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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学”是江苏省昆山市政府与“武汉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创建、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致力于精英教育的新型高校，2014年正式招生。當初为了办好这所大学，合作各方经认真研究，最终聘请有丰富科教经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出任校长，如今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学校在刘经南领导下，发展顺利，合作双方及教育主管部门都非常满意，称刘经南不负众望。
提起刘经南，在我国科学教育界，可谓大名鼎鼎。
作为科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大地测量、GPS卫星定位理论与应用研究，科研成果三次获国家科学进步奖，是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中国GPS之父”之美誉；
作为教育家：他是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高端优秀人才；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执掌帅印期间锐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科教界全国政协委员：他尽心履职，为教育改革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议案……
立志要当科学家，饱经坎坷终圆梦
劉经南祖籍湖南长沙，1943年出生于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躲避战乱而迁往重庆的父母带着他回到故乡。
时光荏苒，1967年，刘经南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了，没想到家庭关系问题再次让他遭遇磨难，分配很不顺利，他转而想考研，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无法实现，一直等到1968年，才被分到湖南煤田物探队当了一名作业员，从此刘经南开始了野外勘探测量工作，经常奔走于高山荒野间或原始森林中，翻山越岭、餐风露宿……
物探队作业员的工作，离刘经南当科学家的理想相差甚远，但他从不灰心，他坚信一个国家，“读书无用”的状况一定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彻底改变，于是刘经南一直默默期盼继续深造，实现理想的机会！岂料这一盼就是11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才看到希望。可当他提出要考研时，领导觉得他业务能力很强，不舍得让他走，竟没同意。刘经南不甘心，继续争取。1979年3月，刘经南读大学时非常欣赏他的老师陈希璋给他写来一封信，希望他回母校读研。老师的钟爱和殷切期望，更坚定了刘经南考研的决心，也打动了他的领导，为他开了绿灯。由于陈老师这封信辗转了4个多月才到了在江西一个山村作业的刘经南手里，刘经南收到信时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了，于是他边工作边加紧复习，最终凭着以往刻苦学习打下的扎实功底，一举中的。
潜心科研硕果丰，严谨治学创辉煌
再次走进校园，刘经南一如十几年前一样，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很快成为同期学生中的佼佼者。
1982年刘经南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根据国外专家卫星定位所观测到的数据，通过对坐标系转换3个不同理论的研究，得出3个理论计算出的结果相同、但精度不同的结论。这一成果在当时非常创新，许多老师根本不相信，恰好学校里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忠谟教授，博士毕业时论文也是这一研究，但他当时没有得出结论。周教授见一个硕士毕业生和自己研究的问题一样，并得出了结论，既兴奋又惊讶，当即给出很高评价：“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国内现有研究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结论，真是不简单！”最终刘经南的论文得了5分，在学校引起轰动，令很多教授对他刮目相看，称他是大地测量学方面难得的人才，此后，这一问题的研究被列入国家“六五”重点项目。
研究生毕业后，刘经南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矿冶学院。1985年武汉测绘学院改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周忠谟教授出任校长，他非常青睐刘经南的才华，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于1986年将刘经南调回母校。回校后学校立即将“卫星测量基准的地心坐标系与地面大地坐标系转换关系”的研究交给了刘经南，这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地测量界的前沿课题。当时，国际上有关两大坐标系转换的模型有3个，究竟孰优孰劣，在学术上一直争论了十几年也未见分晓，刘经南深知这一研究的难度，但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二话没说，爽快的接受了任务，随后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结果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在国际上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了3个坐标转换模型的等价性，得到国内外测量学术界专家的一致认可，一举结束了这场争论。
20世纪90年代初，刘经南开始投身全球定位技术研究，分别主持或负责完成了中国广域差分GPS网建立及台站方案研究；中国高精度GPS网的建立、布测和数据处理方案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在GPS精密定位理论与应用方面，创造性的提出了一整套新观点、新方法，取得了骄人业绩，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教委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湖北省和石油部多项大奖，并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专业领域声名鹊起，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2003年，对于刘经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被任命为2000年刚由“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的新“武汉大学”校长。60岁受此重任，刘经南深知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任命书的那一刻，他感到了这张薄纸分量的沉重——大学校长，这是一副肩负着国家未来和希望的担子。刘经南决心，绝不辜负党的期望、全校师生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继往开来，把四所不同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的大学融为一体，办出特色来。
