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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富 曾与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和潘石屹同被誉为“万通六君子”，现任富鼎和基金总裁。
1989年的春节，身在海南的王启富没有回大连老家；靠一辆笨重的28单车，他把海南骑了一个圈。从海口启程，一千多公里的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背包，一把匕首，沿着海南的东海岸骑行，再从中线返回。到达海南的最南端、三亚的亚龙湾时，下榻的宾馆里的服务员听说他是从海口骑车过来的，“感觉好像从纽约来的一样”，朝里屋大叫一声“经理”，总经理就出来，马上说：“免费住！”
彼时改革开放的风吹得正烈，民生回暖，民情也自然热烈高涨，年轻人满身的力气、满腔的情怀无处发泄，游长江、漂黄河的壮举遂时有所闻，而王启富的想法则是，他们去挑战长江黄河，“我就要从海南骑车到北京”，因此，海南骑行，不过是北京之行的前奏。
他至今留着当年在“天涯海角”处拍的照片，白衬衫包在蓝色牛仔裤里，他坐在那辆28单车上，脸上带着笑，双手比划着，仿佛一个时代的指挥家。不仅如此，他还题了一句“诗”：“千里独闯天涯，含笑自对人生”。
弹指间24年过去，当年淘金海南十万大军中的一员、矢志推动海南体制改革的青年，如今已是媒体笔下享誉商圈的“万通六君子”之一员，是手握重金伺机而投的富鼎和基金总裁，不过始终不变的，是对自行车和“在路上”的热情—当然，28单车也早已换成价值数万元的专业公路车，自行车轮丈量过的土地，也早以不止数千公里之遥。
怒放的生命
2013年10月1日上午9点，王启富从天津滨海新区出发，目标是大连。不过，这只是他环渤海骑行计划的一半，大连到北京这一段，他留给了明年的十一黄金周假期。
严格算起来，王启富并非“发烧友”式的长途骑行者，也远非骑行川藏线那些“挑战自我”类型的人群。对他来说，骑行除了有益身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个意义，来自地理位置。环渤海经济圈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跨河北、山东、辽宁及北京天津三省两市，被认为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
况且，途经之地，多少也算是有意思：河北沧州黄骅是原冀鲁边区司令员、抗日英雄烈士黄骅的故里，到了山东境内，沾化盛产冬枣，抵达沾化时正是冬枣甜美之时；东营是黄河入海处；潍坊是世界闻名的风筝之城；萊州历史悠久，龙口是秦代方士徐福赴东海求长生不死药的启航之地；烟台得名于古代之“烽火台”，至于骑行的终点站威海，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威海卫”—对于商人王启富来说，“走马观花”地巡游一圈，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有别的意义：六百年前，王启富的先祖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山东烟台，到了他祖父这一辈，又从烟台迁至威海，他在威海度过童年，父母亲在大连工作，王启富大学毕业后又到天津工作—算起来，绕这么一圈，几乎是一趟“寻根之旅”。
“做有意义的事情，既不挑战自然，也不挑战自己。”王启富说，“我要感受大自然，享受生活。”
2011年和2012年的黄金周，王启富分段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骑行，总共花去22天，行程2000公里。平均每天100公里的骑行距离，他会抽空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比如与沧州农民聊生活的琐碎；沿“鲁运河”骑行期间，从山东聊城到梁山，他和同伴们曾经“夜渡黄河”，站在三百多米长的浮桥上，看不清黄河的模样，耳边是黄河“哗哗”的流水声，王启富不由想起《论语》中的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喜欢《论语》 ，包里就经常放着《论语》。”王启富说。
有一段时间，因为央视记者那个“你幸福吗”的问题，他也在微博上贴出自己的看法，“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骑车途中，坐在马路边草地上喝着矿泉水，吃着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幸福就是骑车到深夜，入住酒店洗完澡躺在干净的床上。幸福就这么简单，就在身边。”
“那种幸福，是在北京城里感受不到的。”他说，如果在城里遭遇这种问题，多少会感到茫然，但只要骑着车，就能思考这种深奥的问题，他将之称为“驰骋”带来的效应，“在无边的旷野上，自由自在地飞翔”，“我不懂音乐，但骑车时老感觉有旋律，就想作词作曲，后来听了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那就是我要写的”。
勇敢是1，其他都是0
京杭大运河骑行回来之后，好多朋友说他很传奇，他回道：“其实没什么，2000公里不就是1000个2公里吗？简单的事情，只要坚持做下去，可能就是传奇。”
