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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春夏秋冬”四部曲的开篇,张大春所著的《春灯公子》2005年就已经发表了繁体版,直至近日才引进内地。
除了作家、书法家,“说书人”其实也是张大春由来已久的身份,他在台湾News98电台有一档评书节目。希望通过文字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下去,这也是张大春在《春灯公子》中成为说书人的原因。
张大春此次来京,是为了给简体版的“新书”《春灯公子》做宣传。他没有安排专访,只在书店办了一场“问答会”,媒体、读者或是路人,都可以随意向他提问,提问者无一例外的可以得到他亲手书写的对联,当天早上刚刚写好,热气腾腾。
有位长相朴实的哥们儿从未完整地读过张大春一本书,却被他一个十分钟的电视演讲打动,特地从家乡辽宁盘锦赶来,向这位作家寻求撰写苏东坡传的建议。“你可以编一个苏轼的粉丝葛延之追随他的旅途,透过一个凡人朴素的眼睛来看他。西方小说很喜欢运用这种技术,中国很少。”说完他调皮地补了一句:“如果你不写我就写了。”
作为 “春夏秋冬”四部曲的开篇,《春灯公子》2005年就已经发表了繁体版,但是13年后才引进内地。张大春颇为感慨:“我很久没有办新书发表的活动,主要原因是我的新书很多还不能够面市,比方说《断魂香》,二十年踌躇,没有办法推出,还有《大唐李白》四、五集,还没有写完,《城邦暴力团》前传和后传,也零零落落的写了几十万字,好像再不出新书有一点愧对家中被埋在尘土里的东西……无论如何《春灯公子》出简体字版,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书中,他重返古代中国幽邃的故事秘林,重拾“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故”的说书行当,一窥其堂奥,在十九篇市井豪侠的故事中发掘人性的“意思”。
除了作家、书法家,“说书人”其实也是张大春由来已久的身份,他在台湾News98电台有一档评书节目,讲过《江湖七侠传》,又从《聊斋》、《三言二拍》聊到《水浒传》、《三侠五义》、《儒林外史》。
与说书结缘,源自于他自小对听书的痴迷。四岁时,父亲常常把他抱起来放到膝盖上,讲《西游记》、《三国演义》。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送他的礼物便是讲《西游记》开篇的两回,张大春在回忆时曾说,那种兴奋,多过于成为小学生的激动。
尽管如今已在“说书界”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张大春仍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那种具有独特训练的说书人——只是在电台里戴着耳机,把那些文本用他的修饰,尽可能传达更多文字教育的内容。他会中途跳出来析文解字,不惜打断结构和破坏节奏,而这是大多数说书人都不愿意做的。“对于我来说,如果放过了那个字,我的听众就再也没有机会认得那个字了。比如‘陕’字,你要问台湾孩子,大部分人认为陕就是陕西,但其实陕县在河南,这才是正确的地理观。”因此,不管是不是一个正经说书人,张大春都甘愿啰里啰嗦了。
正因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张大春深知民间故事在流传途中,定会历经不同的讲者、穿越不同的语境、经过现实打磨,最终必然像历史、新闻及所谓街谈巷议之类的文本一样,产生变化,甚至丢失、遗忘。他感到可惜。“原始素朴的故事里有一切关于文学起源的奥秘。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正是春、夏、秋、冬系列作品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希望通过文字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下去,这也是他在《春灯公子》中成为说书人的原因。
问答会上,有读者问:人工智能时代,说书人是否会被取代?或者说张大春是否会被取代?现场哗然。张大春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讲了个故事:一个扬州的说书人,有一回说到武松要进狮子楼报仇,也就是要杀死西门庆,正一脚要踏进狮子楼,结果时间到了——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他回到后台,身后闯进来一人,说:“老先生,你明天说狮子楼,武松杀死西门庆吗?可是我明天要到外地去做生意,去一天,做一天,回来一天,耽误三天,能不能三天以后再说这一段,我给你钱。”说书人答应了。三天以后,这个商人回到了扬州,坐进书馆,就听他讲到“武松一脚跨进狮子楼……”