上任后刘经南首先给学校定位，他明确提出，要将培养能创造、能创新、能创业的“三创”型复合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目标，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大学。为此，他把“创新”作为自己的治学理念，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他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上任不久，便经过严格考核，让17位副教授做了博士生导师，在全国高校教师任用机制上首开先河；在本科生教育中，他提出“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着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素质——知识——能力”培养体系，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社会对本科生需要；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他在全国高校率先推出以2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根据国家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学术研究型人才…… 刘经南的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武汉大学”教育質量、科研水平的提高，使学校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学校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中的几十个奖项；数十项成果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刘经南当选为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11月刘经南因年龄到界卸任，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一致认为，他担任校长5年多时间，是新“武汉大学”组建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参政议政有灼见，勇于担当一腔情
离开武汉大学校长的领导岗位后，虽然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和带研究生上，但作为科教界全国政协委员，刘经南依然关心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教育领域的改革。“政协委员不是一份荣誉，而是一份责任，一份为国事献策，为民情建言的责任，当选了就要认真履职！”刘经南如是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自当选那天起，他就坚持平时深入考察、调研，在各级政协会议上积极发表意见，一次次提出颇有见地的观点，交上有分量的提案。
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刘经南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考大学时，选择专业不是根据兴趣，而是从将来是否好找工作出发。他认为，对这种现状，不能简单的说不对，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大学生们都这样，那他们的潜能就很难发挥，长此以往大学也就很难培养出众多优秀专业人才。于是他多次公开批评：现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目标有些功利化，不是用兴趣和自由探索精神来引导自己的学习，而是為将来找个好工作而学。这个问题错不在学生，而在社会、在现行教育体制。为此，他多次建议：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尽快协调各方面力量解决；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刘经南最近几年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通过深入调研，刘经南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儿童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众多留守儿童长时间远离父母，缺乏父母之爱，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非常不利。他多次发表意见，希望政府部门统筹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早日改变这一状况。
几年来，不论在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中还是在政协会议上，诸如此类紧扣国家建设发展大计和人民生活现状的意见建议，刘经南提出了许多，而且每每都是铮铮直言。他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不但要能言、会言，还要敢言，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就要直言不讳！”
如今年过7旬的刘经南依然满腔热忱地为我国教育事业做着贡献。不久前“昆山杜克大学”正式运转一年之际，很多媒体记者采访了他，采访中刘经南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一定要带领自己的团队办出一所凝聚中美文化、先进教育理念、扎根中国大地的新型世界一流大学”。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信刘经南一定能再创辉煌！
提起刘经南，在我国科学教育界，可谓大名鼎鼎。
作为科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大地测量、GPS卫星定位理论与应用研究，科研成果三次获国家科学进步奖，是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中国GPS之父”之美誉；
作为教育家：他是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高端优秀人才；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执掌帅印期间锐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科教界全国政协委员：他尽心履职，为教育改革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议案……
立志要当科学家，饱经坎坷终圆梦
劉经南祖籍湖南长沙，1943年出生于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躲避战乱而迁往重庆的父母带着他回到故乡。
时光荏苒，1967年，刘经南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了，没想到家庭关系问题再次让他遭遇磨难，分配很不顺利，他转而想考研，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无法实现，一直等到1968年，才被分到湖南煤田物探队当了一名作业员，从此刘经南开始了野外勘探测量工作，经常奔走于高山荒野间或原始森林中，翻山越岭、餐风露宿……
物探队作业员的工作，离刘经南当科学家的理想相差甚远，但他从不灰心，他坚信一个国家，“读书无用”的状况一定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彻底改变，于是刘经南一直默默期盼继续深造，实现理想的机会！岂料这一盼就是11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才看到希望。可当他提出要考研时，领导觉得他业务能力很强，不舍得让他走，竟没同意。刘经南不甘心，继续争取。1979年3月，刘经南读大学时非常欣赏他的老师陈希璋给他写来一封信，希望他回母校读研。老师的钟爱和殷切期望，更坚定了刘经南考研的决心，也打动了他的领导，为他开了绿灯。由于陈老师这封信辗转了4个多月才到了在江西一个山村作业的刘经南手里，刘经南收到信时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了，于是他边工作边加紧复习，最终凭着以往刻苦学习打下的扎实功底，一举中的。
潜心科研硕果丰，严谨治学创辉煌
再次走进校园，刘经南一如十几年前一样，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很快成为同期学生中的佼佼者。
1982年刘经南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根据国外专家卫星定位所观测到的数据，通过对坐标系转换3个不同理论的研究，得出3个理论计算出的结果相同、但精度不同的结论。这一成果在当时非常创新，许多老师根本不相信，恰好学校里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忠谟教授，博士毕业时论文也是这一研究，但他当时没有得出结论。周教授见一个硕士毕业生和自己研究的问题一样，并得出了结论，既兴奋又惊讶，当即给出很高评价：“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国内现有研究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结论，真是不简单！”最终刘经南的论文得了5分，在学校引起轰动，令很多教授对他刮目相看，称他是大地测量学方面难得的人才，此后，这一问题的研究被列入国家“六五”重点项目。
