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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开商朝历史，绕不开的是末代帝王——商纣。古往今来评说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摆脱不了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甚至正史均将他描写得极端暴虐荒淫。诚然末代帝王与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脱不了干系。然而，将整个王朝覆灭的责任推卸于统治阶级最大的掌控者——“王”，难免有失中允。
【关键词】： 商纣; 暴君; 恶名; 昏君
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开国君主与亡国之君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建功立业的开国之祖往往被后世文人豪客无限歌功颂德，与此相对则是对亡国之君无休止的唾骂。诚然末代帝王与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脱不了干系。然而，将整个王朝覆灭的责任推卸于统治阶级最大的掌控者——“王”，难免有失中允。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一方面由于历代王朝的继任者为自己王朝的合法性，正统性寻找发动战争的合理依据，即“替天行道”、“顺应历史潮流”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另一方面，不可不提的是历代王朝的末代君主本身的德行，中国史籍所载几乎所有的末代帝王均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暴、荒淫。如夏代的桀，商代的纣，西周的幽王，很少有励精图治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明君。因而，末代君主从侧面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翻开商朝历史，绕不开的是末代帝王——商纣。古往今来评说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摆脱不了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甚至正史均将他描写得极端暴虐荒淫。可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商纣王真的是如此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间魔王吗？难道他身上就没有半点儿功绩可言吗？六十年代，郭沫若曾提出为商纣王翻案的问题，可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个问题未能在史学界展开争鸣。目前学术界也开始重新定位商纣王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盖棺定论。
一、史料所见商纣王之恶名
商纣王的罪名首先记载于《尚书》之中，《牧誓》、《西伯戡黎》、《微子》，都有记述商纣的恶行。《尚书》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但在西汉初已散佚。汉之后所见《尚书》也仅仅只是历代文人所辑，如此，《尚书》又怎能作为真正的历史依据呢？且论《牧誓》，有人说这是后人追忆的作品。其中提到周武王指责商纣王的罪行，“唯妇言是用”，“弃厥肆祀弗答”，“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1]，这三大罪状实际上反映了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商代母权制遗风与周人父权家长制观念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商纣王时期神权与政权的矛盾冲突，以及商纣王用人思想与统治集团内部传统保守势力的不相融，却一点也看不出商纣王的残暴凶戾。[2]商被周所灭，周为巩固统治便极力描绘商纣王的恶迹，证明其行为是恭行天之罚，即所谓的“替天行道”。吕思勉先生曾说：“既亡之后，与者必极言前王之恶，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天下之戴己为甚当，不如此不得已。”[3]整个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史料长期被官方垄断，史料的选择、存留自然是利于周而不利于商。“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与者极言前王之，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4]可见，《尚书》记载并不可全信。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基本上参照《尚书》所言。在《殷本纪》中商纣王的罪条加增了不少：“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使师涓作新淫声;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慢于鬼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期间，为长夜之饮。”[5]既然《尚书》为后人伪托，非准确的历史，那么《史记》参照《尚书》又岂能真实呢？再加上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已经距离商纣王生活的商代千年之余，对于所谓的殷周史实也只能从残存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所以，对于《史记》中所呈现的商纣王形象，我们也不能完全信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即是去古越远，偏离真相可能性越大。并且撰文指出：“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更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6]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更将商纣王描写得十恶不赦，以故事性的手法将其说的一无是处。“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遭炮烙之刑，甚至剖心。将姬昌囚禁姜里，使微子被迫出走，吃宫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宣淫。”[7]明清之际，小说盛行，大多旨在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如《金瓶梅》、《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封神演义》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纣王为题，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商封王沉缅酒色，听信谗言，杀妻诛子，扰害百姓，制炮烙，造刑盆，杀孕妇，敲骨髓，揭露这样的暴君，就是警告明朝统治者引为鉴戒，如果君王任意荒淫，黎民必定离心离德，招来社稷的灭亡。它所揭露的腐朽政治，说纣王沉缅酒色，就很象嘉靖万历皇帝的作风;说纣王造鹿台以敛财，就反映了明朝中叶以后人民负担过重;大批农民无法生存而被迫逃往西歧，正是通过《封神演义》等文艺小说形式，把作者心中想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话，借题发挥说了出来。就象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书中之言，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云之”。作为文艺作品，对商纣王罪行的追加更不足为训，它是针对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而著，旨在借商纣王揭露明统治者的罪恶并引以为戒，不免会将商纣王的暴行尽情扩大。[8]“现在在下等社会中很有势力的封神榜一书，又把这些人事经过神话化了。”[9]可见商纣王的淫暴，很大程度上还出于《封神演义》的艺术加工，这当然不能作为真正的历史依据。
