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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似是触动了潘多拉的魔盒，从中国武汉到美国纽约，从意大利伦巴第到西班牙马德里，冠状病毒横扫全球，也给华尔街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仅3月，美股就经历了四次熔断，市场哀鸿遍野。2020带给我们无数的第一次，让这些金融精英感叹“活久见”的同时，比快速传播的病毒更可怕的是内心的恐慌。
市场恐慌的情绪也很快影响到了金融行业的就业市场。
自从3月以来，随着纽约疫情进入白热化，华尔街的面试机会也逐渐收紧，大部分的面试都变成了网络面试，而更多的公司效益也因为疫情受到了影响，纷纷取消了招聘计划，进入了观望状态。这些昔日捧着金饭碗的华尔街从业人员，也在求职道路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卑微”之色。
A君拿到了新公司的offer后，不假思索地就签了，他老婆悻悻地问道，你怎么也不跟对方讨价还价一下，A君愤然说道，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有面试机会吗？
A君原来在X 公司担任搭建交易系统方面的工作，本人是物理系的博士。几年前被原公司从组长之位撸下来的时候，就想离开，无奈几轮面试下来，并未找到特别合适的岗位，就此作罢，今年年初被裁，也早有心理准备。A君形容当时的心情犹如另一只靴子落地，解脱了。好在A君并没有被背上非竞争条款（non compete）的限制，此次拿到新offer后，应该很快就可以入职了。
说起这家X公司，在业界口碑并不太好，老板的口头禅就是“止损”（cut the lost）。这家公司的工作压力也是业内公认的大，离职率颇高。
在X公司工作了10年的B君曾被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两年前就偷偷联系了猎头，伺机跳槽，面试过程中，曾有家基金的人事经理听说B君已在X公司待满了十年，立刻对其刮目相看。该人事说，一个能够在如此苛刻的企业环境下生存了十年的“矿工”定是各方面非常出色的，否则早就被赶走了。的确，X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每年年底，临近发年终奖的时候，都会裁一批人，以节省年终奖的开支。这也造就了临近年底，就人人自危的企业文化。
X 公司近年来大肆扩张，从发展中国家招聘人才，以办理绿卡为诱饵，开出低于行业内的低工资招募各色基金经理、研究员，而办理绿卡的过程又非常冗长，办理期间，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碍于身份，也不敢随意跳槽。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在绿卡排期，多干活，少拿钱。等身份到手，再跳槽。X 公司也伺机故意拖延绿卡的办理进程，以此延长压榨的时间。这些靠着绿卡来到美国的廉价华尔街劳动力，在绿卡到手后，便算熬出了头，日子还算有个盼头。
X公司还有更狠的一招，工程外包。乍一听上去，像极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工厂开到发展中国家，以享受当地的人口红利，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没错，这种神操作，在华尔街也真真切切地存在。
X 公司在中国、越南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中国的劳动力虽比美国便宜，但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腾飞，中美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在中国，一个名校毕业的金融从业者，差不多能拿到40万人民币的起薪，约8万美元，从中国挖到美国，无绿卡的中国人的底薪差不多在10万～12万美元，在美国本土招聘的美国人或有绿卡的外国公民，起薪则在13万～18万美元之间不等。因此，在中国本地招聘人才，虽“物美价廉”，但其性价比若跟越南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一个在越南一流院校毕业，甚至有过欧美留学经历的金融从业者的底薪仅4万～5万美元，学历背景稍逊的码农，甚至3万美元就可以雇到，年底若再派发个2万美元年终奖，这些越南当地人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就这样，X公司轻松地把技术支持、写代码，以及一些研究员的工作，分包到了海外，大大地节省了人力成本，也无需承担办理绿卡的琐事及相关律师费，更无员工拿到绿卡后跳槽的后顾之忧。
B君对记者说，这种模式不断地挤压美国国内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加之，X公司上层高管并不太信任中国人，碰到天花板效应的B君选择离开，他目前在高盛找到了一份工作，5月份就可以入职了。
