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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情感体验、情绪记忆、生命意识与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文学大师沈从文，自1923年抵京到1988年在北京谢世，近50年的在京经历与体验，使其审美式地呈现了北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北京书写的文学作品，在现实与浪漫主义之间想象并建构北京新形象。沈从文从自身的空间经历、空间体验到空间审美表述实践，其中既含有他厚重深沉的国家情怀，又包含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其北京书写无疑具有典型性与独特性。
【关键词】 沈从文;典型性;北京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27-0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吉首大学研究生社会科学处科研创新项目“沈从文的北京书写研究”（编号：20SKY12）。
“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某个特定场所，还包括人对地方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意识，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物质性是枝叶，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是主干。特定地理空间影响并塑造了特定时期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与形象书写。
谢纳在《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中提出：“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式反映，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意义和价值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促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产生不同的空间象征意义。”[1]地理空间以独特性、丰富性带给文学家创作体验，使其以文学的形式表征地方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人事活动等。因而，文学艺术蕴藏的地方情感记忆，既是个体的又含有集体经验。
北京，作为承袭千年封建文明的皇城古都，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都，国家权利机关的中心，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文化与历史内涵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文学形象的塑造。一代又一代作家，以其自身素养与在京的感知体验，记录着书写着北京的社会变化与人文历史记忆。
如土生土长于北京的老舍先生，其作品中的“京味文化”;张恨水先生对北京市民世俗的诙谐书写;林语堂先生以北京想象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王朔、徐则臣、邱华栋等对北京的都市书写。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怀着对文学的满腔热忱，1923年抵京到1988年在北京谢世，近半世纪在北京的生活成长经历与创作历程，使其留下了不少关于北京书写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的北京书写，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北京空间体验的变化，前期与后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前（1923—1949）：这一时期北京书写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小说。沈从文从偏远湘西，闯入北京，怀着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及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创作了大量都市小说，以异己者姿态与文化他者的身份，审视与体察都市病态文明，以鄉下人视角书写城与乡的对立矛盾。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8）：这一时期北京书写主要体现于沈从文与家人、朋友、社会人士等的大量往来信件，及个人自白的杂文与未完成的小说创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书写，不仅涵盖了大量有关北京历史、政治、文化、人事等内容，也包含了沈从文的人世观、政治观、世界观等深厚广博的思想。如果说沈从文20岁以前的湘西经历，带给了他厚重的生命意识，那么，20岁之后在北京经历的人世浮沉与家国变迁，影响并塑造了他一生坚韧挺拔，与世无争，为而不有，忧国忧民，诚挚无私的高尚人格与灵魂。故此，一方面从沈从文的创作看北京从旧到新的艰苦历程和一代人的历史文化记忆与集体经验，一方面从北京书写反观沈从文思想的变化与成熟，精神与人生态度的可敬之处。
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书写的空间呈现
1949年是中华民族国家的新生，亦是沈从文自身的新生。更不妨说，时代的新生造就了沈从文的新生。伴随着北大大字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声讨声音的出现，沈从文遭受了强大的精神压力。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沈从文从“大悲”渐趋转为平静，开始审视自己，在恢复中寻找自我，平和地看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找寻自己的社会定位，接纳一切好与坏。他用“慈柔”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境，“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2]32“新生”的沈从文从历史风霜中走来，此后的每一步，他都走得极为有力且扎实。
1949年后，沈从文虽将事业的重心从文学写作转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但其书写的大量信件中，流露着对当时社会各个层面发展的思虑，从北京社会的方方面面观照且体察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动向。
（一）社会空间
