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理想主义加青春浪漫的驱动下，我从美丽的金陵古城落户到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中。第二年的冬天，不满18岁的我，来到了苏米图的乌都淖，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打碱。
　　“乌都”在蒙语中是星星之意。这星湖的冬景真是美丽绝尘。碧蓝澄彻的湖面上漂浮着雪白的碱块，湖边丛生的蒿草上栖息着长腿的水鸟，偶受惊吓，它们便“扑楞楞”飞起。我们一行人一到，这寂寥宁静的地方便顿时热闹起来。
　　打碱只能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气温低，这时挖出的碱块才会又厚又大。我们将人马分成三队：一队在碱湖上挖；一队运输；一队在岸上接应，码放碱块。我在运输队。我先把麻袋片披在背上，再把200斤左右的碱块放在上面，然后用绳子十字交叉过来。一手拽住一头勒住碱块往岸上运。
　　滴水成冰的天气，手会和绳子冰粘上，一撕一层皮。尽管人人都穿着老羊皮袄，上下牙仍不住地打架。近200斤重的碱块平放在背上，需佝偻着身子，艰难地踩着凹凸不平又冻成了刀棱的小路走上公路，再卸到马车上码好，运往外地。虽老乡照顾知青，放到我背上的碱块分量较轻，我还是觉得喘不过气来，腿直打抖。几天后，脚冻起了水泡，后脚跟裂开了“小孩嘴”，走起路来钻心地疼。天气越来越冷，路途越来越远，挖过碱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泥浆地，我咬着牙，背着沉重的碱块，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跋涉着。
　　“三九”的第3天，天气冷得“邪乎”，朔风抽打着面颊，像钢鞭。脸上的五官先是剧疼，然后就没知觉了。渐渐的我一身大汗，再灌进冷风，又打起了寒战。我咬紧牙，挪着两条已不像是自己的腿，机械地只管走呀，走呀，那当儿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惟一的意识就是“坚持，9，J倒下”。倒下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沉的碱块砸下来，恐怕也就“革命到底”了。
　　突然，一道刺目的白光射了过来，是大队长和书记站在岸上用手电筒挨个儿照。借着这光，我想卸下碱块。糟了，绳子不像每次那样随着手劲松弛下落，而是牢牢地粘在了薄薄的棉手套上。“怎么了?”书记忙问。我张了张嘴，想回答，可舌头发硬，出不来声。几个同伴推车上岸了，书记指着我急火火吩咐他们：“快把她的手套和绳子化开，再把手套和手化开，记住千万不要硬往下拽手套!”说完将他的皮手套挂在我脖子上，又拿手电筒照别人去了。
　　老孙等几个同伴有的用嘴哈气，有的用手抠绳子，不一会儿我的手套和绳子就分开了。美子把我戴着冰碴儿手套的双手揣到她怀里焐着。焐一会儿，又用口中那可怜巴巴的热气哈一会儿。折腾了好一阵子，我的手和手套才慢慢分开。在马灯下，我看见手背上起了好多冻水泡，有的已经破了。老孙赶紧给我戴上皮手套，我二话没说，跟着他们又钻进碱湖。
　　这天夜里，打碱队三分之一的人都轻重不同地冻伤了。书记他们用手电照来照去的，是在观察“冻情”呢!
　　恶劣的气候，繁重的劳动，每天要趄趔着在乌都淖畔来回走上几十趟，居然没压趴下，现在想想简直是奇迹了。况且吃得也很糟，每人基本的装备差不多；黑油油的羊皮口袋里装着炒熟的玉米碴子，几块羊油，几把酸奶渣，豪华些的还有瓶装的酥油(多半是自家有羊群的牧民才能吃上)，我带了点红糖，吃早饭时小心翼翼挖上一勺，已是上等的享受了。这顿饭要顶到中午，中、晚饭也多半是粗粮，菜是见不到个油星儿的土豆熬酸菜，几大碗下肚，没干多久活就觉得胃又空了。
　　中间也打过一回牙祭、满满一锅手把肉，顷刻便被众人风卷残云般消灭，连汤也没剩一滴。
　　终于捱过了一个多月，盼到了回程的那天。我们全体上了马车，走到半道时却发现老孙不见了，老孙也是南京知青，还是深度近视，这些天他比别人更艰难。我们急坏了，几个人沿着来路找回去好几里，才发现他正在地上爬，嘴里还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呢!原来他的胃口大，带的干粮根本不够，他又不肯分别人的吃，硬是忍饥挨饿顶到最后，到底身子虚，坐在马车后面竟晕倒栽了下去。马车上的人偏又一个个都身心俱乏磕睡冲冲的，竟无人知觉。他跌得满脸是血，大伙儿看了都很内疚，幸亏发现得早，不然他冻也该冻坏了!
　　后来一算，这一个多月里我挣的工分竟有平时的两倍多!我立马忘了自己遭的那些罪，心头狂喜不已：等分了红，我可以用自己挣的钱买票回家了，我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对了，我是在乌都淖畔的打碱工地上，度过了18岁生日。乌都淖给了我严酷约教训，也使我从此告别了罗曼蒂克的青春梦想，一步步走向沉重多舛的人生。
　　[编辑·丁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