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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之不同于诗歌、小说，在于戏剧更加强调人物的语言交流，通过交流来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老舍先生的话剧杰作《茶馆》，以独特的人物语言交流方式，创造了奇高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了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社会批判，直到今天，学界仍然在不断深挖老舍及其创作成果的巨大宝藏。但是，引发我们思考的是《茶馆》那奇特的语句表达方式——《茶馆》全剧(不包括潜台词)共1694句，其中句末用问号的句子有394句(占全文23％)，句末用叹号的句子有1198句(占全文71％)，句末用句号的句子则只有102句(占全文的6％)，这样特殊的语言现象不得不令人思考。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这样奇特的话语方式会不会是老舍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意志预期?引发我们更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一部描绘旧时代普通市民社会场景的《茶馆》，会承载极其狂热的政治意识?为什么具有如此丰厚的艺术成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会在一个他充满热爱而热情讴歌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选择“自我毁灭”的道路?二者当中有没有必然的关联?
一、交流与谈话《茶馆》的句式表达特征
经过仔细的阅读和统计，《茶馆》中大量使用了叹句和问句，而对比任何一本剧本都没有这样的用法。
话剧《茶馆》用了叹号的句子有1198句(占全文71％)。其中，叹号用在感叹句的末尾的句子有1012句(60％)，如：
常四爷 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
语气较强的祈使句末尾也用叹号《茶馆》中这样的句子有176句(占全文的4％)，如：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
王利发 躲开我!去!
刘麻子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有时语气强烈的反问句末尾也用叹号。《茶馆》中这样的句子有8句，如：
巡 警 怎么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
茶客乙 怎么会问斩呢!
茶客丙 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松二爷 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
问号是表示一句问话结束之后的停顿。《茶馆》中这样的句子也不少，大约有394句(占全剧的23％)。如：
松二爷 四爷，你，你怎么样啊?
常四爷 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爷，你怎么样啊?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常四爷 二哥，您能写能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做?
一般情况下，叹号是表示一句感情强烈的话结束后的停顿。问号是表示一句问话结束之后的停顿。表示询问、责问、反问、设问、商量、猜测，问句咄咄逼人，雄辩有力。一般说来，平淡的叙述很难引起听众的注意，而问句则往往能一下子抓住听众。句号是表示叙述、描写、判断完一件事情后的停顿。我们知道，人们要呐喊、要控诉时，不但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还要言之有“气”，没有气势的语言苍白无力，自然难以震撼人心。疑问句可以提出问题，把思维引向深入，不但可以设疑问难，而且能激发读者的感情共鸣；反问句强化语气，增强言语力度；感叹句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感情，使言辞充满激情。所以，用好问句和叹句，能使心理描写更加细腻，感情抒发更为强烈。
《茶馆》实际上就是人物之间的“谈话”，发生在茶馆这个特殊场景里的一切活动，均围绕着“谈话”、“对话”来展开。并且，以叹句和问句为主的“人物对话”，就是人物性格的充分显现。对于那些丑恶现象，老舍运用了大量的反问、感叹、祈使的语气在作幽默性的调侃，这些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
有人说，戏剧话语是一种戏剧物质，就其含义来说，它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就其功能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戏剧活动中，分别起到命令功能、情感功能等作用。《茶馆》中一连串命令式语句的运用把话剧语言的命令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前面对该戏剧语言的量化分析中，可见《茶馆》凸现的最大特点是“戏剧话语的语式多为命令式。”所有作为行动的话语方式都具有命令功能。“说”即是“做”式的话语在戏剧中是数不胜数的，比如：
刘麻子：“坐下吧，谈谈!”
老林：“你说吧!老!”
老陈：“你说吧!哥!”
刘麻子：“谁说不一样啊!”
