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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崇拜领袖、革命至上的年代，也是一个经济匮乏、爱情单纯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就是：革命、青春、理想、激情、责任和人生意义。远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空军某基地，大门两侧有这样一副对联：“南依祁连，皑皑白雪凌云志；北临弱水，依依红柳戈壁情。”若说男人代表刚毅与顽强，女人则象征着坚守与陪伴，她们和男兵一样胸怀凌云志向，情系大漠戈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的心脏和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他们的故事也恰似依依红柳那般烂漫多情。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
田瑞平和张彬的故事说来话长，他俩都是北京人，曾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孩子，当兵前，两家是邻居。田瑞平的父亲和张彬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由于张彬比田瑞平小一岁，田瑞平又比张彬高一个年级，所以即便彼此认识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时间走到1968年，17岁的田瑞平选择了当兵，张彬则奔赴“上山下乡”的道路，准备扎根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谁承想，在农村还没干一年，张彬又赶上空军招收女兵。从小就有军营梦的她兴奋极了，匆匆抖落掉身上的泥土就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初入军营，迎接她和战友们的竟是一场紧急集合！年轻娇弱的女兵们忙不迭地整理行装，围着漆黑的戈壁滩跑了不知多久，骨头都要散了架。等精疲力竭停了脚步，在队伍最后跑得云淡风轻的连长只说了一句话：“没看出来吗？这才围着咱连队的营房跑了两圈！”这只是开始，更残酷的则是浩瀚的戈壁沙海和一望无垠的荒凉寂寞。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张彬就迅速爬了起来。她急切地拉开窗帘，准备在东方的第一缕曙光来临之前，看看向往已久的边疆是不是毛主席诗中描述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模样。然而，她失望了。窗帘拉开后，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看着这无尽的荒凉，她站在那里就开始哭。哭了半天，她本来还指望别的女兵过来安慰片刻，一扭头，才发现她们也都在哭。那是在冬天，戈壁滩条件简陋，还没有集中供暖。这些女兵从里到外依次穿着绒裤、毛裤甚至棉裤，全套上了，依然无法抵御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戈壁滩经常刮风，北风呼呼吹着，没有暖气，煤炭供应也很紧张，每天只能生着几个小时的煤球炉子。寒冷还可以忍受，对于女兵来说，最难忍受的无疑就是沙尘暴了。为此她们还想了一些办法，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脸上盖个白床单来抵御风沙，就这样，很多次醒来后依然感觉硌牙。
随着时间推移，艰苦的环境终归要学会慢慢适应，张彬也如愿分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的岗位——单位新组建的文艺宣传队。
田瑞平和张彬的命运车辙就这样慢慢靠近。那一天，张彬刚结束了宣传队的排练，正从礼堂出来，来机关办事的田瑞平背着挎包，行色匆匆地恰好经过礼堂，张彬的一个队友与田瑞平相识，主动过去跟田瑞平打招呼，热心肠的队友主动撮合，拉过张彬就给田瑞平介绍。戈壁滩遇见个老乡特别难，两个人都看着对方面熟，可就是叫不出名字，仔细聊天才知道原来以前是一个大院长大的街坊邻居。跨越五千里的行程，最后又殊途同归，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看清楚了对方的面孔。
那时候，戈壁滩一片贫瘠，连根草都不长，就连蚂蚁搬家这样的事都会成为战士们眼中的一出好戏，更何况田瑞平和张彬这两个北京兵的偶遇。他俩的邂逅，立刻成为官兵们闲谈的话题。这些“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官兵们，有的是时间来寻找任何一个可以成为聊天的噱头。“你说，张彬是不是早就喜欢田瑞平？不然干嘛来这里当兵？”“我看可能田瑞平一直暗恋张彬，否则怎么那么巧，张彬刚来没几天，他们就偶遇？”一时间，营区里的麻雀全都炸了窝，众说纷纭。其实，刚开始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就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没事也说成了事。
