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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作为书斋几案上必备的文房用具——盛笔之容器,历来受到人们的珍视和喜爱,而雕琢精美、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笔筒,更是备受文人雅士的赏识与推崇,笔筒的质材分许多种类,有牙、角、竹、木、陶、瓷、青铜、金银、玉石等,形制有方、圆、矩、扁、菱、梯等各状,大小亦有超高超大、一般适中或袖珍迷你之分,而筒上雕琢的图案、诗文则更是千奇百异、令人欣喜,要在附庸风雅、抒情明志。
象牙质地细密湿润、品位高贵,属雕刻之品的优良材料。据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可知:我国的牙雕制品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史记·微子世家》中载“纣始为象著”,但当时的象牙雕饰活动仅仅局限于装饰之用的生活之品,如:象床、象簟、象琪、象栉、象扇、象笼等。封建制度健全后便出现了象征权力的象笏。到了文化繁荣的唐宋时期,又出现了配合文房四宝而产生的文房用具——象牙笔筒;并且能将高超的牙雕技术与文人书画相结合,成为装饰书房的高雅饰品。
宋代象牙雕刻“蹴鞠图”笔筒,1973年7月10日由安徽省长丰县下塘公社龚姓村民出售,现归安徽省博物馆珍藏。
笔筒色泽略黄、形呈圆筒状,无底。口非正圆,直径10.9~11厘米。筒高因截裁未齐而略有不等,约16~16.2厘米。
筒上所刻图案为:凉亭之外、平埸之上,中间置足球一只。有四人身着短衣、脚蹬皮靴,以同一姿势体态立于场地四角,作随时准备起脚踢球之状。另有一人身穿官服、站立一旁,正对其他四人评说指点,似为球场裁判。场上所有的人物均动作认真整齐,表情严肃紧张,呈现出一派浓厚的足球赛场气氛。背景为山崖之下:有四廊曲折、凉亭高立,古松参天、草地平坦。亭前台阶层递,树下石凳低置。近处片石成岗,峦坡依山延绵。透过高低错落的岗峦、树木,可清楚地看见中景为林荫之下、青草地中,有一贵族娱乐、健身之所——足球场。
图以线雕和毛雕两种手法并用雕琢而成,线条清晰、画面洁净。留白之地象牙纹路清晰可见。其用小斧劈兼竖披麻皴法作坚硬之山崖、界尺标划直线作高大稳固建筑。树木草叶刻画自然鲜活,显得生气盎然、郁郁葱葱。人物形象细腻传神,衣纹线条飘逸流畅。
着色用火烙之法为之:山体填深褐、树草染石绿,服装晕朱彩、房屋划线留白。色泽怡人,格调古雅。精细的雕工和生动的画技相结合,从而形象地刻绘出一幅宋人蹴鞠(踢球游戏)的画面。为研究我国古代体育运动史及世界足球的发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由于大量丰富的文史资料和出土遗存、传世文物的证实,国际足协会已公开确认了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而宋代牙雕“蹴鞠图”笔筒,则正是中国古代足球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期的产物,它再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倾心投入于蹴鞠赛事的紧张场面。
工匠们敢于创意将激烈的蹴鞠比赛场情刻绘于不善体育活动的文人书房用品之上,说明了宋代人们对足球的热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对文房四宝的痴迷: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们,同样也可以踢得一脚好球;日常生活中除了琴棋书画、文蹈武略外,蹴鞠也是一种高雅的风尚。值得朝野人士趋之若骛,甚至将其用作进身的台阶。
即使是在八九百年后的今天,当德国足球世界杯大赛进行之时,此笔筒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荣幸地选中赴德国参加《世界古代体育游戏展览》,以配合大赛的宣传活动。通过它无言陈述,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了解足球及其悠久的历史。它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人类足球运动发展的实物见证,因而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代的蹴鞠运动
宋代城市非常风行蹴鞠之戏,并且出现多种玩法。其分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不用球门的可单人自打或自踢,有球门的可多人分组队对抗比赛。多趣灵活的玩法、轻松愉快的运动,使朝野上下竞相参与、无人不爱。《宋史·太宗记》载“太宗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近臣蹴鞠大明殿”。真宗在位时期,进士柳之复为巴结嗜好足球的宰相丁谓,而顶着足球进见,无论行走跪立,球儿如胶粘躯、终日不坠。表现了其善于运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身体不同部位控制球体的高超技艺,因此得到赏识。王明清《挥尘后录》中亦记载了高俅因陪宋徽宗踢球而当上了殿前都指挥的高官。此二人的原型被文学家施耐庵借鉴,描写为《水浒传》中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徽宗赏识、从而平步青云的奸臣高俅之形象。由于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朝廷的重视,使宋代社会上出现了《蹴鞠图谱》(汪云程)、《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陈元靓)等专门记载和介绍足球运动的书籍。在这些书中记录了许多专业术语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它有着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痨都罢”、“善诱王孙礼义加”等作用和“得以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高健体之功”。由于宋代足球运动规模的扩大和生活化,广大的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齐云社”、“圆社”,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踢球组织。影响之大可谓深入人心,一时蔚为壮观,以至历史文献上屡屡记为“天下称圆社”、“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白发士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足见蹴鞠运动在当时受人们欢迎的程度。宋代的足球从射门比赛向灵巧和控球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制球工艺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据载:此时的足球已从八片皮瓣组合改进为十二片皮瓣组合。“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密砌缝成,不露线角”,“碎凑十分圆,正重十二两”。制球工艺的改良不仅促进了踢球技术的精进,也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情形。
