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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祖籍广东新会的汤钊猷在广州出生。旧中国百姓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景象深深刺痛了少年汤钊猷的心，他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民解除病痛、报效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汤钊猷考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大学五年，深知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的汤钊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敢有一丝松懈。1954年，汤钊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中山医院工作。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之前，汤钊猷曾在血管外科工作过10年，并与杨东岳教授共同完成了世界首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60年代末，周总理振臂一呼，发出了“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的号召。这时候，汤钊猷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积极投身到与癌症抗争的事业中去。
作为一个已经在血管外科有所建树的医生，汤钊猷明白，中途转行就意味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他更知道，要攻克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存在着太多的困难和未知数。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多年。
奋斗四十余载，完成“两件半”事
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的头几年，汤钊猷和他的同事们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救治病人，但在“癌王”面前，他们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短短几年，几百个肝癌病人相继死去。特别是有一天晚上，短短5分钟内就死了两个病人，令汤钊猷深受打击。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用一辆平板车把两具尸体推到太平间时的情景。痛定思痛，汤钊猷明白，要改变肝癌病人“走进来，抬出去”的命运，光有热情不够，一定要尽快找到战胜病魔的方法。为尽快了解肝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他白天工作、晚上泡在图书馆，用整整五年时间把所有有关肝癌诊治方面的文献、专著都看了一遍；为了找到早期诊断肝癌的方法，他和同事多次前往肝癌高发地进行现场调研、普查……终于，汤钊猷的不懈努力有了回报。他和同事们在普查中发现，血液中甲胎蛋白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而没有肝病活动证据者，后来多数被证实患有肝癌。他敏感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诊断肝癌方面可能有重大价值。由于当时没有超声、CT等检查手段，要验证只能“开刀”。他们冒着巨大风险，说服一名饭吃得下、农活干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阳性的农民兄弟做了手术。果然，在他的肝脏里发现了一个枣子大小的肿瘤！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汤钊猷。经过反复验证，他们提出通过动态分析甲胎蛋白诊断无临床症状肝癌，解决了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问题。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汤钊猷知道，早期诊断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如何治疗更为关键。他们发现，虽然肝叶切除是治疗肝癌的最好方法，但我国85％的肝癌病人合并肝硬化，如果对小肝癌也采取半肝切除的话，那么在切除癌肿的同时，也切除了大量有功能的肝脏，病人术后发生肝功能障碍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于是，他大胆提出，对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癌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这项革新使许多小肝癌患者获得了手术切除的机会，手术风险比肝叶切除降低10倍，且长期疗效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此后，汤钊猷又提出对无症状（亚临床期）复发的肝癌再行切除，以进一步提高疗效的观点，使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左右。
在小肝癌治疗方面有所突破之后，汤钊猷又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在了不能手术切除的大肝癌上。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这一命题。至2004年底，共有146位原先不能切除的大肝癌患者接受了“缩小后切除”治疗，5年生存率达51％。而在20世纪60年代，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0。
