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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现有的村落政治研究要么致力于对个案的深度呈现,要么寻求宏观的国家与乡村社会框架下的理论解释。深化村落政治研究的可取路径是如何将研究向中观层次推进。从不同类型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角度可以实现这一诉求。在界定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基础上,考虑到比较研究的可操作化,需要进一步将村民群体性活动以连续谱的方式进行小类和大类上的区分,进而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对典型群体性活动的“事件—过程”分析,实现对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深度呈现,最终将突破现有村落政治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村落政治;中观研究;村民群体性活动;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9-0114-05
相对于纯私人性的个体和家庭生活,于普通村民而言,他们生活中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超越于纯私人性范围的有较多(乃至全体)村民共同聚集、参与的群体活动。这些活动在本文中被统称为村民群体性活动。对于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从核心力量上来抽象,在政治学的视角下,可以自生秩序主导性强为左端,以国家制度安排色彩强为右端,对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排序和归类。这样处理是出于政治学研究的需要:一方面,村民群体性活动是透视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窗口;另一方面,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政治学考察必须被置放到秩序自生和现代国家治理的视野中进行。
一、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概念界定
在讨论村民群体性活动之前,有必要对“群体性活动”作出概念上的界定。与“群体性活动”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如下几个: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群体性行动。赵鼎新对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他对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①由于西方很多的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因此有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学者们一般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上来区分群体行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②一般来说,群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制度外,对社会变革诉求不高;集体行动较群体行为的组织化程度高,制度外,有一定社会变革的诉求;而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又比集体行动高,制度化程度分化很大,有的在制度内,有的在制度外,社会变革的诉求很高。三者之间很难完全分开,并且还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关于群体性行动,有学者主张用其说明目前国内出现的某种社會现象(包括业主维权、村民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③。而部分研究“群体利益的表达行动”的学者,也注意到“西方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都是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为,但在中国,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为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困境,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因为难以制度化而缺乏存在的空间。”④
本文所论的“群体性活动”,主要是与集体行动和群体性事件两个概念相比较。群体性活动强调在一定的社会空间里多个成员能够聚集并参与到一定的互动关系中。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广泛的包容性,主要强调公共性,也就是社会领域的政治性质。群体性活动不仅指一种活动过程,也指一种活动状态。它去除了“群体性事件”这一在中国语境中往往等同于群众性治安事件的敏感色彩,也避免了集体行动概念所突出的一致性特征——群体性活动内部包含了一致和不一致的各种倾向,也不必然指向克服“搭便车”的诉求和结论,相反,群体性活动更强调成员之间沟通、互动、妥协、定约的过程。如前所述,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中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合法性困境”,采用群体性活动这一指向性不那么狭隘却能够包容社会领域各种聚集性社会互动的概念,可以中立地审视社会领域的政治生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探明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的隐秘关联。
由此,“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意指超出个人和家庭范围而有较多村民共同聚集、参与和互动的行为。为便于研究,基于对村落社会事实的分解,可以将村民群体性活动继续细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类。在调查问卷中可细分为:(1)选举、村民(代表)大会、小组会议等正式活动;(2)上访、维权;(3)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4)各类经济合作或商业集体活动;(5)建宗祠、修族谱等宗族活动;(6)婚丧嫁娶等社会交往活动;(7)修庙或举办庙会、举行基督教的聚会等宗教文化活动;(8)组织锣鼓队、舞龙队等文体活动。而在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中,又可进一步将这些活动归纳为三大类:(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村组会议、上访维权等。可以看出,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指称村民在面向村落自身和少量的面向村落之外的公共活动。因为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原因,社会性和文化性是其产生的起点,也是伴随其始终的性质,离村落越远的群体性活动越趋向于与国家权力尤其是地方国家(主要是基层政府)产生关联。当然,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规模远不及一般的社会运动或大规模抗争那样大,因而通常具有小群体的性质。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村民群体性活动是村民利益形成与表达的一种机制,与一些明显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相区别,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概念。⑤本文之所以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也有这方面的学理考虑,并非仅仅是修辞学的处理。也就是说,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客观化、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科学的概念界定原则。而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更容易突破社会学固有的概念局限而激发本土政治学研究的想象力。
二、村民群体性活动具有的研究价值