从《尚书》、《史记》到《封神演义》，都对商封王持完全否定态度。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为纣王喊冤：“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10]
二、古今以来对所谓商纣王“昏君”罪名的质疑
应该指出的是，在如何评价商纣王的问题上，历来就有争论。春秋时期子贡便已有了疑问：“封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1]子贡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封的“不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封“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所谓“居下流”，即处于亡国之君的位置。 战国思想家孟子进一步从正面肯定商纣王，甚至对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商纣王距离商王武丁的时间并不长远，武丁时期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尚健存。不能仅仅单凭史书所记载的描述就把商纣王定义为一个凶狠残暴的昏君。
宋人罗泌认为：说商封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困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封王同夏桀说的一模一样，夏桀的罪恶就是商封王的罪恶，这都是出于惯性思维。而这实际上是后人对历代亡国之君所形成的一种模式，即夏桀有肉林酒池，商纣也有肉林酒池;夏桀宠信妹喜，商纣宠信姐己;夏桀囚禁成汤，商纣囚禁姬昌;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囚箕子。台湾学者柏杨说过，象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本是夏桀发明的，也硬给商纣安到头上。说明周朝的宣传家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12]周灭商以后，周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商纣王的残暴进行刻意渲染，而史学家们为了告诫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桀灭纣亡的教训，也不断地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进行炒作，不断地夸大事实，并且往往桀纣不分。
宋代另一位人士李慈铭认为：从各种史籍来看，商封主的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姐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还算不得罪恶深重。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毁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自然是无足怪的事了。”[13]因此，商纣王的悲剧更不应归因于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了。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列女传》，而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的“罪状”，多为不实之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殷有惑妇何所讥？”[14]的疑问，事实上象妲己那样美貌而且多才，能夜观天象，能据脉象知道孕妇怀的小孩是男是女的女人能够得到商纣王的宠爱和重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三、对《尚书·牧誓》所述商纣王罪名的质疑
周人所指的商纣恶迹，集中见于《尚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总结起来，商纣王被控罪名有四：一是听从妇言，牝鸡司晨;二是祭祀不修;三是不任用亲族;四是信用四方逋逃。这四大罪状实际上反映了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商代母权制遗风与周人父权家长制观念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商纣王时期神权与政权的矛盾冲突，以及商纣王用人思想与统治集团内部传统保守势力的不相融，却一点也看不出商纣王的残暴凶戾。周武王起兵伐纣，在牧野决战前夕进行战场动员令，公开列数商纣王的罪行，这难免有恶化纣王之嫌。
首先看第一项，“牝鸡司晨”。这项被周人列为重罪之首的罪状，其实反映了商代与周代妇女地位的差异。相对于周代而言，商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且较为活跃，从氏族社会到商代，妇女的宗法地位每况愈下，但仍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商代妇女死后可以独立受到祭祀;商代妇女有一定的财富，她们独立经营田产;有一定的军事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重要的，有一定的发言权。”[15]可见，商代的贵族妇女有一定的宗法、经济、军事、政治权利，远远居于周代妇女之上，因此“牝鸡之晨”是礼乐制度森严的周人所不允许的。
再看第二项罪名，“祭祀不修”。有学者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出土卜辞证明，纣王时期正是殷代祀典最完备的时期。商代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奴隶殉葬。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期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的中期商代遗址，安阳殷墟，都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和活埋人地下的情况，甚至奴隶主把砍下的奴隶头颅或躯体与猪、牛等动物，埋在灰层，窖穴里。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晚商奴隶主阶级对残害奴隶最为野蛮。商王贵族陵墓区，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殉，杀人祭祀坑，一座大墓内就杀害三百六十个奴隶，被杀奴隶多数不到二十岁，有的还是儿童。商王建筑一座宫殿，先挖好基址，将儿童与狗一起埋人，作为奠基祭品，立柱以前也要埋人奴隶，作为贡献，安门之前，在门槛的前后左右，再埋奴隶一至三人，作为手执盾牌的守卫者，若宗庙落成以后还要再杀几百名奴隶，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周围，好为死后的奴隶主服务。仅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土之责。这是商纣王的一大功德，难道这就是商人指责商纣王祭祀不修的原因？这个问题值得深究。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观看殷墟圆形殉葬坑后，写诗道：“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骼镂四，纵横狼籍如羊猪。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16]主要意思是说，这么大规模的残害奴隶，都是在商封王之前啊！说商封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解放了大批奴隶的生产力，促进了商朝生产的发展。