老陈：“你说吧．你是大哥！”……
这一段三个人的台词非常明确，“说”其实就是“做”的代名词。刘麻子“命令”老林和老陈坐下谈，老林“命令”老二说话，老陈推脱，刘麻子命令两人别争了，最后老陈“命令”老林说，这是最浅层次的命令功能。
从这些命令式的话语中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情绪，反映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显示出人物之间特殊的关系。因为戏剧话语不是宣言体或信息式的，而是情感的的外化。
这些语言现象，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茶馆》为什么以“茶馆”作为标题。另外，老舍先生要终结“三个时代”的主观愿望。也是通过“谈话”来实现的。从剧本本身来看，作者、我们与之的“对话”一直在进行，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茶馆”、老舍这些话剧主体与我们进行“对话”时带来的心灵震撼(前述研究成果可以佐证)。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作为主体，而把老舍及《茶馆》作为客体，以一种简单、冷静的理性认知来阅读，恐怕难以从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等人身上品味到老舍先生欲“终结三个时代”的良苦用心，或者茶馆当中近乎游戏的“谈话”。是否能反映“终结三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可能引起人们更多的疑虑。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文学语言除了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之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主体间性。
二、主体性转向：话剧语言的主体问性
何谓主体问性?分析哲学所讲的主体间性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灵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伽达默尔对此均有详细阐述。同时，主体间性还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众所周知，交往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主体占有的封闭性，交往是主体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通过对话而进行知识、情感、观念、信息的交流，以形成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行为。交往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传统的主客二元论的主体性转向。
杨春时教授认为，主体间性进入现代文论，是依赖于现代文论由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以文学展开的世界是有魅力的世界，是你不得不生活于其中、成为主人公、从而体现了悲欢离合的世界，而不是冷冰冰的客观世界。这是大卫·雷·格里芬所说的“世界的返魅”。但我们进入文学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的唯一通道是语言。因此，对语言的本质的理解，必然成为一张“准入证”。杨春时教授在全面深入 考察了语言和语言行为后认为，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源自语言本身的主体间性。是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的实现。
何谓“文学语言的主体问性”?杨春时教授认为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谈话是文学语言的存在方式；二是文学语言不是主体的独白．也不是对世界的命名，而是主体与世界的充分对话；三是文学语言不是感性或知性的意义表达，而是存在意义的显示。“人对世界、文本的真正的把握只能通过主体间的交谈、对话达到理解、认同，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在文学作品展示的世界里，“自我与文本描写的主人公之间不是陌生的，而是亲和的，是灵魂的交往所达到的充分理解、同情。在读者或作者与文本展现的主体(文学形象)之间，进行了主体间的交流，最后达到审美理解、艺术同情，实现了充分的主体问性。”
简而言之，话剧语言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话剧语言到底是主体还是客体的问题，主体性把话剧语言及由它创造的文学形象作为一种理智主体操纵的工具，而主体问性则与之相反。尽管学界对文艺理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争议颇多，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主体间性可能就是我们进入文学世界的“通行证”。
“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也在语言游戏中实现。谈话要求双方彼此吸引、互相倾诉、往来应答、充分理解、完全同情、全身心投入，这与游戏活动相仿。”如果“游戏要求主体放弃理智，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本身上去”，那么，《茶馆》里近乎白描的语言游戏——特殊的“对话”方式所蕴含的主体间性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老舍先生及《茶馆》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贴近老舍，对老舍的创作个性、文化内涵、艺术风格和杰出贡献等各方面都有了更加公允、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对老舍艺术及人生的双重悲剧给予了深刻的反省。”近年来，孔庆东从国民精神的角度。对老舍先生的集传统精神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意义作了探讨，还有的从老舍创作的文化品格、文化学意义和政治影响等方面进行评述，反映了更为综合化的研究趋势，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从已有的研究《茶馆》语言特点的成果来看，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性格化、口语化以及幽默、讽刺、简洁、流畅等特点。但是，这种研究不同程度地暴露了一个“主体性”维度，《茶馆》的独特表达句式——大量的叹句和问句所蕴含的主体问性意义，则被遮蔽。
三、谨慎的赞歌《茶馆》对话蕴含的情感与冲突
通观《茶馆》，几乎全是“京味”十足的“粗喉咙大嗓门”，很多场景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于是，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跃然而出：闲杂阉党、走卒贩夫、市井泼皮、潦倒困顿之类在茶馆进进出出，构成了一幅底层市民生活大图画。然而。这种“三教九流”混杂的小茶馆何以颠覆“三个旧时代”?这全在于《茶馆》“对话”所蕴含的强烈情感宣泄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剧本语言的主体间性角度看，充满强烈情感的《茶馆》人物对话，是人物之间进行交流、人物关系展开以及深入刻画他们性格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茶馆》表达句式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茶馆》剧情展开的特点，在强烈的情感宣泄当中，表现激烈的剧情冲突，从而实现作者的价值预期。比如：第一幕
李 三 老大爷，你外边蹈蹈吧!后院里，人家正说事呢，没人买你的东西！(顺手儿把一碗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人(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巡 警 怎么能有这么多难民呢!
