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从新疆乌鲁木齐来，我去机场接他。心里知道他会变得很老，但是与他对面经过竟然认不出来。双双隔着不到五米，还要打电话，当意识到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兄弟时，笑起来，还相互指责对方的眼神不好。我说，没有想到你真的成了一个老头了。哥哥立刻反击，说：你不看看你那个球样子。
　　
　　那时，我们一起走进了洗手间，当在镜子里看到两张老脸时，我又一次惊恐地意识到：两个长相完全不同的兄弟俩，现在越来越像，几乎完全一样了——看你那个球样子！
　　
　　乌鲁木齐人总是这样，以骂人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深爱的对方的情感。无论是当年天空纯净的乌鲁木齐，还是现在污染肮脏的乌鲁木齐，真是好一个“球”字了得。
　　
　　我与我哥童年的故事有不少写进了当年的小说《博格达童话》，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比我要勇敢，并热爱鸽子的兄长。每当鸽子飞起来的时候，我总是怕它们飞走了就不回来了，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让鸽子们吃饱。我总是望着天空，乌鲁木齐蓝得让人想哭的天空绝望无比。
　　
　　哥哥到了北京实在像是一个乡巴佬儿，土得不能再土，傻得不能再傻。他带着他还在上着大学的儿子甚至于无力逛逛商场、博物馆，听听音乐会。他对北京的陌生和害怕是显然的，他说北京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个天安门吗？我去过了，儿子也去过了。不过他说他还没有看过升旗，应该起得早一点，去天安门看升旗。我儿子一听他说这话，就露出了满脸的笑。他们就那样在家里呆着。就好像他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他从没有来过北京。就好像他到北京来就是跟我聊天。
　　
　　那天晚上说起了“康定儿”。不是康定情歌的那个康定，而是童年时的一个同学，一个人。哥哥说：康定儿死了。
　　
　　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看着哥哥的口气就好像在说一个普通的人死了一样。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把康定儿当成一个在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保军拉到了哥哥的班里，看见哥哥正被那个康定儿压在地上打着，他想翻起来，可是康定儿的个子高，劲儿也大得多，他翻不起来，我当时被恐惧和伤心袭击，完全丧失了力量。我真的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朝着康定的眼睛狠狠地打，然后和哥哥一起把他压在地上。可是，我不敢，身边都是康定儿的人。他们是一伙的。我就那样站在一旁看着哥哥挨打。他朝哥哥的脸上每打一下，哥哥就叫一声。我因恐惧和仇恨而浑身发抖，却不敢冲上去。在我的感觉中，哥哥是个勇敢的人，可是那天我听出了他的害怕。我忍不住地去搂住他搭在地上的腿和脚，我想，我这样旁边的人是不会打我的。最后，听见哥哥伤心地对我说：找妈妈去。让妈妈来。
　　
　　我跳起来，就朝外跑，想快把妈妈找来，结束哥哥的痛苦。我一路跑着，流着泪。当我跟妈妈从几公里外回到了哥哥的教室时，哥哥已经起来了，他坐在墙角哭泣。康定儿已经不见了。他一伙的人还在旁边玩儿，母亲看着哥哥，然后又走到最大的孩子保军面前，说希望他以后能保护一下我哥哥，不要再让别人打。那孩子并不理会母亲，他只是顽皮地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多次从梦中被那个场景叫醒，我想像着自己无数次地勇敢地举动：找一块砖砸向康定儿的脑袋。拿一把刀捅他的眼睛。拿一个榔头狠击他的额头，或者就干脆冲过去，抱着他的脑袋，然后和哥哥一起把他摁倒在地，一定要把他脸上的血打出来……
　　
　　这一切我都没有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在最重要的时候，我没有冲上去，我因为怕死而被他们吓坏了，更何况是不会死的呀。康定儿以后照样跟我们在同一个学校，直到毕业，各奔东西。许多年来，我像是一个心理有疾病的人一样，一次次地想像着报复康定儿的计划，可是从来没有实现。我对哥哥充满愧疚，我对自己充满蔑视。那个哥哥惨叫的场面不时地走出现在 我的眼前，有时不仅仅是在梦里，我把这件事对不同的朋友说起过，每次说的时候，都会浑身发抖，就像童年的大雨再次从天山上奔涌过来。
　　
　　哥哥说：康定儿死了。我看着他，希望他再多说几句，可是他的语气平常。我终于忍不住了，说：那天我没有冲上去帮你，我对不起你。哥哥的脸上立即充满了疑问：什么事？你说得什么？你和康定儿怎么了？
　　
　　我看着哥哥才明白，这件折磨了我一生的事情，他早就忘记了。
　　
　　刚柔相济
　　王刚 王刚差不多应该有一千万个。作家王刚应该最少有一千个，编剧王刚应该最少有一百个。作家编剧王刚可能有十个。而同时获得台湾中国时报小说奖以及台湾金马最佳编剧奖的王刚可能只有一个。我就是最后的这个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