爱情就像纸里的火苗，终有一日会尽情燃烧。那时候，基地女兵特别少，部队也明确规定女兵严禁谈恋爱。来往的信件必须让班长先看，确定没有问题才能自己看或者寄出去。张彬的宣传队与田瑞平驻守的点号相距几十公里，可在当时也算是长路迢迢，俩人不敢公开直接通信，更不用说见面、聊天、约会了。可无巧不成书，张彬远在南京的姐姐是田瑞平的初中同窗，自然成了两人信件的可靠“中转站”。每次写信，田瑞平先把信寄往南京，然后由姐姐转寄给张彬。张彬在被窝里偷偷看完之后，回信也是先寄到南京，再由姐姐寄给田瑞平。有时候，一封信周转下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其中艰辛，冷暖自知。当时的年代，你情我爱的字眼哪敢跃然于纸上，可供抄袭的情书范本又不知何处寻求，幸亏连队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田瑞平翻了好几天才找到几句合适的。于是，田瑞平的情书里除了“张彬同志你好”，就只有四句杜甫写给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爱情的力量让彼此更加坚强，张彬在宣传队积极工作，田瑞平的事业则走向了另一个极致。起初，田瑞平在点号当司务长，经常要去团部报账。一开始是搭乘拉水车，后来碍于麻烦司机师傅，自己索性就走着去。两个点号之间直线距离近30公里，走路要花4个小时，有时候能在团部借宿一晚，上级催得紧时，甚至一天就要打个来回。为防止迷路，他都是沿着电线杆子走，反而又添了很多路程……
无心插柳柳成荫，1971年，基地首次举办田径运动会，田瑞平一出场就获得1500米跑第一名，后来被选拔到兰空、空军进行专业体育训练。一开始调到兰空时，因为体型太瘦，长跑训练起来不抗练，差一点被淘汰，最后是以陪练的名义留了下来。这时候，张彬在信中不断鼓励田瑞平。也许是爱情的激励，也许是田瑞平的执著，他被改成了竞走项目。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73年5月，田瑞平参加空军运动会获得10公里竞走冠军，同年9月获得全军运动会10公里竞走亚军。1975年5月，田瑞平参加了第三届全军运动会，这次赛事也是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田瑞平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10公里和20公里竞走比赛两项冠军，分别以46分7秒8和1小时43分45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成为真正的戈壁滩“铁脚板”。小时候曾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过两次国庆阅兵，现在又成了戈壁滩“铁脚板”的田瑞平，让张彬满是仰慕。 比赛视频被基地政治部以电影的方式在露天电影院循环放映，而田瑞平则正式调入总政八一体工大队。孤雁难飞，田瑞平走了，已经超期服役一年的张彬也复员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夫唱妇随，在北京过上了幸福生活。2014年12月，笔者在总政黄寺大院里拜访了田瑞平夫妇。他们早已退休，过着平淡的日子。虽然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但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是第一次向外人讲起。
他们在世间的相逢，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更像是一场跨越时间的久别重逢。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在散文《爱》的结尾处那段家喻户晓的文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长于一生的一次相遇
1963年，23岁的黄冬从北京理工学院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大漠的空军基地。那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北京，后来她扎根戈壁、建立功勋，逐渐成为导弹科研战线上的带头人。2014年冬天的某个午后，在北京大兴区岳各庄的一座居民楼里，我拜访了黄冬和李身达老人。她打开尘封的相册，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青春激扬的年代……
