就笔者所知几乎没有。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相关假设，利用2007—2010年的多国GGGI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并期待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二、GGGI数据解读
与性别发展指数、性别权利指数和社会制度指数相比，GGGI是一个更综合全面的指数，它包括了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教育、健康和政治权利四个维度共14个具体指标来全面刻画男女两性的差异，如表1所示。所有指标都转化为女性与男性之比，除了出生性别比和预期寿命比两个指标之外，
出生性别比指标的男女平等确定为094，预期寿命指标的男女平等确定为106。其他指标都将1确定为男女完全平等，0确定为男女完全不平等。指数的构造依据多指标综合的方法，然后再根据权重进行加权，权重则依据方差大小来确定，从全球角度来看，方差小的话给予较大权重，方差大的话给予较小权重，如在衡量教育的平等性时，小学入学情况的方差比大学入学情况的方差小，因此给予前者较大的权重。最终的性别差异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男女越平等；越接近于0，表明男女越不平等。从全球综合情况来看，2010年在健康和教育维度方面的性别差异最小，次之是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方面，在政治权利维度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最大。
作为反映男女在参与经济活动、获取各种收入方面的差异，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子指数（下文简称经济指数）由五个具体的指标加权得到，即劳动参与率、工资、收入、管理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等五个指标的女性占男性之比，由各个指标的方差计算得到权重加权而成。经济指数接近于0，表明在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方面，女性与男性之间有较大的差距；越接近于1，表明两性的差距越小。
工资的性别差异与收入的性别差异是经济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报告显示在经济指数这个子指数构造中二者的权重分别达到031和022。这两个指标的性别差异均由女性所得占男性所得之比表示。二者越接近，得到的比值越接近于1，表明差距越小。总体来看，在2010年报告的134个国家中，工资差异指数最高为085（莱索托，非洲的一个国家），最低为044（法国），平均数为066。收入差异指数最高为1（挪威），最低为016（沙特阿拉伯）。相比之下，收入的性别差异离散程度更大，标准差为017，如表2所示。全球平均来看女性所得不及男性的70%，几乎所有国家在工资及收入方面均没有达到完全的平等。由于收入的概念不等同于工资，因而二者的表现往往差异很大。如果计算两者的排序之差，发现排序差异最大的是埃及，工资的性别差异在134个国家中排在第3位，而收入的性别差异排在124位，两个指标的排序之差为121。 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见发达国家两组进行区分。
发达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瑞士、瑞典、意大利、土耳其、奥地利、芬兰、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挪威、英国、日本、冰岛、斯洛伐克、荷兰、卢森堡、捷克、墨西哥、美国和匈牙利23个国家。直观来看，发达国家平均的收入性别差异比欠发达国家小，平均的收入差异指数分别为061和053。两组国家的Hausman检验也显示均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期之间的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而默认的普通标准差计算方法假设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的，普通标准差的估计并不准确，因而我们报告了聚类稳健标准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四、结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是影响两性收入差异的一个显著变量，并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两性的收入差异在缩小。无论在所有国家的模型中，还是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型中，该变量均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这与前面的假设基本吻合。此外，在三类模型中均显著的变量还包括政治领域的平等性变量，但在发达国家模型中变量的符号与在其他模型中相反。在发达国家，政治领域的平等性与两性收入的平等性之间是正向关系，说明在发达国家追求政治平等性能够带来经济领域的平等性，而在其他模型中则相反。这也可以理解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法律更严格，政治领域的平等程度能够实质性地促进和保证经济领域的平等性，而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平等性对经济领域的平等性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在发达国家模型中，妇女平均结婚年龄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同时其正的系数表明结婚越晚，越有利于两性获得平等的收入。这一点与前面所提的假设一致。而在欠发达国家模型中妇女平均生育率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但是系数的符号不支持前面的假设。说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必然存在妇女生育多，则与男性所得的差距就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男女两性收入的平等性，这不仅与男女两性本身的差异有关，可能还与一国的文化、体制和信仰等因素有关。男女两性的收入所得还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女性要取得与男性相同的待遇还需要继续努力。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给女性更多的经济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缩小两性之间的差异，必将对社会的老年化、代际的健康成长和受教育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性别在各方面平等的重要基石，这样才能为改善政治平等性、改善女性在结婚与生育方面的状况创造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尤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改善两性收入的平等性来说尤其重要。据已有研究，缩小两性之间的就业差距曾经是过去十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曾指出，在亚太地区限制妇女的工作机会会导致该地区每年的经济损失达420—460亿美元。因此，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是改善两性在收入方面平等性的重要渠道。当然，在有些国家，受文化和制度因素影响，建设现代合理的制度可能更为迫切。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 China Country Gender Review[EB/OL]http：//wwwgenderactionorg/images/Zuckerman_CHINA_CGRpdf
[2]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EB/OL]http：//wwwweforumorg/issues/global-gender-gap