以村落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单位是很多学者的共识。⑥而学术界对村落政治的研究一般都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框架。对于国家而言,它最主要的体现是国家权力;对于社会而言,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自生秩序。问题是,对于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抽象类型的概括上;相反,应该运用具体的社会事实进行透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选取村民群体性活动这样的社会事实。先排除群体性活动内部所可能存在的各种差别和复杂机理,而将其视作在国家权力和自生秩序的宏观结构下的产物⑦,然后从行动的过程上进行更为微观的分析,由此可以做到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统一。同时,由于研究的核心关怀是探讨当前我国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基于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视角,可以透视出国家权力与自生秩序间复杂而具体的关系现状及改进方向,从而将空泛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研究引向具体和深入。
具体来说,主要可以通过对发生于村落(主要是村民小组,但可以因为活动的展开而与村委会直至乡镇政权发生关联)中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内部发生机制及外部制约结构的比较,探讨当前我国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外延非常广泛,涉及村落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全面地考察,主要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生活所天然具有的群、己两个范畴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在我国村落的生活世界中,这些活动对村民而言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区分;同时也是考虑到,在对社会政治进行考察时,对政治的界定不能过于狭窄。当然,如果我们以纯社会性和纯政治性作为两端划出一条连续谱,上述所言的各类群体性活动是可以依次排列的,因此其所具有的解释意义也不尽相同。
可以让所有的观察员追踪描述近年来村落中发生的群体性活动,尤其是偶遇的群体性活动{17},将其具体过程白描出来。从白描材料中进行适当的分类和提炼,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村落中自生秩序和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白描同样也可能存在观察者的疏漏,但覆盖相对广泛的村落,其不同类型的群体性活动多少还是能弥补这一点,加上近期发生的其他一些地区的典型个案,经过综合分析应当能够配合说明目前我国村落群体性活动的发生机理。可见,村民群体性活动方面的白描材料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分析性价值,它同样是深化当前我国村落政治研究的必须。
当然,对白描材料进行筛选和列举是分析的前提,这里就涉及筛选和列举的标准。筛选的标准主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描述的活动所具有的典型性;二是描述过程的详细性。具体来说,典型性主要考虑该个案能否明显地透视出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详细性主要是考虑到调查员之间挖掘和捕捉能力的差异性,将不能充分挖掘到相关细节的表面化或简单化的白描予以舍弃。列举的标准是离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远近——当然,这种远近是从实质(主要是基于政治学的基本视角)上所讲的,从左到右分别是:(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村组会议、上访维权等。当然,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粗线条的,其中没有过多考虑每一类内部的具体区分,如村组会议和上访维权在一般语境下有制度(正式)与非制度(正式)参与的区别,但从活动的主导属性看,为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将它们放到一起来考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一个连续谱意义上分类,并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将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具体而动态地揭示出来,深化我国现有的村落政治研究。
注释:
①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 余成普:《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何以可能》,《开放时代》2007年第5期。
④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 前些年也有学者对“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进行了适用性的反思:“第一,集体行动蕴涵着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体的自利性和个体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而用此假定分析农村社会和农民,将遮蔽很多重要的共同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旨在解释合作行为如何达成,而对农村社会和农民来说,合作行为的达成固然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合作文化的培养,社区秩序的维持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而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的框架内不好讨论。”(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⑥ 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一章,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⑦ 虽然有社会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开始从集体—行动的视角进行观看,人类的行为便既不表现为社会互动的逻辑产物或必然产物,也不表现为有待解决的问题结构的产物”(参见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从结构性的原因上寻求一定的解释可能性。
⑧ [美]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⑨ 肖红叶:《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统计学——统计在政治中应用的研究》,《统计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就属于微观机制分析,它倾向于运用“深描”的方式进行叙述,避免以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来裁剪丰富多样的社会事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当然,在“过程—事件”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对产生事件及支配其运行过程的宏观结构作尝试性的分析。
{11}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2} 林尚立:《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社会》2006年第3期。
{13} 因为村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村落秩序的维持多由精英主导,村民在其利益实现上不仅需要来自国家的制度和资源配置,更依赖生活所在村落的支持,所以,村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只是当前的这种共同体大都是不完整、不强固的。如果考虑到“国家的权力并未当作天然与其他人类团体不同的权力。如果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是通过对所有人类团体中的权力进行比较研究后揭示出来的差别”([法]莫·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对村落进行政治研究将更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14} “‘常人方法学’在字面上暗指,普通社会成员用以理解并作用于其日常生活的方法与程序。”(转引自[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学术界运用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也接近于常人方法学。
{15}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 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9页。