研究生毕业后，刘经南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矿冶学院。1985年武汉测绘学院改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周忠谟教授出任校长，他非常青睐刘经南的才华，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于1986年将刘经南调回母校。回校后学校立即将“卫星测量基准的地心坐标系与地面大地坐标系转换关系”的研究交给了刘经南，这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地测量界的前沿课题。当时，国际上有关两大坐标系转换的模型有3个，究竟孰优孰劣，在学术上一直争论了十几年也未见分晓，刘经南深知这一研究的难度，但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二话没说，爽快的接受了任务，随后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结果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在国际上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了3个坐标转换模型的等价性，得到国内外测量学术界专家的一致认可，一举结束了这场争论。
20世纪90年代初，刘经南开始投身全球定位技术研究，分别主持或负责完成了中国广域差分GPS网建立及台站方案研究；中国高精度GPS网的建立、布测和数据处理方案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在GPS精密定位理论与应用方面，创造性的提出了一整套新观点、新方法，取得了骄人业绩，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教委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湖北省和石油部多项大奖，并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专业领域声名鹊起，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2003年，对于刘经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被任命为2000年刚由“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的新“武汉大学”校长。60岁受此重任，刘经南深知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任命书的那一刻，他感到了这张薄纸分量的沉重——大学校长，这是一副肩负着国家未来和希望的担子。刘经南决心，绝不辜负党的期望、全校师生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继往开来，把四所不同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的大学融为一体，办出特色来。
上任后刘经南首先给学校定位，他明确提出，要将培养能创造、能创新、能创业的“三创”型复合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目标，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大学。为此，他把“创新”作为自己的治学理念，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他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上任不久，便经过严格考核，让17位副教授做了博士生导师，在全国高校教师任用机制上首开先河；在本科生教育中，他提出“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着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素质——知识——能力”培养体系，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社会对本科生需要；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他在全国高校率先推出以2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根据国家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学术研究型人才…… 刘经南的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武汉大学”教育質量、科研水平的提高，使学校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学校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中的几十个奖项；数十项成果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刘经南当选为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11月刘经南因年龄到界卸任，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一致认为，他担任校长5年多时间，是新“武汉大学”组建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参政议政有灼见，勇于担当一腔情
离开武汉大学校长的领导岗位后，虽然工作重点转移到科研和带研究生上，但作为科教界全国政协委员，刘经南依然关心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教育领域的改革。“政协委员不是一份荣誉，而是一份责任，一份为国事献策，为民情建言的责任，当选了就要认真履职！”刘经南如是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自当选那天起，他就坚持平时深入考察、调研，在各级政协会议上积极发表意见，一次次提出颇有见地的观点，交上有分量的提案。
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刘经南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考大学时，选择专业不是根据兴趣，而是从将来是否好找工作出发。他认为，对这种现状，不能简单的说不对，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大学生们都这样，那他们的潜能就很难发挥，长此以往大学也就很难培养出众多优秀专业人才。于是他多次公开批评：现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目标有些功利化，不是用兴趣和自由探索精神来引导自己的学习，而是為将来找个好工作而学。这个问题错不在学生，而在社会、在现行教育体制。为此，他多次建议：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尽快协调各方面力量解决；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刘经南最近几年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通过深入调研，刘经南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儿童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众多留守儿童长时间远离父母，缺乏父母之爱，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非常不利。他多次发表意见，希望政府部门统筹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早日改变这一状况。
几年来，不论在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中还是在政协会议上，诸如此类紧扣国家建设发展大计和人民生活现状的意见建议，刘经南提出了许多，而且每每都是铮铮直言。他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不但要能言、会言，还要敢言，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就要直言不讳！”
如今年过7旬的刘经南依然满腔热忱地为我国教育事业做着贡献。不久前“昆山杜克大学”正式运转一年之际，很多媒体记者采访了他，采访中刘经南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一定要带领自己的团队办出一所凝聚中美文化、先进教育理念、扎根中国大地的新型世界一流大学”。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信刘经南一定能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