实际上，他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方程式：成功=勇敢+智慧+坚持，“只要迈出那一步，成功就在向你招手，骑行是这样，人生也是如此。”
他记得在大运河骑行的前几天，身体累，腿脚痛，每天只能骑80公里，咬牙坚持到第三天，就不觉得痛和累了，他因此感慨，“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就像泉水一样，挖掘得越深，流淌得越多，水越清澈。”
但话说回来，“勇敢是成功的一半，是那个1，其他都是0。”如果没有“勇敢”两个字，他不会变成今天的王启富。
1963年王启富生于大连，上世纪70年代时，他的“理想”简单到让人惊奇：和暗恋的姑娘下乡一起当知青，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才转而专攻学业。当时他妈妈想让他读中专，学开火车，或者到人民大会堂当一个服务员，但王启富的选择是读高中。
1980年，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当时热门的激光专业。与当时很多知识青年一样，他满腔报国的热情，还一度想去当兵，写过好几封信给解放军，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最后只好作罢。
1984年大学毕业后，王启富被分配到航天部下属某单位，成为一名研究导弹的工程师。由于工作与想象中的科学家生活有很大出入，他又转而觉得，或许投身政界更能施展抱负，因此转而学法律，随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1987年，王启富法律专业毕业，1988年拿到律师证—就在同一年的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看到海南招募有志青年的消息，王启富“热血沸腾”，决定“要去开发建设新天地，改变海南的落后面貌”。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们会觉得好笑，不可理解，但当时，好多人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大胆的王启富给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写了一封自荐信，得到许的欢迎后，他才向单位领导“摊牌”，结果单位顺利放行，王启富孤身赴海南。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后来“万通六君子”的故事开始了。海南省委原本想安排王启富从事法务工作，但王一心只想从事经营管理，结果居然被两个单位接收，一家是海南省委改革发展研究所，在那里他遇见了冯仑，那里有他后来的同事易小迪；另一家是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下属秀港分公司，来接他的人是王功权，还有个同事叫刘军。
1988年，王启富带着易小迪及另外一个同事对海南进行调研，研究“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海南自由（贸易）岛”的课题。如果一切顺利，王启富也许会在仕途上走得很远，但时代风云诡谲，次年夏天，王功权被迫离开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体改所被解散，冯仑和王启富回到北京，进入牟其中的南德经济集团。
此后不久，王功权及刘军先后受冯仑、王启富之邀加入南德，王启富先后担任法律室副主任和南德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后者让他逐渐迷上金融领域。再接着，王启富单飞海南做纸张生意，1991年9月，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万通集团前身）成立，王启富与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等人再次聚首，再到1992年潘石屹入伙，“万通六君子”正式开始了他们在海南的淘金之路。
此后的故事也许很多人都耳熟能详：1992年，“农高投”通过运作海口“九都别墅”项目赚到第一桶金，通过炒房不断增加财富；1993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万通集团，冯仑等人建立合伙人制—但这种“座有序，利无别”的模式也为日后万通分家埋下伏笔；1995年，万通第一次分家，王启富、潘石屹、易小迪首先离开；1998年刘军离开，2003年王功权离开，至此，六君子彻底各奔前程。
冯仑提出的“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曾被传为佳话，分手的六君子也各自实现自己的事业：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房地产大鳄，王功权成为风险投资人，刘军从事农业高科技，王启富则成立富鼎和基金，成为投资人。