{17} 强调偶遇材料的重要性,一是考虑到调查者可以现场观察和询问,并能体验到诸多非现场访谈所无法探查到的要素;二是偶遇材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所言:“资料的偶然性是研究的黄金法则。”([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刘伟,男,1978年生,河南信阳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編辑刘龙伏)
关键词:村落政治;中观研究;村民群体性活动;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9-0114-05
相对于纯私人性的个体和家庭生活,于普通村民而言,他们生活中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超越于纯私人性范围的有较多(乃至全体)村民共同聚集、参与的群体活动。这些活动在本文中被统称为村民群体性活动。对于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从核心力量上来抽象,在政治学的视角下,可以自生秩序主导性强为左端,以国家制度安排色彩强为右端,对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排序和归类。这样处理是出于政治学研究的需要:一方面,村民群体性活动是透视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窗口;另一方面,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政治学考察必须被置放到秩序自生和现代国家治理的视野中进行。
一、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概念界定
在讨论村民群体性活动之前,有必要对“群体性活动”作出概念上的界定。与“群体性活动”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如下几个: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群体性事件,群体性行动。赵鼎新对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他对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①由于西方很多的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因此有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学者们一般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上来区分群体行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②一般来说,群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制度外,对社会变革诉求不高;集体行动较群体行为的组织化程度高,制度外,有一定社会变革的诉求;而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又比集体行动高,制度化程度分化很大,有的在制度内,有的在制度外,社会变革的诉求很高。三者之间很难完全分开,并且还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关于群体性行动,有学者主张用其说明目前国内出现的某种社會现象(包括业主维权、村民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③。而部分研究“群体利益的表达行动”的学者,也注意到“西方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都是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为,但在中国,制度外的或对抗性的政治行为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困境,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因为难以制度化而缺乏存在的空间。”④
本文所论的“群体性活动”,主要是与集体行动和群体性事件两个概念相比较。群体性活动强调在一定的社会空间里多个成员能够聚集并参与到一定的互动关系中。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广泛的包容性,主要强调公共性,也就是社会领域的政治性质。群体性活动不仅指一种活动过程,也指一种活动状态。它去除了“群体性事件”这一在中国语境中往往等同于群众性治安事件的敏感色彩,也避免了集体行动概念所突出的一致性特征——群体性活动内部包含了一致和不一致的各种倾向,也不必然指向克服“搭便车”的诉求和结论,相反,群体性活动更强调成员之间沟通、互动、妥协、定约的过程。如前所述,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中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合法性困境”,采用群体性活动这一指向性不那么狭隘却能够包容社会领域各种聚集性社会互动的概念,可以中立地审视社会领域的政治生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探明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的隐秘关联。
由此,“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意指超出个人和家庭范围而有较多村民共同聚集、参与和互动的行为。为便于研究,基于对村落社会事实的分解,可以将村民群体性活动继续细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类。在调查问卷中可细分为:(1)选举、村民(代表)大会、小组会议等正式活动;(2)上访、维权;(3)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4)各类经济合作或商业集体活动;(5)建宗祠、修族谱等宗族活动;(6)婚丧嫁娶等社会交往活动;(7)修庙或举办庙会、举行基督教的聚会等宗教文化活动;(8)组织锣鼓队、舞龙队等文体活动。而在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中,又可进一步将这些活动归纳为三大类:(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村组会议、上访维权等。可以看出,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指称村民在面向村落自身和少量的面向村落之外的公共活动。因为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原因,社会性和文化性是其产生的起点,也是伴随其始终的性质,离村落越远的群体性活动越趋向于与国家权力尤其是地方国家(主要是基层政府)产生关联。当然,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规模远不及一般的社会运动或大规模抗争那样大,因而通常具有小群体的性质。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村民群体性活动是村民利益形成与表达的一种机制,与一些明显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相区别,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概念。⑤本文之所以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也有这方面的学理考虑,并非仅仅是修辞学的处理。也就是说,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客观化、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科学的概念界定原则。而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更容易突破社会学固有的概念局限而激发本土政治学研究的想象力。
二、村民群体性活动具有的研究价值
以村落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单位是很多学者的共识。⑥而学术界对村落政治的研究一般都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框架。对于国家而言,它最主要的体现是国家权力;对于社会而言,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自生秩序。问题是,对于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抽象类型的概括上;相反,应该运用具体的社会事实进行透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选取村民群体性活动这样的社会事实。先排除群体性活动内部所可能存在的各种差别和复杂机理,而将其视作在国家权力和自生秩序的宏观结构下的产物⑦,然后从行动的过程上进行更为微观的分析,由此可以做到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统一。同时,由于研究的核心关怀是探讨当前我国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基于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视角,可以透视出国家权力与自生秩序间复杂而具体的关系现状及改进方向,从而将空泛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研究引向具体和深入。