空间是思维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有形与无形，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精神与身体，意识与无意识的组合。索亚明在继承发展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本体论”，即“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是空间的“原点”，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因为人的存在，才赋予空间社会价值与意义。
同样，社会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受多重因素影响并制约。“人把自然空间变成生产实践的对象和目标， 将原本自由自在的自然空间改造为人类社会空间实践的生成过程， 让自然空间日益带有属人性和社会意义， 日益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态。因此， 人类生产实践让自然空间带有了社会印记和人类意识。”[3]
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转型与深入，20世纪初，北京、上海、广东等具国际色彩的大都市应运而生。现代都市社会多重复杂、缠绕交织，表现出异质性、消费性、娱乐性、开放性、驳杂性等特征。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国都北京，在传统空间裂变与现代空间重组中，因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呈现出曲折式发展的态势。北京的社会空间，既也表现出多重性与复杂性，发展与矛盾、优态与痼疾兼存。沈从文以其北京都市经验，体察北京社会的发展概况，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对北京进行审美式的空间创造。 其一，从物质空间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发展。物质空间是构成社会空间的基础，更不妨说，物质空间决定并影响着社会空间发展的深度与广度。1949年之后，北京总体上呈现为螺旋式地发展。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开始大力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化发展步伐。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沈从文以客观纪实的方式，在与大哥沈云麓的往来书信中书写着建国初期北京的发展面貌。“北京新建设太多，城里城外到处都有新变化。”[4]3“从明日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 [5]296“几天来，一条长安街已收拾得十分清爽，其他街上也干干净净，居民小组还分段负责泼水，大街上已装有水管和播音机。”[6]314“更客观的还是东郊工厂区新光景，和西郊新光景。从这些体会全国新光景，令人感到这十年真正是比过去一世纪变化还大！甚至于比以前一千年变化也大！此后十年的变化，必然还比近十年加倍迅速。”[7]340“故宫已焕然一新，大致是乾隆以来头一回。天安门前已交工，好一个平平坦坦庄严美丽的大广场……种种都象征新中国有计划的使用人力成果辉煌。”[8]352
沈从文在其往来的书信中，用大量文字记录了北京方方面面的变化，如市场供销、按户分配的合理之处;乡村的购买力增强、生产加倍;菜蔬果品的生产与出口;日用轻工业品的自由选购;音乐、歌舞、电影的新式发展等。
“国家大处事事向好发展，特别是令过去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看见吃惊，因为没有花子，没有流氓，没有吸鸦片和打牌的太太，旅馆中再不会发现妓女，且从不要小费，极少有贪官污吏，从不见警察或兵士打人，极平凡职业都受到社会尊重，租界已取消，再不见外国人那种唯我独尊样子……总之，一切变了，最大变化还是到处工厂林立，即以北京而言，建设之大，也非他们所能意想！而且是全国范围内进行。”[9]52宽敞平坦的道路、便捷利民的无轨电车、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公共空间设施的不断改进与完善、社会风气与面貌的革新……建国初期的北京显现出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建设速度之快，更象征着新中国欣欣向荣、百舸争流的发展景象。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动荡，致使生产力下降，许多问题出现了脱节情形，因此不少方面出现了停滞景象。北京的物质空间映射着国家整体物质经济的发展概况，沈从文身为时代的一分子，其个人感知也印刻着集体经验的痕迹。在这一时期，与沈从文一样，一起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明日”稍感杞忧。
万事万物的发展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总归要经历风霜雨雪的击打，方能更加铿锵有力。“国家要人爱，事情也总要有人作，又肯定会不断有人诚诚恳恳、热情忘我的在做，一切向好处努力，能忍受倏然而来的灾难，以及必然不少的困难挫折。必须长远记住，我们还是活在一种书呆子似乎永远不易理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尊重现实而不过分多幻想，一切谨慎万分的照旧认真耐烦工作，却不存任何无根幻想，就对了。”[10]115
沈从文与时代共存，见证着经历着亦理解着，同样也感知着记忆着书写着。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北京社会发展的种种景象，时刻关切且體察，心系社会与国家，期冀着未来更好地发展。
其二，从文化空间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发展。人类学将“文化空间”最早定义为文化场所，无疑具有局限性。文化空间，不仅是空间层面人作为主体活动的空间方式与存在状态，更是时间层面共同构建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谈及城市文化空间，必然涉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意义的物质文化遗产建筑物与文物等。
故此，文化空间富含多层意义，具有无限性和广延性，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无法剥离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样文化空间是人和谐健康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将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就像沈从文自己所言，“同时代的巴金、老舍、丁玲等像天上的明星一样，到各个国家访学参观，而他自己天蒙蒙亮，抱着烤白薯，坐在博物馆门口等待开门，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馆藏室研究文物”，及他在书信中频繁提到对北京中小学、大学教育的殷切关注。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视。
