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唐朝僧人大雅所集晋王羲之书法而成的《兴福寺碑》，与怀仁所集《圣教序碑》可称姊妹篇，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是学习研究书法艺术、特别是探讨王羲之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一、关于碑名
《兴福寺碑》于明万历年间由王尧惠发现于西安城南壕沟中，后被移至西安府学，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残碑下截高80厘米，宽104厘米，碑文35行，七百余字，徐思忠等刻字，张爱造像。
自出土后，此碑名称有五：一为最初记录者明代赵崡释为《大将军吴文立》，后人沿袭称为《吴文碑》;二为清人赵绍祖在《古墨斋金石跋》中称之为《唐镇军大将军吴文墓志》;三为明末书法家王铎临此碑时写作《荐福寺碑》;四为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引《金石考评》称之为《李将军碑》;五为《半截碑》，因碑只存半截之故。
后来学者文人多沿袭以上诸说，实则前四种说法全部错误，后一种说法并不全对。
所谓《吴文碑》者，错在“吴”字。根据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所作考证，认为碑文中有“惟大将军矣。公讳文”等字，错在将“矣”字误为“吴”字。今对照残碑，所论甚确。细辩两字，下部行书可通用，而上部“吴”字实无此写法。
所谓《吴文墓志》之错，在于墓志与墓碑之别。墓志小，埋于坟内;墓碑大，立于坟上。唐代墓志不过二三尺，而《兴福寺》残碑高已达80厘米，其尺寸显然与墓志不合。
所谓《荐福寺碑》之误，误在张冠李戴。荐福寺在唐代有两处：一在湖北咸宁县，唐睿宗时立;二在江西鄱阳县，唐玄宗开元时立。而兴福寺原名弘福寺，为唐太宗替穆皇后祈福而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改为现名。两寺为唐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而立，王铎将兴福寺书成荐福寺，显系错误。又因有雷轰荐福寺碑故事，所谓“时来风送滕王阁，运云雷轰荐福碑”，于是将此碑认作雷轰之碑，以讹传讹（参见启功《论书绝句》）。
所谓《李将军碑》之误，在于硬寻碑主姓氏。前文已述及误将“矣”误为“吴”，吴姓已证其非。而碑文中又有“夫人李姓”等字，误将夫人之姓移作其夫之姓，实属不伦不类。此事清代学者黄本骥已作详细考证。其实《李将军碑》全称《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字体为楷书，碑文完整，无残缺，现存甘南州博物馆（参见魏涛《兴福寺碑碑名辨析》，《阳关书屋》2018年第3期）。
所谓《半截碑》之不准确，在于实非半截。根据故宫博物院熊长云研究，此碑制作形式借鉴《圣教序碑》，而唐代碑制当有固定尺寸。由此推测，原碑身高约250厘米，现存残碑仅为三分之一。故所谓半截碑，也非实况。
根据以上所论，此碑可称为《兴福寺残碑》。
二、碑主事略
总的来说，碑主是位名文的将军，出身宦官，建有大功，地位显赫，备极殊荣，寿终正寝。
碑主姓氏与碑文撰者姓名，确已无考，因为原碑残缺上部三分之二，而刻碑惯例是将此二项位于最右上部位。对于碑主简况，根据残存35行文字，历来学者多作论述、推测，可见其大致脉络。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载：“其文有曰‘夫人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唐人写状妇容云尔，犹有《硕人》诗意。”启功在《论书绝句》中将“睑”字写成“脸”字，误。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右镇军大将军吴文碑，失其上半，有云‘长戟棨于司宫，高门联于寺伯’，又铭辞云‘诗征孟子，相举王稽’，知其为内侍。”碑文司官与寺伯，实为宦官之名。
清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载：“碑断裂失其上半，文多不属，其中推次成句者，有云‘以秩授公文林郎，适举从班也’。又制举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门卫，又‘奏乞骸骨，身归常乐’，盖以宦寺引年，非怙宠于终也。其云‘平均七政，恭践五朝’，则上逮高宗，皆已服侍宫掖矣。”由此考证碑主于唐高宗时入宫，经历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及唐玄宗时期，历事数主。