老人感慨的“人不如鸟”、松二爷的“不像人”、巡警的“这么多难民”，这类普通市民茶余的不经意“对话”，却包容了巨大的社会信息容量和社会批判力量，在“粗喉咙大嗓门”背后，吞咽的却是社会人生的血泪。在这个主体问性的意义上，老舍是艺术大师，同时，更是社会批判的大师。
老舍先生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又是冷静的、朴实的，尽管他在《茶馆》里大量使用叹句和问句。在《茶馆》“对话”进行时，老舍先生总能以一种对社会政治中心的疏离和对小市民的同情，来隐藏他峻峭的笔锋。例如第二幕“街上抓夫，专干买卖姑娘的刘麻子丢了魂似的跑进来和专办革命党的宋恩子、吴祥子的一段精彩对话”：
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
吴祥子 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哥儿们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不大爱管贩卖人口。拐带妇女什么的臭事。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我们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弄进去，准锁在尿桶上!
刘麻子 二位爷，别这么说呀!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
即便是坏透了的刘麻子、宋恩子、吴祥子之流，老舍先生都能以一种雍容和大度来与之进行“对话”，在这些坏透了人的身上，通过他们，亲口讲出对当时无法让人活下去的社会。以及坏人都要“办”坏人的社会的感受，足见当时社会之坏、之乱，更见一种透彻骨髓的揭露。有研究者认为，老舍先生擅长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老舍先生正是以他对社会底层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态度，来实现他对旧社会颠覆的价值预期。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小小的茶馆实际上表征了社会局势的风云变换。但是，如果真有一种颠覆，或者解构，那么，我们必然会问老舍先生建构的、或者想要建构的是什么，然而，在《茶馆》里，即便有“大清将亡”的哀叹。以及剧末秦仲义、常四爷的自奠对话，我们还是找不到老舍先生的建构所在。在这里，《茶馆》的主体间性意义该怎样理解?或者，《茶馆》所蕴含的情感与冲突仅仅是一个社会乌托邦?
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老舍先生怀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近乎狂热的爱，创作了《茶馆》，其间显然融进了他的强烈主观情感。但是，这种强烈的爱憎为什么会隐藏到“茶馆”背后。而不能浓墨重彩地登场?这一切，均源于老舍先生传统的知识分子禀性——矛盾——对熟悉的旧社会的醒省和对新社会的茫然。于是，对熟悉与陌生的艺术反映和批判。受强烈的情感支配。必然形成一种艺术选择——隐含地歌颂，这形成了《茶馆》另一个独特的风格一谨慎的赞歌。老舍先生本人曾说过：“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显然，“小人物”必须有适宜的表现方式，以深刻而又真实的“对话”来细致地阐释旧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来代替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便成 为必然。
作为一名艺术家，谨慎的赞歌，是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名自知的知识分子，谨慎的赞歌，又是一种富有良知和理智的表现。发自茶客的“对话”、发自老舍与《茶馆》的“对话”和发自读者与老舍及《茶馆》的“对话”，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如果放弃这种“对话”，可能引致对《茶馆》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误读”。
但是，“误读”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四、太平湖的挽歌《茶馆》主体问性帕补白与旁释
如果说我们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认定《茶馆》是老舍先生谨慎的赞歌，那么40多年前发生在北京城太平湖的悲剧，便是老舍先生的绝唱——老舍先生作给自己的挽歌。那首挽歌的基调，早已在《茶馆》的主体性解读里埋下了伏笔。