王启富在比较他们那代人和现在的80后时说：“我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那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情怀，包括当年做万通，也是实业报国，时代变了，80后更务实，更专业，我们那时候更有理想，更积极，都是对的，都好。”
逃离世俗羁绊的自由
与六君子其他几位相比，王启富一直认为自己的优点之一就是勇敢。有个时尚杂志曾给“万通六君子”拍过一组封面，采訪时分别问他们谁最勇敢，结果，都说自己，“我原来以为我最勇敢，后来一看，王功权比我勇敢，”王启富后来开玩笑说，“他敢私奔！”王启富认为自己是“温和的改革派”，王功权则比较激烈，但是，他们的共通点是，“都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
另一个优点，是人好。与人好，对人好，别人也对他好—六君子中，他算是其他几个人中的“桥梁”。
这两个特点，他认为与成长经历紧密相关，“小时候我在威海下面的一个农场，小村庄一百多户人家全姓王，全是亲戚，都对你好，（因此养成了）善良；农村的孩子漫山遍野地跑，（因此）天生就勇敢。”他说。
在骑行上，这两个特点就体现为专注、稳健而富于计划。他常常在周末骑行上百公里到郊区闲逛，长途骑行时，未到达目的地便会提前订房；他也想环法骑行，或去台湾骑环岛，或到美洲大陆骑上四千公里，但前提是要安全，“第一是安全。安全了，你要的都能得到”。
王启富有时候也会在微博上分享骑行的感悟，例如“骑车总有上坡下坡，就像人生，有上坡就有下坡，有下坡就会有上坡，逆境的时候就会迎来顺境”；又例如“你只要骑，车就滚滚向前，不会倒；人生也那样，只要奋力向前，人生就会有机会，有希望”。
可是，话说回来，除了可以走马观花地看山观水，与路上的农人闲聊片刻，到了城市落脚点领略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跟其他那些越来越受到富人阶层青睐的运动—高空跳伞、技巧滑翔、高山滑雪、深海潜水、极限赛车相比，自行车骑行，到底算得上什么运动呢？
表面上看起来，它确实平凡得可以：只要跨上车座，双手握住车把，两脚踩上踏板，接下来，便是再普通不过的身体运动了—且慢，那也正是骑行的魅力所在：你身体前倾，“避开”迎面而来的风和“气流”，手臂与上身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腰部将力量经大腿传到小腿，然后再经转盘和链条传至飞轮，小小的飞轮带动直径不等的车轮，就这样，你便开始一路向前，冲进阳光里，冲进风雨里，乃至冲向延绵至脚下的幽暗，冲向目的地。
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自由，是稍瞬即逝的形而上穿越，是逃离世俗语言羁绊的出神。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已至知天命之年的王启富先生难以回答“骑车到底有什么乐趣”这个问题的原因。
1989年的春节，身在海南的王启富没有回大连老家；靠一辆笨重的28单车，他把海南骑了一个圈。从海口启程，一千多公里的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背包，一把匕首，沿着海南的东海岸骑行，再从中线返回。到达海南的最南端、三亚的亚龙湾时，下榻的宾馆里的服务员听说他是从海口骑车过来的，“感觉好像从纽约来的一样”，朝里屋大叫一声“经理”，总经理就出来，马上说：“免费住！”
彼时改革开放的风吹得正烈，民生回暖，民情也自然热烈高涨，年轻人满身的力气、满腔的情怀无处发泄，游长江、漂黄河的壮举遂时有所闻，而王启富的想法则是，他们去挑战长江黄河，“我就要从海南骑车到北京”，因此，海南骑行，不过是北京之行的前奏。
他至今留着当年在“天涯海角”处拍的照片，白衬衫包在蓝色牛仔裤里，他坐在那辆28单车上，脸上带着笑，双手比划着，仿佛一个时代的指挥家。不仅如此，他还题了一句“诗”：“千里独闯天涯，含笑自对人生”。
弹指间24年过去，当年淘金海南十万大军中的一员、矢志推动海南体制改革的青年，如今已是媒体笔下享誉商圈的“万通六君子”之一员，是手握重金伺机而投的富鼎和基金总裁，不过始终不变的，是对自行车和“在路上”的热情—当然，28单车也早已换成价值数万元的专业公路车，自行车轮丈量过的土地，也早以不止数千公里之遥。
怒放的生命
2013年10月1日上午9点，王启富从天津滨海新区出发，目标是大连。不过，这只是他环渤海骑行计划的一半，大连到北京这一段，他留给了明年的十一黄金周假期。
严格算起来，王启富并非“发烧友”式的长途骑行者，也远非骑行川藏线那些“挑战自我”类型的人群。对他来说，骑行除了有益身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个意义，来自地理位置。环渤海经济圈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跨河北、山东、辽宁及北京天津三省两市，被认为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