[3]Oaxaca， R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693-709
[4]Blau，FD，Kahn，LM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Pay Gap [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3， 21（1）： 106-144
[5]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Gustafsson，B，Li，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0，13（2）： 305-329
[7]Mincer，JA 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8]Oaxaca，RL， Ransom，MR On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Wage Differentials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4，61（1）： 5-21
[9]Meng，X， Zhang，J， Liu，P 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0， 13（2）： 331-352
[10]Meng， X Male-Female Wage Determination and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J]Labour Economics，1998，5（1）： 67-89
[11]Zhang， LQ， Dong， XY Male-Female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 [J]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 16（1）： 85-112
（责任编辑：孙艳）
〔关键词〕收入性别差异；随机效应模型；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8406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基于性别的歧视使国家更容易出现贫困、增长减缓、管理不力和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与此相反，性别平等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 [1]，因而关于性别平等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多项关于性别差异的测度研究，包括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别权利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社会制度指数（Social Institutions Indicator）及性别差异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GGI）。性别发展指数的构造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根据健康（用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用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来衡量）和收入水平共三大类来测度，该指数共覆盖了大约140个国家。性别权利指数主要从政治赋权的角度来衡量性别平等，通过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妇女职业升迁机会（主要通过妇女在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经理中的比重来反映）和收入能力来测度，该指数共覆盖80个国家。社会制度指数则根据OECD相关的性别、制度和发展数据库来测度。该指数利用数据库中的家庭法律、身体健全、公民自由和产权等信息来构造，共覆盖162个国家。
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起了第一次性别差异研究，2006年出版了全球性别差异报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2]，报告了115个国家的性别差异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并给予排序。同时也给出了各个国家的基本信息，包括人均GDP、妇女结婚年龄和生育情况等信息。这115个国家包括了全球90%以上的人口，因而可以说这个报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之后2007—2010年每年都出版性别差异报告。2010年的研究覆盖了近200个国家，由于有些国家的数据缺失较多，
14个指标中最少要求有12个指标才能进入最终性别差异指数的报告。最终报告了134个国家的性别差异指数。
上述这些研究多是从综合的角度来构造全面反映性别平等的指数，本文则只侧重于研究收入的性别差异这一个维度，通过解读GGGI数据，了解全球的收入差异程度及其变化，进而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其影响因素，这是不同于现有研究的。现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微观角度来分析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收入性别差异，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经典的Oaxaca分解方法，该方法将收入的性别差异分解为禀赋差异及歧视，分解基础是微观的人力资本、行业和职业等变量[3]。即便是研究多个国家收入性别差异的文献也都是利用各国的微观数据从微观角度来解释，如Blau和Kahn[4]研究了22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基于微观角度来展开分析，而从宏观角度来解释收入性别差异的文献就笔者所知几乎没有。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相关假设，利用2007—2010年的多国GGGI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并期待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二、GGGI数据解读
与性别发展指数、性别权利指数和社会制度指数相比，GGGI是一个更综合全面的指数，它包括了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教育、健康和政治权利四个维度共14个具体指标来全面刻画男女两性的差异，如表1所示。所有指标都转化为女性与男性之比，除了出生性别比和预期寿命比两个指标之外，
出生性别比指标的男女平等确定为094，预期寿命指标的男女平等确定为106。其他指标都将1确定为男女完全平等，0确定为男女完全不平等。指数的构造依据多指标综合的方法，然后再根据权重进行加权，权重则依据方差大小来确定，从全球角度来看，方差小的话给予较大权重，方差大的话给予较小权重，如在衡量教育的平等性时，小学入学情况的方差比大学入学情况的方差小，因此给予前者较大的权重。最终的性别差异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男女越平等；越接近于0，表明男女越不平等。从全球综合情况来看，2010年在健康和教育维度方面的性别差异最小，次之是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方面，在政治权利维度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最大。
作为反映男女在参与经济活动、获取各种收入方面的差异，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子指数（下文简称经济指数）由五个具体的指标加权得到，即劳动参与率、工资、收入、管理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等五个指标的女性占男性之比，由各个指标的方差计算得到权重加权而成。经济指数接近于0，表明在经济参与及经济机会方面，女性与男性之间有较大的差距；越接近于1，表明两性的差距越小。
