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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之夜。
国际奥委会的莫斯科全会已经到了最高潮。当萨翁慢慢地走上台来,取出那个大信封的时候,中国申奥代表团驻地四周悄然无声。
庆祝的香槟已经准备好了,但谁也没有心思去理会它。所有人都脸色严肃,神情紧张地盯着电视。
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此刻也不安地睁大了眼睛,宽宽的脸庞上渗出一片细汗。
在以前的会议服务中,从座位的名字上,服务生知道这位先生叫朱树豪,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但不是中国官员。
早在两个月前,朱树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北京赢的希望,超过85%。”记者当时问他:“如果出现那15%呢?”朱沉思片刻重重说了一句话:“为国家做事,我无怨无悔。”
太平绅士
沿着广深高速公路向深圳走,一个小时多一点时间就到了观澜。这是深圳下属13个镇里最偏远的小镇,它的北边已经与东莞接壤。据说,在深圳,观澜曾经是最落后的一个镇,原因就是它太偏远了。
但现在很多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富豪都知道观澜这个名字,因为观澜有一个占地10平方公里、投资已超过20亿元的世界级高尔夫球场,而朱树豪是这里的主人,他独资经营着这个球会。
朱树豪甚至认为,正是观澜原来的相对落后成就了观澜球会的成功。因为这使得观澜镇没有受到过度的开发,是珠三角经济热圈中一块难得的净土。他经常可以在香港、日本的机场里悄悄地听到观澜的会员称赞观澜的空气、水和阳光。
朱是香港人,是与香港同时崛起的一代富豪。他还清楚地记得刚刚毕业时香港的清苦。“那个时候香港的街道两旁都是骑楼,一到晚上,很多穷人都在骑楼下拉几块布过夜。当时我在一所中学当候补老师,教英文。所谓的候补老师是这样,如果当天有老师有事不来上课,我就顶上去,赚一角四分钱;如果老师们都到齐了,我就只能坐冷板凳,赔上几分钱车钱。后来到一家公司做事,一年到头除了春节和生病,从来也没有休息这个概念。”
朱的产业基础是在木材上打下的。在欧美制造业迅速向亚洲扩散的60年代,他与人合资在加拿大进行木材开发和纸制品的制造。因为在产业上的显著成就,他被特别行政区授予“太平绅士”的称号。朱树豪看来十分看重这个称号,“香港有很多有钱人,但他们不一定能拿到政府的这个称号。特别行政区的这个称号除了肯定你在业界的成就外,另外一个含义是认为你从事的是正当行业,对社会的繁荣是有贡献的。”
因为纸制品制造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朱很早就进入内地来办厂:“我是1979年来内地的,是香港来内地投资最早的一批。”
1992年,亲见中国改革20年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邓公南巡后国家所显示的进一步开放的态势,朱树豪下了在观澜投资高尔夫球场的决心。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去北京迎回了中国第一次申奥的队伍。
从此,他一头扎进了中国体育产业,再也没有回头。
申奥之旅
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上一次申奥的悲喜剧。当萨翁嘴里第一个吐出来的地名是北京时,整个中国都沸腾了。虽然那次沸腾连一分钟也不到,但还是给朱树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到北京去迎接那些失败的英雄。
“北京机场的气氛令我吃惊,政府派出了高规格的迎接队伍。所有的人对申奥人员说的一句话都是你们尽力了。我想有这样的国家和人民,中国应该在未来有机会,我想为申奥做一点事。”朱树豪感动于宽容的中国人。
这个机会的出现在7年之后。1999年9月,当朱树豪听说北京将再一次组织申奥的时候,他感到机会来了。
这个时候,朱树豪的观澜球会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他的4个高尔夫球场已经举办了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数场大型比赛,当年2月份著名的戴维斯杯网球赛也在观澜举行。观澜的体育产业正如日中天,朱树豪已经有充分的实力和兴趣来为申奥出点力了。
在商言商,观澜并不掩饰他们对申奥的企图。“如果申奥成功,我们将努力使高尔夫球成为奥运项目,并争取使观澜成为奥运赛场。”
当朱树豪有机会在一次会议上向北京市政府高层领导表达出自己为申奥出力的意愿时,他得到了领导们的支持和重视。2001年9月,朱树豪踏上了他的申奥之旅,他的这次旅行足及美国、英国、瑞士、荷兰等十几个国家,以一个投资中国体育产业的香港商人身份,向十几位申奥专家说明中国人对奥运的渴望,讨教申奥公关工作的要点。在这些人中不乏有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行政副主席、2004年奥运会评估委员会委员查理·贝特尔这样重量级的申奥专家。
使朱树豪高兴的是,中国也正越来越成为这些专家关注的焦点。有一位专家在与朱树豪共进晚餐交谈后,对北京申奥的可能性作了这样一个回答:“我建议预定8年后的晚餐,与您祝贺北京奥运的正式举行,就在这间餐厅,在这张桌子,用今晚的这张菜单。”
直通北京
朱树豪有这样一个申奥观,他认为:北京要成功申办奥运,一定要有一个世界的观念。要从世界的角度出发,组织世界的力量,以世界的眼光来发掘中国的优势。虽然他把1992年为北京申奥工作的人们看成英雄,但他认为国际化不够正是上次北京失利的原因。为此,他把国际申奥专家的建议整理成册,递交北京市政府。
他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在他回国并用电话向北京市政府高层领导汇报此行情况后,他们即亲自来深圳听取朱树豪此行的专家建议,并对他的书面汇报材料给予高度评价。在他们的支持下,一个以朱树豪名字命名的申奥专家团成立了。通过申奥专家们的帮助,朱树豪甚至请到了像萨马兰奇前任助理安妮·贝特托这样重量级的专家出任这个专家团的成员。