诚然，《茶馆》对旧社会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对新社会的赞颂是隐含的，或者间接的。这种策略，回避了老舍先生对政治，尤其是对绝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领会和把握不准所冒的风险。然而。《茶馆》何以在彼时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赞同?有研究者认为，“只有在政治革命相对松弛的有限年月里，他才能获得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才给当代和后世献出了像《茶馆》这样的撼世之作，形成了自己及当代文学创作奇突的高峰。”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判词是对老舍及其《茶馆》极具主体性意味的解读，是带有相当片面性的。还有研究者认为，历来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都是互相交织着的，“政治意识是文化意识的合理延伸，文化意识实现了政治意识的强化和深化。《茶馆》就实现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水乳交融的溶合。”这仍然是文学艺术泛政治化的观点。依然没有脱离主体性解读的窠臼。我们认为，《茶馆》的成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二是强烈的政治预期。前者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解读。后者则是主体性解读。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的群体主体性解读——误读，直接为太平湖挽歌的政治判词谱写了凄美的曲调。
当《茶馆》谨慎的赞歌被推上了主体性欣赏的高峰，老舍先生的人生悲剧也同时开始上演了。首先，他的满腔政治热情遇上了来自自己政治经验先天不足的对手，他必须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导向政治热情。人类的情感必须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老舍先生虽然清楚他的信仰是什么，却不能准确地再现它，来自老舍先生内在的矛盾便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信仰的模糊。就像一个时常生活在梦魇中的人，清醒地喊叫与拼命地挣扎，就是动弹不得。其实，老舍先生在这个梦魇里。应该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随波逐流和结束梦魇，为什么他单单选择了后者?这还是个谜。但是，大多数人选择了随波逐流，这样，信仰的普遍模糊，被狂热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后，迫害就接踵而至了。群体性的政治狂热演变成了一种由外而内的迫害——群体性的主体性误读，让老舍先生从高峰跌落下来，跌落进太平湖冰冷的湖水。
为什么是“人民艺术家”走进了人民的批斗场、站到了人民的被告席?为什么谨慎的赞歌成为了老舍先生个人的挽歌?除了政治狂热，或者政治阴谋、“阳谋”以外，对《茶馆》主体间性解读可能开辟了一个解释空间。如果时光真能倒转，40年前，太平湖边伫立的清瘦老者，或许仍然在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在主体间性的土壤里，扎下理解的深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一、交流与谈话《茶馆》的句式表达特征
经过仔细的阅读和统计，《茶馆》中大量使用了叹句和问句，而对比任何一本剧本都没有这样的用法。
话剧《茶馆》用了叹号的句子有1198句(占全文71％)。其中，叹号用在感叹句的末尾的句子有1012句(60％)，如：
常四爷 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
语气较强的祈使句末尾也用叹号《茶馆》中这样的句子有176句(占全文的4％)，如：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
王利发 躲开我!去!
刘麻子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有时语气强烈的反问句末尾也用叹号。《茶馆》中这样的句子有8句，如：
巡 警 怎么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
茶客乙 怎么会问斩呢!
茶客丙 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松二爷 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
问号是表示一句问话结束之后的停顿。《茶馆》中这样的句子也不少，大约有394句(占全剧的23％)。如：
松二爷 四爷，你，你怎么样啊?
常四爷 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爷，你怎么样啊?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常四爷 二哥，您能写能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做?