具体来说,主要可以通过对发生于村落(主要是村民小组,但可以因为活动的展开而与村委会直至乡镇政权发生关联)中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内部发生机制及外部制约结构的比较,探讨当前我国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外延非常广泛,涉及村落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全面地考察,主要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生活所天然具有的群、己两个范畴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在我国村落的生活世界中,这些活动对村民而言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区分;同时也是考虑到,在对社会政治进行考察时,对政治的界定不能过于狭窄。当然,如果我们以纯社会性和纯政治性作为两端划出一条连续谱,上述所言的各类群体性活动是可以依次排列的,因此其所具有的解释意义也不尽相同。
可以让所有的观察员追踪描述近年来村落中发生的群体性活动,尤其是偶遇的群体性活动{17},将其具体过程白描出来。从白描材料中进行适当的分类和提炼,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村落中自生秩序和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白描同样也可能存在观察者的疏漏,但覆盖相对广泛的村落,其不同类型的群体性活动多少还是能弥补这一点,加上近期发生的其他一些地区的典型个案,经过综合分析应当能够配合说明目前我国村落群体性活动的发生机理。可见,村民群体性活动方面的白描材料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分析性价值,它同样是深化当前我国村落政治研究的必须。
当然,对白描材料进行筛选和列举是分析的前提,这里就涉及筛选和列举的标准。筛选的标准主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描述的活动所具有的典型性;二是描述过程的详细性。具体来说,典型性主要考虑该个案能否明显地透视出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详细性主要是考虑到调查员之间挖掘和捕捉能力的差异性,将不能充分挖掘到相关细节的表面化或简单化的白描予以舍弃。列举的标准是离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远近——当然,这种远近是从实质(主要是基于政治学的基本视角)上所讲的,从左到右分别是:(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村组会议、上访维权等。当然,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粗线条的,其中没有过多考虑每一类内部的具体区分,如村组会议和上访维权在一般语境下有制度(正式)与非制度(正式)参与的区别,但从活动的主导属性看,为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将它们放到一起来考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一个连续谱意义上分类,并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将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具体而动态地揭示出来,深化我国现有的村落政治研究。
注释:
①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 余成普:《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何以可能》,《开放时代》2007年第5期。
④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 前些年也有学者对“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进行了适用性的反思:“第一,集体行动蕴涵着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体的自利性和个体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而用此假定分析农村社会和农民,将遮蔽很多重要的共同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旨在解释合作行为如何达成,而对农村社会和农民来说,合作行为的达成固然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合作文化的培养,社区秩序的维持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而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的框架内不好讨论。”(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⑥ 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一章,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⑦ 虽然有社会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开始从集体—行动的视角进行观看,人类的行为便既不表现为社会互动的逻辑产物或必然产物,也不表现为有待解决的问题结构的产物”(参见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从结构性的原因上寻求一定的解释可能性。
⑧ [美]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⑨ 肖红叶:《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统计学——统计在政治中应用的研究》,《统计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就属于微观机制分析,它倾向于运用“深描”的方式进行叙述,避免以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来裁剪丰富多样的社会事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当然,在“过程—事件”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对产生事件及支配其运行过程的宏观结构作尝试性的分析。
{11}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2} 林尚立:《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社会》2006年第3期。
{13} 因为村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村落秩序的维持多由精英主导,村民在其利益实现上不仅需要来自国家的制度和资源配置,更依赖生活所在村落的支持,所以,村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只是当前的这种共同体大都是不完整、不强固的。如果考虑到“国家的权力并未当作天然与其他人类团体不同的权力。如果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是通过对所有人类团体中的权力进行比较研究后揭示出来的差别”([法]莫·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对村落进行政治研究将更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14} “‘常人方法学’在字面上暗指,普通社会成员用以理解并作用于其日常生活的方法与程序。”(转引自[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学术界运用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也接近于常人方法学。
{15}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 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9页。
{17} 强调偶遇材料的重要性,一是考虑到调查者可以现场观察和询问,并能体验到诸多非现场访谈所无法探查到的要素;二是偶遇材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所言:“资料的偶然性是研究的黄金法则。”([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刘伟,男,1978年生,河南信阳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編辑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