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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华沙公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对于身处其中的孩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转变
那年我满7岁，在弗尔赫拉比(Vrchlabi)一所疗养院里过暑假。第四个星期的假期才刚开始，大家便听到风声，说坦克车已经侵入我国。我马上竖起耳朵——什么坦克车?学校里教过这种事：二战结束时曾有坦克车出现，大家都迎接那些战士，就像欢迎解放者。
当时的我何其年幼，爱东问西问，又极兴奋。我攀墙看着外面的马路，什么坦克车都没看到，只见柏油碎石路面上有些前一天还未见的车辙。于是我脑里出现这样的影像，和拼字课本里那张照片一样：小女孩献上手中一束花，欢迎勇士到来。
后来，父亲来接我。太好了，要回家了，肯定把家里的姐妹吓一大跳!父亲沿途不发一语，迈着大步往车站走。我莫名其妙，只能尽量跟上他的步伐，不敢烦他，怕他把我送回疗养院。但见到处都是人，神色不安，而且都在谈着什么事情。我只听到这些字眼：坦克车、外国’军队、占领、自由的末日、又要打仗了……我纳闷着：那些坦克车和士兵到底在哪儿?那些曾经解放我国的人再度来临，为什么大家竟是如此紧张不安?没人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一如往常自我解释一番；他们或许只来一阵子，就像照片或电影里的一样，收到漂亮花束，然后就走了。对我来说，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在布拉格的玛沙瑞克车站，人人快步走向出口。越接近出口，嘈杂声越大。我开始怕了；害怕未知，害怕四周惊恐的人群，害怕混乱的状态。出站后，我终于看到一直想看的东西：坦克车。坦克车排成一列，一辆接一辆，数量很多，而且体积非常庞大。坦克车一开动，声音就大得吓人。突然传来枪声，我整个人吓呆了，却听不出来枪声来自何处，只见惊慌失措的人潮冲过我身边。我紧紧挨着父亲，又看到坐在坦克车炮塔上的士兵凝视着我们，枪口指向人群，更感惊惧。
此后；我再也不相信学校教的那些英勇战士解放我国的故事。(Mirka．Pekarkova,Libcice nad VItavou)
马戏团
前一年冬天母亲就说好要带我到布拉格旅行，但这个承诺有欠考虑，因为到了春天她和父亲都很忙碌：两人都在捷克《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父亲另外在大学讲课，并涉及改革运动。
8月中，母亲着手通过布拉格的编辑部门安排住宿。我很期待这次旅行；毕竟我还小……我的兴奋之情把父母也感染了。但那晚他们下班回到家，气氛却很怪。我热切地迎上前，问道：“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去布拉格?”父亲说：“恐怕得延后几天。”我问：“为什么?”但爸妈一直没说清楚。当晚上床后，隔着墙壁听得到他们在说话，但听不懂说什么。一方面是因为隔着墙壁，一方面是我爸妈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要延期。我只知道布拉格有人警告他们，说情势紧张，谁都拿不准会出什么事……
隔天早上，母亲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算是补偿。在我看来，这种补偿挺好。来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提斯拉瓦表演的，是前苏联的马戏团，他们向来水平很高，我最爱看的是用炮管把人射向高高的大帐篷顶。看完表演，我们步行回家，街上空荡荡；时间将近8月20日午夜。
隔天早上我被客厅里紧张的谈话声吵醒，奇怪的是其中也有邻居的声音。她怎会这么早来我家?接着街上传来异声。我站到床上往外看，极目所见是绵延不绝的军用卡车，后面拖着粮车。
我跑进客厅问：“怎么回事?”“我们给占领了!”我父母亲都从事跟政治有关的行业，因此我很了解“占领”一词的含义。尽管如此，我仍以为街上的军队是前一日马戏团表演的附带安排，都是娱乐活动，表演结束就收拾帐篷走人。听着父亲和我不认识的人神秘地讲电话，也没让我察觉任何不妥。“没多久他们就要抓人了，你应该带儿子走……”“不，我们要留下来再看看。”父亲那么回答，但他那神气一点都不像个英雄。