跟可以即将入职的A君和B君比起来，背上12个月非竞争条款的C君则更显沉重。C君来自Q公司，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数据开发，为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提供数据支持。因其是业务骨干，掌握了从何处购得数据，又跟数据商私交甚好，也算接触过核心秘密，“走人”绝非易事。
C君是一个航天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于某常春藤名校，他不善言辞，埋头苦干，却不谙世事，更不懂溜须拍马，属于技术宅男一类，在公司自然也没有靠山。去年一年，Q公司效益不佳，加之，C君年薪又偏高，很快就成了被裁员的对象。当然“分手费”还是少不了的。C君拿了六个月工资的赔偿款后，还被强加了12个月的非竞争条款（non compete），也就是说，在离开Q公司的12个月内，C君不能去华尔街的任何一家公司工作，但在此期间，基本工资照样拿。换而言之，这12个月，不是传说中的躺着挣钱么？其实不然，C君的职业生涯断档，加之，去年的年终奖基本泡汤。这些有形及无形的损失并不是簡单的拿钱可以衡量的。
跟其他人比起来，C君还算幸运，在疫情大暴发前签下了新的单位，相形之下，F君就没那么幸运。F君原在高盛工作，高盛虽然久负盛名，但除了爬到了合伙人级别的员工，后续新进员工的薪资待遇跟同行相比，并无显著优势，属于中流水平，F君盘算着拿到年终奖后辞职，先回国休养一段时间，再返回美国重新找工作。
F君年初辞职后，回到北京的家中，疫情已经在国内显现愈演愈烈之势，无奈在北京家中隔离十四天，等情况稍稳定后，再返美国，又被隔离了十四天，隔离刚解除以后，他便开始了几轮面试，F君告诉记者，一些公司看上去是在招人，实为试探，看看他原来用什么策略交易，然后假借面试之名，让其详述策略内容，最终借为己用。更有甚者，出了十几道难题，让他花上几周时间一一解答，拿到答案后，便再无下文。
F君出于隐私考虑，不愿透露这些心怀叵测基金公司的名字，但他说，有些无良基金公司，根本无意招人，却借着面试者求职心切的心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花任何代价，就套走了交易秘密。但F君表示，即使他在面试中交代了一些自己的独门秘籍，但也只能解这些基金公司一时困局，想套走他所有的策略，并不是几次面试就能完全掏空的。
他对记者表示，当时只是为了拿完了年终奖走人，降低损失，没想到碰到了此次疫情，又经过了几轮不太真诚的基金公司面试后，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也并非易事。
转眼间，纽约成了全美最大的疫区，华尔街的各大公司虽依旧可以在家工作，但随着疫情的暴发，招聘事宜大都停摆，F君唯愿疫情早日过去，他也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市场恐慌的情绪也很快影响到了金融行业的就业市场。
自从3月以来，随着纽约疫情进入白热化，华尔街的面试机会也逐渐收紧，大部分的面试都变成了网络面试，而更多的公司效益也因为疫情受到了影响，纷纷取消了招聘计划，进入了观望状态。这些昔日捧着金饭碗的华尔街从业人员，也在求职道路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卑微”之色。
A君拿到了新公司的offer后，不假思索地就签了，他老婆悻悻地问道，你怎么也不跟对方讨价还价一下，A君愤然说道，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有面试机会吗？
A君原来在X 公司担任搭建交易系统方面的工作，本人是物理系的博士。几年前被原公司从组长之位撸下来的时候，就想离开，无奈几轮面试下来，并未找到特别合适的岗位，就此作罢，今年年初被裁，也早有心理准备。A君形容当时的心情犹如另一只靴子落地，解脱了。好在A君并没有被背上非竞争条款（non compete）的限制，此次拿到新offer后，应该很快就可以入职了。
说起这家X公司，在业界口碑并不太好，老板的口头禅就是“止损”（cut the lost）。这家公司的工作压力也是业内公认的大，离职率颇高。
在X公司工作了10年的B君曾被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两年前就偷偷联系了猎头，伺机跳槽，面试过程中，曾有家基金的人事经理听说B君已在X公司待满了十年，立刻对其刮目相看。该人事说，一个能够在如此苛刻的企业环境下生存了十年的“矿工”定是各方面非常出色的，否则早就被赶走了。的确，X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每年年底，临近发年终奖的时候，都会裁一批人，以节省年终奖的开支。这也造就了临近年底，就人人自危的企业文化。
X 公司近年来大肆扩张，从发展中国家招聘人才，以办理绿卡为诱饵，开出低于行业内的低工资招募各色基金经理、研究员，而办理绿卡的过程又非常冗长，办理期间，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碍于身份，也不敢随意跳槽。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在绿卡排期，多干活，少拿钱。等身份到手，再跳槽。X 公司也伺机故意拖延绿卡的办理进程，以此延长压榨的时间。这些靠着绿卡来到美国的廉价华尔街劳动力，在绿卡到手后，便算熬出了头，日子还算有个盼头。