一般情况下，叹号是表示一句感情强烈的话结束后的停顿。问号是表示一句问话结束之后的停顿。表示询问、责问、反问、设问、商量、猜测，问句咄咄逼人，雄辩有力。一般说来，平淡的叙述很难引起听众的注意，而问句则往往能一下子抓住听众。句号是表示叙述、描写、判断完一件事情后的停顿。我们知道，人们要呐喊、要控诉时，不但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还要言之有“气”，没有气势的语言苍白无力，自然难以震撼人心。疑问句可以提出问题，把思维引向深入，不但可以设疑问难，而且能激发读者的感情共鸣；反问句强化语气，增强言语力度；感叹句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感情，使言辞充满激情。所以，用好问句和叹句，能使心理描写更加细腻，感情抒发更为强烈。
《茶馆》实际上就是人物之间的“谈话”，发生在茶馆这个特殊场景里的一切活动，均围绕着“谈话”、“对话”来展开。并且，以叹句和问句为主的“人物对话”，就是人物性格的充分显现。对于那些丑恶现象，老舍运用了大量的反问、感叹、祈使的语气在作幽默性的调侃，这些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
有人说，戏剧话语是一种戏剧物质，就其含义来说，它具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就其功能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戏剧活动中，分别起到命令功能、情感功能等作用。《茶馆》中一连串命令式语句的运用把话剧语言的命令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前面对该戏剧语言的量化分析中，可见《茶馆》凸现的最大特点是“戏剧话语的语式多为命令式。”所有作为行动的话语方式都具有命令功能。“说”即是“做”式的话语在戏剧中是数不胜数的，比如：
刘麻子：“坐下吧，谈谈!”
老林：“你说吧!老!”
老陈：“你说吧!哥!”
刘麻子：“谁说不一样啊!”
老陈：“你说吧．你是大哥！”……
这一段三个人的台词非常明确，“说”其实就是“做”的代名词。刘麻子“命令”老林和老陈坐下谈，老林“命令”老二说话，老陈推脱，刘麻子命令两人别争了，最后老陈“命令”老林说，这是最浅层次的命令功能。
从这些命令式的话语中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情绪，反映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显示出人物之间特殊的关系。因为戏剧话语不是宣言体或信息式的，而是情感的的外化。
这些语言现象，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茶馆》为什么以“茶馆”作为标题。另外，老舍先生要终结“三个时代”的主观愿望。也是通过“谈话”来实现的。从剧本本身来看，作者、我们与之的“对话”一直在进行，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茶馆”、老舍这些话剧主体与我们进行“对话”时带来的心灵震撼(前述研究成果可以佐证)。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作为主体，而把老舍及《茶馆》作为客体，以一种简单、冷静的理性认知来阅读，恐怕难以从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等人身上品味到老舍先生欲“终结三个时代”的良苦用心，或者茶馆当中近乎游戏的“谈话”。是否能反映“终结三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可能引起人们更多的疑虑。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文学语言除了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之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主体间性。
二、主体性转向：话剧语言的主体问性
何谓主体问性?分析哲学所讲的主体间性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灵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伽达默尔对此均有详细阐述。同时，主体间性还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众所周知，交往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主体占有的封闭性，交往是主体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通过对话而进行知识、情感、观念、信息的交流，以形成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行为。交往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传统的主客二元论的主体性转向。
杨春时教授认为，主体间性进入现代文论，是依赖于现代文论由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以文学展开的世界是有魅力的世界，是你不得不生活于其中、成为主人公、从而体现了悲欢离合的世界，而不是冷冰冰的客观世界。这是大卫·雷·格里芬所说的“世界的返魅”。但我们进入文学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的唯一通道是语言。因此，对语言的本质的理解，必然成为一张“准入证”。杨春时教授在全面深入 考察了语言和语言行为后认为，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源自语言本身的主体间性。是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的实现。
何谓“文学语言的主体问性”?杨春时教授认为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谈话是文学语言的存在方式；二是文学语言不是主体的独白．也不是对世界的命名，而是主体与世界的充分对话；三是文学语言不是感性或知性的意义表达，而是存在意义的显示。“人对世界、文本的真正的把握只能通过主体间的交谈、对话达到理解、认同，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在文学作品展示的世界里，“自我与文本描写的主人公之间不是陌生的，而是亲和的，是灵魂的交往所达到的充分理解、同情。在读者或作者与文本展现的主体(文学形象)之间，进行了主体间的交流，最后达到审美理解、艺术同情，实现了充分的主体问性。”