工资的性别差异与收入的性别差异是经济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报告显示在经济指数这个子指数构造中二者的权重分别达到031和022。这两个指标的性别差异均由女性所得占男性所得之比表示。二者越接近，得到的比值越接近于1，表明差距越小。总体来看，在2010年报告的134个国家中，工资差异指数最高为085（莱索托，非洲的一个国家），最低为044（法国），平均数为066。收入差异指数最高为1（挪威），最低为016（沙特阿拉伯）。相比之下，收入的性别差异离散程度更大，标准差为017，如表2所示。全球平均来看女性所得不及男性的70%，几乎所有国家在工资及收入方面均没有达到完全的平等。由于收入的概念不等同于工资，因而二者的表现往往差异很大。如果计算两者的排序之差，发现排序差异最大的是埃及，工资的性别差异在134个国家中排在第3位，而收入的性别差异排在124位，两个指标的排序之差为121。 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见发达国家两组进行区分。
发达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瑞士、瑞典、意大利、土耳其、奥地利、芬兰、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挪威、英国、日本、冰岛、斯洛伐克、荷兰、卢森堡、捷克、墨西哥、美国和匈牙利23个国家。直观来看，发达国家平均的收入性别差异比欠发达国家小，平均的收入差异指数分别为061和053。两组国家的Hausman检验也显示均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期之间的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而默认的普通标准差计算方法假设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的，普通标准差的估计并不准确，因而我们报告了聚类稳健标准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四、结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是影响两性收入差异的一个显著变量，并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两性的收入差异在缩小。无论在所有国家的模型中，还是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型中，该变量均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这与前面的假设基本吻合。此外，在三类模型中均显著的变量还包括政治领域的平等性变量，但在发达国家模型中变量的符号与在其他模型中相反。在发达国家，政治领域的平等性与两性收入的平等性之间是正向关系，说明在发达国家追求政治平等性能够带来经济领域的平等性，而在其他模型中则相反。这也可以理解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法律更严格，政治领域的平等程度能够实质性地促进和保证经济领域的平等性，而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平等性对经济领域的平等性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在发达国家模型中，妇女平均结婚年龄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同时其正的系数表明结婚越晚，越有利于两性获得平等的收入。这一点与前面所提的假设一致。而在欠发达国家模型中妇女平均生育率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但是系数的符号不支持前面的假设。说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必然存在妇女生育多，则与男性所得的差距就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男女两性收入的平等性，这不仅与男女两性本身的差异有关，可能还与一国的文化、体制和信仰等因素有关。男女两性的收入所得还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女性要取得与男性相同的待遇还需要继续努力。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给女性更多的经济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缩小两性之间的差异，必将对社会的老年化、代际的健康成长和受教育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性别在各方面平等的重要基石，这样才能为改善政治平等性、改善女性在结婚与生育方面的状况创造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尤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改善两性收入的平等性来说尤其重要。据已有研究，缩小两性之间的就业差距曾经是过去十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曾指出，在亚太地区限制妇女的工作机会会导致该地区每年的经济损失达420—460亿美元。因此，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是改善两性在收入方面平等性的重要渠道。当然，在有些国家，受文化和制度因素影响，建设现代合理的制度可能更为迫切。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 China Country Gender Review[EB/OL]http：//wwwgenderactionorg/images/Zuckerman_CHINA_CGRpdf
[2]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EB/OL]http：//wwwweforumorg/issues/global-gender-gap
[3]Oaxaca， R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693-709
[4]Blau，FD，Kahn，LM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Pay Gap [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3， 21（1）： 106-144
[5]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Gustafsson，B，Li，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0，13（2）： 305-329
[7]Mincer，JA 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8]Oaxaca，RL， Ransom，MR On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Wage Differentials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4，61（1）： 5-21
[9]Meng，X， Zhang，J， Liu，P 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0， 13（2）： 331-352
[10]Meng， X Male-Female Wage Determination and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J]Labour Economics，1998，5（1）： 67-89
[11]Zhang， LQ， Dong， XY Male-Female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 [J]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 16（1）： 85-112
（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