北京是历史文化重地，但随着现代性浸染，城市化深入，传统文化空间逐渐裂变，现代文化空间应之而生。其表现出个性化，娱乐化、张扬化、西式化、板块化等特征，相反，文化的本土性却逐渐减弱。
沈从文对北京文化空间的审视与思虑，首先体现在对历史文物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之上。五十年代末在给沈云麓的信中，谈及文物研究工作的问题，显露其深深的忧虑。“故宫，收藏的千种花纹绸缎被冻结在库房中，教这一行的先生们都不肯好好认真学学。”[11]217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写信，谈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历史文化传承、青年文化教育等问题。“若一切能从实践出发，做得扎扎实实，不仅仅可解决本馆陈列上一系列问题，还可望将成果提供给国内编通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医药卫生、音乐杂技和生产上所需艺术方面种种新材料、新见解、新结论。若馆中没有人手可以调动，又限于规章制度不许请临时工，只要馆中同意搞这个工作，即由我薪资中每月扣出六十元，来请个年青得力画手，为把必要图像画出来，成绩则将来完全交给馆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争取时间，为公家做出点东西！我学得比较杂，就为的是感觉到党既然把我放到这个岗位上，这种文化仗一定得打好它。”[12]304
沈从文滚烫地热爱文物研究工作，全身心致力于传承历史文化，尽其所能让历史文化之光照的更远。但在现代性冲击之下，传统民族文化被弱化，传承与发展面临重重阻碍。“我们搞的一行，就更糟糕，全国出了快达千万新文物，却直到如今，并不曾引起搞‘历史’的专家认真注意过，并来好好利用它，使得新的史学研究，脱离了传统的老方法，进而逐渐以文物为重点来弄清楚劳动创造文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得出崭新证据……因此，改陈了三四年，进展可极小，重点只是抓标题上的观点，而对文物的认识，水平却极低。”[13]204研究文物是了解历史、传承历史的基础之径，沈从文倾其所能通过各种方式，想引起对博物馆研究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更想让青年一代重视历史文化，切实地学习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是国家屹立于世界之魂，人的发展亦离不开文化素养的熏陶与指引。故此，构建显性与隐性功能相结合的历史文化空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根基。 其次，沈从文极为重视文学教育的革新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其书写的大量文字中体现着沈从文对下一代文化教育与成长的殷切关怀。“教改由大学到小学，教书的都有无所适从感。因为教材既无定本，凡事近于‘瞧着办吧’，谁也不明白要如何搞教材。”[14]96“这十多年的大学教育情形即可看得出来，毕业人数加了数倍，送到许多部门都不抵用。有的保留个位置名额，再上学进修若干年。各机关都有人多之患。学校‘尸位素餐’的或更多，要纠偏，比许多生产机关还感困难。”[15]114青年学生的教育是构成社会空间稳固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水平差距大，思想水平低，又无统一标准的教科书，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问题，不啻是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青年的精神指向与隐性文化环境，不应该是务虚的“新世故”，而是由内而发的真才干，踏实苦干的真成就，是向上的内核精神。沈从文曾为师教学，也曾参与教材的编撰工作，不论是内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修养，还是外在大环境的感染，他都心系社会的发展，深深关切青年学生的成长教育问题。
（二）精神空间
人是空间的原点，身体是空间的主轴，是核心存在。身体既包含表面肉体部分，又包括自我精神世界、心理体验等，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列斐伏尔揭示了身体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同构关系及相互作用， 空间的解放意味着感官的全面恢复和能量的充分释放。‘差异性空间’和‘极乐的建筑’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理想化的空间想象， 具有激情和自然的美学特征。”[16]“从本质说， 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是被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主体。”[17]当身体真正发挥自我主体性，充分感知与体验世界，从肉体到精神世界独立而自由，不受牵制与掌控时，空间才是一个真正“属人”的空间。
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赋予空间社会意义，因而社会空间的发展需以人的精神体验为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人”作为社会主体，其精神体验与身体感知也有所转变。沈从文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社会群体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革新，“以人民为主”的社会制度等。在展新发展景象之中，“人”亦是积极向上、满怀憧憬的。在现代化浪潮中，出行便利、经济自由、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以身体为原点的精神空间享受着时代变化发展的“速度”之感。
“我一九二三来到北京，在北京城里，我看到曹锟的贿选，张作霖人关，溥仪出宫，孙中山先生北来……我还看到抗日战争开始，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在北京上空出现的轰炸南苑的飞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三年的解放战争，建立了一个每一件事都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而切实努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并且在运用一切方法，把全体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动起来，为建设祖国而劳动。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中国全体人民实现一个更好的明天而准备。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活到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18]369是的，沈从文见证了从历史泥泞中走来的北京，它的满目疮痍;它的挣扎坚持;它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更印刻着一代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的北京书写，不只是停留于文字层面的社会集体记忆，穿透文字背后的是温热的血液，是温度与态度兼存的内在精神感知。于当下而言，社会的发展与前进，依然是以“人”为主体，需立足建设轻松自由、和谐有序、公正法治的大环境，以不压制人的“身体”为前提，以隐性的良好氛围影响并构建人健康的精神空间为前提。精神空间是构成空间完整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属人”的空间，必是切实依附于主体的真实感知体验而存在的。