我们果然没走。到了早上，父母亲带我到编辑部。那里充满骚动不安的气氛，正准备出特刊。我很想帮忙，爸妈便带我到轮转印刷机前。我直接从机器下方接住刚印好的犹有余温的报纸，抱着跑到报社门口。民众抢着从我手上拿报纸，一下子便拿光了；我又跑进去拿。随后我拿着新出炉的一叠往大学跑。愤怒的群众对士兵倒是很友善，他们知道这种事怪不得基层士兵。
突然间我被一阵短促的爆响吓了一跳，是从大学传出来的。接着是几声砰砰响。群众动起来了，一边喊着：“那些猪猡开枪了!”即使是那样的时刻，我依然觉得整件事挺好玩，仿佛只是前一晚马戏团大炮飞人表演的延续。我跑进妈妈的办公室，听到收音机传出悲凉的声音说：“占领军刚刚在大学前射杀了15岁少年柯沙诺瓦……”
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一切不是闹着玩的。(Pavo Fabian，Bratislava)
邻居
1968年我9岁，妹妹4岁，弟弟两岁。母亲与父亲都出身寒微，生活很单纯，一辈子在纸浆厂工作，从来不曾与政治有任何瓜葛。
我们住在新盖的混凝土住宅区里一间大公寓。那天早上，焦急的父母把我们叫醒，说：“要打仗了。”爸妈都经历过战火，我则是从电影上知道战争很可怕。我记得，给叫醒以前刚做了个梦，梦见邻居、同学、朋友全都坐进卡车里，列队在我们住宅区绕个不停。我往窗外一看，果然有成排的无数车辆：坦克，装甲运兵车，带着各种拖车或枪炮的卡车，越野车……车上都是穿绿衣的人。
我从父母的神情举止感受到事非寻常。大家都在听收音机，看电视新闻，围成一个个小圈圈在住宅大楼前讨论。我家附近并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场面，也没人挺身去挡坦克。几天后，我们几个男孩甚至向绵延不绝的车队挥手。车队偶尔停下来，我们便大胆地爬上卡车前座，问士兵要身上佩戴的标饰。士兵很和善，还让我们摸摸冲锋枪，吸一口他们的烟。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我们摸到了坦克和装甲车。
情势比较稳定后，苏联军官获准离营外出。有一天，父亲带了两个军官回家。父亲平常爱喝两杯，喝了酒就很多话。我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桌上有一瓶伏特加，还有自制的培根和香肠。父亲拿出这些东西来招待维索和赛敏(那两个军官的名字)，两军官还以为我父亲是医生。后来他们又来家里拜访一次，带来用报纸包裹的鱼；一尊陶制的鱼给我母亲(我弟弟至今仍保存在柜子里)，双眼望远镜给我父亲，一把瑞士刀给我。那段时间我正收集匕首和小刀，喜欢得不得了，因为还附有小剪刀。 接下来的事其实应属意料中。家里收到一封匿名信，我后来偷偷看了，是用蓝墨水、印刷字体写成的，扬言杀光“前苏联猪”，还说要如何如何对我爸妈施暴，说了许多不堪的细节。信末以多数人称署名“黑手”，旁边附上一个蓝手印。我看完整个人吓呆了。
我极感震撼——竟然有邻居心里在想这种事。我不但与同一栋楼的邻居很熟，别栋的也不陌生。所以，你问我：从孩子眼睛看到的1968年8月是什么印象?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那些外国兵，而是我的匿名邻居。(Miroslav Cevar，Rozumberok)
海边
母亲说好了暑假带我去罗马尼亚海边玩，我满怀期待；那年我才九岁，从来没去过海边。8月21日晚上大约7点，我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
睡到一半，我突然被车厢门后焦急的话声吵醒。天色很黑，火车静止不动。有人说：“听说我国被俄军占领了。”接着，走道传来慌乱的争论声，旅客一个个醒来，都在皮箱里找收音机。
“妈，发生什么事了?”我问，用眼神祈求她告诉我再怎么都要去海边。大人都陷入混乱、焦虑，都是无法置信、不安、担忧的表情。大家都希望这一切只是噩梦，我则在心里暗暗祈祷：梦寐以求的假期可别变成了泡影。不久，领队得知前方铁轨都封了，边界已关闭。海边梦想之旅开始破灭，我爬进毯子里哭了起来；我看不到大海了。
到了早上更糟糕，我们的车厢给移到旁轨，让路给载运坦克、装甲运兵车、士兵的大队火车。领队焦急地要求火车调度员帮我们接上任何回布拉格的车。但轨道已封闭，无法接上任何火车头。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24小时，食物和水逐渐用完，其后慢慢晃了三天才到布拉格，在一个货车站下车。
剩余的假期我都在雷纳的公园里消磨，直升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们甚至无法到平常最喜欢去的史翠莫卡公园，因为那里已成为俄军营地。就我而言，最坏的消息是俄军杀掉鸭子和松鼠来吃——以前我们每次去散步都要喂食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军队了。(Zdenka Stastnova，Praha)