“说书人有一种很奇妙的能力,就是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吸引的是什么人,或者没能吸引什么人,或者正要准备吸引什么人。这是什么能力呢?这是他在江湖混的能力,是他作为一个社会青年察言观色的窍门。我只能说,那个奥秘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但是时时刻刻在实践,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摹本。人工智能是在等待着取代上一波的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说完,张大春习惯性地将衣角向后一甩,右手插入裤袋中,转向下一个提问者。六十岁的他虽已小腹便便,却不减侠客风范。
听张大春讲故事
相信有飞毯,它就是真的
我的好朋友台湾作家杨照,于学无所不喟,于学无所不读,他很多的散文里面有一段话——忽然之间我或者某个人,某个角色身上的一个开关被打开了。这是杨照的惯用语,因为他身上必须带各种开关,他一定有某一天把开关打开,就亮了,或者暗了。我身上找不到这种开关,不容易,我猜想我没有办法把一个长远的影响归诸于某个单一的事件,不过的确会有大开眼界的直觉。比如我看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开篇就震撼了我:女主角是上校的太太乌尔苏拉,她在厨房里做饭,看见吉普赛人带着她的小孩坐着飞毯在房子里面绕了一圈。我当时看到这就愣了,所有的物理知识跟自然规律的知识都被瓦解了,因为当时我的确相信小孩是可以坐上飞毯飞起来的,等我意识到不可能有这回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不应该被违反的物理的力学常识都放弃了。换而言之,他(马尔克斯)并没有要骗我,就是一个夸张的描写,但是我被骗了,我信以为真了。小说里面很多的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可是我相信对于其他人来说并不见得有效果。 謊言游戏,原来都是我
有一年除夕前两天我在报社工作,总编辑让我写一篇文章,大概一万四五千字。我就想了一下说好,琢磨了一下,题目叫做《猴王案考》,写完之后,我还不甘心,觉得光写猴王考证没什么意思,于是在里面埋了一个错误,就交了出去。除夕的前一天小年夜发版,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报社,跟我同乘一个电梯下楼的就是总编辑,他问我稿子交了吗?我说交了。问我写了什么?我说考证了孙悟空的身世,大致讲了讲孙悟空确有其人,是西游记作者的朋友,叫悟空绝虚。四百年没有人考证出来这件事,我考证出来了,在匈牙利图书馆有一卷马克菲尔找到的,不容易,时间很短,只用了两三天。总编辑马上把电梯按上去,打一行字放在报纸头版,说“张大春最新考证,孙悟空确有其人”。我没吭声,大家互拜早年,再见。
年初五总编辑见到我,说那篇很精彩,结果我说那是我编的,他看了我一眼,凑到我旁边说不要讲出去。其实在《猴王案考》写完之后,也就是小年夜到除夕之间,我署名江淮客,写了一篇抨击张大春除夕刊登这一篇小说的文章,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写完之后投给《联合文学》,发起一个跨媒体的笔战:一个叫做江淮客的人考证出来张大春除夕那篇文章,第一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第二透过那个错误发现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没有资格写这种文章的,他的观点是抄来的,是抄《江淮文艺》——其实没有这本杂志。
总之把自己骂了一顿,同时又交了另外一篇张大春的答辩,承认那个错误。总之“原来也是我,原来都是我,何处惹猴毛”。三篇文章变成让我非常兴奋的形式,原来一篇小说的确可以不按照他的传统方法,或者传统表现的范式给读者提供乐趣,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不管我是不是要假装是一个学者,或者卖弄了很多学者的口吻写出来一些颇有理,颇有据的文字,那些东西都算不算是我小说的一部分,说不定只是我谎言游戏的一部分。
《凤凰台》是助眠良药
我有没有考虑过我的作品会让人烦、无趣?当然有考虑过。人总会有一天忽然之间睡不着,想东想西:谁对不起我,我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者把一件事忘了,就会把你搞到早上五点。年纪大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拿起《大唐李白·凤凰台》,太好睡了!看了大概两到三页,那些困扰我的人生难题,都跟着这个文本一起消失了——它太折磨人了。我特别推荐《凤凰台》,希望大家在这里(书店)可以找到,如果有失眠问题,不需要吃药。我必须正面的回答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人对我的作品的感受——没有。失眠是我的问题,不失眠是他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地讲,我有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另外一种考虑的心思,担心在路上有人说:我花了钱,但是没有一本书是看完的,那这个比失眠还严重。