残碑文第13行至第18行，有断续文字为：“神龙元年……制转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卫门……固以锋交卫霍，权冲田窦，横虎步于朱轩，跪龙颜于青……唐元年又制进封……三阶应历，八命腾迁，持大义而不可夺，保元勋而若元有，则……皇上钦腹心之寄也。” 文中将碑主此喻为汉朝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又比喻为汉朝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可见其军功之大、地位之显赫。学者们据此推测碑主很可能参与了唐玄宗在唐隆元年发动的诛韦氏、废少帝、拥立相王李旦之事。由于碑主在政变之中大力支持唐玄宗，是皇帝的心腹，所以事成后又被进封。又从碑文中可知，碑主并不恃宠而骄，懂得功成身退，得以安享晚年。
至于碑文中所记：“维公开国承祉，正家崇秩，叶嗣传于紫绂，鼎胄曳于黄云……夫人恒国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则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焉”，则是说明其夫人非常漂亮，但死后并未合葬一块，其子孙也荣位不衰。以宦官而有妻有子，看似荒唐，根据胡如雷等学者研究，古代宦官娶妻与收养子现象实有其事。碑主备极荣华，也忘不了此种天伦之乐。（参见熊长云《兴福寺残碑研究》，《书法研究》2019年第2期）
三、关于大雅
有关《兴福寺碑》集字主人大雅的史料，历来可供参考者极缺，不知其俗姓为何，亦不知其生平行事简况，仅据原碑，知为法名大雅而已。因为此碑所集的艺术水平，可与《圣教序碑》相羽翼，由此可以想见大雅应为当时一位水平高超的书法家。又从兴福寺的变迁来看，该寺最初为弘福寺，为唐太宗时所立，也即是集《圣教序碑》的僧人怀仁所居之寺。《圣教序碑》所立年代为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兴福寺碑》所立年代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两碑相隔半世紀。此半世纪经历唐太宗、唐中宗、唐睿宗、武后、唐玄宗多个历史时期，虽然皇帝多次变换，但是佛教的兴盛丝毫不减，由弘福寺到兴福寺，其香火旺盛应属当然。怀仁既因集王羲之书而名声大噪，该寺内书法艺术必为特色所在，善书特别是善王书者当不乏其人，由此可以推测：大雅亦是怀仁的崇拜者和后继者，其立志学怀仁欲有所成，最终完成了心愿。 四、《兴福寺碑》的集字来源
综合分析各家所论，《兴福寺碑》所集王书来源若有四种：
一是源于《圣教序碑》。明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说此碑：“疑又从《圣教序》诸刻中摹集，非右军真迹。”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大概从《圣教序》出，非能于《圣教序》之外，又得右军真迹而集之也。”怀仁所集《圣教序碑》名震于当时，影响于后世，后来各家如有集王字者，莫不首先参考并加以运用。且怀仁用时二十余年，精到无比。既然《圣教序碑》中有其字，则集者无必要也无超越怀仁的把握而再起炉灶。因此，后来集王诸家多采用怀仁所集，于情于理应属当然。然而说大雅仅采用仁怀所集，则失之太偏。
二是源于赵模《千字文》。赵模为唐代书家，职责为书法供奉，集有《王羲之行书千字文》，有名于当时。王家葵、贺宏亮《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多有考证，认为大雅参考赵模之作，如《圣教序碑》中无“监”字，而《兴福寺碑》有三个“监”字，皆采用赵模所集中“右监门府”。
三是源于内府所藏王羲之书法。为使怀仁完成旷世集书工作，唐太宗竭力支持，收集王羲之书法真迹二千余张，至大雅时近半世纪，尚在“安史之乱”之前，内府所藏王书真迹应无多大流失。又因大雅是为有功五朝非同凡响的碑主集字，故利用内府所藏，以补充《圣教序碑》等中无法完成之字，当属可能之事。日本田中东竹《关于兴福寺碑》一文中曾对此事进行考证推测，其结论确有道理。
四是借用偏旁部首，再加拼合。凡遇碑文中无整个王字可以采用，则用此法，这亦为怀仁集字时所用之法，只是如何拼接，大雅当按自己所想而为之。
五、《兴福寺碑》的艺术价值
历来研究《兴福寺碑》得失利弊者不乏其人，有益于今日者概括起来有三：