指控商纣王的第三项罪名，是“不任用亲族”。这可以和第四项罪名：信用四方逋逃，加以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这不像暴君行为，而且还有明君风范。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剪除异姓王，分封一批刘姓子弟为王，并盟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可是，诸王势力日益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汉武帝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削弱诸侯势力。可见，商纣王不任用亲族其实是明智的选择，王族子弟良莠不齐，会发生诸多事端，动摇统治根基，而且会断了天下人才仕进之路。所以，商纣王对奴隶主贵族采取疏远、调离或不用的办法，逐步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大胆破格的提拔一批非奴隶主出身的下等阶层的人和奴隶担任政府各级官员，甚至连逃亡的奴隶只要有才也予以重用。用我们今天的观点而言，就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是一种进步的行为。但是，将指责商纣王的这两项罪名联系起来，就能发现，商纣王的用人之道违背了贵族社会的取士传统与标准，在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只有奴隶主贵族才可以担任国家政府各级官吏，他们世代为官，享受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即所谓“世卿世禄”，所以奴隶主上层社会的利益受到侵犯。这在礼乐制度森严的周人眼里看来也是不可理解的。[17] 以上的分析，虽不足以为商纣王解脱所有的罪名，但是也足以否认其极端昏庸无能的罪名，可以证明他并非如史书中记载般残酷暴虐，一直以来将商纣王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暴君实属历史的误会。“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和观点肯定商纣王的历史功绩及其革新精神，同时也要看到他作为奴隶主阶级总头子压迫和剥削奴隶的反动的一面，并予以应有的批判。商纣王和秦始皇都是抱有统一古代中国的雄图大略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商纣王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统一全国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新兴地方阶级革新家和政治代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需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慎重。
注释：
[1]尚书.牧誓
[2]易永倾. 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第1期.2001年元月
[3]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4]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5]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
[6]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7]封神演义
[8]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9]封神演义
[1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11]论语.子张
[12]王革勋.论商纣王. 大同高专学报. 第11卷.第4期.1997年12月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14]屈原.天问
[15]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J].历史研究，1997.6.
[1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17]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参考文献：
[1]尚书.牧誓
[2]易永倾. 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第1期.2001年元月
[3]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4]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
[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6]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8]论语.子张
[9]王革勋.论商纣王. 大同高专学报. 第11卷.第4期.1997年12月
[10]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J].历史研究，1997.6.
【关键词】： 商纣; 暴君; 恶名; 昏君
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开国君主与亡国之君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建功立业的开国之祖往往被后世文人豪客无限歌功颂德，与此相对则是对亡国之君无休止的唾骂。诚然末代帝王与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脱不了干系。然而，将整个王朝覆灭的责任推卸于统治阶级最大的掌控者——“王”，难免有失中允。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一方面由于历代王朝的继任者为自己王朝的合法性，正统性寻找发动战争的合理依据，即“替天行道”、“顺应历史潮流”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另一方面，不可不提的是历代王朝的末代君主本身的德行，中国史籍所载几乎所有的末代帝王均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暴、荒淫。如夏代的桀，商代的纣，西周的幽王，很少有励精图治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明君。因而，末代君主从侧面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翻开商朝历史，绕不开的是末代帝王——商纣。古往今来评说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摆脱不了暴君的范畴，许多史书与文艺作品，甚至正史均将他描写得极端暴虐荒淫。可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商纣王真的是如此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间魔王吗？难道他身上就没有半点儿功绩可言吗？六十年代，郭沫若曾提出为商纣王翻案的问题，可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个问题未能在史学界展开争鸣。目前学术界也开始重新定位商纣王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盖棺定论。
一、史料所见商纣王之恶名
商纣王的罪名首先记载于《尚书》之中，《牧誓》、《西伯戡黎》、《微子》，都有记述商纣的恶行。《尚书》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但在西汉初已散佚。汉之后所见《尚书》也仅仅只是历代文人所辑，如此，《尚书》又怎能作为真正的历史依据呢？且论《牧誓》，有人说这是后人追忆的作品。其中提到周武王指责商纣王的罪行，“唯妇言是用”，“弃厥肆祀弗答”，“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1]，这三大罪状实际上反映了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商代母权制遗风与周人父权家长制观念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商纣王时期神权与政权的矛盾冲突，以及商纣王用人思想与统治集团内部传统保守势力的不相融，却一点也看不出商纣王的残暴凶戾。[2]商被周所灭，周为巩固统治便极力描绘商纣王的恶迹，证明其行为是恭行天之罚，即所谓的“替天行道”。吕思勉先生曾说：“既亡之后，与者必极言前王之恶，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天下之戴己为甚当，不如此不得已。”[3]整个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史料长期被官方垄断，史料的选择、存留自然是利于周而不利于商。