况且，途经之地，多少也算是有意思：河北沧州黄骅是原冀鲁边区司令员、抗日英雄烈士黄骅的故里，到了山东境内，沾化盛产冬枣，抵达沾化时正是冬枣甜美之时；东营是黄河入海处；潍坊是世界闻名的风筝之城；萊州历史悠久，龙口是秦代方士徐福赴东海求长生不死药的启航之地；烟台得名于古代之“烽火台”，至于骑行的终点站威海，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威海卫”—对于商人王启富来说，“走马观花”地巡游一圈，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有别的意义：六百年前，王启富的先祖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山东烟台，到了他祖父这一辈，又从烟台迁至威海，他在威海度过童年，父母亲在大连工作，王启富大学毕业后又到天津工作—算起来，绕这么一圈，几乎是一趟“寻根之旅”。
“做有意义的事情，既不挑战自然，也不挑战自己。”王启富说，“我要感受大自然，享受生活。”
2011年和2012年的黄金周，王启富分段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骑行，总共花去22天，行程2000公里。平均每天100公里的骑行距离，他会抽空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比如与沧州农民聊生活的琐碎；沿“鲁运河”骑行期间，从山东聊城到梁山，他和同伴们曾经“夜渡黄河”，站在三百多米长的浮桥上，看不清黄河的模样，耳边是黄河“哗哗”的流水声，王启富不由想起《论语》中的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喜欢《论语》 ，包里就经常放着《论语》。”王启富说。
有一段时间，因为央视记者那个“你幸福吗”的问题，他也在微博上贴出自己的看法，“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骑车途中，坐在马路边草地上喝着矿泉水，吃着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幸福就是骑车到深夜，入住酒店洗完澡躺在干净的床上。幸福就这么简单，就在身边。”
“那种幸福，是在北京城里感受不到的。”他说，如果在城里遭遇这种问题，多少会感到茫然，但只要骑着车，就能思考这种深奥的问题，他将之称为“驰骋”带来的效应，“在无边的旷野上，自由自在地飞翔”，“我不懂音乐，但骑车时老感觉有旋律，就想作词作曲，后来听了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那就是我要写的”。
勇敢是1，其他都是0
京杭大运河骑行回来之后，好多朋友说他很传奇，他回道：“其实没什么，2000公里不就是1000个2公里吗？简单的事情，只要坚持做下去，可能就是传奇。”
实际上，他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方程式：成功=勇敢+智慧+坚持，“只要迈出那一步，成功就在向你招手，骑行是这样，人生也是如此。”
他记得在大运河骑行的前几天，身体累，腿脚痛，每天只能骑80公里，咬牙坚持到第三天，就不觉得痛和累了，他因此感慨，“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就像泉水一样，挖掘得越深，流淌得越多，水越清澈。”
但话说回来，“勇敢是成功的一半，是那个1，其他都是0。”如果没有“勇敢”两个字，他不会变成今天的王启富。
1963年王启富生于大连，上世纪70年代时，他的“理想”简单到让人惊奇：和暗恋的姑娘下乡一起当知青，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才转而专攻学业。当时他妈妈想让他读中专，学开火车，或者到人民大会堂当一个服务员，但王启富的选择是读高中。
1980年，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当时热门的激光专业。与当时很多知识青年一样，他满腔报国的热情，还一度想去当兵，写过好几封信给解放军，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最后只好作罢。
1984年大学毕业后，王启富被分配到航天部下属某单位，成为一名研究导弹的工程师。由于工作与想象中的科学家生活有很大出入，他又转而觉得，或许投身政界更能施展抱负，因此转而学法律，随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1987年，王启富法律专业毕业，1988年拿到律师证—就在同一年的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看到海南招募有志青年的消息，王启富“热血沸腾”，决定“要去开发建设新天地，改变海南的落后面貌”。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们会觉得好笑，不可理解，但当时，好多人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大胆的王启富给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写了一封自荐信，得到许的欢迎后，他才向单位领导“摊牌”，结果单位顺利放行，王启富孤身赴海南。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后来“万通六君子”的故事开始了。海南省委原本想安排王启富从事法务工作，但王一心只想从事经营管理，结果居然被两个单位接收，一家是海南省委改革发展研究所，在那里他遇见了冯仑，那里有他后来的同事易小迪；另一家是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下属秀港分公司，来接他的人是王功权，还有个同事叫刘军。