经过多年奋斗，汤钊猷和他的团队终于使肝癌由“不治之症”转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小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达60％左右，许多肝癌病人不仅从医院的前门走了出去，还纷纷重返工作岗位，健康地生活着。凭借在小肝癌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汤钊猷于1994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巨大成功面前，汤钊猷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发现，肝癌切除后的复发率很高。解决不了复发问题，肝癌的预后将难以进一步提高。自1993年起，他便将肝癌转移复发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汤钊猷领导的团队已在肝癌转移复发领域初战告捷：在临床方面，通过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已使肝癌复发率有所下降；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先后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以及相同细胞遗传背景人肝癌高、低转移细胞系等，为实现基因预测肝癌转移等重要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起自己在肝癌研究领域的成就，汤钊猷总喜欢用“两件半事”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有半件是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虽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还没有使大部分病人受益。
汤钊猷常说：“我再能干也只有一双手，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可能最终征服癌王。” 他乐于做一名幕后英雄，积极放手培养年轻人，鼓励他们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去申请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还积极提拔年轻人担任重要职务。为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医生，他把自己多年来获得的奖金捐出，设立了“肝癌诊疗奖励基金”。
行医一辈子，尽显崇高医德和医术
现年81岁高龄的汤钊猷获奖无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用他弟子们的话来说，就是“该拿的奖，汤老师几乎都拿到了”。其中，有一个奖项是汤钊猷分外珍惜的，那就是2004年度白求恩奖章。
谈起自己从医半个多世纪的体会，汤钊猷认为，医德和医术是医生的灵魂。医生服务的对象是人，产品做坏了，可以重做，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医生不仅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还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光态度好、认真负责还不够，还要把病治好。汤钊猷表示，基本功与创新精神是不断提高医术的前提。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基础上的，医学的进步往往是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修正或否定过去公认的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
汤钊猷说，做一名好医生需要重视5个方面：重视神圣职责、重视实践分析、重视辩证思维、重视科学研究、重视素养建设。谈到实践分析，汤钊猷不无忧虑地表示，目前，有些医生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甚至连病人都不查一下，光凭超声、CT、磁共振等检查报告就下诊断，非常容易出问题，要么耽误病人，要么把病人吓死。
汤钊猷认为，外科医生应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任何检查结果都要认真研究，不宜轻信。20多年前，一位大学领导干部因黄疸、肝门区有肿块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上海找汤钊猷诊治。汤钊猷亲自为他做了超声波检查，发现肝门区的肿块不像癌，而像血管瘤，给病人开了两周的中药，便让他回去了。病人将信将疑，但“奇迹”真的发生了——中药还没吃完，黄疸就退了！20多年过去了，那个病人仍健在。还有一位病人，在外院被查出患有肝血管瘤，慕名到中山医院找汤钊猷诊治。汤钊猷发现她有丙型肝炎感染史，尽管甲胎蛋白是阴性，但仍要警惕癌变可能。于是，汤钊猷与超声科医生一起仔细检查，最终否定了血管瘤的诊断，认为她极有可能患了肝癌。果然，手术证实了汤钊猷的猜测。所幸治疗及时，这位女病人已存活6年余。试想，若当时轻信检查报告，那么第一位病人将被误诊，第二位病人则被漏诊，两条生命或许早已逝去。
著作等身，兼顾科研与科普
汤钊猷是个既重技术又重学术的外科医生，曾发表过论文600余篇，其中SCI收录近200余篇，被他人引用近3000次。主编专著8本，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珀波（Popper）誉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著名肝癌外科学者James H. Foster称此书是肝癌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同时，汤钊猷也非常重视医学科普宣传，曾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和科普书籍，还获得过不少科普奖。他认为，科普宣传能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质，能增强大众识别伪科学的能力，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时常鼓励科里的年轻医生多写些科普文章。他认为，要把深奥的医学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是一门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写科普文章与写专业论文有很大不同，有时需要用些比喻、有时需讲些历史，文字还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但写科普文章对医生而言，并非“单纯付出”，也有收获。因为医生如果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老百姓能看懂的东西，必须对自己的研究理解得非常深入、全面，把“来龙去脉”都搞得一清二楚才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养生之道，保持身心动静平衡
尽管已是81岁高龄，汤老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每天都坚持去医院上班。每当外出游览时，他总喜欢带上佳能单反相机，在“跑马观花”时，抓拍些照片。尽管在采访前，记者已经对汤老精湛的摄影技术有所耳闻，但当那一幅幅油画般的摄影作品展现在眼前时，记者还是被震撼了：司马台长城、长江三峡、布达拉宫、埃及金字塔、巴西大瀑布、印度恒河、美国大峡谷、沙漠里的胡杨、新疆魔鬼城金字塔……