“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与者极言前王之，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4]可见，《尚书》记载并不可全信。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基本上参照《尚书》所言。在《殷本纪》中商纣王的罪条加增了不少：“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使师涓作新淫声;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慢于鬼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期间，为长夜之饮。”[5]既然《尚书》为后人伪托，非准确的历史，那么《史记》参照《尚书》又岂能真实呢？再加上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已经距离商纣王生活的商代千年之余，对于所谓的殷周史实也只能从残存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所以，对于《史记》中所呈现的商纣王形象，我们也不能完全信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即是去古越远，偏离真相可能性越大。并且撰文指出：“纣王的罪恶的条例因年代的更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了。”[6]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更将商纣王描写得十恶不赦，以故事性的手法将其说的一无是处。“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遭炮烙之刑，甚至剖心。将姬昌囚禁姜里，使微子被迫出走，吃宫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宣淫。”[7]明清之际，小说盛行，大多旨在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如《金瓶梅》、《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封神演义》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纣王为题，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商封王沉缅酒色，听信谗言，杀妻诛子，扰害百姓，制炮烙，造刑盆，杀孕妇，敲骨髓，揭露这样的暴君，就是警告明朝统治者引为鉴戒，如果君王任意荒淫，黎民必定离心离德，招来社稷的灭亡。它所揭露的腐朽政治，说纣王沉缅酒色，就很象嘉靖万历皇帝的作风;说纣王造鹿台以敛财，就反映了明朝中叶以后人民负担过重;大批农民无法生存而被迫逃往西歧，正是通过《封神演义》等文艺小说形式，把作者心中想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话，借题发挥说了出来。就象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书中之言，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云之”。作为文艺作品，对商纣王罪行的追加更不足为训，它是针对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而著，旨在借商纣王揭露明统治者的罪恶并引以为戒，不免会将商纣王的暴行尽情扩大。[8]“现在在下等社会中很有势力的封神榜一书，又把这些人事经过神话化了。”[9]可见商纣王的淫暴，很大程度上还出于《封神演义》的艺术加工，这当然不能作为真正的历史依据。
从《尚书》、《史记》到《封神演义》，都对商封王持完全否定态度。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为纣王喊冤：“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10]
二、古今以来对所谓商纣王“昏君”罪名的质疑
应该指出的是，在如何评价商纣王的问题上，历来就有争论。春秋时期子贡便已有了疑问：“封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1]子贡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封的“不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封“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所谓“居下流”，即处于亡国之君的位置。 战国思想家孟子进一步从正面肯定商纣王，甚至对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商纣王距离商王武丁的时间并不长远，武丁时期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尚健存。不能仅仅单凭史书所记载的描述就把商纣王定义为一个凶狠残暴的昏君。
宋人罗泌认为：说商封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困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封王同夏桀说的一模一样，夏桀的罪恶就是商封王的罪恶，这都是出于惯性思维。而这实际上是后人对历代亡国之君所形成的一种模式，即夏桀有肉林酒池，商纣也有肉林酒池;夏桀宠信妹喜，商纣宠信姐己;夏桀囚禁成汤，商纣囚禁姬昌;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比干，囚箕子。台湾学者柏杨说过，象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本是夏桀发明的，也硬给商纣安到头上。说明周朝的宣传家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12]周灭商以后，周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商纣王的残暴进行刻意渲染，而史学家们为了告诫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桀灭纣亡的教训，也不断地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进行炒作，不断地夸大事实，并且往往桀纣不分。
宋代另一位人士李慈铭认为：从各种史籍来看，商封主的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姐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还算不得罪恶深重。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毁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自然是无足怪的事了。”[13]因此，商纣王的悲剧更不应归因于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了。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列女传》，而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的“罪状”，多为不实之词。屈原在《天问》中提出“殷有惑妇何所讥？”[14]的疑问，事实上象妲己那样美貌而且多才，能夜观天象，能据脉象知道孕妇怀的小孩是男是女的女人能够得到商纣王的宠爱和重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三、对《尚书·牧誓》所述商纣王罪名的质疑
周人所指的商纣恶迹，集中见于《尚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总结起来，商纣王被控罪名有四：一是听从妇言，牝鸡司晨;二是祭祀不修;三是不任用亲族;四是信用四方逋逃。这四大罪状实际上反映了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商代母权制遗风与周人父权家长制观念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商纣王时期神权与政权的矛盾冲突，以及商纣王用人思想与统治集团内部传统保守势力的不相融，却一点也看不出商纣王的残暴凶戾。周武王起兵伐纣，在牧野决战前夕进行战场动员令，公开列数商纣王的罪行，这难免有恶化纣王之嫌。