一是集字水平名列第二。自怀仁集《圣教序碑》大获成功之后，仿效者有十八家之多，而大雅所集水平获得仅次于怀仁的评价。清刘熙载《艺概》认为：“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碑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
古代集字刻碑难度甚大，选字本已经不易，而以细线勾勒真迹上石（即所谓勒石）实为大难，远甚于直接书丹而后刻石。因此，历代集字刻碑成功者少，千百年来，集刻王羲之书者仅此两家大成，由此可见《兴福寺碑》实为今日借鉴的不可多得的上等选本。联想到今日复制水平选胜前代，复制原字达到毕肖水平已非难事，而今日所集王羲之书法各种字帖，何止成百上千，但是确实足以留传于后世者当有几许？不得不令人深思。基于此，重新研究古代集字艺术，挖掘《兴福寺碑》的深厚底蕴，当可获得诸多启迪。
二是接近王书原貌当属第一。书圣王羲之书法真迹已不可得，千百年来学者书家研究探讨其书艺之文可谓汗牛充栋，其目的在求如何更能接近王书真迹。《圣教序碑》与各种王书摹刻本，历经千百年无数次捶拓与翻刻，早已棱角磨灭，失其风神。而《兴福寺碑》至明万历时方才出土，数百年的掩埋，使得不少字口未能受损，因此更能接近王书原貌。施法天《王右军与兴福寺碑考》认为：“《兴福寺碑》虽只半截，而文字清晰，笔画圆润遒劲，与《圣教》若，如不能得佳本《兰亭》，又不能得古榻七佛头《圣教》，则王字善本，唯有此埋藏地下数百年于明万历出土之《兴福寺碑》，尚未为风雨所蚀，为唯一善本了。《兰亭序》真迹已亡，翻刻佳者罕有，且聚讼纷纭，故清乾隆帝弃此不取，而宝爱《快雪时晴帖》。《圣教》虽系真迹上石，而年代久远，拓榻损坏太多，风雨剥蚀过甚，以致锋芒漫灭，字画瘦弱，风韵全失。带笔无损者，又多系赝品，且坊间翻刻甚多，不详加考察，则往往为其所惑。似此佳本难得，而只有此《兴福寺碑》尚可仿佛王字七八，且笔画完整，神理充足，字字珠玑，堪为今日王字之唯一善本。”因此，临习与研究《圣教序》，不可不以《兴福寺碑》作为重要参考;研究与探求王羲之书法，不可不以《兴福寺碑》作为重要艺术资料。
三是别具风格，字重艺林。《兴福寺碑》在整体风格、结体用笔与章法方面有其个性特征，值得重视。明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俨如生动，不比怀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淡之趣而已，是以书家重之。”清周星池《临池管见》称：“僧大雅所集之《吴文碑》亦用右军，尤显逋峭。古今集右军书凡十八家，以《兴福寺》为最，不虚也。”由此可见，《兴福寺碑》总的风格是健劲峭拔、精神高古，深得右军笔意。在结体上，此碑字形修长，迎让得体，正欹错落，和谐统一。在用笔方面，此碑主要传承王羲之笔法，但是并不局限于此，兼有王羲之“内擫”和王献之“外拓”之法，应是大雅集字时融汇创造之意。在章法方向，此碑字间呼应，大小穿插，直斜相辅，行气贯通，浑然一体而无吊滞之弊（参见王建民《大雅集王书兴福寺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6月）。
《兴福寺碑》既有如此可宝的鲜明特色，故书家着意临习者不乏其人。施法天谓“北海各碑刻，均似出自《兴福寺碑》”。浅见以为：不仅李邕取法《兴福寺碑》，如仔细对照颜真卿行书各帖，知其取法除《圣教序碑》等之外，也多见取法《兴福寺碑》者。由此推测而知，唐宋以来诸书法名家，凡有志于书法特别是着意于学习王羲之书法者，也莫不参阅此碑，探究笔画，以为己用。故《兴福寺碑》实为历代书家所推重的经典碑刻，其碑虽残，其字可宝。
六、历代临习诸家范例
王铎临《兴福寺碑》。王铎（1592-1652）为明末清初书画大家，书法以二王为宗，同时广收博采，师古临帖是其日常课程，取法前代书家一百余位，遺留临摹书作三百余件，《兴福寺碑》即为其取法之一。
初看此件临习之作，与原碑很相似，仔细对照则发现，虽然整体结构和笔画力求相似，但在具体笔画上与原碑不同者不少，在行距、字距及欹侧等方面仍有不同。王铎的临帖方法是边临边创，以临代创，在紧靠原帖的同时，不忘记加进自己的风格，因而最后形成其特有书风。 八大山人临《兴福寺碑》。八大山人（1626-1705）是明末清初四僧之一，其画其书素以特色鲜明著称。经考证，现存八大所临《兴福寺碑》为其七十四岁时所作，此时八大书画已经大成，故其所临不追求形似，而刻意于王羲之书风中魏晋风神的把握。与原碑对照，可知八大运笔纯用中锋，线条圆润浑厚，与原碑字讲究按锋直引、铦锐方硬大有不同;结字与原碑字出入很大，打破了原来的正侧长短各种布局，并融画意于书法之中，注意字内黑白空间的重新安排;通篇静穆古朴、温和萧散。八大有别于王铎的意临，王铎毕竟以古人之意为多，稍参己意;八大的意临是略参古人之意，而以己意为多，创造性更大。