那个年代，一位刚到基地的青年诗人曾写道：“大西北，雄性的世界”。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则说：“戈壁滩，连个壁虎都是公的。”尤其对满含火药味的武器研究与试验，这几乎是纯男性的职业。然而，黄冬却凭自己的才华跻身于行业之中。相比于田瑞平、张彬的浪漫邂逅，李身达和黄冬的相识则显得平淡无奇。李身达比黄冬入伍早三年，两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李身达是技术室副主任，黄冬是工程师。1965年，在单位领导的撮合下，他们正式谈恋爱，一年后结了婚。
当时的靶场刚组建不久，各方面都是白手起家，戈壁滩虽然资源贫瘠，但是人们的学习尽头却非常高涨。每天吃过晚饭，大家都主动到办公室上晚自习。随着各型装备紧锣密鼓地研制，迫切需要一种既经济实惠又能模拟真实敌方目标的靶标——某型回波增强器。面对充满未知的研究领域和新型号装备，年轻的黄冬主动请缨。
然而，黄冬也只是在有限的资料中看到过外国的靶机上装有回波增强器的图片。这种可以将雷达电波放大并发送的装置，通过控制放大倍数，其有效反射面积可以等同于大中小型各种飞机，把它装在小型靶机或靶弹上，就可以供导弹试验。由于国外的封锁，除了那张斑驳模糊的照片，什么资料也没有。黄冬的团队了解到北京电子管厂研制出一种行波管，可以作为放大器件。呈报基地后，首长非常支持，1972年特批7000元（那时候，黄冬每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购买了一只行波管。之后，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加工，5毫米的钢板硬是用钢锯和台钻一点一点地加工成形状复杂的机架。
为了研制这型回波增强器，黄冬克服了很多困难，也面临很多挑战。然而由于两人工作繁忙，年幼的两个女儿总是照顾不周，经常是两人都进场执行任务或是忙于试验项目，家里7岁的大女儿照看4岁的小女儿。有一天，大女儿跑到营区里的露天电影院玩耍，孩子们一圈一圈跑着追着，她不慎扭了胳膊。等到李身达、黄冬回到家，孩子哭得嗓子沙哑，胳膊肿得厉害，火急火燎地送到医院时，医生连连责备：“怎么送来得这么晚？你们当父母的不管孩子吗！”到现在，大女儿的胳膊都伸不直，依旧保持着十几度的弯曲。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冬被评为“空军优秀知识分子”，成为戈壁滩著名的无线电遥控专家。而此前耗时十一年的项目也得了巨大成功，这型回波增强器，被誉为“黄冬增强器”，成为她一生的骄傲。
黄冬自1963年到达基地，二十多年里，母亲去世了，父亲失明了，弟弟妹妹都分配到外地工作了，虽然对于父母满心愧疚，但是这些都没能动摇她在基地奉献的决心。然而，女儿们渐渐长大了。对于这个坚毅的女性，她告别军营的原因并不复杂，为的就是女儿，戈壁偏僻荒芜，子女们无法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名校毕业的黄冬对自己充满自责，对女儿心存亏欠：“女儿的胳膊受伤已经很对不起她的了，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业啊！”然而，黄冬对这片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大漠，内心里也是一万个不舍。回首往事，黄冬说：“能在基地工作，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那里有我最好的年华。”
黄冬和李身达的爱情平淡无奇，一个简单的邂逅却是长于一生的相遇。因为共同的志向，他们携手五十年，成就了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如今，他们在北京安度晚年。这两位耄耋老人，还要照顾百岁的父母，闲暇之余，黄冬偶尔练练书法，李身达时常拉拉二胡，更多的时候，他们搀扶着在小区里散散步，唱着旧日的歌谣。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依恋着你
说起郝维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戈壁深处的那座军营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53年，郝维新被山东省济南市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郝维新首批进驻空军基地，是苏联专家重点培养的对象，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导弹，就有他的汗马功劳。改革开放后，他成为我国靶场试验的前线总指挥，被誉为中国空空导弹奠基人。
朱玉芬是东北人，老家在吉林省长春市，善良而文静。经人介绍，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刚到西北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力拮据，部队也更是勒紧裤腰带。等到冬天，供应的菜就都是晒干的蔬菜干，吃的时候再用水泡开。运来的鸡蛋也非常少，大都是事先冻成一个一个的鸡蛋块，隔一段时间分发一回。分到的鸡蛋块要等到化了之后，才能煎炒或者上笼屉蒸。
