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我成了《女报》记者，为了采写稿子，全国各地奔跑。有时候走得急，来不及买车票，亮出记者证，列车长一定会想方设法给我补上卧铺票。有一次，实在找不到空铺，列车长就让出了自己休息的铺位。
　　有人遭遇困窘不平之事，不找官府，而給我写信。
　　1998年10月，温州的一个渔家姑娘给我写信：奶奶六年前被人谋财害命，公安局迅速破案，抓获凶手；铁证如山，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凶手死刑，却因为凶手后面有人，被高级人民法院否决；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三审、四审，一连四次判处凶手死刑，却四次被高院否决。渔家姑娘哭天无路，就向我哭诉，谁来还我奶奶公道？我迅速赶赴浙江，从小渔村开始，一路采访县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省高院，写出来的稿子，每个字都有出处，落在地上“当当响”。舆论大哗，再也没有人敢为凶手卖面子，凶手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是记者最风光的激情岁月，我妈提起我就一脸自豪：“我儿子是记者。”
　　那也是纸质媒体敢想敢干的黄金时代，女报集团最辉煌的时候，拥有五家月刊、一家周刊，女报人凭一张名片，就能让人刮目相看。
　　斗转星移，网络普及之后，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记者，每一部智能手机都能装下一座图书馆，期刊日渐没落，女报人左冲右突，也没能避免落入窘境。
　　碰到老友，对方总会不经意地问一句：“还在女报吗？”
　　我满面羞惭：“还在。”
　　近几年，媒体人纷纷逃离纸媒，我的坚持已没有多少意义。
　　当看到街头的报刊亭被吊机拖走，或者改造成卖饮料、零食和香烟的小士多店，我感觉自己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小提琴手。
　　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注定要沉没，救生船有限，注定要有人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危急之时，小提琴手和他的伙伴们奏响了音乐，让逃生的不失尊严，让赴死的死得从容。
　　我妈，那个落后于时代的老太太，她不知道“轻舟已过万重山”，依然以儿子为荣，“我儿子是记者”。我不想老太太知道我的尴尬，也只好任她去为我自豪。
　　昨天，老太太碰到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又向人说起了“我儿子是记者”，怎样全国各地到处跑，怎样路见不平一声吼。对方好奇，问起了我的单位、我的名字，随后，肃然起敬，向老太太要我的微信，要拜我为师。
　　老太太兴奋地向我报告，为我收了个学生。我正怪她多事，那人便加我微信了。
　　那人很谦虚，口口声声称我老师。
　　几句聊下来，我发现那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微信公众号大V，文章阅读量篇篇10万+，我老婆是他的忠实粉丝，每篇必读。
　　我表示景仰，也为我妈的不知山高水低表示不好意思。
　　大V还是叫我老师，说他是《女报》的忠实读者，现在还在订《女报》，对我仰慕已久，很高兴认识我。
　　大V直怕我不信，要求视频，让我看他的书房实景，书桌上、地板上，真的堆满了《女报》和流行杂志。
　　大V说，他从《女报》学会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女报》是他最好的老师，没有《女报》，他不可能成为大V。
　　大V还说，研究流行杂志，是所有大V的必修课。杂志衰败，不是因为做得不好，只是因为出得太慢。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还是正经刊物上千锤百炼出来的文章，而不是手机上那些粗制滥造的文字。所以，大V是真心实意要拜我为师。
　　经大V这么一说，我很是释然，就任他叫我老师，也突然发现，我的坚持，还是有点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