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我由南昌县第三区人民政府调中共南昌县委土改政策调研室工作。报到当天，就随同县委宣传部长陈明同志赴八区搞土改。
　　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县委土改政策调研室负责人的电话，说“县委书记方德鑫同志明天要亲自到八区去搞调查，”嘱我务必在区里等候，并切实准备好汇报材料。区委书记丁佐昌同志听说他明天要来，便交待伙食管理员万长善同志准备几个菜。方书记当时是享受“中灶”待遇的。
　　解放初期，南昌县境内是几乎没有公路，不通汽车的。这天早晨，方书记就独自一人，徒步10余里来到了八区。他首先深入区政府驻地周围的几个乡、村农会听取汇报，搞调查，尔后才来到区政府。其时正值中午，该用午餐了。陪同方书记用餐的除了陈明部长和丁佐昌书记外，还有县司法科长占全景同志，他也是县委派驻八区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我这个“小兵”因来不及溜走，也被强拉就席。
　　餐桌上摆着四道菜：清炖鸡一只，红烧肉和青菜、豆腐各一盘。可是正当大家提筷子之时，方书记双目紧盯着那只清炖鸡，好几秒钟后，方书记把脸转过来问我：“小李，区里是谁管伙食？”我说：“是万长善同志。”他便命我：“你去把他请来见我！”我奉命把万长善同志请来了。方书记劈头就斥问他：“我是中共南昌县委书记，还是国民党南昌县党部书记？”尽管这种斥问使万长善同志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还是十分清醒地作了肯定的回答：“当然是中共南昌县委书记！”方书记又进一步斥问他：“我既然是中共南昌县委书记，不是国民党南昌县党部书记，那你为什么宰鸡接待我？”继又追问：“买鸡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伙食团里的伙食‘尾子’（即伙食费中的月底少量余钱）。”万长善同志回答后，方书记又严肃地指出：“伙食‘尾子’只能用来为同志们加餐，改善生活，不能用来招待我。”就在万长善同志处于十分尴尬的时刻，丁佐昌同志站起来了，他恳切地说：“方书记，这只鸡是我叫万长善同志买的。他没有任何错误，犯错误的是我。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批评。”与此同时，陈明和占全景同志也相继站起来，作“检查”，认“错误”，争担“责任”。于是方书记也就立即向万长善同志作检讨。他说：“我刚才的态度很粗暴，错误地批评了你，我向你赔不是。”随即向万长善同志深鞠了一躬，令万长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至此，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用餐终于开始了。方书记提起筷子端起碗，大口大口地扒饭，大口大口地吃青菜和豆腐。饭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人民币5万元（旧币）压在碗底下。
　　当时的人民币5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党政机关工作干部，都是供给制待遇。即国家供吃、供穿，还发一点零钱买日用品。所供之“吃”则是有区别的。干部分别享受“小灶”、“中灶”、“大灶”待遇。高、中级干部吃“小灶”与“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标准是：每人每月大米45斤（发可兑换大米的粮票），菜金4万5仟元。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币5万元是一名国家干部一个多月的菜金，亦可见方书记为其用筷子在鸡汤里沾了一下所付出的“代价”是挺沉重的。
　　弹指五十五年，而方德鑫同志这个廉洁自律的感人故事，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今天，我要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赠送给那些经常肆意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官员们，衷心希望他们用此镜好好对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