除了作家、书法家,“说书人”其实也是张大春由来已久的身份,他在台湾News98电台有一档评书节目。希望通过文字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下去,这也是张大春在《春灯公子》中成为说书人的原因。
张大春此次来京,是为了给简体版的“新书”《春灯公子》做宣传。他没有安排专访,只在书店办了一场“问答会”,媒体、读者或是路人,都可以随意向他提问,提问者无一例外的可以得到他亲手书写的对联,当天早上刚刚写好,热气腾腾。
有位长相朴实的哥们儿从未完整地读过张大春一本书,却被他一个十分钟的电视演讲打动,特地从家乡辽宁盘锦赶来,向这位作家寻求撰写苏东坡传的建议。“你可以编一个苏轼的粉丝葛延之追随他的旅途,透过一个凡人朴素的眼睛来看他。西方小说很喜欢运用这种技术,中国很少。”说完他调皮地补了一句:“如果你不写我就写了。”
作为 “春夏秋冬”四部曲的开篇,《春灯公子》2005年就已经发表了繁体版,但是13年后才引进内地。张大春颇为感慨:“我很久没有办新书发表的活动,主要原因是我的新书很多还不能够面市,比方说《断魂香》,二十年踌躇,没有办法推出,还有《大唐李白》四、五集,还没有写完,《城邦暴力团》前传和后传,也零零落落的写了几十万字,好像再不出新书有一点愧对家中被埋在尘土里的东西……无论如何《春灯公子》出简体字版,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书中,他重返古代中国幽邃的故事秘林,重拾“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故”的说书行当,一窥其堂奥,在十九篇市井豪侠的故事中发掘人性的“意思”。
除了作家、书法家,“说书人”其实也是张大春由来已久的身份,他在台湾News98电台有一档评书节目,讲过《江湖七侠传》,又从《聊斋》、《三言二拍》聊到《水浒传》、《三侠五义》、《儒林外史》。
与说书结缘,源自于他自小对听书的痴迷。四岁时,父亲常常把他抱起来放到膝盖上,讲《西游记》、《三国演义》。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送他的礼物便是讲《西游记》开篇的两回,张大春在回忆时曾说,那种兴奋,多过于成为小学生的激动。
尽管如今已在“说书界”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张大春仍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那种具有独特训练的说书人——只是在电台里戴着耳机,把那些文本用他的修饰,尽可能传达更多文字教育的内容。他会中途跳出来析文解字,不惜打断结构和破坏节奏,而这是大多数说书人都不愿意做的。“对于我来说,如果放过了那个字,我的听众就再也没有机会认得那个字了。比如‘陕’字,你要问台湾孩子,大部分人认为陕就是陕西,但其实陕县在河南,这才是正确的地理观。”因此,不管是不是一个正经说书人,张大春都甘愿啰里啰嗦了。
正因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张大春深知民间故事在流传途中,定会历经不同的讲者、穿越不同的语境、经过现实打磨,最终必然像历史、新闻及所谓街谈巷议之类的文本一样,产生变化,甚至丢失、遗忘。他感到可惜。“原始素朴的故事里有一切关于文学起源的奥秘。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正是春、夏、秋、冬系列作品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希望通过文字把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下去,这也是他在《春灯公子》中成为说书人的原因。
问答会上,有读者问:人工智能时代,说书人是否会被取代?或者说张大春是否会被取代?现场哗然。张大春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讲了个故事:一个扬州的说书人,有一回说到武松要进狮子楼报仇,也就是要杀死西门庆,正一脚要踏进狮子楼,结果时间到了——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他回到后台,身后闯进来一人,说:“老先生,你明天说狮子楼,武松杀死西门庆吗?可是我明天要到外地去做生意,去一天,做一天,回来一天,耽误三天,能不能三天以后再说这一段,我给你钱。”说书人答应了。三天以后,这个商人回到了扬州,坐进书馆,就听他讲到“武松一脚跨进狮子楼……”
“说书人有一种很奇妙的能力,就是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吸引的是什么人,或者没能吸引什么人,或者正要准备吸引什么人。这是什么能力呢?这是他在江湖混的能力,是他作为一个社会青年察言观色的窍门。我只能说,那个奥秘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但是时时刻刻在实践,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摹本。人工智能是在等待着取代上一波的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说完,张大春习惯性地将衣角向后一甩,右手插入裤袋中,转向下一个提问者。六十岁的他虽已小腹便便,却不减侠客风范。
