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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亿人有视力障碍，却买不起眼镜。一个男人想改变这种现象。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发过言了，现在，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厅中，马丁·奥夫穆特站在约1000名科学家和政府代表面前。那天是2015年1月20日，“国际光之年”开幕式。
“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副眼镜，你愿意为它花多少钱。超过1000美元？”奥夫穆特问道。很多人举起了手。“超过1万美元？”仍有很多人举手。“你一生总收入的一半？”甚至连这时也有一些人举起了手。
奥夫穆特点点头。他又一次做到了迅速让听众关注一个问题：超过1.5亿人有视力障碍，却无法拥有一副眼镜，他们愿意付出一切，来拥有一个助视器。
几周后，奥夫穆特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看着一个能解决这种弊端的箱子，里面装有弹簧钢丝和带有屈光度的玻璃，还有热缩管等配件。
在箱子上的一个装置中，你可以在几分钟内亲手制作一副眼镜，材料成本仅为约一美元。“如果没有眼镜，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无法生活。”奥夫穆特说，“我们可以随时去店里配副眼镜，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这却意味着，你将不能工作，只能陷入最可怕的贫困中去。”
奥夫穆特将头发扎成一个辫子，为我们续加咖啡。这天上午，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没在家。今年42岁的他暂停了他作为数学和物理教师的工作，因为他的“一美元眼镜”协会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规模。
在他位于一层的小办公室中，他协调着100多位员工的工作。他们大多担任无报酬名誉职位，在全世界工作，帮助他完成使命。他想为那些视野模糊而且常常不明原因的人带去清晰的世界。虽然奥夫穆特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他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不谦虚，但是如果他的发明能够贯彻实施，确实能为很多穷人的生活状态带来革命性的改善。
还在孩童时期，奥夫穆特就想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当时他认为，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发明都已经出现了。今天奥夫穆特知道，这并不正确。他很快感觉到，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让他难受。“我们在地球上的富裕地区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仅仅几个小时航程之外就有人饿死或是死于小病，对此我一直觉得难以接受。”他说。
他在德国南部的阿尔高长大，他的祖母和父母在那里投身于红十字会事业，热心帮助周围的人。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他，帮助他人能带来怎样的满足感。大部分人心中的幸福公式“好工作 很多钱 家人=幸福”，对他来说太过陈腐。
他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帮助别人，改变社会。他曾为“饥饿项目”援助组织筹集了50万欧元资金，发起了“co2maus”竞赛——多年来，这一直是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气候保护的规模最大的竞赛之一。
2006年夏，奥夫穆特读到了保罗·波拉克的《摆脱贫困》（Out of Poverty）一书。波拉克是“福利商业”的一位倡导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简单地送出钱和旧衣服，而是可持续地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不是将他们视为受害者或捐赠的接收者，而是商业伙伴和消费者。
波拉克写道，为那些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人提供视觉帮助，是伟大的一步。因为如果一个人连看都看不清楚，要怎么将他从贫穷中拯救出来呢？奥夫穆特马上就被他说服了。但是他相信，这个任务必须由专家来完成，这个挑战对于他一个人而言实在太艰巨了。
几天后他偶然经过一个一欧商品店，看到了一种阅读眼镜。奥夫穆特想，这样看来，廉价制作眼镜似乎是可行的。他决定尝试发明一种眼镜，既稳定，又是那些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的人买得起的，而且这个助视器必须由当地劳动力制作完成并出售。
奥夫穆特在地下室建起一个工作室，开始了这项工作，阅读资料，做实验，成为建筑市场的常客。在漫长的寻找之后，他发现了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弹簧钢，就算一头母牛踩上了眼镜也没关系。中国的一家公司负责铣削和打磨玻璃，并用一个简单的手柄将这些玻璃固定进镜框。对于弯曲机，他从一位工程师那里获得了建议。
终于看清了！马丁·奥夫穆特开发出的一美元眼镜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用颜色在弯曲设备上做出说明，这样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快理解操作过程。他一次次地对制镜方法进行改进，一共做出了12代样品。
“我的家人觉得我的工作太过繁重，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奥夫穆特说，“我常常工作到深夜，周末也不例外。我喜欢运动，喜欢享受大自然，但是现在这些活动的时间都大大缩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2012年3月，奥夫穆特第一次抵达非洲。说起混乱、从未准时到达的集装箱以及努力说服村庄领导的过程时，他耸了耸肩，笑着总结道：“这就是非洲。”奥夫穆特很快就爱上了这片大陆和它的人们。“非洲是另一个世界，更加五彩缤纷，非洲人往往比我们生活得更加开心。”他说。