专家团一成立,朱树豪根据他们的意见,马上于11月24日赴京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参加2000年12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体育高科技论坛”。仅仅在两周内,一个由北京奥申委、新华社和中国网通公司等5家单位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就组成并参加了论坛,中国代表的发言和演示给人们展现了一个高科技的中国。在专家团的安排下,萨马兰奇亲赴中国展位并公开道出赞美之词。
朱树豪马不停蹄。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北京向国际奥委会的陈述报告也到了最后的阶段,专家团在此时加入了工作。他们向北京奥申委提出,在陈述辞中要强调“北京奥运将会给中国4亿青少年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奥申委的认同并在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得到了赞扬。
朱树豪显然深为北京市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此过程中的态度所折服。他笑着说:“专家们在观看北京奥申委主任刘淇先生的陈述预演时,发现有某些小动作需要纠正。身为北京市长的刘淇在听完了以后,马上给予了肯定并接受。这使专家团成员大受感动,说没有想到中国的高级官员会是这样的谦虚,中国真是变了,这样的中国完全应该有一次奥运。”
朱树豪的北京直通车忙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00年11月到2001年6月,从专家团发到奥申委的电子邮件高达上千封,呈交的报告接近500份。深圳机场指挥中心在无意中得知朱树豪这一行动后,深为这样一个香港商人的爱国热忱感动,主动提出为专家团担任深京之间的信使工作。有了他们的帮助,专家团当晚整理完毕的报告,第2天就会放在北京奥申委的案头。
倒计时刻
从2001年4月起,申奥进入了倒计时。
但申奥的倒计时却来得特别艰难。4月1日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一下子变得十分不明朗,申奥也变得模糊起来。
朱树豪的专家团迅速向奥申委提出了危机处理方案,提出以民间渠道做国际沟通。4月15日,再次得到奥申委支持的朱树豪出访欧美,开展了又一轮国际游说工作。
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拜会名单中窥见这一次游说的重要性。这个名单包括:
奥运美国三大转播商之一CNN主席兼行政总裁约翰逊;
参议员萨姆·内恩;
亚特兰大奥委会和奥申委主席比利·派尼;
英联邦运动会行政总裁米切尔·胡柏;
柯达公司公关总监曼尼·瑞沃;
可口可乐副总裁斯柯特·麦克库恩;
曾任美驻联合国大使、亚特兰大市长、亚特兰大奥委会主席的安迪·杨;
……
朱树豪以一个民间人士的身份,告诉这些在美国政经领域的大腕:中国不仅政府要奥运,人民更要奥运。美国如果在奥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干涉,将失去的不仅是中美关系,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民心。
到6月中旬,朱树豪松了一口气。曾扬言阻止中国申奥的美国,在大量也是来自民间的批评压力下,对中国申奥的态度转向了中立。
有时候,民间渠道确实会起到官方渠道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在2001年的申奥期间,国内一些企业拉上富士公司发起了一次支持北京申奥的活动。这引起了奥运正式赞助商柯达公司的不满,柯达直接投诉到了国际奥委会。朱树豪在奥委会的朋友迅速将这件事反映给他,北京奥申委又迅速接受了他的意见制止了这次活动。柯达公司大表满意,认为中国保护正式赞助商的决心是坚决的,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潜在的危机。
冲刺
当中国观众在央视转播的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中看到中国的陈述人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侃侃而谈,作北京申奥的最后陈述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有一个香港商人在这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朱树豪专家团在申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间力量越来越受北京申奥会的倚重,专家团中曾经担任过亚特兰大奥申会最后陈述总导演的乔治·希斯勒,被北京奥申委指定为莫斯科全会中国奥申委最后陈述的总导演。
最后陈述是每个申奥城市的最后亮相机会,它的重要性在于,投票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改变他的决定,谁也不会再有机会把他拉回来。专家团为莫斯科最后陈述费尽心机,20多页的陈述辞文稿修改达10多次,从会场布置到陈述人的每个眼神,每个步伐都费尽思量。“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最有效的时间内,以最精炼的语言、最完美的演出,表现出中国申奥的伟大理想和深远意义。”
7月8日,专家团作为莫斯科陈述的先头部队到达莫斯科,9日开展现场彩排工作。他们在莫斯科的工作内幕,本刊将在随后的报道中披露。
“我在内地20多年,亲眼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巨大变化。参加申奥的工作时,我内心最根本的冲动是,让所有的人都来看看中国,看看这片古老土地上今天的人们。”太平绅士、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