1988年，王启富带着易小迪及另外一个同事对海南进行调研，研究“小政府、大社会”以及“海南自由（贸易）岛”的课题。如果一切顺利，王启富也许会在仕途上走得很远，但时代风云诡谲，次年夏天，王功权被迫离开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体改所被解散，冯仑和王启富回到北京，进入牟其中的南德经济集团。
此后不久，王功权及刘军先后受冯仑、王启富之邀加入南德，王启富先后担任法律室副主任和南德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后者让他逐渐迷上金融领域。再接着，王启富单飞海南做纸张生意，1991年9月，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万通集团前身）成立，王启富与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等人再次聚首，再到1992年潘石屹入伙，“万通六君子”正式开始了他们在海南的淘金之路。
此后的故事也许很多人都耳熟能详：1992年，“农高投”通过运作海口“九都别墅”项目赚到第一桶金，通过炒房不断增加财富；1993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万通集团，冯仑等人建立合伙人制—但这种“座有序，利无别”的模式也为日后万通分家埋下伏笔；1995年，万通第一次分家，王启富、潘石屹、易小迪首先离开；1998年刘军离开，2003年王功权离开，至此，六君子彻底各奔前程。
冯仑提出的“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曾被传为佳话，分手的六君子也各自实现自己的事业：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房地产大鳄，王功权成为风险投资人，刘军从事农业高科技，王启富则成立富鼎和基金，成为投资人。
王启富在比较他们那代人和现在的80后时说：“我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那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情怀，包括当年做万通，也是实业报国，时代变了，80后更务实，更专业，我们那时候更有理想，更积极，都是对的，都好。”
逃离世俗羁绊的自由
与六君子其他几位相比，王启富一直认为自己的优点之一就是勇敢。有个时尚杂志曾给“万通六君子”拍过一组封面，采訪时分别问他们谁最勇敢，结果，都说自己，“我原来以为我最勇敢，后来一看，王功权比我勇敢，”王启富后来开玩笑说，“他敢私奔！”王启富认为自己是“温和的改革派”，王功权则比较激烈，但是，他们的共通点是，“都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
另一个优点，是人好。与人好，对人好，别人也对他好—六君子中，他算是其他几个人中的“桥梁”。
这两个特点，他认为与成长经历紧密相关，“小时候我在威海下面的一个农场，小村庄一百多户人家全姓王，全是亲戚，都对你好，（因此养成了）善良；农村的孩子漫山遍野地跑，（因此）天生就勇敢。”他说。
在骑行上，这两个特点就体现为专注、稳健而富于计划。他常常在周末骑行上百公里到郊区闲逛，长途骑行时，未到达目的地便会提前订房；他也想环法骑行，或去台湾骑环岛，或到美洲大陆骑上四千公里，但前提是要安全，“第一是安全。安全了，你要的都能得到”。
王启富有时候也会在微博上分享骑行的感悟，例如“骑车总有上坡下坡，就像人生，有上坡就有下坡，有下坡就会有上坡，逆境的时候就会迎来顺境”；又例如“你只要骑，车就滚滚向前，不会倒；人生也那样，只要奋力向前，人生就会有机会，有希望”。
可是，话说回来，除了可以走马观花地看山观水，与路上的农人闲聊片刻，到了城市落脚点领略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跟其他那些越来越受到富人阶层青睐的运动—高空跳伞、技巧滑翔、高山滑雪、深海潜水、极限赛车相比，自行车骑行，到底算得上什么运动呢？
表面上看起来，它确实平凡得可以：只要跨上车座，双手握住车把，两脚踩上踏板，接下来，便是再普通不过的身体运动了—且慢，那也正是骑行的魅力所在：你身体前倾，“避开”迎面而来的风和“气流”，手臂与上身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腰部将力量经大腿传到小腿，然后再经转盘和链条传至飞轮，小小的飞轮带动直径不等的车轮，就这样，你便开始一路向前，冲进阳光里，冲进风雨里，乃至冲向延绵至脚下的幽暗，冲向目的地。
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自由，是稍瞬即逝的形而上穿越，是逃离世俗语言羁绊的出神。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已至知天命之年的王启富先生难以回答“骑车到底有什么乐趣”这个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