一个援助组织在乌干达为白内障病人做手术，请奥夫穆特同行。这对奥夫穆特来说是个临床实验，他想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否真的能够投入实施。
当时，政府指派给他的第一批培训生很快就离开了，因为他们在弯曲眼镜的时候手指上起了泡，他的眼镜也还远远达不到今天的标准。但奥夫穆特还是注意到，愿意用两三天的日工资买一副眼镜，以及希望参加培训成为制镜师的人都不少。
2012年10月，他再次来到乌干达，这次有14个培训生为他工作。奥夫穆特最后给了其中两人一个弯曲机。他们作为验光人员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请居民坐在一棵树前的长椅上，在树根边挂上一张视力表。他们确定屈光度，测量瞳距，询问病人镜框想用哪种颜色的珠子和热缩管的组合。然后他们折曲镜框，放进玻璃镜片，把眼镜交给病人。
“在乌干达，当第一批一美元眼镜买主露出喜悦的眼神，为他们的新助视器付款时，我的内心更加坚定了。”奥夫穆特说。一个老人第一次看清了他生活的村庄;那些之前被视为患有残疾的孩子，现在可以去上学了;缝纫女工又能缝纫了，出租车司机又能开车了……奥夫穆特可以讲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故事。
乌干达之行后，他的项目不断成长壮大。他成立了一个协会，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其中，慢慢地也开始有人捐赠。这个组织还将活跃在卢旺达、马拉维和布基纳法索，来自南美的一个援助组织也和他取得了联系，称想在当地实践这一理念。“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员工，信任他们，让他们付起责任。”
奥夫穆特的助手们来自不同的职业领域：经理、眼科医生、验光师、技工。除了职场人士外，还有大学生、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1.5亿人提供眼镜。助手们还和当地政治家联系，而这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先找出谁是管事的人。
“重要的是官方许可，政府的支持。”奥夫穆特说，“而且，我常常为这些穷人的诚实品质感到吃惊。马拉维的一个孩子跟在我后面跑了很久，想把我遗忘的一个空塑料瓶还给我，而这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是笔小财富。”
借助弯曲机，可以制作出不同大小的眼镜。折曲镜框，并用一个简单的手柄将玻璃固定进镜框。一副眼镜就初步制作成功了。
“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的团队半数都由残疾人组成，他们在去年年初卖了几周的眼镜，将全部收入都存入银行，很快就超过了1000美元。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年收入的好几倍。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到那时为止的免费志愿工作获得一点酬劳。我们当然答应了他们。”奥夫穆特讲述道。
到目前为止，奥夫穆特和他的团队已经卖出了几万副眼镜。除了急切需要眼镜的1.5亿视力障碍者之外，还有5亿人没有眼镜就不能阅读。“如果我们能在接下来5-10年间做到为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提供眼镜，我就满足了。”奥夫穆特说。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发过言了，现在，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厅中，马丁·奥夫穆特站在约1000名科学家和政府代表面前。那天是2015年1月20日，“国际光之年”开幕式。
“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副眼镜，你愿意为它花多少钱。超过1000美元？”奥夫穆特问道。很多人举起了手。“超过1万美元？”仍有很多人举手。“你一生总收入的一半？”甚至连这时也有一些人举起了手。
奥夫穆特点点头。他又一次做到了迅速让听众关注一个问题：超过1.5亿人有视力障碍，却无法拥有一副眼镜，他们愿意付出一切，来拥有一个助视器。
几周后，奥夫穆特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看着一个能解决这种弊端的箱子，里面装有弹簧钢丝和带有屈光度的玻璃，还有热缩管等配件。
在箱子上的一个装置中，你可以在几分钟内亲手制作一副眼镜，材料成本仅为约一美元。“如果没有眼镜，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无法生活。”奥夫穆特说，“我们可以随时去店里配副眼镜，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这却意味着，你将不能工作，只能陷入最可怕的贫困中去。”
奥夫穆特将头发扎成一个辫子，为我们续加咖啡。这天上午，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没在家。今年42岁的他暂停了他作为数学和物理教师的工作，因为他的“一美元眼镜”协会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规模。
在他位于一层的小办公室中，他协调着100多位员工的工作。他们大多担任无报酬名誉职位，在全世界工作，帮助他完成使命。他想为那些视野模糊而且常常不明原因的人带去清晰的世界。虽然奥夫穆特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他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不谦虚，但是如果他的发明能够贯彻实施，确实能为很多穷人的生活状态带来革命性的改善。
还在孩童时期，奥夫穆特就想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当时他认为，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发明都已经出现了。今天奥夫穆特知道，这并不正确。他很快感觉到，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让他难受。“我们在地球上的富裕地区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仅仅几个小时航程之外就有人饿死或是死于小病，对此我一直觉得难以接受。”他说。