那时候，物资匮乏，军装也是好几年才能更换一身。每次郝维新外出开会学习，朱玉芬总会在头一天晚上悄悄把军装熨平，她说，衣服虽然旧了，但是一定要熨得平平整整。她不仅是要让郝维新体现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浓缩了她对出差在外的郝维新的思念之情。
然而，天妒英才。1991年5月初，由于积劳成疾，出差途中的郝维新突发脑血栓。躺在病床上，他仍对导弹事业魂牵梦绕，一遍又一遍地向前来看望他的领导交待工作。1991年5月14日，郝维新在济南逝世，年仅56岁。弥留之际，他留下的遗言是：“基地……我要回去！”“给我换套军装！”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依恋着你。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遇见你，犹如现在停顿是为了回忆那些美好的过去。郝维新走后很多年里，朱玉芬一直沉浸于悲伤之中。特别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总会看着郝维新的照片，追忆他年轻时的影像。朱玉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丈夫，即便在郝维新辞世二十多年之后，依然固守着对他满满的追忆和深沉的爱恋。这分坚守，让人动容。每当提起郝维新时，朱玉芬挂在嘴边的词总是“郝总”。她从来没有直呼过郝维新的名字，透过她的眼神，依稀能看到她说出“郝总”这两个字眼时的那种幸福、骄傲、思念。在她心里，这是她对丈夫一辈子的爱称，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深埋在心底最不容触碰的地方。
郝维新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戈南（戈壁大漠、山东济南），女儿取名晓箭（拂晓出征、长空试箭）。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兄妹俩大学毕业后，也相继参军来到西北。大爱无言，任凭时光流淌，一代又一代戈壁军人在大漠和白云之间，谱写了一曲曲石破天惊的壮歌。如今，朱玉芬和她的一双儿女住在济南市英雄山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日子安详而温暖。只有提起郝维新时，大家才又一次回到了五千里外的茫茫戈壁。
爱情是什么？爱情在哪里？经历世事沧桑，也许唯有思念，才是爱情的大境界。大爱希声，历久弥新，相爱的人可以不见面，不联络，可以想不起对方长什么样有什么爱好，甚至相爱的人可以阴阳相隔，分居天堂两岸。可是，爱和思念就在那儿呢，在风中，在雨中，在漫长的回忆中，在一切你经过的地方，隔着时光彼此安慰。渐渐地发现，爱情已经由两个人变成了某一个人，那是一棵雌雄同体的树。就像一棵胡杨树上长出的两种形状截然不同的叶子，虽然外形不一，内心却连在了一起。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
田瑞平和张彬的故事说来话长，他俩都是北京人，曾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孩子，当兵前，两家是邻居。田瑞平的父亲和张彬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由于张彬比田瑞平小一岁，田瑞平又比张彬高一个年级，所以即便彼此认识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时间走到1968年，17岁的田瑞平选择了当兵，张彬则奔赴“上山下乡”的道路，准备扎根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谁承想，在农村还没干一年，张彬又赶上空军招收女兵。从小就有军营梦的她兴奋极了，匆匆抖落掉身上的泥土就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初入军营，迎接她和战友们的竟是一场紧急集合！年轻娇弱的女兵们忙不迭地整理行装，围着漆黑的戈壁滩跑了不知多久，骨头都要散了架。等精疲力竭停了脚步，在队伍最后跑得云淡风轻的连长只说了一句话：“没看出来吗？这才围着咱连队的营房跑了两圈！”这只是开始，更残酷的则是浩瀚的戈壁沙海和一望无垠的荒凉寂寞。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张彬就迅速爬了起来。她急切地拉开窗帘，准备在东方的第一缕曙光来临之前，看看向往已久的边疆是不是毛主席诗中描述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模样。然而，她失望了。窗帘拉开后，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看着这无尽的荒凉，她站在那里就开始哭。哭了半天，她本来还指望别的女兵过来安慰片刻，一扭头，才发现她们也都在哭。那是在冬天，戈壁滩条件简陋，还没有集中供暖。这些女兵从里到外依次穿着绒裤、毛裤甚至棉裤，全套上了，依然无法抵御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戈壁滩经常刮风，北风呼呼吹着，没有暖气，煤炭供应也很紧张，每天只能生着几个小时的煤球炉子。寒冷还可以忍受，对于女兵来说，最难忍受的无疑就是沙尘暴了。为此她们还想了一些办法，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脸上盖个白床单来抵御风沙，就这样，很多次醒来后依然感觉硌牙。