二、沈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书写的动机
（一）构建北京形象的主流
地方之于人是极为重要的，“‘地方’，不止有一种固有的定义，它可以产生意义，产生情感，可以重构我们对物理空间的感知体验，因此地方不只是单一的，它是多维的，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政治的、形而上的。”[1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向外展示的“一面镜子”，其发展建设代表着国家前进的步伐。而国际大都市北京，也孕育着无数人的希望，亦是家国情感的寄托。传统文化记忆维系的老北京形象，已不能够贴合现代化浪潮中北京的现实之景。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以北京为经验领域，展现北京新面貌，建构北京新形象，表现北京城市精神的作家，其文本内容不仅停留于“地域”表层，更包含北京文化的深层意蕴。作家们以自身空间情感体验为基准，从不同角度关注北京发展的方方面面，用文学的形式，多姿多彩的表征北京的地缘特征及文化意义。
从30年代的“京派”、80年代的“京味小说”到90年代新一代作家的北京城市书写与想象，“北京”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感与浓郁的人文情怀，多少人在这里深根发芽，又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行个体与城市的斗争。于沈从文而言，北京是其第二故乡，他在这里“重生”亦在这里离去，这所城市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在北京书写的主流热潮中，毫无疑问沈从文必将拿起她的笔，将对这所城市的深厚情感与感知体验烙入文字之中。从20年代入京到80年代谢世，沈从文见证且经历了北京从旧到新的发展历程，他有足够深厚的书写能力也必须以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自觉地书写北京，建构北京新形象。
（二）沈从文的国家情怀与历史理性
建国以前，沈从文多书写城市痼疾，都市人病態式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反的赞美乡土世界的真善美，对城与乡进行双重反思与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渐趋模糊化，重建其批判立场。立足城市几十余年，与国家一同从风雨沧桑中走来，这时沈从文的思想有所转变，面对新政权领导下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他拥护新政权，深沉地爱着国家。
1949年之后，沈从文的笔墨之间表现了其浓郁深远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了其谦逊朴素、至真至纯的人格品质。“要爱党，爱国家，从大处看。国家那么大，当家做主的得总揽全局，由于社会变动过大，过速，凡事出小毛病，难避免。但从总的看，成就就未免太伟大，太伟大了。个人即再能干，也十分渺小。如何尽力把这点渺小生命，用到对国家有益工作上去，这倒是念念不忘的事。”[20]217“因为活在伟大毛泽东的时代中，凡是合理的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总会迟早可望实现的……”[21]371 从湘西私塾教育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到跨入北京接受现代文化的浸染，沈从文在其诗性与纪实性的书写方式中，彰显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辨意识与历史理性精神，他在时代中成长进步，亦敏锐地感知体验，自觉地将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相融合，用文字的形式将其记录。沈先生一生简朴素然，淡泊名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勤勤恳恳、热情忘我地投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之中，其爱国精神、博大胸怀、深厚思想与人生气节都是值得称赞与肯定的。
三、总结
沈从文以诗性想象的方式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信息，以客观纪实的形式再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小见大”构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形象，展现了国家不断探索、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从个人空间经验到书写家国发展变迁，沈从文的北京书写不单有地域的规定性，更深化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形象转变的理解。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书信与杂文中，展露出地对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视、理解与传承等，于当下而言，对“文化重建与发展”依然具有反思与启鉴意义。
正如凌宇所说：“他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有着独立思考的作家。”沈从文的身上显现着忧深的历史感兴特征，“深刻的历史感兴是沈从文创作的鲜明特点之一，它显示出沈从文爱国主义民族感情的浓烈与厚重。历史感兴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沈从文对人生和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带有多少局限性，可是，就其认识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可贵的教益。”[22]越过对历史人物好与坏外在现象的评判，从作家主体出发，以此透过文本内容体察与观照历史，不免会发现沈从文身上隐伏着一种鲜明典型的历史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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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17.
