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屎尿，而是钱”

　　和安娜相比，阿雅有些多愁善感，却也更趋于谨慎、安静，懂得坚持和忍耐。
　　阿雅以前在菲律宾是个教师，因此在做菲佣时对孩子更有耐心，口语也很好。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加上大陆警方的身份盘查越来越紧，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生怕被抓走。
　　在菲律宾，她一年的收入顶不上在北京一个月的工资。每次领工资，是这个菲佣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尤其是每个月到三里屯的西联给家人汇款时，看着自己挣的钱换成数目更可观的比索，所有的离愁别绪似乎都被冲淡了。那花花绿绿的钞票，就是她可以抓在手里的一个个梦想。
　　阿雅的雇主相对刻薄。吃饭要定量，水果买回来要登记，如果阿雅也想吃，要自己花钱买。做生意的男主人没什么文化，英语也不好，急了就会骂人，尽管阿雅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单单看神情，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女主人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英语可以交流，但她终日逛街，两个孩子都交给阿雅照顾。男主人行事粗鲁，阿雅很想换个雇主，但是因为家政公司找不到替换她的人，又不肯退钱给雇主，所以一直让阿雅坚持着。
　　一次，阿雅回公司休息，遇到一个给大家做培训的非常资深的老菲佣，说了一段话，让她浮躁的心平静下来。
　　老菲佣在大陆某知名导演家里做了十几年，她告诉晚辈：要时刻记住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就是来挣钱的，你要明白你擦的那摊屎尿，不是屎尿，而是钱。你把工作做好，你的主人就会给你笑脸，如果他是恶人，不给你笑脸，骂你了，你想着那也是钱，你就快乐了。”
　　阿雅的朋友苏珊娜，算是相当资深的菲佣了，她服侍的女主人是一名演员，对卫生的要求近乎变态，但她还是无怨无悔。她说自己挣的钱在菲律宾盖了两栋3层楼的房子，还买了50亩的土地。苏珊娜粗壮、踏实，是个虔诚的教徒，尽管已经53岁了，干起活来比年轻的菲佣还要利落。她会做川菜和粤菜，她的主人每个月都要请一大帮朋友到家里吃饭，她也是主人炫耀的一部分。苏珊娜说自己还能再干十年，然后就可以回菲律宾安享晚年了。

年轻一代“想开了”