随着时间推移，艰苦的环境终归要学会慢慢适应，张彬也如愿分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的岗位——单位新组建的文艺宣传队。
田瑞平和张彬的命运车辙就这样慢慢靠近。那一天，张彬刚结束了宣传队的排练，正从礼堂出来，来机关办事的田瑞平背着挎包，行色匆匆地恰好经过礼堂，张彬的一个队友与田瑞平相识，主动过去跟田瑞平打招呼，热心肠的队友主动撮合，拉过张彬就给田瑞平介绍。戈壁滩遇见个老乡特别难，两个人都看着对方面熟，可就是叫不出名字，仔细聊天才知道原来以前是一个大院长大的街坊邻居。跨越五千里的行程，最后又殊途同归，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看清楚了对方的面孔。
那时候，戈壁滩一片贫瘠，连根草都不长，就连蚂蚁搬家这样的事都会成为战士们眼中的一出好戏，更何况田瑞平和张彬这两个北京兵的偶遇。他俩的邂逅，立刻成为官兵们闲谈的话题。这些“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官兵们，有的是时间来寻找任何一个可以成为聊天的噱头。“你说，张彬是不是早就喜欢田瑞平？不然干嘛来这里当兵？”“我看可能田瑞平一直暗恋张彬，否则怎么那么巧，张彬刚来没几天，他们就偶遇？”一时间，营区里的麻雀全都炸了窝，众说纷纭。其实，刚开始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就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没事也说成了事。
爱情就像纸里的火苗，终有一日会尽情燃烧。那时候，基地女兵特别少，部队也明确规定女兵严禁谈恋爱。来往的信件必须让班长先看，确定没有问题才能自己看或者寄出去。张彬的宣传队与田瑞平驻守的点号相距几十公里，可在当时也算是长路迢迢，俩人不敢公开直接通信，更不用说见面、聊天、约会了。可无巧不成书，张彬远在南京的姐姐是田瑞平的初中同窗，自然成了两人信件的可靠“中转站”。每次写信，田瑞平先把信寄往南京，然后由姐姐转寄给张彬。张彬在被窝里偷偷看完之后，回信也是先寄到南京，再由姐姐寄给田瑞平。有时候，一封信周转下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其中艰辛，冷暖自知。当时的年代，你情我爱的字眼哪敢跃然于纸上，可供抄袭的情书范本又不知何处寻求，幸亏连队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田瑞平翻了好几天才找到几句合适的。于是，田瑞平的情书里除了“张彬同志你好”，就只有四句杜甫写给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爱情的力量让彼此更加坚强，张彬在宣传队积极工作，田瑞平的事业则走向了另一个极致。起初，田瑞平在点号当司务长，经常要去团部报账。一开始是搭乘拉水车，后来碍于麻烦司机师傅，自己索性就走着去。两个点号之间直线距离近30公里，走路要花4个小时，有时候能在团部借宿一晚，上级催得紧时，甚至一天就要打个来回。为防止迷路，他都是沿着电线杆子走，反而又添了很多路程……
无心插柳柳成荫，1971年，基地首次举办田径运动会，田瑞平一出场就获得1500米跑第一名，后来被选拔到兰空、空军进行专业体育训练。一开始调到兰空时，因为体型太瘦，长跑训练起来不抗练，差一点被淘汰，最后是以陪练的名义留了下来。这时候，张彬在信中不断鼓励田瑞平。也许是爱情的激励，也许是田瑞平的执著，他被改成了竞走项目。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73年5月，田瑞平参加空军运动会获得10公里竞走冠军，同年9月获得全军运动会10公里竞走亚军。1975年5月，田瑞平参加了第三届全军运动会，这次赛事也是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田瑞平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10公里和20公里竞走比赛两项冠军，分别以46分7秒8和1小时43分45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成为真正的戈壁滩“铁脚板”。小时候曾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过两次国庆阅兵，现在又成了戈壁滩“铁脚板”的田瑞平，让张彬满是仰慕。 比赛视频被基地政治部以电影的方式在露天电影院循环放映，而田瑞平则正式调入总政八一体工大队。孤雁难飞，田瑞平走了，已经超期服役一年的张彬也复员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夫唱妇随，在北京过上了幸福生活。2014年12月，笔者在总政黄寺大院里拜访了田瑞平夫妇。他们早已退休，过着平淡的日子。虽然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但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是第一次向外人讲起。