[22]凌宇.沈从文概论[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01）.
作者简介：
赵彩云，女，汉族，吉首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 沈从文;典型性;北京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27-0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吉首大学研究生社会科学处科研创新项目“沈从文的北京书写研究”（编号：20SKY12）。
“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某个特定场所，还包括人对地方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意识，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物质性是枝叶，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是主干。特定地理空间影响并塑造了特定时期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与形象书写。
谢纳在《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中提出：“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式反映，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意义和价值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促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产生不同的空间象征意义。”[1]地理空间以独特性、丰富性带给文学家创作体验，使其以文学的形式表征地方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人事活动等。因而，文学艺术蕴藏的地方情感记忆，既是个体的又含有集体经验。
北京，作为承袭千年封建文明的皇城古都，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都，国家权利机关的中心，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文化与历史内涵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文学形象的塑造。一代又一代作家，以其自身素养与在京的感知体验，记录着书写着北京的社会变化与人文历史记忆。
如土生土长于北京的老舍先生，其作品中的“京味文化”;张恨水先生对北京市民世俗的诙谐书写;林语堂先生以北京想象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王朔、徐则臣、邱华栋等对北京的都市书写。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怀着对文学的满腔热忱，1923年抵京到1988年在北京谢世，近半世纪在北京的生活成长经历与创作历程，使其留下了不少关于北京书写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的北京书写，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北京空间体验的变化，前期与后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前（1923—1949）：这一时期北京书写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小说。沈从文从偏远湘西，闯入北京，怀着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及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创作了大量都市小说，以异己者姿态与文化他者的身份，审视与体察都市病态文明，以鄉下人视角书写城与乡的对立矛盾。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8）：这一时期北京书写主要体现于沈从文与家人、朋友、社会人士等的大量往来信件，及个人自白的杂文与未完成的小说创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书写，不仅涵盖了大量有关北京历史、政治、文化、人事等内容，也包含了沈从文的人世观、政治观、世界观等深厚广博的思想。如果说沈从文20岁以前的湘西经历，带给了他厚重的生命意识，那么，20岁之后在北京经历的人世浮沉与家国变迁，影响并塑造了他一生坚韧挺拔，与世无争，为而不有，忧国忧民，诚挚无私的高尚人格与灵魂。故此，一方面从沈从文的创作看北京从旧到新的艰苦历程和一代人的历史文化记忆与集体经验，一方面从北京书写反观沈从文思想的变化与成熟，精神与人生态度的可敬之处。
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书写的空间呈现
1949年是中华民族国家的新生，亦是沈从文自身的新生。更不妨说，时代的新生造就了沈从文的新生。伴随着北大大字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声讨声音的出现，沈从文遭受了强大的精神压力。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沈从文从“大悲”渐趋转为平静，开始审视自己，在恢复中寻找自我，平和地看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找寻自己的社会定位，接纳一切好与坏。他用“慈柔”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境，“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2]32“新生”的沈从文从历史风霜中走来，此后的每一步，他都走得极为有力且扎实。
1949年后，沈从文虽将事业的重心从文学写作转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但其书写的大量信件中，流露着对当时社会各个层面发展的思虑，从北京社会的方方面面观照且体察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动向。
（一）社会空间
空间是思维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有形与无形，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精神与身体，意识与无意识的组合。索亚明在继承发展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本体论”，即“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是空间的“原点”，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因为人的存在，才赋予空间社会价值与意义。