蛋糕
那年夏天，我和往常一样待在外婆家。坦克一部部开过去，武装士兵从里面往外望，当时我才10岁。我们几个小孩子躲在门后往外看。
外婆很害怕，喊着要我们进去。她恨不得把我们锁在家里，但我们才不依，还跑到村子的草地去。那里停了几部坦克，士兵在休息，就着泵浦梳洗。没想到他们那样年轻。我们当然怕，但还是走上前去，用生涩的俄语和他们攀谈。
那些少年兵看来好像快要哭出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该做什么，也不明白我们的人为何对他们那么凶。“上面的人”说，敌人已来到捷克边界，他们是来帮助捷克人的。天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我们这些小孩听了也觉得心里不好受。士兵没东西吃，我们心想：外婆刚烤了蛋糕，不是放在窗台上凉着嘛?便偷拿蛋糕去给阿兵哥吃。其他小孩也跟着做，于是每户人家都有食物神秘失踪。刚开始阿兵哥也怕，但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吃了，并且很感谢我们，眼里的泪又几乎掉下来。
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但一直到今天我仍颇觉欣慰——至少帮了那些士兵一点忙。(Irena Kralova，Jirkov)
历史资料
华沙公约组织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北约、华约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双方以冷战形式的军事对抗正式开始。
1968年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华约组织武装力量在前苏联的牵头下大规模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发起的那一刻，正是本文主人公的童年时代……
华约于1991年3月31日停止一切活动，官方于1991年7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签署了关于华沙公约停止生效的议定书，华沙公约正式宣布解散。
(责任编辑 王克峰)
转变
那年我满7岁，在弗尔赫拉比(Vrchlabi)一所疗养院里过暑假。第四个星期的假期才刚开始，大家便听到风声，说坦克车已经侵入我国。我马上竖起耳朵——什么坦克车?学校里教过这种事：二战结束时曾有坦克车出现，大家都迎接那些战士，就像欢迎解放者。
当时的我何其年幼，爱东问西问，又极兴奋。我攀墙看着外面的马路，什么坦克车都没看到，只见柏油碎石路面上有些前一天还未见的车辙。于是我脑里出现这样的影像，和拼字课本里那张照片一样：小女孩献上手中一束花，欢迎勇士到来。
后来，父亲来接我。太好了，要回家了，肯定把家里的姐妹吓一大跳!父亲沿途不发一语，迈着大步往车站走。我莫名其妙，只能尽量跟上他的步伐，不敢烦他，怕他把我送回疗养院。但见到处都是人，神色不安，而且都在谈着什么事情。我只听到这些字眼：坦克车、外国’军队、占领、自由的末日、又要打仗了……我纳闷着：那些坦克车和士兵到底在哪儿?那些曾经解放我国的人再度来临，为什么大家竟是如此紧张不安?没人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一如往常自我解释一番；他们或许只来一阵子，就像照片或电影里的一样，收到漂亮花束，然后就走了。对我来说，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在布拉格的玛沙瑞克车站，人人快步走向出口。越接近出口，嘈杂声越大。我开始怕了；害怕未知，害怕四周惊恐的人群，害怕混乱的状态。出站后，我终于看到一直想看的东西：坦克车。坦克车排成一列，一辆接一辆，数量很多，而且体积非常庞大。坦克车一开动，声音就大得吓人。突然传来枪声，我整个人吓呆了，却听不出来枪声来自何处，只见惊慌失措的人潮冲过我身边。我紧紧挨着父亲，又看到坐在坦克车炮塔上的士兵凝视着我们，枪口指向人群，更感惊惧。
此后；我再也不相信学校教的那些英勇战士解放我国的故事。(Mirka．Pekarkova,Libcice nad VItavou)
马戏团
前一年冬天母亲就说好要带我到布拉格旅行，但这个承诺有欠考虑，因为到了春天她和父亲都很忙碌：两人都在捷克《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父亲另外在大学讲课，并涉及改革运动。