白蕉临《兴福寺碑》。白蕉（1907-1969）是当代书法家，曾与徐悲鸿、邓散木号称“艺坛三杰”。他的书法历程是学习众长，以二王为宗，最后形成萧散、飘逸的艺术风格。据考证，其所临《兴福寺碑》时间是1941年，正是其学习各家所长之时。邓宝剑所作跋文称：“此卷临作，为白蕉壮岁手笔，点画笔笔不苟，与原碑形神绝肖，而虚和之气又跃然纸上。”白蕉认为：学习书法先求无我，后求有我。“学一家一帖，规矩方圆，开始亦步亦趋，要求惟妙惟肖，求合求同，不宜有一点自己的主张。”（白蕉《书法学习讲话》） 其所临该碑七百余字笔笔精准，深得原碑容貌风神，用实践向人们告知了其艺术主张。
以上所述三种临碑范例，各有其可取之处，而对于初学者来说，可先取法白蕉，再取法王铎，到根基非常扎实之时，方后可学八大山人。
七、《兴福寺碑》残存文字
《兴福寺碑》残存700余字，计35行，每行20余字不等，中空3行。
释文如下：
（一）碑在京兴福寺陪常住
（二）大雅集晉右军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
（三）也肇自石楼东镇守封司地之班金册西符启命将军之祑虽法
（四）师中尉总南宫之禁其或胆刚如铁操紧明霜酌龙豹之神韬
（五）之策名溢寰海功埤动植其谁由然哉惟大将军矣公讳文字才
（六）大夫行内给事父节皇朝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常侍七貂
（七）之德是使金铺接庆玉玺承官长戟棨于司宫高门联于寺伯公
（八）雅局就于孩年量转奇规英断裁于稚齿源之乎鹏之为鸟不飞
（九）法励已荷公不私补过愕愕于宫闱匪懈兢兢于夙夜
（十）劳抚公以祑授公文林郎适举从班也公谨密居体谦光潜旨问
（十一）
（十二）之赏非公而何冬十二月又制转公右监门卫大将军建
（十三）宸神龙三年又制转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门卫
（十四）社固以锋交卫霍权冲田窦横虎步于朱轩跪龙颜于青
（十五）土之禄敢对敭天子之休命也唐元年又制进封
（十六）之册三阶应历八命腾迁持大义而不可夺保元勋而若无有则
（十七）
（十八）皇上钦腹心之寄也公平均七政恭践五朝树德务滋循躬
（十九）成修乃奏乞骸骨身归常乐诏许公焉尚书谢病非无给
（二十）彩窥四序之留难秋蓬飒飞收百年之卷促贾长沙之愤结庚鵩
（廿一）呜呼维公开国承祉正家崇祑叶嗣传于紫绂鼎胄曳于黄云元戎
（廿二）鱼之行乎大壑其量府也黄金白玉兮满君之北堂其宾贤也虬
（廿三）风轨物杰臣飞将其在公乎夫人恒国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
（廿四）至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先公而殡公以开元九年十月廿三日循窆
（廿五）落落松扃金鸡鸣而春不晓玉犬吠而秋以暮瘗将军于地下意气
（廿六）枕卧于平生窞帐殊于窀穸则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焉于
（廿七）议大夫行内常侍上柱国处行明姿鉴俗谨身从道元方长子高
（廿八）郎行内仆局丞上柱国升行及厌尘滓开心大乘出俗网之三灾回
（廿九）庭局丞骑都尉处昂等并痛切终天悲衔眦血虽复合庭花萼联
（三十）摇五色词腾七步王公在眄圣主承知梦八门而出飞屈五
（卅一）
（卅二）神出自天秀盖非常人复礼由己依仁立身举图横海公乎动鳞
（卅三）有珪诗徵孟子相举王稽南山之寿崿立其齐西山之照不意全
（卅四）伯铭金颍川故事遵扬德音杳杳藤椁青青柏林旌勋表颂孝子
（卅五）林郎直作监徐思忠等刻字菩提像一铺居士张爱造
八、出版情况
《兴福寺碑》刻成以后，在唐代已经成为书家争相临习的范本。至宋代，已有拓本，今不可见。至明代残碑出土，拓本不只一家。现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有明拓原件，上海田振宇也收藏有明拓本，国内还有收藏不完整的明拓残片者。其中，清代著名书法家王鸿绪所藏并经其题签的《兴福寺碑》可称明拓较早本，清代书法家翁方纲题跋称：“此《兴福寺帖》拓之最先者，纸墨皆旧，而谛审细视，神彩奕奕。余家有初拓本亦不及此，王学士宝之宜矣。”此本解放前已有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爱俪园、日本博文堂、骎骎堂、二玄社等家影印出版。清代至民国期间，相继翻印《兴福寺碑》明拓或再拓印行者，亦当不少。由于《兴福寺碑》只存残碑，故自明代以来，所印各种版本，都对所残存碑文做了技术处理，或去掉残字，或去掉碑刻裂纹、剥蚀之处，或重新拼接，甚至有对原字不清晰笔画而以己意补足者。
当代所印大概有近十种。201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按王氏所残本原大影印出版，尚属比较清晰。其中以孙宝文所编《兴福寺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彩色放大本为佳，此本是在明拓本基础上加工而成，墨色深重，碑文清晰明了。不过，此本裂纹、石花仍保留过多。在释文方面，各本间小有错误，尤其将“网”字释为“纲”字，大部分印本都有此误。