同样，社会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受多重因素影响并制约。“人把自然空间变成生产实践的对象和目标， 将原本自由自在的自然空间改造为人类社会空间实践的生成过程， 让自然空间日益带有属人性和社会意义， 日益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态。因此， 人类生产实践让自然空间带有了社会印记和人类意识。”[3]
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转型与深入，20世纪初，北京、上海、广东等具国际色彩的大都市应运而生。现代都市社会多重复杂、缠绕交织，表现出异质性、消费性、娱乐性、开放性、驳杂性等特征。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国都北京，在传统空间裂变与现代空间重组中，因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呈现出曲折式发展的态势。北京的社会空间，既也表现出多重性与复杂性，发展与矛盾、优态与痼疾兼存。沈从文以其北京都市经验，体察北京社会的发展概况，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对北京进行审美式的空间创造。 其一，从物质空间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发展。物质空间是构成社会空间的基础，更不妨说，物质空间决定并影响着社会空间发展的深度与广度。1949年之后，北京总体上呈现为螺旋式地发展。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开始大力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化发展步伐。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沈从文以客观纪实的方式，在与大哥沈云麓的往来书信中书写着建国初期北京的发展面貌。“北京新建设太多，城里城外到处都有新变化。”[4]3“从明日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 [5]296“几天来，一条长安街已收拾得十分清爽，其他街上也干干净净，居民小组还分段负责泼水，大街上已装有水管和播音机。”[6]314“更客观的还是东郊工厂区新光景，和西郊新光景。从这些体会全国新光景，令人感到这十年真正是比过去一世纪变化还大！甚至于比以前一千年变化也大！此后十年的变化，必然还比近十年加倍迅速。”[7]340“故宫已焕然一新，大致是乾隆以来头一回。天安门前已交工，好一个平平坦坦庄严美丽的大广场……种种都象征新中国有计划的使用人力成果辉煌。”[8]352
沈从文在其往来的书信中，用大量文字记录了北京方方面面的变化，如市场供销、按户分配的合理之处;乡村的购买力增强、生产加倍;菜蔬果品的生产与出口;日用轻工业品的自由选购;音乐、歌舞、电影的新式发展等。
“国家大处事事向好发展，特别是令过去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看见吃惊，因为没有花子，没有流氓，没有吸鸦片和打牌的太太，旅馆中再不会发现妓女，且从不要小费，极少有贪官污吏，从不见警察或兵士打人，极平凡职业都受到社会尊重，租界已取消，再不见外国人那种唯我独尊样子……总之，一切变了，最大变化还是到处工厂林立，即以北京而言，建设之大，也非他们所能意想！而且是全国范围内进行。”[9]52宽敞平坦的道路、便捷利民的无轨电车、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公共空间设施的不断改进与完善、社会风气与面貌的革新……建国初期的北京显现出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不仅体现了北京的建设速度之快，更象征着新中国欣欣向荣、百舸争流的发展景象。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动荡，致使生产力下降，许多问题出现了脱节情形，因此不少方面出现了停滞景象。北京的物质空间映射着国家整体物质经济的发展概况，沈从文身为时代的一分子，其个人感知也印刻着集体经验的痕迹。在这一时期，与沈从文一样，一起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明日”稍感杞忧。
万事万物的发展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总归要经历风霜雨雪的击打，方能更加铿锵有力。“国家要人爱，事情也总要有人作，又肯定会不断有人诚诚恳恳、热情忘我的在做，一切向好处努力，能忍受倏然而来的灾难，以及必然不少的困难挫折。必须长远记住，我们还是活在一种书呆子似乎永远不易理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尊重现实而不过分多幻想，一切谨慎万分的照旧认真耐烦工作，却不存任何无根幻想，就对了。”[10]115
沈从文与时代共存，见证着经历着亦理解着，同样也感知着记忆着书写着。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北京社会发展的种种景象，时刻关切且體察，心系社会与国家，期冀着未来更好地发展。
其二，从文化空间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发展。人类学将“文化空间”最早定义为文化场所，无疑具有局限性。文化空间，不仅是空间层面人作为主体活动的空间方式与存在状态，更是时间层面共同构建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谈及城市文化空间，必然涉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意义的物质文化遗产建筑物与文物等。
故此，文化空间富含多层意义，具有无限性和广延性，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无法剥离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样文化空间是人和谐健康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将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就像沈从文自己所言，“同时代的巴金、老舍、丁玲等像天上的明星一样，到各个国家访学参观，而他自己天蒙蒙亮，抱着烤白薯，坐在博物馆门口等待开门，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馆藏室研究文物”，及他在书信中频繁提到对北京中小学、大学教育的殷切关注。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视。
北京是历史文化重地，但随着现代性浸染，城市化深入，传统文化空间逐渐裂变，现代文化空间应之而生。其表现出个性化，娱乐化、张扬化、西式化、板块化等特征，相反，文化的本土性却逐渐减弱。