8月中，母亲着手通过布拉格的编辑部门安排住宿。我很期待这次旅行；毕竟我还小……我的兴奋之情把父母也感染了。但那晚他们下班回到家，气氛却很怪。我热切地迎上前，问道：“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去布拉格?”父亲说：“恐怕得延后几天。”我问：“为什么?”但爸妈一直没说清楚。当晚上床后，隔着墙壁听得到他们在说话，但听不懂说什么。一方面是因为隔着墙壁，一方面是我爸妈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要延期。我只知道布拉格有人警告他们，说情势紧张，谁都拿不准会出什么事……
隔天早上，母亲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算是补偿。在我看来，这种补偿挺好。来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提斯拉瓦表演的，是前苏联的马戏团，他们向来水平很高，我最爱看的是用炮管把人射向高高的大帐篷顶。看完表演，我们步行回家，街上空荡荡；时间将近8月20日午夜。
隔天早上我被客厅里紧张的谈话声吵醒，奇怪的是其中也有邻居的声音。她怎会这么早来我家?接着街上传来异声。我站到床上往外看，极目所见是绵延不绝的军用卡车，后面拖着粮车。
我跑进客厅问：“怎么回事?”“我们给占领了!”我父母亲都从事跟政治有关的行业，因此我很了解“占领”一词的含义。尽管如此，我仍以为街上的军队是前一日马戏团表演的附带安排，都是娱乐活动，表演结束就收拾帐篷走人。听着父亲和我不认识的人神秘地讲电话，也没让我察觉任何不妥。“没多久他们就要抓人了，你应该带儿子走……”“不，我们要留下来再看看。”父亲那么回答，但他那神气一点都不像个英雄。
我们果然没走。到了早上，父母亲带我到编辑部。那里充满骚动不安的气氛，正准备出特刊。我很想帮忙，爸妈便带我到轮转印刷机前。我直接从机器下方接住刚印好的犹有余温的报纸，抱着跑到报社门口。民众抢着从我手上拿报纸，一下子便拿光了；我又跑进去拿。随后我拿着新出炉的一叠往大学跑。愤怒的群众对士兵倒是很友善，他们知道这种事怪不得基层士兵。
突然间我被一阵短促的爆响吓了一跳，是从大学传出来的。接着是几声砰砰响。群众动起来了，一边喊着：“那些猪猡开枪了!”即使是那样的时刻，我依然觉得整件事挺好玩，仿佛只是前一晚马戏团大炮飞人表演的延续。我跑进妈妈的办公室，听到收音机传出悲凉的声音说：“占领军刚刚在大学前射杀了15岁少年柯沙诺瓦……”
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一切不是闹着玩的。(Pavo Fabian，Bratislava)
邻居
1968年我9岁，妹妹4岁，弟弟两岁。母亲与父亲都出身寒微，生活很单纯，一辈子在纸浆厂工作，从来不曾与政治有任何瓜葛。
我们住在新盖的混凝土住宅区里一间大公寓。那天早上，焦急的父母把我们叫醒，说：“要打仗了。”爸妈都经历过战火，我则是从电影上知道战争很可怕。我记得，给叫醒以前刚做了个梦，梦见邻居、同学、朋友全都坐进卡车里，列队在我们住宅区绕个不停。我往窗外一看，果然有成排的无数车辆：坦克，装甲运兵车，带着各种拖车或枪炮的卡车，越野车……车上都是穿绿衣的人。
我从父母的神情举止感受到事非寻常。大家都在听收音机，看电视新闻，围成一个个小圈圈在住宅大楼前讨论。我家附近并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场面，也没人挺身去挡坦克。几天后，我们几个男孩甚至向绵延不绝的车队挥手。车队偶尔停下来，我们便大胆地爬上卡车前座，问士兵要身上佩戴的标饰。士兵很和善，还让我们摸摸冲锋枪，吸一口他们的烟。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我们摸到了坦克和装甲车。
情势比较稳定后，苏联军官获准离营外出。有一天，父亲带了两个军官回家。父亲平常爱喝两杯，喝了酒就很多话。我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桌上有一瓶伏特加，还有自制的培根和香肠。父亲拿出这些东西来招待维索和赛敏(那两个军官的名字)，两军官还以为我父亲是医生。后来他们又来家里拜访一次，带来用报纸包裹的鱼；一尊陶制的鱼给我母亲(我弟弟至今仍保存在柜子里)，双眼望远镜给我父亲，一把瑞士刀给我。那段时间我正收集匕首和小刀，喜欢得不得了，因为还附有小剪刀。 接下来的事其实应属意料中。家里收到一封匿名信，我后来偷偷看了，是用蓝墨水、印刷字体写成的，扬言杀光“前苏联猪”，还说要如何如何对我爸妈施暴，说了许多不堪的细节。信末以多数人称署名“黑手”，旁边附上一个蓝手印。我看完整个人吓呆了。