他们在世间的相逢，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更像是一场跨越时间的久别重逢。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在散文《爱》的结尾处那段家喻户晓的文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长于一生的一次相遇
1963年，23岁的黄冬从北京理工学院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大漠的空军基地。那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北京，后来她扎根戈壁、建立功勋，逐渐成为导弹科研战线上的带头人。2014年冬天的某个午后，在北京大兴区岳各庄的一座居民楼里，我拜访了黄冬和李身达老人。她打开尘封的相册，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青春激扬的年代……
那个年代，一位刚到基地的青年诗人曾写道：“大西北，雄性的世界”。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则说：“戈壁滩，连个壁虎都是公的。”尤其对满含火药味的武器研究与试验，这几乎是纯男性的职业。然而，黄冬却凭自己的才华跻身于行业之中。相比于田瑞平、张彬的浪漫邂逅，李身达和黄冬的相识则显得平淡无奇。李身达比黄冬入伍早三年，两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李身达是技术室副主任，黄冬是工程师。1965年，在单位领导的撮合下，他们正式谈恋爱，一年后结了婚。
当时的靶场刚组建不久，各方面都是白手起家，戈壁滩虽然资源贫瘠，但是人们的学习尽头却非常高涨。每天吃过晚饭，大家都主动到办公室上晚自习。随着各型装备紧锣密鼓地研制，迫切需要一种既经济实惠又能模拟真实敌方目标的靶标——某型回波增强器。面对充满未知的研究领域和新型号装备，年轻的黄冬主动请缨。
然而，黄冬也只是在有限的资料中看到过外国的靶机上装有回波增强器的图片。这种可以将雷达电波放大并发送的装置，通过控制放大倍数，其有效反射面积可以等同于大中小型各种飞机，把它装在小型靶机或靶弹上，就可以供导弹试验。由于国外的封锁，除了那张斑驳模糊的照片，什么资料也没有。黄冬的团队了解到北京电子管厂研制出一种行波管，可以作为放大器件。呈报基地后，首长非常支持，1972年特批7000元（那时候，黄冬每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购买了一只行波管。之后，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加工，5毫米的钢板硬是用钢锯和台钻一点一点地加工成形状复杂的机架。
为了研制这型回波增强器，黄冬克服了很多困难，也面临很多挑战。然而由于两人工作繁忙，年幼的两个女儿总是照顾不周，经常是两人都进场执行任务或是忙于试验项目，家里7岁的大女儿照看4岁的小女儿。有一天，大女儿跑到营区里的露天电影院玩耍，孩子们一圈一圈跑着追着，她不慎扭了胳膊。等到李身达、黄冬回到家，孩子哭得嗓子沙哑，胳膊肿得厉害，火急火燎地送到医院时，医生连连责备：“怎么送来得这么晚？你们当父母的不管孩子吗！”到现在，大女儿的胳膊都伸不直，依旧保持着十几度的弯曲。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冬被评为“空军优秀知识分子”，成为戈壁滩著名的无线电遥控专家。而此前耗时十一年的项目也得了巨大成功，这型回波增强器，被誉为“黄冬增强器”，成为她一生的骄傲。
黄冬自1963年到达基地，二十多年里，母亲去世了，父亲失明了，弟弟妹妹都分配到外地工作了，虽然对于父母满心愧疚，但是这些都没能动摇她在基地奉献的决心。然而，女儿们渐渐长大了。对于这个坚毅的女性，她告别军营的原因并不复杂，为的就是女儿，戈壁偏僻荒芜，子女们无法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名校毕业的黄冬对自己充满自责，对女儿心存亏欠：“女儿的胳膊受伤已经很对不起她的了，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业啊！”然而，黄冬对这片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大漠，内心里也是一万个不舍。回首往事，黄冬说：“能在基地工作，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那里有我最好的年华。”