2020年3月9日
一、关于碑名
《兴福寺碑》于明万历年间由王尧惠发现于西安城南壕沟中，后被移至西安府学，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残碑下截高80厘米，宽104厘米，碑文35行，七百余字，徐思忠等刻字，张爱造像。
自出土后，此碑名称有五：一为最初记录者明代赵崡释为《大将军吴文立》，后人沿袭称为《吴文碑》;二为清人赵绍祖在《古墨斋金石跋》中称之为《唐镇军大将军吴文墓志》;三为明末书法家王铎临此碑时写作《荐福寺碑》;四为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引《金石考评》称之为《李将军碑》;五为《半截碑》，因碑只存半截之故。
后来学者文人多沿袭以上诸说，实则前四种说法全部错误，后一种说法并不全对。
所谓《吴文碑》者，错在“吴”字。根据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所作考证，认为碑文中有“惟大将军矣。公讳文”等字，错在将“矣”字误为“吴”字。今对照残碑，所论甚确。细辩两字，下部行书可通用，而上部“吴”字实无此写法。
所谓《吴文墓志》之错，在于墓志与墓碑之别。墓志小，埋于坟内;墓碑大，立于坟上。唐代墓志不过二三尺，而《兴福寺》残碑高已达80厘米，其尺寸显然与墓志不合。
所谓《荐福寺碑》之误，误在张冠李戴。荐福寺在唐代有两处：一在湖北咸宁县，唐睿宗时立;二在江西鄱阳县，唐玄宗开元时立。而兴福寺原名弘福寺，为唐太宗替穆皇后祈福而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改为现名。两寺为唐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而立，王铎将兴福寺书成荐福寺，显系错误。又因有雷轰荐福寺碑故事，所谓“时来风送滕王阁，运云雷轰荐福碑”，于是将此碑认作雷轰之碑，以讹传讹（参见启功《论书绝句》）。
所谓《李将军碑》之误，在于硬寻碑主姓氏。前文已述及误将“矣”误为“吴”，吴姓已证其非。而碑文中又有“夫人李姓”等字，误将夫人之姓移作其夫之姓，实属不伦不类。此事清代学者黄本骥已作详细考证。其实《李将军碑》全称《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字体为楷书，碑文完整，无残缺，现存甘南州博物馆（参见魏涛《兴福寺碑碑名辨析》，《阳关书屋》2018年第3期）。
所谓《半截碑》之不准确，在于实非半截。根据故宫博物院熊长云研究，此碑制作形式借鉴《圣教序碑》，而唐代碑制当有固定尺寸。由此推测，原碑身高约250厘米，现存残碑仅为三分之一。故所谓半截碑，也非实况。
根据以上所论，此碑可称为《兴福寺残碑》。
二、碑主事略
总的来说，碑主是位名文的将军，出身宦官，建有大功，地位显赫，备极殊荣，寿终正寝。
碑主姓氏与碑文撰者姓名，确已无考，因为原碑残缺上部三分之二，而刻碑惯例是将此二项位于最右上部位。对于碑主简况，根据残存35行文字，历来学者多作论述、推测，可见其大致脉络。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载：“其文有曰‘夫人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唐人写状妇容云尔，犹有《硕人》诗意。”启功在《论书绝句》中将“睑”字写成“脸”字，误。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右镇军大将军吴文碑，失其上半，有云‘长戟棨于司宫，高门联于寺伯’，又铭辞云‘诗征孟子，相举王稽’，知其为内侍。”碑文司官与寺伯，实为宦官之名。
清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载：“碑断裂失其上半，文多不属，其中推次成句者，有云‘以秩授公文林郎，适举从班也’。又制举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门卫，又‘奏乞骸骨，身归常乐’，盖以宦寺引年，非怙宠于终也。其云‘平均七政，恭践五朝’，则上逮高宗，皆已服侍宫掖矣。”由此考证碑主于唐高宗时入宫，经历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及唐玄宗时期，历事数主。