听张大春讲故事
相信有飞毯,它就是真的
我的好朋友台湾作家杨照,于学无所不喟,于学无所不读,他很多的散文里面有一段话——忽然之间我或者某个人,某个角色身上的一个开关被打开了。这是杨照的惯用语,因为他身上必须带各种开关,他一定有某一天把开关打开,就亮了,或者暗了。我身上找不到这种开关,不容易,我猜想我没有办法把一个长远的影响归诸于某个单一的事件,不过的确会有大开眼界的直觉。比如我看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开篇就震撼了我:女主角是上校的太太乌尔苏拉,她在厨房里做饭,看见吉普赛人带着她的小孩坐着飞毯在房子里面绕了一圈。我当时看到这就愣了,所有的物理知识跟自然规律的知识都被瓦解了,因为当时我的确相信小孩是可以坐上飞毯飞起来的,等我意识到不可能有这回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不应该被违反的物理的力学常识都放弃了。换而言之,他(马尔克斯)并没有要骗我,就是一个夸张的描写,但是我被骗了,我信以为真了。小说里面很多的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可是我相信对于其他人来说并不见得有效果。 謊言游戏,原来都是我
有一年除夕前两天我在报社工作,总编辑让我写一篇文章,大概一万四五千字。我就想了一下说好,琢磨了一下,题目叫做《猴王案考》,写完之后,我还不甘心,觉得光写猴王考证没什么意思,于是在里面埋了一个错误,就交了出去。除夕的前一天小年夜发版,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报社,跟我同乘一个电梯下楼的就是总编辑,他问我稿子交了吗?我说交了。问我写了什么?我说考证了孙悟空的身世,大致讲了讲孙悟空确有其人,是西游记作者的朋友,叫悟空绝虚。四百年没有人考证出来这件事,我考证出来了,在匈牙利图书馆有一卷马克菲尔找到的,不容易,时间很短,只用了两三天。总编辑马上把电梯按上去,打一行字放在报纸头版,说“张大春最新考证,孙悟空确有其人”。我没吭声,大家互拜早年,再见。
年初五总编辑见到我,说那篇很精彩,结果我说那是我编的,他看了我一眼,凑到我旁边说不要讲出去。其实在《猴王案考》写完之后,也就是小年夜到除夕之间,我署名江淮客,写了一篇抨击张大春除夕刊登这一篇小说的文章,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写完之后投给《联合文学》,发起一个跨媒体的笔战:一个叫做江淮客的人考证出来张大春除夕那篇文章,第一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第二透过那个错误发现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没有资格写这种文章的,他的观点是抄来的,是抄《江淮文艺》——其实没有这本杂志。
总之把自己骂了一顿,同时又交了另外一篇张大春的答辩,承认那个错误。总之“原来也是我,原来都是我,何处惹猴毛”。三篇文章变成让我非常兴奋的形式,原来一篇小说的确可以不按照他的传统方法,或者传统表现的范式给读者提供乐趣,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不管我是不是要假装是一个学者,或者卖弄了很多学者的口吻写出来一些颇有理,颇有据的文字,那些东西都算不算是我小说的一部分,说不定只是我谎言游戏的一部分。
《凤凰台》是助眠良药
我有没有考虑过我的作品会让人烦、无趣?当然有考虑过。人总会有一天忽然之间睡不着,想东想西:谁对不起我,我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者把一件事忘了,就会把你搞到早上五点。年纪大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拿起《大唐李白·凤凰台》,太好睡了!看了大概两到三页,那些困扰我的人生难题,都跟着这个文本一起消失了——它太折磨人了。我特别推荐《凤凰台》,希望大家在这里(书店)可以找到,如果有失眠问题,不需要吃药。我必须正面的回答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人对我的作品的感受——没有。失眠是我的问题,不失眠是他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地讲,我有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另外一种考虑的心思,担心在路上有人说:我花了钱,但是没有一本书是看完的,那这个比失眠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