黄冬和李身达的爱情平淡无奇，一个简单的邂逅却是长于一生的相遇。因为共同的志向，他们携手五十年，成就了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如今，他们在北京安度晚年。这两位耄耋老人，还要照顾百岁的父母，闲暇之余，黄冬偶尔练练书法，李身达时常拉拉二胡，更多的时候，他们搀扶着在小区里散散步，唱着旧日的歌谣。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依恋着你
说起郝维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戈壁深处的那座军营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53年，郝维新被山东省济南市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郝维新首批进驻空军基地，是苏联专家重点培养的对象，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导弹，就有他的汗马功劳。改革开放后，他成为我国靶场试验的前线总指挥，被誉为中国空空导弹奠基人。
朱玉芬是东北人，老家在吉林省长春市，善良而文静。经人介绍，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刚到西北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力拮据，部队也更是勒紧裤腰带。等到冬天，供应的菜就都是晒干的蔬菜干，吃的时候再用水泡开。运来的鸡蛋也非常少，大都是事先冻成一个一个的鸡蛋块，隔一段时间分发一回。分到的鸡蛋块要等到化了之后，才能煎炒或者上笼屉蒸。
那时候，物资匮乏，军装也是好几年才能更换一身。每次郝维新外出开会学习，朱玉芬总会在头一天晚上悄悄把军装熨平，她说，衣服虽然旧了，但是一定要熨得平平整整。她不仅是要让郝维新体现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浓缩了她对出差在外的郝维新的思念之情。
然而，天妒英才。1991年5月初，由于积劳成疾，出差途中的郝维新突发脑血栓。躺在病床上，他仍对导弹事业魂牵梦绕，一遍又一遍地向前来看望他的领导交待工作。1991年5月14日，郝维新在济南逝世，年仅56岁。弥留之际，他留下的遗言是：“基地……我要回去！”“给我换套军装！”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依恋着你。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遇见你，犹如现在停顿是为了回忆那些美好的过去。郝维新走后很多年里，朱玉芬一直沉浸于悲伤之中。特别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总会看着郝维新的照片，追忆他年轻时的影像。朱玉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丈夫，即便在郝维新辞世二十多年之后，依然固守着对他满满的追忆和深沉的爱恋。这分坚守，让人动容。每当提起郝维新时，朱玉芬挂在嘴边的词总是“郝总”。她从来没有直呼过郝维新的名字，透过她的眼神，依稀能看到她说出“郝总”这两个字眼时的那种幸福、骄傲、思念。在她心里，这是她对丈夫一辈子的爱称，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深埋在心底最不容触碰的地方。
郝维新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戈南（戈壁大漠、山东济南），女儿取名晓箭（拂晓出征、长空试箭）。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兄妹俩大学毕业后，也相继参军来到西北。大爱无言，任凭时光流淌，一代又一代戈壁军人在大漠和白云之间，谱写了一曲曲石破天惊的壮歌。如今，朱玉芬和她的一双儿女住在济南市英雄山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日子安详而温暖。只有提起郝维新时，大家才又一次回到了五千里外的茫茫戈壁。
爱情是什么？爱情在哪里？经历世事沧桑，也许唯有思念，才是爱情的大境界。大爱希声，历久弥新，相爱的人可以不见面，不联络，可以想不起对方长什么样有什么爱好，甚至相爱的人可以阴阳相隔，分居天堂两岸。可是，爱和思念就在那儿呢，在风中，在雨中，在漫长的回忆中，在一切你经过的地方，隔着时光彼此安慰。渐渐地发现，爱情已经由两个人变成了某一个人，那是一棵雌雄同体的树。就像一棵胡杨树上长出的两种形状截然不同的叶子，虽然外形不一，内心却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