象牙质地细密湿润、品位高贵,属雕刻之品的优良材料。据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可知:我国的牙雕制品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史记·微子世家》中载“纣始为象著”,但当时的象牙雕饰活动仅仅局限于装饰之用的生活之品,如:象床、象簟、象琪、象栉、象扇、象笼等。封建制度健全后便出现了象征权力的象笏。到了文化繁荣的唐宋时期,又出现了配合文房四宝而产生的文房用具——象牙笔筒;并且能将高超的牙雕技术与文人书画相结合,成为装饰书房的高雅饰品。
宋代象牙雕刻“蹴鞠图”笔筒,1973年7月10日由安徽省长丰县下塘公社龚姓村民出售,现归安徽省博物馆珍藏。
笔筒色泽略黄、形呈圆筒状,无底。口非正圆,直径10.9~11厘米。筒高因截裁未齐而略有不等,约16~16.2厘米。
筒上所刻图案为:凉亭之外、平埸之上,中间置足球一只。有四人身着短衣、脚蹬皮靴,以同一姿势体态立于场地四角,作随时准备起脚踢球之状。另有一人身穿官服、站立一旁,正对其他四人评说指点,似为球场裁判。场上所有的人物均动作认真整齐,表情严肃紧张,呈现出一派浓厚的足球赛场气氛。背景为山崖之下:有四廊曲折、凉亭高立,古松参天、草地平坦。亭前台阶层递,树下石凳低置。近处片石成岗,峦坡依山延绵。透过高低错落的岗峦、树木,可清楚地看见中景为林荫之下、青草地中,有一贵族娱乐、健身之所——足球场。
图以线雕和毛雕两种手法并用雕琢而成,线条清晰、画面洁净。留白之地象牙纹路清晰可见。其用小斧劈兼竖披麻皴法作坚硬之山崖、界尺标划直线作高大稳固建筑。树木草叶刻画自然鲜活,显得生气盎然、郁郁葱葱。人物形象细腻传神,衣纹线条飘逸流畅。
着色用火烙之法为之:山体填深褐、树草染石绿,服装晕朱彩、房屋划线留白。色泽怡人,格调古雅。精细的雕工和生动的画技相结合,从而形象地刻绘出一幅宋人蹴鞠(踢球游戏)的画面。为研究我国古代体育运动史及世界足球的发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由于大量丰富的文史资料和出土遗存、传世文物的证实,国际足协会已公开确认了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而宋代牙雕“蹴鞠图”笔筒,则正是中国古代足球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期的产物,它再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倾心投入于蹴鞠赛事的紧张场面。
工匠们敢于创意将激烈的蹴鞠比赛场情刻绘于不善体育活动的文人书房用品之上,说明了宋代人们对足球的热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对文房四宝的痴迷: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们,同样也可以踢得一脚好球;日常生活中除了琴棋书画、文蹈武略外,蹴鞠也是一种高雅的风尚。值得朝野人士趋之若骛,甚至将其用作进身的台阶。
即使是在八九百年后的今天,当德国足球世界杯大赛进行之时,此笔筒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荣幸地选中赴德国参加《世界古代体育游戏展览》,以配合大赛的宣传活动。通过它无言陈述,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了解足球及其悠久的历史。它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人类足球运动发展的实物见证,因而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代的蹴鞠运动
宋代城市非常风行蹴鞠之戏,并且出现多种玩法。其分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不用球门的可单人自打或自踢,有球门的可多人分组队对抗比赛。多趣灵活的玩法、轻松愉快的运动,使朝野上下竞相参与、无人不爱。《宋史·太宗记》载“太宗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近臣蹴鞠大明殿”。真宗在位时期,进士柳之复为巴结嗜好足球的宰相丁谓,而顶着足球进见,无论行走跪立,球儿如胶粘躯、终日不坠。表现了其善于运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身体不同部位控制球体的高超技艺,因此得到赏识。王明清《挥尘后录》中亦记载了高俅因陪宋徽宗踢球而当上了殿前都指挥的高官。此二人的原型被文学家施耐庵借鉴,描写为《水浒传》中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徽宗赏识、从而平步青云的奸臣高俅之形象。由于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朝廷的重视,使宋代社会上出现了《蹴鞠图谱》(汪云程)、《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陈元靓)等专门记载和介绍足球运动的书籍。在这些书中记录了许多专业术语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它有着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痨都罢”、“善诱王孙礼义加”等作用和“得以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高健体之功”。由于宋代足球运动规模的扩大和生活化,广大的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齐云社”、“圆社”,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踢球组织。影响之大可谓深入人心,一时蔚为壮观,以至历史文献上屡屡记为“天下称圆社”、“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白发士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足见蹴鞠运动在当时受人们欢迎的程度。宋代的足球从射门比赛向灵巧和控球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制球工艺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据载:此时的足球已从八片皮瓣组合改进为十二片皮瓣组合。“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密砌缝成,不露线角”,“碎凑十分圆,正重十二两”。制球工艺的改良不仅促进了踢球技术的精进,也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