残碑文第13行至第18行，有断续文字为：“神龙元年……制转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卫门……固以锋交卫霍，权冲田窦，横虎步于朱轩，跪龙颜于青……唐元年又制进封……三阶应历，八命腾迁，持大义而不可夺，保元勋而若元有，则……皇上钦腹心之寄也。” 文中将碑主此喻为汉朝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又比喻为汉朝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可见其军功之大、地位之显赫。学者们据此推测碑主很可能参与了唐玄宗在唐隆元年发动的诛韦氏、废少帝、拥立相王李旦之事。由于碑主在政变之中大力支持唐玄宗，是皇帝的心腹，所以事成后又被进封。又从碑文中可知，碑主并不恃宠而骄，懂得功成身退，得以安享晚年。
至于碑文中所记：“维公开国承祉，正家崇秩，叶嗣传于紫绂，鼎胄曳于黄云……夫人恒国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则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焉”，则是说明其夫人非常漂亮，但死后并未合葬一块，其子孙也荣位不衰。以宦官而有妻有子，看似荒唐，根据胡如雷等学者研究，古代宦官娶妻与收养子现象实有其事。碑主备极荣华，也忘不了此种天伦之乐。（参见熊长云《兴福寺残碑研究》，《书法研究》2019年第2期）
三、关于大雅
有关《兴福寺碑》集字主人大雅的史料，历来可供参考者极缺，不知其俗姓为何，亦不知其生平行事简况，仅据原碑，知为法名大雅而已。因为此碑所集的艺术水平，可与《圣教序碑》相羽翼，由此可以想见大雅应为当时一位水平高超的书法家。又从兴福寺的变迁来看，该寺最初为弘福寺，为唐太宗时所立，也即是集《圣教序碑》的僧人怀仁所居之寺。《圣教序碑》所立年代为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兴福寺碑》所立年代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两碑相隔半世紀。此半世纪经历唐太宗、唐中宗、唐睿宗、武后、唐玄宗多个历史时期，虽然皇帝多次变换，但是佛教的兴盛丝毫不减，由弘福寺到兴福寺，其香火旺盛应属当然。怀仁既因集王羲之书而名声大噪，该寺内书法艺术必为特色所在，善书特别是善王书者当不乏其人，由此可以推测：大雅亦是怀仁的崇拜者和后继者，其立志学怀仁欲有所成，最终完成了心愿。 四、《兴福寺碑》的集字来源
综合分析各家所论，《兴福寺碑》所集王书来源若有四种：
一是源于《圣教序碑》。明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说此碑：“疑又从《圣教序》诸刻中摹集，非右军真迹。”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大概从《圣教序》出，非能于《圣教序》之外，又得右军真迹而集之也。”怀仁所集《圣教序碑》名震于当时，影响于后世，后来各家如有集王字者，莫不首先参考并加以运用。且怀仁用时二十余年，精到无比。既然《圣教序碑》中有其字，则集者无必要也无超越怀仁的把握而再起炉灶。因此，后来集王诸家多采用怀仁所集，于情于理应属当然。然而说大雅仅采用仁怀所集，则失之太偏。
二是源于赵模《千字文》。赵模为唐代书家，职责为书法供奉，集有《王羲之行书千字文》，有名于当时。王家葵、贺宏亮《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多有考证，认为大雅参考赵模之作，如《圣教序碑》中无“监”字，而《兴福寺碑》有三个“监”字，皆采用赵模所集中“右监门府”。
三是源于内府所藏王羲之书法。为使怀仁完成旷世集书工作，唐太宗竭力支持，收集王羲之书法真迹二千余张，至大雅时近半世纪，尚在“安史之乱”之前，内府所藏王书真迹应无多大流失。又因大雅是为有功五朝非同凡响的碑主集字，故利用内府所藏，以补充《圣教序碑》等中无法完成之字，当属可能之事。日本田中东竹《关于兴福寺碑》一文中曾对此事进行考证推测，其结论确有道理。
四是借用偏旁部首，再加拼合。凡遇碑文中无整个王字可以采用，则用此法，这亦为怀仁集字时所用之法，只是如何拼接，大雅当按自己所想而为之。
五、《兴福寺碑》的艺术价值
历来研究《兴福寺碑》得失利弊者不乏其人，有益于今日者概括起来有三：
一是集字水平名列第二。自怀仁集《圣教序碑》大获成功之后，仿效者有十八家之多，而大雅所集水平获得仅次于怀仁的评价。清刘熙载《艺概》认为：“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碑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