沈从文对北京文化空间的审视与思虑，首先体现在对历史文物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之上。五十年代末在给沈云麓的信中，谈及文物研究工作的问题，显露其深深的忧虑。“故宫，收藏的千种花纹绸缎被冻结在库房中，教这一行的先生们都不肯好好认真学学。”[11]217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写信，谈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历史文化传承、青年文化教育等问题。“若一切能从实践出发，做得扎扎实实，不仅仅可解决本馆陈列上一系列问题，还可望将成果提供给国内编通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医药卫生、音乐杂技和生产上所需艺术方面种种新材料、新见解、新结论。若馆中没有人手可以调动，又限于规章制度不许请临时工，只要馆中同意搞这个工作，即由我薪资中每月扣出六十元，来请个年青得力画手，为把必要图像画出来，成绩则将来完全交给馆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争取时间，为公家做出点东西！我学得比较杂，就为的是感觉到党既然把我放到这个岗位上，这种文化仗一定得打好它。”[12]304
沈从文滚烫地热爱文物研究工作，全身心致力于传承历史文化，尽其所能让历史文化之光照的更远。但在现代性冲击之下，传统民族文化被弱化，传承与发展面临重重阻碍。“我们搞的一行，就更糟糕，全国出了快达千万新文物，却直到如今，并不曾引起搞‘历史’的专家认真注意过，并来好好利用它，使得新的史学研究，脱离了传统的老方法，进而逐渐以文物为重点来弄清楚劳动创造文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得出崭新证据……因此，改陈了三四年，进展可极小，重点只是抓标题上的观点，而对文物的认识，水平却极低。”[13]204研究文物是了解历史、传承历史的基础之径，沈从文倾其所能通过各种方式，想引起对博物馆研究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更想让青年一代重视历史文化，切实地学习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是国家屹立于世界之魂，人的发展亦离不开文化素养的熏陶与指引。故此，构建显性与隐性功能相结合的历史文化空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根基。 其次，沈从文极为重视文学教育的革新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其书写的大量文字中体现着沈从文对下一代文化教育与成长的殷切关怀。“教改由大学到小学，教书的都有无所适从感。因为教材既无定本，凡事近于‘瞧着办吧’，谁也不明白要如何搞教材。”[14]96“这十多年的大学教育情形即可看得出来，毕业人数加了数倍，送到许多部门都不抵用。有的保留个位置名额，再上学进修若干年。各机关都有人多之患。学校‘尸位素餐’的或更多，要纠偏，比许多生产机关还感困难。”[15]114青年学生的教育是构成社会空间稳固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水平差距大，思想水平低，又无统一标准的教科书，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问题，不啻是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青年的精神指向与隐性文化环境，不应该是务虚的“新世故”，而是由内而发的真才干，踏实苦干的真成就，是向上的内核精神。沈从文曾为师教学，也曾参与教材的编撰工作，不论是内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修养，还是外在大环境的感染，他都心系社会的发展，深深关切青年学生的成长教育问题。
（二）精神空间
人是空间的原点，身体是空间的主轴，是核心存在。身体既包含表面肉体部分，又包括自我精神世界、心理体验等，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列斐伏尔揭示了身体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同构关系及相互作用， 空间的解放意味着感官的全面恢复和能量的充分释放。‘差异性空间’和‘极乐的建筑’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理想化的空间想象， 具有激情和自然的美学特征。”[16]“从本质说， 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是被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主体。”[17]当身体真正发挥自我主体性，充分感知与体验世界，从肉体到精神世界独立而自由，不受牵制与掌控时，空间才是一个真正“属人”的空间。
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空间，赋予空间社会意义，因而社会空间的发展需以人的精神体验为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人”作为社会主体，其精神体验与身体感知也有所转变。沈从文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社会群体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革新，“以人民为主”的社会制度等。在展新发展景象之中，“人”亦是积极向上、满怀憧憬的。在现代化浪潮中，出行便利、经济自由、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以身体为原点的精神空间享受着时代变化发展的“速度”之感。
“我一九二三来到北京，在北京城里，我看到曹锟的贿选，张作霖人关，溥仪出宫，孙中山先生北来……我还看到抗日战争开始，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在北京上空出现的轰炸南苑的飞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三年的解放战争，建立了一个每一件事都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而切实努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并且在运用一切方法，把全体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动起来，为建设祖国而劳动。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中国全体人民实现一个更好的明天而准备。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活到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18]369是的，沈从文见证了从历史泥泞中走来的北京，它的满目疮痍;它的挣扎坚持;它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更印刻着一代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的北京书写，不只是停留于文字层面的社会集体记忆，穿透文字背后的是温热的血液，是温度与态度兼存的内在精神感知。于当下而言，社会的发展与前进，依然是以“人”为主体，需立足建设轻松自由、和谐有序、公正法治的大环境，以不压制人的“身体”为前提，以隐性的良好氛围影响并构建人健康的精神空间为前提。精神空间是构成空间完整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属人”的空间，必是切实依附于主体的真实感知体验而存在的。