简而言之，话剧语言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话剧语言到底是主体还是客体的问题，主体性把话剧语言及由它创造的文学形象作为一种理智主体操纵的工具，而主体问性则与之相反。尽管学界对文艺理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争议颇多，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主体间性可能就是我们进入文学世界的“通行证”。
“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也在语言游戏中实现。谈话要求双方彼此吸引、互相倾诉、往来应答、充分理解、完全同情、全身心投入，这与游戏活动相仿。”如果“游戏要求主体放弃理智，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本身上去”，那么，《茶馆》里近乎白描的语言游戏——特殊的“对话”方式所蕴含的主体间性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老舍先生及《茶馆》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贴近老舍，对老舍的创作个性、文化内涵、艺术风格和杰出贡献等各方面都有了更加公允、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对老舍艺术及人生的双重悲剧给予了深刻的反省。”近年来，孔庆东从国民精神的角度。对老舍先生的集传统精神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意义作了探讨，还有的从老舍创作的文化品格、文化学意义和政治影响等方面进行评述，反映了更为综合化的研究趋势，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从已有的研究《茶馆》语言特点的成果来看，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性格化、口语化以及幽默、讽刺、简洁、流畅等特点。但是，这种研究不同程度地暴露了一个“主体性”维度，《茶馆》的独特表达句式——大量的叹句和问句所蕴含的主体问性意义，则被遮蔽。
三、谨慎的赞歌《茶馆》对话蕴含的情感与冲突
通观《茶馆》，几乎全是“京味”十足的“粗喉咙大嗓门”，很多场景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于是，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跃然而出：闲杂阉党、走卒贩夫、市井泼皮、潦倒困顿之类在茶馆进进出出，构成了一幅底层市民生活大图画。然而。这种“三教九流”混杂的小茶馆何以颠覆“三个旧时代”?这全在于《茶馆》“对话”所蕴含的强烈情感宣泄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剧本语言的主体间性角度看，充满强烈情感的《茶馆》人物对话，是人物之间进行交流、人物关系展开以及深入刻画他们性格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茶馆》表达句式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茶馆》剧情展开的特点，在强烈的情感宣泄当中，表现激烈的剧情冲突，从而实现作者的价值预期。比如：第一幕
李 三 老大爷，你外边蹈蹈吧!后院里，人家正说事呢，没人买你的东西！(顺手儿把一碗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人(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巡 警 怎么能有这么多难民呢!
老人感慨的“人不如鸟”、松二爷的“不像人”、巡警的“这么多难民”，这类普通市民茶余的不经意“对话”，却包容了巨大的社会信息容量和社会批判力量，在“粗喉咙大嗓门”背后，吞咽的却是社会人生的血泪。在这个主体问性的意义上，老舍是艺术大师，同时，更是社会批判的大师。
老舍先生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又是冷静的、朴实的，尽管他在《茶馆》里大量使用叹句和问句。在《茶馆》“对话”进行时，老舍先生总能以一种对社会政治中心的疏离和对小市民的同情，来隐藏他峻峭的笔锋。例如第二幕“街上抓夫，专干买卖姑娘的刘麻子丢了魂似的跑进来和专办革命党的宋恩子、吴祥子的一段精彩对话”：
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
吴祥子 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哥儿们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不大爱管贩卖人口。拐带妇女什么的臭事。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我们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弄进去，准锁在尿桶上!
刘麻子 二位爷，别这么说呀!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
即便是坏透了的刘麻子、宋恩子、吴祥子之流，老舍先生都能以一种雍容和大度来与之进行“对话”，在这些坏透了人的身上，通过他们，亲口讲出对当时无法让人活下去的社会。以及坏人都要“办”坏人的社会的感受，足见当时社会之坏、之乱，更见一种透彻骨髓的揭露。有研究者认为，老舍先生擅长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老舍先生正是以他对社会底层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态度，来实现他对旧社会颠覆的价值预期。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小小的茶馆实际上表征了社会局势的风云变换。但是，如果真有一种颠覆，或者解构，那么，我们必然会问老舍先生建构的、或者想要建构的是什么，然而，在《茶馆》里，即便有“大清将亡”的哀叹。以及剧末秦仲义、常四爷的自奠对话，我们还是找不到老舍先生的建构所在。在这里，《茶馆》的主体间性意义该怎样理解?或者，《茶馆》所蕴含的情感与冲突仅仅是一个社会乌托邦?