古代集字刻碑难度甚大，选字本已经不易，而以细线勾勒真迹上石（即所谓勒石）实为大难，远甚于直接书丹而后刻石。因此，历代集字刻碑成功者少，千百年来，集刻王羲之书者仅此两家大成，由此可见《兴福寺碑》实为今日借鉴的不可多得的上等选本。联想到今日复制水平选胜前代，复制原字达到毕肖水平已非难事，而今日所集王羲之书法各种字帖，何止成百上千，但是确实足以留传于后世者当有几许？不得不令人深思。基于此，重新研究古代集字艺术，挖掘《兴福寺碑》的深厚底蕴，当可获得诸多启迪。
二是接近王书原貌当属第一。书圣王羲之书法真迹已不可得，千百年来学者书家研究探讨其书艺之文可谓汗牛充栋，其目的在求如何更能接近王书真迹。《圣教序碑》与各种王书摹刻本，历经千百年无数次捶拓与翻刻，早已棱角磨灭，失其风神。而《兴福寺碑》至明万历时方才出土，数百年的掩埋，使得不少字口未能受损，因此更能接近王书原貌。施法天《王右军与兴福寺碑考》认为：“《兴福寺碑》虽只半截，而文字清晰，笔画圆润遒劲，与《圣教》若，如不能得佳本《兰亭》，又不能得古榻七佛头《圣教》，则王字善本，唯有此埋藏地下数百年于明万历出土之《兴福寺碑》，尚未为风雨所蚀，为唯一善本了。《兰亭序》真迹已亡，翻刻佳者罕有，且聚讼纷纭，故清乾隆帝弃此不取，而宝爱《快雪时晴帖》。《圣教》虽系真迹上石，而年代久远，拓榻损坏太多，风雨剥蚀过甚，以致锋芒漫灭，字画瘦弱，风韵全失。带笔无损者，又多系赝品，且坊间翻刻甚多，不详加考察，则往往为其所惑。似此佳本难得，而只有此《兴福寺碑》尚可仿佛王字七八，且笔画完整，神理充足，字字珠玑，堪为今日王字之唯一善本。”因此，临习与研究《圣教序》，不可不以《兴福寺碑》作为重要参考;研究与探求王羲之书法，不可不以《兴福寺碑》作为重要艺术资料。
三是别具风格，字重艺林。《兴福寺碑》在整体风格、结体用笔与章法方面有其个性特征，值得重视。明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俨如生动，不比怀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淡之趣而已，是以书家重之。”清周星池《临池管见》称：“僧大雅所集之《吴文碑》亦用右军，尤显逋峭。古今集右军书凡十八家，以《兴福寺》为最，不虚也。”由此可见，《兴福寺碑》总的风格是健劲峭拔、精神高古，深得右军笔意。在结体上，此碑字形修长，迎让得体，正欹错落，和谐统一。在用笔方面，此碑主要传承王羲之笔法，但是并不局限于此，兼有王羲之“内擫”和王献之“外拓”之法，应是大雅集字时融汇创造之意。在章法方向，此碑字间呼应，大小穿插，直斜相辅，行气贯通，浑然一体而无吊滞之弊（参见王建民《大雅集王书兴福寺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6月）。
《兴福寺碑》既有如此可宝的鲜明特色，故书家着意临习者不乏其人。施法天谓“北海各碑刻，均似出自《兴福寺碑》”。浅见以为：不仅李邕取法《兴福寺碑》，如仔细对照颜真卿行书各帖，知其取法除《圣教序碑》等之外，也多见取法《兴福寺碑》者。由此推测而知，唐宋以来诸书法名家，凡有志于书法特别是着意于学习王羲之书法者，也莫不参阅此碑，探究笔画，以为己用。故《兴福寺碑》实为历代书家所推重的经典碑刻，其碑虽残，其字可宝。
六、历代临习诸家范例
王铎临《兴福寺碑》。王铎（1592-1652）为明末清初书画大家，书法以二王为宗，同时广收博采，师古临帖是其日常课程，取法前代书家一百余位，遺留临摹书作三百余件，《兴福寺碑》即为其取法之一。
初看此件临习之作，与原碑很相似，仔细对照则发现，虽然整体结构和笔画力求相似，但在具体笔画上与原碑不同者不少，在行距、字距及欹侧等方面仍有不同。王铎的临帖方法是边临边创，以临代创，在紧靠原帖的同时，不忘记加进自己的风格，因而最后形成其特有书风。 八大山人临《兴福寺碑》。八大山人（1626-1705）是明末清初四僧之一，其画其书素以特色鲜明著称。经考证，现存八大所临《兴福寺碑》为其七十四岁时所作，此时八大书画已经大成，故其所临不追求形似，而刻意于王羲之书风中魏晋风神的把握。与原碑对照，可知八大运笔纯用中锋，线条圆润浑厚，与原碑字讲究按锋直引、铦锐方硬大有不同;结字与原碑字出入很大，打破了原来的正侧长短各种布局，并融画意于书法之中，注意字内黑白空间的重新安排;通篇静穆古朴、温和萧散。八大有别于王铎的意临，王铎毕竟以古人之意为多，稍参己意;八大的意临是略参古人之意，而以己意为多，创造性更大。
白蕉临《兴福寺碑》。白蕉（1907-1969）是当代书法家，曾与徐悲鸿、邓散木号称“艺坛三杰”。他的书法历程是学习众长，以二王为宗，最后形成萧散、飘逸的艺术风格。据考证，其所临《兴福寺碑》时间是1941年，正是其学习各家所长之时。邓宝剑所作跋文称：“此卷临作，为白蕉壮岁手笔，点画笔笔不苟，与原碑形神绝肖，而虚和之气又跃然纸上。”白蕉认为：学习书法先求无我，后求有我。“学一家一帖，规矩方圆，开始亦步亦趋，要求惟妙惟肖，求合求同，不宜有一点自己的主张。”（白蕉《书法学习讲话》） 其所临该碑七百余字笔笔精准，深得原碑容貌风神，用实践向人们告知了其艺术主张。