二、沈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书写的动机
（一）构建北京形象的主流
地方之于人是极为重要的，“‘地方’，不止有一种固有的定义，它可以产生意义，产生情感，可以重构我们对物理空间的感知体验，因此地方不只是单一的，它是多维的，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政治的、形而上的。”[1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向外展示的“一面镜子”，其发展建设代表着国家前进的步伐。而国际大都市北京，也孕育着无数人的希望，亦是家国情感的寄托。传统文化记忆维系的老北京形象，已不能够贴合现代化浪潮中北京的现实之景。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以北京为经验领域，展现北京新面貌，建构北京新形象，表现北京城市精神的作家，其文本内容不仅停留于“地域”表层，更包含北京文化的深层意蕴。作家们以自身空间情感体验为基准，从不同角度关注北京发展的方方面面，用文学的形式，多姿多彩的表征北京的地缘特征及文化意义。
从30年代的“京派”、80年代的“京味小说”到90年代新一代作家的北京城市书写与想象，“北京”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感与浓郁的人文情怀，多少人在这里深根发芽，又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行个体与城市的斗争。于沈从文而言，北京是其第二故乡，他在这里“重生”亦在这里离去，这所城市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在北京书写的主流热潮中，毫无疑问沈从文必将拿起她的笔，将对这所城市的深厚情感与感知体验烙入文字之中。从20年代入京到80年代谢世，沈从文见证且经历了北京从旧到新的发展历程，他有足够深厚的书写能力也必须以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自觉地书写北京，建构北京新形象。
（二）沈从文的国家情怀与历史理性
建国以前，沈从文多书写城市痼疾，都市人病態式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反的赞美乡土世界的真善美，对城与乡进行双重反思与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渐趋模糊化，重建其批判立场。立足城市几十余年，与国家一同从风雨沧桑中走来，这时沈从文的思想有所转变，面对新政权领导下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他拥护新政权，深沉地爱着国家。
1949年之后，沈从文的笔墨之间表现了其浓郁深远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了其谦逊朴素、至真至纯的人格品质。“要爱党，爱国家，从大处看。国家那么大，当家做主的得总揽全局，由于社会变动过大，过速，凡事出小毛病，难避免。但从总的看，成就就未免太伟大，太伟大了。个人即再能干，也十分渺小。如何尽力把这点渺小生命，用到对国家有益工作上去，这倒是念念不忘的事。”[20]217“因为活在伟大毛泽东的时代中，凡是合理的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总会迟早可望实现的……”[21]371 从湘西私塾教育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到跨入北京接受现代文化的浸染，沈从文在其诗性与纪实性的书写方式中，彰显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辨意识与历史理性精神，他在时代中成长进步，亦敏锐地感知体验，自觉地将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相融合，用文字的形式将其记录。沈先生一生简朴素然，淡泊名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勤勤恳恳、热情忘我地投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之中，其爱国精神、博大胸怀、深厚思想与人生气节都是值得称赞与肯定的。
三、总结
沈从文以诗性想象的方式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信息，以客观纪实的形式再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小见大”构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形象，展现了国家不断探索、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从个人空间经验到书写家国发展变迁，沈从文的北京书写不单有地域的规定性，更深化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形象转变的理解。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书信与杂文中，展露出地对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视、理解与传承等，于当下而言，对“文化重建与发展”依然具有反思与启鉴意义。
正如凌宇所说：“他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有着独立思考的作家。”沈从文的身上显现着忧深的历史感兴特征，“深刻的历史感兴是沈从文创作的鲜明特点之一，它显示出沈从文爱国主义民族感情的浓烈与厚重。历史感兴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沈从文对人生和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带有多少局限性，可是，就其认识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可贵的教益。”[22]越过对历史人物好与坏外在现象的评判，从作家主体出发，以此透过文本内容体察与观照历史，不免会发现沈从文身上隐伏着一种鲜明典型的历史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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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彩云，女，汉族，吉首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