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承蒙王炳照先生指点迷津，我方有幸得以踏入中国教育史的学术殿堂。30年来，屡蒙先生关怀教诲，收益良多。2009年先生猝然乘鹤西去，一直想写一点东西略表感念之心，然而先生感人之处颇多，虽数次提笔拟稿，但总是感觉脱不出杂乱琐碎之俗，难以凸显先生的高风亮节。无奈之下，心生一念：我等毕竟追随先生治学多年，有责任根据自己的了解体验，对先生的治学精神尝试做一点归纳和探讨，也许能多一点纪念意义。
　　先生出身农家，但自幼喜好读书学习。8岁进入半私塾性质的小学，练就良好的传统学业功底。先生说他是“左撇子”，塾师强迫必须用右手写字，他私下则还是常用左手，属于偷偷过瘾吧，结果竟练就出左右手各执一笔书写大字的“秘技”！可惜很少有人能欣赏到。先生常说他是幸运的，能够从私塾、高小到中学，在中专学过会计专业，培养了良好的数理基础和严谨作风，到大学学俄语专业，又转学教育专业，再读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学习经历长达23年之久。长期的、多样化的学业为先生提供了渊博涉猎的机遇，但能够成为享誉学界的名师，还是取决于先生勤勉治学，而且治学有道，终成大业，值得我辈认真体悟。《学记》言：“博习亲师”、“知类通达”。窃以为可以作为先生治学精神的一个概括。
　　先生说：“从孩童时期开始，我就比较喜欢学习，总认为多学点比少学点好。”他特别强调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就教育谈教育是难以深入进去的，知识面越宽泛，研究就越游刃有余。至少，应该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支撑。他回忆，当初进入师大学习，教育系的课程能逃就逃，余下的时间再分为两块，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二分天下”，周日到图书馆或教室看书。我理解，先生并非不学习教育类知识，实际上这方面的功底他也是相当扎实的，只是他更多的是通过自学完成的，而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文史类课程上，这方面的学习可能更需要名师指点，而当时师大文史领域又是名师荟萃，优势显著，先生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在教育史领域也有一批资深学者，构成教育系“豪华阵容”，先生说这和他后来选择教育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有很大关系。此外，先生还系统学习了哲学、经济学的有关课程，心理学的学习更是优秀，乃至张厚粲先生一直对他没能进入心理学研究队伍而感到遗憾。
　　扎实的文史造诣是先生学识功底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从事教育史研究。先生的学生中多有中文、历史专业背景的，他说这些学生寻找、甄选和理解、运用资料的优势明显。他也感叹近年来搞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学生减少，当然有现实研究价值问题，但文史基础较差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学生连繁体字都不认识，怎么接触一手资料？这不能责怪学生，但确实反映出我们的基础教育的某些明显缺失，“写简”是应该的，“识繁”也是必要的吧。
　　如果说，“博习”是先生治学的内在基础的话，那么，“亲师”就是先生治学的外在途径。
　　“尊师”是中国教育传统，这方面先生可谓楷模。他回忆读研究生班时，邱椿、邵鹤亭、瞿菊农、陈元晖、毛礼锐、陈景磐等先生也不过60岁左右，按照现在的说法，还属于中青年教师。这些解放前就享有盛誉的先生们，我们绝对是毕恭毕敬，一丝都不敢含糊，出入都持很恭敬的“弟子礼”，帮他们拿包，拉开椅子，走路搀扶，感觉他们就是老先生。进入新时期后，先生是毛礼锐先生的学术助手，在毛先生身体状况长期欠佳的情况下，不仅协助毛先生组织主编了《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史简编》等专著及多篇论文，代笔撰序、写评审意见，深得毛先生满意。他还协助毛先生指导了从我到程方平、毕诚、冯晓霖等博士研究生，可谓尽心尽力。
　　但是对老师仅仅做到“尊”是不够的，有“尊”还要“亲”，即亲近老师，不仅是被动接受教诲，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汲取学术营养，特别是要学习老师的治学之长，这方面先生更是深得其道。他不仅上课积极发言提问，课下主动请教，而且常去老师家里拜访。“亲师”自然能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和指教。他还擅于发现和归纳老师们的治学特色和优势。例如邱椿先生的文献掌握，一进他的书房，几乎四面墙全是书，随手抽出一本，上面有邱先生极为认真的、密密麻麻的旁批。邱先生说自己写王夫之的时候，通读王夫之的全部著作，而其主要著作至少要读过两遍三遍，才敢开始写。先生对此印象强烈，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回忆读研究生时，按老先生的要求尽量阅读原始资料，而且必须抄录精要内容。他先后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近400余万字。又如他归纳的毛先生强调写论文须“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之作。特别反对为做学问而写作。当时还不像后来这样受考评提职的驱动而不得不作为任务来写作，但这种研究态度是应该恪守的。通读先生的著述，就可以感受到，的确都是“有感”、“有论”、有研究心得和创见的。
　　先生对于老先生的品格风范也多有精辟概括，如邵鹤亭先生的注重气节、带着情感的授课，毛礼锐先生的平易近人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气概，又如邰爽秋先生的傲气（但非对学生）和黄药眠先生的谦和（但非无原则）对照，都是很有启迪性的。先生对我辈讲起老先生的这些特色时总是津津乐道，洋溢着深厚感情，可以说，老先生的这些品格风范都植根于先生的为人处事中，也值得我辈学习、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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