X公司还有更狠的一招，工程外包。乍一听上去，像极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工厂开到发展中国家，以享受当地的人口红利，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没错，这种神操作，在华尔街也真真切切地存在。
X 公司在中国、越南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中国的劳动力虽比美国便宜，但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腾飞，中美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在中国，一个名校毕业的金融从业者，差不多能拿到40万人民币的起薪，约8万美元，从中国挖到美国，无绿卡的中国人的底薪差不多在10万～12万美元，在美国本土招聘的美国人或有绿卡的外国公民，起薪则在13万～18万美元之间不等。因此，在中国本地招聘人才，虽“物美价廉”，但其性价比若跟越南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一个在越南一流院校毕业，甚至有过欧美留学经历的金融从业者的底薪仅4万～5万美元，学历背景稍逊的码农，甚至3万美元就可以雇到，年底若再派发个2万美元年终奖，这些越南当地人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就这样，X公司轻松地把技术支持、写代码，以及一些研究员的工作，分包到了海外，大大地节省了人力成本，也无需承担办理绿卡的琐事及相关律师费，更无员工拿到绿卡后跳槽的后顾之忧。
B君对记者说，这种模式不断地挤压美国国内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加之，X公司上层高管并不太信任中国人，碰到天花板效应的B君选择离开，他目前在高盛找到了一份工作，5月份就可以入职了。
跟可以即将入职的A君和B君比起来，背上12个月非竞争条款的C君则更显沉重。C君来自Q公司，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数据开发，为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提供数据支持。因其是业务骨干，掌握了从何处购得数据，又跟数据商私交甚好，也算接触过核心秘密，“走人”绝非易事。
C君是一个航天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于某常春藤名校，他不善言辞，埋头苦干，却不谙世事，更不懂溜须拍马，属于技术宅男一类，在公司自然也没有靠山。去年一年，Q公司效益不佳，加之，C君年薪又偏高，很快就成了被裁员的对象。当然“分手费”还是少不了的。C君拿了六个月工资的赔偿款后，还被强加了12个月的非竞争条款（non compete），也就是说，在离开Q公司的12个月内，C君不能去华尔街的任何一家公司工作，但在此期间，基本工资照样拿。换而言之，这12个月，不是传说中的躺着挣钱么？其实不然，C君的职业生涯断档，加之，去年的年终奖基本泡汤。这些有形及无形的损失并不是簡单的拿钱可以衡量的。
跟其他人比起来，C君还算幸运，在疫情大暴发前签下了新的单位，相形之下，F君就没那么幸运。F君原在高盛工作，高盛虽然久负盛名，但除了爬到了合伙人级别的员工，后续新进员工的薪资待遇跟同行相比，并无显著优势，属于中流水平，F君盘算着拿到年终奖后辞职，先回国休养一段时间，再返回美国重新找工作。
F君年初辞职后，回到北京的家中，疫情已经在国内显现愈演愈烈之势，无奈在北京家中隔离十四天，等情况稍稳定后，再返美国，又被隔离了十四天，隔离刚解除以后，他便开始了几轮面试，F君告诉记者，一些公司看上去是在招人，实为试探，看看他原来用什么策略交易，然后假借面试之名，让其详述策略内容，最终借为己用。更有甚者，出了十几道难题，让他花上几周时间一一解答，拿到答案后，便再无下文。
F君出于隐私考虑，不愿透露这些心怀叵测基金公司的名字，但他说，有些无良基金公司，根本无意招人，却借着面试者求职心切的心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花任何代价，就套走了交易秘密。但F君表示，即使他在面试中交代了一些自己的独门秘籍，但也只能解这些基金公司一时困局，想套走他所有的策略，并不是几次面试就能完全掏空的。
他对记者表示，当时只是为了拿完了年终奖走人，降低损失，没想到碰到了此次疫情，又经过了几轮不太真诚的基金公司面试后，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也并非易事。
转眼间，纽约成了全美最大的疫区，华尔街的各大公司虽依旧可以在家工作，但随着疫情的暴发，招聘事宜大都停摆，F君唯愿疫情早日过去，他也能拨开云雾，见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