他在德国南部的阿尔高长大，他的祖母和父母在那里投身于红十字会事业，热心帮助周围的人。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他，帮助他人能带来怎样的满足感。大部分人心中的幸福公式“好工作 很多钱 家人=幸福”，对他来说太过陈腐。
他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帮助别人，改变社会。他曾为“饥饿项目”援助组织筹集了50万欧元资金，发起了“co2maus”竞赛——多年来，这一直是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气候保护的规模最大的竞赛之一。
2006年夏，奥夫穆特读到了保罗·波拉克的《摆脱贫困》（Out of Poverty）一书。波拉克是“福利商业”的一位倡导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简单地送出钱和旧衣服，而是可持续地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不是将他们视为受害者或捐赠的接收者，而是商业伙伴和消费者。
波拉克写道，为那些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人提供视觉帮助，是伟大的一步。因为如果一个人连看都看不清楚，要怎么将他从贫穷中拯救出来呢？奥夫穆特马上就被他说服了。但是他相信，这个任务必须由专家来完成，这个挑战对于他一个人而言实在太艰巨了。
几天后他偶然经过一个一欧商品店，看到了一种阅读眼镜。奥夫穆特想，这样看来，廉价制作眼镜似乎是可行的。他决定尝试发明一种眼镜，既稳定，又是那些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的人买得起的，而且这个助视器必须由当地劳动力制作完成并出售。
奥夫穆特在地下室建起一个工作室，开始了这项工作，阅读资料，做实验，成为建筑市场的常客。在漫长的寻找之后，他发现了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弹簧钢，就算一头母牛踩上了眼镜也没关系。中国的一家公司负责铣削和打磨玻璃，并用一个简单的手柄将这些玻璃固定进镜框。对于弯曲机，他从一位工程师那里获得了建议。
他用颜色在弯曲设备上做出说明，这样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快理解操作过程。他一次次地对制镜方法进行改进，一共做出了12代样品。
“我的家人觉得我的工作太过繁重，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奥夫穆特说，“我常常工作到深夜，周末也不例外。我喜欢运动，喜欢享受大自然，但是现在这些活动的时间都大大缩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2012年3月，奥夫穆特第一次抵达非洲。说起混乱、从未准时到达的集装箱以及努力说服村庄领导的过程时，他耸了耸肩，笑着总结道：“这就是非洲。”奥夫穆特很快就爱上了这片大陆和它的人们。“非洲是另一个世界，更加五彩缤纷，非洲人往往比我们生活得更加开心。”他说。
一个援助组织在乌干达为白内障病人做手术，请奥夫穆特同行。这对奥夫穆特来说是个临床实验，他想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否真的能够投入实施。
当时，政府指派给他的第一批培训生很快就离开了，因为他们在弯曲眼镜的时候手指上起了泡，他的眼镜也还远远达不到今天的标准。但奥夫穆特还是注意到，愿意用两三天的日工资买一副眼镜，以及希望参加培训成为制镜师的人都不少。
2012年10月，他再次来到乌干达，这次有14个培训生为他工作。奥夫穆特最后给了其中两人一个弯曲机。他们作为验光人员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请居民坐在一棵树前的长椅上，在树根边挂上一张视力表。他们确定屈光度，测量瞳距，询问病人镜框想用哪种颜色的珠子和热缩管的组合。然后他们折曲镜框，放进玻璃镜片，把眼镜交给病人。
“在乌干达，当第一批一美元眼镜买主露出喜悦的眼神，为他们的新助视器付款时，我的内心更加坚定了。”奥夫穆特说。一个老人第一次看清了他生活的村庄;那些之前被视为患有残疾的孩子，现在可以去上学了;缝纫女工又能缝纫了，出租车司机又能开车了……奥夫穆特可以讲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故事。
乌干达之行后，他的项目不断成长壮大。他成立了一个协会，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其中，慢慢地也开始有人捐赠。这个组织还将活跃在卢旺达、马拉维和布基纳法索，来自南美的一个援助组织也和他取得了联系，称想在当地实践这一理念。“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员工，信任他们，让他们付起责任。”
奥夫穆特的助手们来自不同的职业领域：经理、眼科医生、验光师、技工。除了职场人士外，还有大学生、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1.5亿人提供眼镜。助手们还和当地政治家联系，而这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先找出谁是管事的人。
“重要的是官方许可，政府的支持。”奥夫穆特说，“而且，我常常为这些穷人的诚实品质感到吃惊。马拉维的一个孩子跟在我后面跑了很久，想把我遗忘的一个空塑料瓶还给我，而这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是笔小财富。”
“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的团队半数都由残疾人组成，他们在去年年初卖了几周的眼镜，将全部收入都存入银行，很快就超过了1000美元。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年收入的好几倍。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到那时为止的免费志愿工作获得一点酬劳。我们当然答应了他们。”奥夫穆特讲述道。
到目前为止，奥夫穆特和他的团队已经卖出了几万副眼镜。除了急切需要眼镜的1.5亿视力障碍者之外，还有5亿人没有眼镜就不能阅读。“如果我们能在接下来5-10年间做到为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提供眼镜，我就满足了。”奥夫穆特说。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