当记者问起养生秘诀，汤老表示，保持身心的动静平衡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曾和老伴坚持冬泳10年，现在年纪大了，改在温水泳池内游泳，隔天一次，每次游500米左右，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劳逸结合。工作时集中精力，累了就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汤老认为，心态好就是最好的休息，什么事都不要过分计较，要善处逆境，因为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事要学会泰然处之。
作为一个已经在血管外科有所建树的医生，汤钊猷明白，中途转行就意味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他更知道，要攻克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存在着太多的困难和未知数。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多年。
奋斗四十余载，完成“两件半”事
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的头几年，汤钊猷和他的同事们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救治病人，但在“癌王”面前，他们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短短几年，几百个肝癌病人相继死去。特别是有一天晚上，短短5分钟内就死了两个病人，令汤钊猷深受打击。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用一辆平板车把两具尸体推到太平间时的情景。痛定思痛，汤钊猷明白，要改变肝癌病人“走进来，抬出去”的命运，光有热情不够，一定要尽快找到战胜病魔的方法。为尽快了解肝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他白天工作、晚上泡在图书馆，用整整五年时间把所有有关肝癌诊治方面的文献、专著都看了一遍；为了找到早期诊断肝癌的方法，他和同事多次前往肝癌高发地进行现场调研、普查……终于，汤钊猷的不懈努力有了回报。他和同事们在普查中发现，血液中甲胎蛋白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而没有肝病活动证据者，后来多数被证实患有肝癌。他敏感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诊断肝癌方面可能有重大价值。由于当时没有超声、CT等检查手段，要验证只能“开刀”。他们冒着巨大风险，说服一名饭吃得下、农活干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阳性的农民兄弟做了手术。果然，在他的肝脏里发现了一个枣子大小的肿瘤！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汤钊猷。经过反复验证，他们提出通过动态分析甲胎蛋白诊断无临床症状肝癌，解决了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问题。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汤钊猷知道，早期诊断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如何治疗更为关键。他们发现，虽然肝叶切除是治疗肝癌的最好方法，但我国85％的肝癌病人合并肝硬化，如果对小肝癌也采取半肝切除的话，那么在切除癌肿的同时，也切除了大量有功能的肝脏，病人术后发生肝功能障碍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于是，他大胆提出，对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癌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这项革新使许多小肝癌患者获得了手术切除的机会，手术风险比肝叶切除降低10倍，且长期疗效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此后，汤钊猷又提出对无症状（亚临床期）复发的肝癌再行切除，以进一步提高疗效的观点，使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左右。
在小肝癌治疗方面有所突破之后，汤钊猷又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在了不能手术切除的大肝癌上。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这一命题。至2004年底，共有146位原先不能切除的大肝癌患者接受了“缩小后切除”治疗，5年生存率达51％。而在20世纪60年代，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0。
经过多年奋斗，汤钊猷和他的团队终于使肝癌由“不治之症”转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小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达60％左右，许多肝癌病人不仅从医院的前门走了出去，还纷纷重返工作岗位，健康地生活着。凭借在小肝癌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汤钊猷于1994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巨大成功面前，汤钊猷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发现，肝癌切除后的复发率很高。解决不了复发问题，肝癌的预后将难以进一步提高。自1993年起，他便将肝癌转移复发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汤钊猷领导的团队已在肝癌转移复发领域初战告捷：在临床方面，通过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已使肝癌复发率有所下降；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先后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以及相同细胞遗传背景人肝癌高、低转移细胞系等，为实现基因预测肝癌转移等重要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起自己在肝癌研究领域的成就，汤钊猷总喜欢用“两件半事”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有半件是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虽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还没有使大部分病人受益。