我极感震撼——竟然有邻居心里在想这种事。我不但与同一栋楼的邻居很熟，别栋的也不陌生。所以，你问我：从孩子眼睛看到的1968年8月是什么印象?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那些外国兵，而是我的匿名邻居。(Miroslav Cevar，Rozumberok)
海边
母亲说好了暑假带我去罗马尼亚海边玩，我满怀期待；那年我才九岁，从来没去过海边。8月21日晚上大约7点，我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
睡到一半，我突然被车厢门后焦急的话声吵醒。天色很黑，火车静止不动。有人说：“听说我国被俄军占领了。”接着，走道传来慌乱的争论声，旅客一个个醒来，都在皮箱里找收音机。
“妈，发生什么事了?”我问，用眼神祈求她告诉我再怎么都要去海边。大人都陷入混乱、焦虑，都是无法置信、不安、担忧的表情。大家都希望这一切只是噩梦，我则在心里暗暗祈祷：梦寐以求的假期可别变成了泡影。不久，领队得知前方铁轨都封了，边界已关闭。海边梦想之旅开始破灭，我爬进毯子里哭了起来；我看不到大海了。
到了早上更糟糕，我们的车厢给移到旁轨，让路给载运坦克、装甲运兵车、士兵的大队火车。领队焦急地要求火车调度员帮我们接上任何回布拉格的车。但轨道已封闭，无法接上任何火车头。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24小时，食物和水逐渐用完，其后慢慢晃了三天才到布拉格，在一个货车站下车。
剩余的假期我都在雷纳的公园里消磨，直升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们甚至无法到平常最喜欢去的史翠莫卡公园，因为那里已成为俄军营地。就我而言，最坏的消息是俄军杀掉鸭子和松鼠来吃——以前我们每次去散步都要喂食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军队了。(Zdenka Stastnova，Praha)
蛋糕
那年夏天，我和往常一样待在外婆家。坦克一部部开过去，武装士兵从里面往外望，当时我才10岁。我们几个小孩子躲在门后往外看。
外婆很害怕，喊着要我们进去。她恨不得把我们锁在家里，但我们才不依，还跑到村子的草地去。那里停了几部坦克，士兵在休息，就着泵浦梳洗。没想到他们那样年轻。我们当然怕，但还是走上前去，用生涩的俄语和他们攀谈。
那些少年兵看来好像快要哭出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该做什么，也不明白我们的人为何对他们那么凶。“上面的人”说，敌人已来到捷克边界，他们是来帮助捷克人的。天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我们这些小孩听了也觉得心里不好受。士兵没东西吃，我们心想：外婆刚烤了蛋糕，不是放在窗台上凉着嘛?便偷拿蛋糕去给阿兵哥吃。其他小孩也跟着做，于是每户人家都有食物神秘失踪。刚开始阿兵哥也怕，但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吃了，并且很感谢我们，眼里的泪又几乎掉下来。
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但一直到今天我仍颇觉欣慰——至少帮了那些士兵一点忙。(Irena Kralova，Jirkov)
历史资料
华沙公约组织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北约、华约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双方以冷战形式的军事对抗正式开始。
1968年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华约组织武装力量在前苏联的牵头下大规模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发起的那一刻，正是本文主人公的童年时代……
华约于1991年3月31日停止一切活动，官方于1991年7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签署了关于华沙公约停止生效的议定书，华沙公约正式宣布解散。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