以上所述三种临碑范例，各有其可取之处，而对于初学者来说，可先取法白蕉，再取法王铎，到根基非常扎实之时，方后可学八大山人。
七、《兴福寺碑》残存文字
《兴福寺碑》残存700余字，计35行，每行20余字不等，中空3行。
释文如下：
（一）碑在京兴福寺陪常住
（二）大雅集晉右军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
（三）也肇自石楼东镇守封司地之班金册西符启命将军之祑虽法
（四）师中尉总南宫之禁其或胆刚如铁操紧明霜酌龙豹之神韬
（五）之策名溢寰海功埤动植其谁由然哉惟大将军矣公讳文字才
（六）大夫行内给事父节皇朝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常侍七貂
（七）之德是使金铺接庆玉玺承官长戟棨于司宫高门联于寺伯公
（八）雅局就于孩年量转奇规英断裁于稚齿源之乎鹏之为鸟不飞
（九）法励已荷公不私补过愕愕于宫闱匪懈兢兢于夙夜
（十）劳抚公以祑授公文林郎适举从班也公谨密居体谦光潜旨问
（十一）
（十二）之赏非公而何冬十二月又制转公右监门卫大将军建
（十三）宸神龙三年又制转公镇军大将军行右监门卫
（十四）社固以锋交卫霍权冲田窦横虎步于朱轩跪龙颜于青
（十五）土之禄敢对敭天子之休命也唐元年又制进封
（十六）之册三阶应历八命腾迁持大义而不可夺保元勋而若无有则
（十七）
（十八）皇上钦腹心之寄也公平均七政恭践五朝树德务滋循躬
（十九）成修乃奏乞骸骨身归常乐诏许公焉尚书谢病非无给
（二十）彩窥四序之留难秋蓬飒飞收百年之卷促贾长沙之愤结庚鵩
（廿一）呜呼维公开国承祉正家崇祑叶嗣传于紫绂鼎胄曳于黄云元戎
（廿二）鱼之行乎大壑其量府也黄金白玉兮满君之北堂其宾贤也虬
（廿三）风轨物杰臣飞将其在公乎夫人恒国李氏圆姿替月润睑呈花
（廿四）至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先公而殡公以开元九年十月廿三日循窆
（廿五）落落松扃金鸡鸣而春不晓玉犬吠而秋以暮瘗将军于地下意气
（廿六）枕卧于平生窞帐殊于窀穸则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焉于
（廿七）议大夫行内常侍上柱国处行明姿鉴俗谨身从道元方长子高
（廿八）郎行内仆局丞上柱国升行及厌尘滓开心大乘出俗网之三灾回
（廿九）庭局丞骑都尉处昂等并痛切终天悲衔眦血虽复合庭花萼联
（三十）摇五色词腾七步王公在眄圣主承知梦八门而出飞屈五
（卅一）
（卅二）神出自天秀盖非常人复礼由己依仁立身举图横海公乎动鳞
（卅三）有珪诗徵孟子相举王稽南山之寿崿立其齐西山之照不意全
（卅四）伯铭金颍川故事遵扬德音杳杳藤椁青青柏林旌勋表颂孝子
（卅五）林郎直作监徐思忠等刻字菩提像一铺居士张爱造
八、出版情况
《兴福寺碑》刻成以后，在唐代已经成为书家争相临习的范本。至宋代，已有拓本，今不可见。至明代残碑出土，拓本不只一家。现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有明拓原件，上海田振宇也收藏有明拓本，国内还有收藏不完整的明拓残片者。其中，清代著名书法家王鸿绪所藏并经其题签的《兴福寺碑》可称明拓较早本，清代书法家翁方纲题跋称：“此《兴福寺帖》拓之最先者，纸墨皆旧，而谛审细视，神彩奕奕。余家有初拓本亦不及此，王学士宝之宜矣。”此本解放前已有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爱俪园、日本博文堂、骎骎堂、二玄社等家影印出版。清代至民国期间，相继翻印《兴福寺碑》明拓或再拓印行者，亦当不少。由于《兴福寺碑》只存残碑，故自明代以来，所印各种版本，都对所残存碑文做了技术处理，或去掉残字，或去掉碑刻裂纹、剥蚀之处，或重新拼接，甚至有对原字不清晰笔画而以己意补足者。
当代所印大概有近十种。201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按王氏所残本原大影印出版，尚属比较清晰。其中以孙宝文所编《兴福寺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彩色放大本为佳，此本是在明拓本基础上加工而成，墨色深重，碑文清晰明了。不过，此本裂纹、石花仍保留过多。在释文方面，各本间小有错误，尤其将“网”字释为“纲”字，大部分印本都有此误。
2020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