汤钊猷常说：“我再能干也只有一双手，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可能最终征服癌王。” 他乐于做一名幕后英雄，积极放手培养年轻人，鼓励他们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去申请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还积极提拔年轻人担任重要职务。为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医生，他把自己多年来获得的奖金捐出，设立了“肝癌诊疗奖励基金”。
行医一辈子，尽显崇高医德和医术
现年81岁高龄的汤钊猷获奖无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用他弟子们的话来说，就是“该拿的奖，汤老师几乎都拿到了”。其中，有一个奖项是汤钊猷分外珍惜的，那就是2004年度白求恩奖章。
谈起自己从医半个多世纪的体会，汤钊猷认为，医德和医术是医生的灵魂。医生服务的对象是人，产品做坏了，可以重做，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医生不仅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还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光态度好、认真负责还不够，还要把病治好。汤钊猷表示，基本功与创新精神是不断提高医术的前提。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基础上的，医学的进步往往是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修正或否定过去公认的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
汤钊猷说，做一名好医生需要重视5个方面：重视神圣职责、重视实践分析、重视辩证思维、重视科学研究、重视素养建设。谈到实践分析，汤钊猷不无忧虑地表示，目前，有些医生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甚至连病人都不查一下，光凭超声、CT、磁共振等检查报告就下诊断，非常容易出问题，要么耽误病人，要么把病人吓死。
汤钊猷认为，外科医生应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任何检查结果都要认真研究，不宜轻信。20多年前，一位大学领导干部因黄疸、肝门区有肿块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上海找汤钊猷诊治。汤钊猷亲自为他做了超声波检查，发现肝门区的肿块不像癌，而像血管瘤，给病人开了两周的中药，便让他回去了。病人将信将疑，但“奇迹”真的发生了——中药还没吃完，黄疸就退了！20多年过去了，那个病人仍健在。还有一位病人，在外院被查出患有肝血管瘤，慕名到中山医院找汤钊猷诊治。汤钊猷发现她有丙型肝炎感染史，尽管甲胎蛋白是阴性，但仍要警惕癌变可能。于是，汤钊猷与超声科医生一起仔细检查，最终否定了血管瘤的诊断，认为她极有可能患了肝癌。果然，手术证实了汤钊猷的猜测。所幸治疗及时，这位女病人已存活6年余。试想，若当时轻信检查报告，那么第一位病人将被误诊，第二位病人则被漏诊，两条生命或许早已逝去。
著作等身，兼顾科研与科普
汤钊猷是个既重技术又重学术的外科医生，曾发表过论文600余篇，其中SCI收录近200余篇，被他人引用近3000次。主编专著8本，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珀波（Popper）誉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著名肝癌外科学者James H. Foster称此书是肝癌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同时，汤钊猷也非常重视医学科普宣传，曾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和科普书籍，还获得过不少科普奖。他认为，科普宣传能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质，能增强大众识别伪科学的能力，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时常鼓励科里的年轻医生多写些科普文章。他认为，要把深奥的医学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是一门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写科普文章与写专业论文有很大不同，有时需要用些比喻、有时需讲些历史，文字还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但写科普文章对医生而言，并非“单纯付出”，也有收获。因为医生如果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老百姓能看懂的东西，必须对自己的研究理解得非常深入、全面，把“来龙去脉”都搞得一清二楚才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养生之道，保持身心动静平衡
尽管已是81岁高龄，汤老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每天都坚持去医院上班。每当外出游览时，他总喜欢带上佳能单反相机，在“跑马观花”时，抓拍些照片。尽管在采访前，记者已经对汤老精湛的摄影技术有所耳闻，但当那一幅幅油画般的摄影作品展现在眼前时，记者还是被震撼了：司马台长城、长江三峡、布达拉宫、埃及金字塔、巴西大瀑布、印度恒河、美国大峡谷、沙漠里的胡杨、新疆魔鬼城金字塔……
当记者问起养生秘诀，汤老表示，保持身心的动静平衡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曾和老伴坚持冬泳10年，现在年纪大了，改在温水泳池内游泳，隔天一次，每次游500米左右，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劳逸结合。工作时集中精力，累了就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汤老认为，心态好就是最好的休息，什么事都不要过分计较，要善处逆境，因为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事要学会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