　　如今，数以万计的菲佣隐居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角落。无论是北京、深圳、上海或其他什么地方，新落脚的菲佣不用担心找不到朋友，菲佣们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比如北京的三里屯和雅秀，比如深圳的华侨城。
　　年轻一代的菲佣，观念不同于长辈，她们渐渐活得“潇洒”起来，都不会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放弃休假。受访的北京菲佣告诉笔者，长年远离故土，心头的那份孤独和无助，使她们渴望友谊和爱，特别希望隔几天就得到工作之外的一点自由时间，哪怕是独自静坐一会儿，对心灵也是个短暂的慰藉。
　　笔者接触的菲佣，几乎都对自己国家的男人感到失望，认为他们非常懒惰，指望女人养着自己，而菲佣在外奔波时，他们大多拿着女人辛苦赚来的钱在家寻欢作乐、寻花问柳。身为菲佣的女人们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很多人因此也“想开了”，觉得不能委屈了自己，莫不如及时行乐。
　　在北京，每逢周末，菲佣们就会聚集到三里屯的酒吧、雅秀商城及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会有很多黑人男子去那里刻意寻找异性，那些人多数也是非法居留的。相同的命运和同在他乡的孤独，使他们很容易一拍即合，哪怕仅仅是一夜情，也让她们乐此不疲。
　　很多未婚的菲佣，更是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发生美丽的童话般的邂逅，以此改变一生的命运。
　　阿雅的朋友中，有几个姐妹就是在酒吧里结识了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男子，最终嫁了出去，这是最让同伴们羡慕的结局。
　　阿雅并不漂亮，老公比她大20岁，在菲律宾开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阿雅说她很爱老公，所以在中国会洁身自好，她的老公目前生意陷入困境，她的目标是在中国辛苦两年，赚的钱可以帮老公走出低谷，她就回到菲律宾，再也不出来了。
　　阿雅喜欢走在北京光怪陆离的街头，看摩天的高楼，还有那并不清澈的天空。不过，她已没有了合法的身份，雇主几乎不再让她出门了。即使如此，她还是坚持定期休假，调节自己的身心。
　　阿雅说她喜欢北京，北京让她惆怅，也让她着迷。和她有着相近感受的是吉娜。吉娜说，她的家离马尼拉还有两千多公里，坐了大巴又要坐船，每次去趟马尼拉她都吐得昏天黑地。吉娜的父母经营着香蕉园，从小在香蕉园里长大的她，对北京的大都市风情非常迷恋。
　　吉娜有两个孩子，老公专职在家照看孩子。早前在台湾工作期间，吉娜得知老公找了个小女孩回家同居，她赶回去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原谅了老公。现在，她依然每月将钱如数寄回家。吉娜的信念是，只要她源源不断地寄钱回去，老公就会感觉到她的重要性，对孩子也会好些。
　　吉娜说，如果可能，她想继续留在中国再干十年，十年后她的孩子都大了，大学毕业了，她也有钱买新房子和土地了。至于丈夫，对她而言只是概念而已，见还不如不见。吉娜一心想把口袋里装满钱，而这个梦，只要她坚持，就可以在中国实现。与阿雅一样，她的座右铭就是忍耐和坚持。
　　在内心里，吉娜对艳遇怀有深深的渴望，每次看见其他姐妹交了新朋友，或者有了一夜情，她就会落寞好几天。不过，吉娜又矮又胖，没什么吸引力，她对艳遇也逐渐不抱什么希望。当然，她依旧乐此不疲地参加聚会，与大家一起去酒吧喝酒，哪怕是一夜情，也是她期待的。
　　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雇主对吉娜加以限制，出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她一怒之下辞了职，和几个姐妹在望京合租了一个地下室，但这样的日子难免提心吊胆。今年5月的一天，吉娜和朋友一起去泡吧，就在她去卫生间的空当，远远看见她的朋友和三十几个菲律宾女人一起，被警察赶鸭子一般带离了酒吧。吉娜吓得跑回卫生间，锁上门，一直呆到凌晨3点多。她说，那一次她特别怀念雇主家温暖的床。 　　之后，她觉得还是做住家保姆安全，又找了个新雇主。新雇主对菲佣很不好，家里一对老人整天像防贼一样盯着吉娜，吃饭也要限量，但吉娜没勇气再换雇主或逃跑了，她说：人错就错在这山望着那山高。
　　夜里，吉娜会非常想念两个年幼的孩子，尤其是3岁的儿子，她常常哭醒，但从未动过回去的念头。

那些不安分的灵魂

　　身处中国大陆，菲佣们的心态也有着微妙变化，许多人放弃做住家保姆，在外面合伙租房子，一天做上几个小时的钟点工，晚上6点以后就不再工作。她们的钟点费通常是每小时50元，只要不是太懒，收入就会比住家菲佣更高，同时也很自由。她们拿着钱去雅秀买仿制的名牌，去酒吧等场所玩乐，很快就会把收入挥霍掉。在年轻人看来，这才是潇洒的生活，菲佣玛莎就认为，未来太远，无法把握，她们挣钱这么辛苦，也该及时行乐，剩下的钱拿回去，也够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在异国他乡，菲佣们找老乡的嗅觉很灵敏，即便陪雇主逛街，也能迅速地发现人群中的老乡，立即留下电话，互通信息。她们习惯于自发地组织所谓的联盟，互相照应，一个菲佣出了问题，一群人可以帮忙出主意，体现出特有的团结。
　　阿雅和吉娜还慢慢发现，身边的一些同伴连菲佣这个职业都厌倦了，转而做起了隐形小姐。这些人觉得，出卖肉体除了“来钱快”，还能慰藉寂寞的灵魂。
　　一个周末，阿雅和她的朋友在三里屯的酒吧夜饮，她的朋友很快被一个嫖客相中、带走。孤独的阿雅一个人跑到肯德基里，坐了一夜，实在困极了，就在椅子上睡一会儿。
　　苏珊娜很看不惯那些在外面租房子做小时工的菲佣，她偶尔会拿自己的经验去劝导年轻人，但是，越来越没人听她的了。她常常感叹，现在来中国的菲佣都“学坏了”，太不务实了。
　　在北京酒仙桥、望京、燕郊等地，被苏珊娜瞧不起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菲佣们合住在一些出租屋，浓妆艳抹，出没于她们的聚居区，而望京附近的丽都假日酒店，则成为她们寻找雇主的主要场所。
　　太阳西斜，在北京街头，吉娜和阿雅站在一群菲佣中间说笑着。她们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美好的淘金梦何时会被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