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老舍先生怀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近乎狂热的爱，创作了《茶馆》，其间显然融进了他的强烈主观情感。但是，这种强烈的爱憎为什么会隐藏到“茶馆”背后。而不能浓墨重彩地登场?这一切，均源于老舍先生传统的知识分子禀性——矛盾——对熟悉的旧社会的醒省和对新社会的茫然。于是，对熟悉与陌生的艺术反映和批判。受强烈的情感支配。必然形成一种艺术选择——隐含地歌颂，这形成了《茶馆》另一个独特的风格一谨慎的赞歌。老舍先生本人曾说过：“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显然，“小人物”必须有适宜的表现方式，以深刻而又真实的“对话”来细致地阐释旧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来代替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便成 为必然。
作为一名艺术家，谨慎的赞歌，是明智的选择；作为一名自知的知识分子，谨慎的赞歌，又是一种富有良知和理智的表现。发自茶客的“对话”、发自老舍与《茶馆》的“对话”和发自读者与老舍及《茶馆》的“对话”，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如果放弃这种“对话”，可能引致对《茶馆》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误读”。
但是，“误读”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四、太平湖的挽歌《茶馆》主体问性帕补白与旁释
如果说我们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认定《茶馆》是老舍先生谨慎的赞歌，那么40多年前发生在北京城太平湖的悲剧，便是老舍先生的绝唱——老舍先生作给自己的挽歌。那首挽歌的基调，早已在《茶馆》的主体性解读里埋下了伏笔。
诚然，《茶馆》对旧社会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对新社会的赞颂是隐含的，或者间接的。这种策略，回避了老舍先生对政治，尤其是对绝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领会和把握不准所冒的风险。然而。《茶馆》何以在彼时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赞同?有研究者认为，“只有在政治革命相对松弛的有限年月里，他才能获得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才给当代和后世献出了像《茶馆》这样的撼世之作，形成了自己及当代文学创作奇突的高峰。”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判词是对老舍及其《茶馆》极具主体性意味的解读，是带有相当片面性的。还有研究者认为，历来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都是互相交织着的，“政治意识是文化意识的合理延伸，文化意识实现了政治意识的强化和深化。《茶馆》就实现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水乳交融的溶合。”这仍然是文学艺术泛政治化的观点。依然没有脱离主体性解读的窠臼。我们认为，《茶馆》的成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二是强烈的政治预期。前者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解读。后者则是主体性解读。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的群体主体性解读——误读，直接为太平湖挽歌的政治判词谱写了凄美的曲调。
当《茶馆》谨慎的赞歌被推上了主体性欣赏的高峰，老舍先生的人生悲剧也同时开始上演了。首先，他的满腔政治热情遇上了来自自己政治经验先天不足的对手，他必须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导向政治热情。人类的情感必须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老舍先生虽然清楚他的信仰是什么，却不能准确地再现它，来自老舍先生内在的矛盾便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信仰的模糊。就像一个时常生活在梦魇中的人，清醒地喊叫与拼命地挣扎，就是动弹不得。其实，老舍先生在这个梦魇里。应该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随波逐流和结束梦魇，为什么他单单选择了后者?这还是个谜。但是，大多数人选择了随波逐流，这样，信仰的普遍模糊，被狂热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后，迫害就接踵而至了。群体性的政治狂热演变成了一种由外而内的迫害——群体性的主体性误读，让老舍先生从高峰跌落下来，跌落进太平湖冰冷的湖水。
为什么是“人民艺术家”走进了人民的批斗场、站到了人民的被告席?为什么谨慎的赞歌成为了老舍先生个人的挽歌?除了政治狂热，或者政治阴谋、“阳谋”以外，对《茶馆》主体间性解读可能开辟了一个解释空间。如果时光真能倒转，40年前，太平湖边伫立的清瘦老者，或许仍然在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在主体间性的土壤里，扎下理解的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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