首先看第一项，“牝鸡司晨”。这项被周人列为重罪之首的罪状，其实反映了商代与周代妇女地位的差异。相对于周代而言，商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且较为活跃，从氏族社会到商代，妇女的宗法地位每况愈下，但仍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商代妇女死后可以独立受到祭祀;商代妇女有一定的财富，她们独立经营田产;有一定的军事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重要的，有一定的发言权。”[15]可见，商代的贵族妇女有一定的宗法、经济、军事、政治权利，远远居于周代妇女之上，因此“牝鸡之晨”是礼乐制度森严的周人所不允许的。
再看第二项罪名，“祭祀不修”。有学者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出土卜辞证明，纣王时期正是殷代祀典最完备的时期。商代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奴隶殉葬。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期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的中期商代遗址，安阳殷墟，都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和活埋人地下的情况，甚至奴隶主把砍下的奴隶头颅或躯体与猪、牛等动物，埋在灰层，窖穴里。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晚商奴隶主阶级对残害奴隶最为野蛮。商王贵族陵墓区，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殉，杀人祭祀坑，一座大墓内就杀害三百六十个奴隶，被杀奴隶多数不到二十岁，有的还是儿童。商王建筑一座宫殿，先挖好基址，将儿童与狗一起埋人，作为奠基祭品，立柱以前也要埋人奴隶，作为贡献，安门之前，在门槛的前后左右，再埋奴隶一至三人，作为手执盾牌的守卫者，若宗庙落成以后还要再杀几百名奴隶，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周围，好为死后的奴隶主服务。仅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土之责。这是商纣王的一大功德，难道这就是商人指责商纣王祭祀不修的原因？这个问题值得深究。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观看殷墟圆形殉葬坑后，写诗道：“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骼镂四，纵横狼籍如羊猪。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16]主要意思是说，这么大规模的残害奴隶，都是在商封王之前啊！说商封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解放了大批奴隶的生产力，促进了商朝生产的发展。
指控商纣王的第三项罪名，是“不任用亲族”。这可以和第四项罪名：信用四方逋逃，加以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这不像暴君行为，而且还有明君风范。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剪除异姓王，分封一批刘姓子弟为王，并盟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可是，诸王势力日益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汉武帝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削弱诸侯势力。可见，商纣王不任用亲族其实是明智的选择，王族子弟良莠不齐，会发生诸多事端，动摇统治根基，而且会断了天下人才仕进之路。所以，商纣王对奴隶主贵族采取疏远、调离或不用的办法，逐步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大胆破格的提拔一批非奴隶主出身的下等阶层的人和奴隶担任政府各级官员，甚至连逃亡的奴隶只要有才也予以重用。用我们今天的观点而言，就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是一种进步的行为。但是，将指责商纣王的这两项罪名联系起来，就能发现，商纣王的用人之道违背了贵族社会的取士传统与标准，在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只有奴隶主贵族才可以担任国家政府各级官吏，他们世代为官，享受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即所谓“世卿世禄”，所以奴隶主上层社会的利益受到侵犯。这在礼乐制度森严的周人眼里看来也是不可理解的。[17] 以上的分析，虽不足以为商纣王解脱所有的罪名，但是也足以否认其极端昏庸无能的罪名，可以证明他并非如史书中记载般残酷暴虐，一直以来将商纣王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暴君实属历史的误会。“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和观点肯定商纣王的历史功绩及其革新精神，同时也要看到他作为奴隶主阶级总头子压迫和剥削奴隶的反动的一面，并予以应有的批判。商纣王和秦始皇都是抱有统一古代中国的雄图大略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商纣王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统一全国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新兴地方阶级革新家和政治代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需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慎重。
注释：
[1]尚书.牧誓
[2]易永倾. 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第1期.2001年元月
[3]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4]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5]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
[6]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7]封神演义
[8]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9]封神演义
[1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11]论语.子张
[12]王革勋.论商纣王. 大同高专学报. 第11卷.第4期.1997年12月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14]屈原.天问
[15]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J].历史研究，1997.6.
[1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17]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参考文献：
[1]尚书.牧誓
[2]易永倾. 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第1期.2001年元月
[3]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4]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
[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海南出版社.P64.
[6]黄群.浅议商纣王的罪名.文化研究.网络财富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8]论语.子张
[9]王革勋.论商纣王. 大同高专学报. 第11卷.第4期.1997年12月
[10]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J].历史研究，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