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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公认的“海归派”群体代言人。王辉耀的履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耀眼夺目：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官员；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MBA和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曾任多家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出任过加拿大驻香港首席商务参赞，创下华人在加拿大的史无先例；独立创业，现任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并身兼国内众多社团组织的负责人；多家国内外知名大学客座教授，社会活动家，包括《海归时代》在内的畅销书作家……
作为一个海归，我的经历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我的多元化经历。我曾在中加两国政府做过官员，在多家跨国公司做过主管，我自己也创过业，做过教授，在各方面有很多的收获。但我认为光自己有发展还不行。我从小就有一个理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现在我更关注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年来，我把一些精力放到了社会工作上，也为海归群体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我还抽一些时间做学术和研究，我已经写了6本书，在几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涉足的领域很多，从政府到商界、到学者、到社会公共事务等。我喜欢人生多元化，而在人生领域不同的阶段我都喜欢做更多的创新。
我觉得多元化是21世纪国际人才的新特征、新趋势。以前我们受的是前苏联式的专科教育，培养的是“专才”，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任何知识5—10年都要更新换代。这样的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我读的MBA，培养的就是复合型人才。海归作为和国际化接轨最前端的人才，当然应该最先顺应这样的潮流。
和其他很多海归不同，我现在很多精力放在社会工作上，现阶段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尝试把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我觉得做企业有意义，做社会工程更有意义。2002年，我参与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由教育部公派的，回国后多在体制内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而1990年代大量的出国人员中，有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现在每年都达到10万人，很多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自行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群体。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是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也有自己的诉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有一个平台和网络来进行业务和情感的交流、切磋。我们发现这是一块很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商会。3年来，商会为海归创建了组织、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建立了海外校友会联谊活动，并且成为众多国际商会最看重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发展了近2000名会员，为国家凝聚了一大批人才，成为中国最活跃的民间团体之一。
商会的工作还不止于此。最近，我们在商会又创办了2005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更多的是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委员会凝聚了大批有思想的海归，包括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赵民、王维嘉等。委员会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争取成为中国社会崛起的一个智库。这是提升商会品质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商会的作用从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为政府建言献策，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归曾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在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海归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不容置疑。在纳斯达克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一多半是海归创办的，海归在高科技领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海归在公共政策、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还相对薄弱。但随着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成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工程、商务工程转到社会工程、人文工程上来，而且这些软件工程的意义绝不亚于那些硬件工程，这是一个现代成熟社会所必需的要素。
我很看好海归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具备国际化、知识化的优势，他们熟知市场经济，掌握现代化技能。他们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又掌握国内发展情况，有着海内外广泛的人脉网络，这种国内外优势一旦对接起来，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能为中国文化自觉与和平崛起提供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网络。海归是个后发优势强劲的群体，中国越国际化，他们的优势将越明显。日本、韩国和港澳地区之所以发展快，很大原因是国际化人才多，香港才600多万人，但光有海外工作和海外教育经历的人就有近100万。
前一阵人们说海归变成了“海待”，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才过剩的地步，中国大学生才占总人口的5%，而欧美是50%以上。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要50万熟悉国际运作的人才，而现在这样的人才只有5000人，主要问题是人才使用的结构不合理和大批的海归还在海外。海归现在进入最多的还是外企，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海归到国企、民企、政府和公共事务中去。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海归也应该把眼光投向温州、宁波、大连、青岛这类出口发动机型城市，以及内陆地区。海归也应虚心向国内的优秀人才学习，做好走向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桥梁与纽带。
作为一个海归，我的经历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我的多元化经历。我曾在中加两国政府做过官员，在多家跨国公司做过主管，我自己也创过业，做过教授，在各方面有很多的收获。但我认为光自己有发展还不行。我从小就有一个理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现在我更关注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年来，我把一些精力放到了社会工作上，也为海归群体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我还抽一些时间做学术和研究，我已经写了6本书，在几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涉足的领域很多，从政府到商界、到学者、到社会公共事务等。我喜欢人生多元化，而在人生领域不同的阶段我都喜欢做更多的创新。
我觉得多元化是21世纪国际人才的新特征、新趋势。以前我们受的是前苏联式的专科教育，培养的是“专才”，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任何知识5—10年都要更新换代。这样的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我读的MBA，培养的就是复合型人才。海归作为和国际化接轨最前端的人才，当然应该最先顺应这样的潮流。
和其他很多海归不同，我现在很多精力放在社会工作上，现阶段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尝试把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我觉得做企业有意义，做社会工程更有意义。2002年，我参与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由教育部公派的，回国后多在体制内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而1990年代大量的出国人员中，有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现在每年都达到10万人，很多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自行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群体。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是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也有自己的诉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有一个平台和网络来进行业务和情感的交流、切磋。我们发现这是一块很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商会。3年来，商会为海归创建了组织、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建立了海外校友会联谊活动，并且成为众多国际商会最看重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发展了近2000名会员，为国家凝聚了一大批人才，成为中国最活跃的民间团体之一。
商会的工作还不止于此。最近，我们在商会又创办了2005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更多的是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委员会凝聚了大批有思想的海归，包括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赵民、王维嘉等。委员会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争取成为中国社会崛起的一个智库。这是提升商会品质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商会的作用从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为政府建言献策，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归曾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在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海归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不容置疑。在纳斯达克的中国上市公司中，有一多半是海归创办的，海归在高科技领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海归在公共政策、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还相对薄弱。但随着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的成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工程、商务工程转到社会工程、人文工程上来，而且这些软件工程的意义绝不亚于那些硬件工程，这是一个现代成熟社会所必需的要素。
我很看好海归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具备国际化、知识化的优势，他们熟知市场经济，掌握现代化技能。他们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又掌握国内发展情况，有着海内外广泛的人脉网络，这种国内外优势一旦对接起来，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能为中国文化自觉与和平崛起提供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网络。海归是个后发优势强劲的群体，中国越国际化，他们的优势将越明显。日本、韩国和港澳地区之所以发展快，很大原因是国际化人才多，香港才600多万人，但光有海外工作和海外教育经历的人就有近100万。
前一阵人们说海归变成了“海待”，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才过剩的地步，中国大学生才占总人口的5%，而欧美是50%以上。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要50万熟悉国际运作的人才，而现在这样的人才只有5000人，主要问题是人才使用的结构不合理和大批的海归还在海外。海归现在进入最多的还是外企，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海归到国企、民企、政府和公共事务中去。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海归也应该把眼光投向温州、宁波、大连、青岛这类出口发动机型城市，以及内陆地区。海归也应虚心向国内的优秀人才学习，做好走向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桥梁与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